一、档案是最重要的史料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原料，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产生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并有相当部分遗存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史料。梁启超曾说：“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初版，第57页。）由于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已经逝去的客观存在，它既不可能再现，也不会重演，因此，史学家只能依靠众多的反映以往历史的史料为中介，研究历史和认识历史，史料就成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和依据。可以说，如果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历史研究也将成为无米之炊。

史料从其来源形式上，可以划分为文字记录史料和非文字记录史料两大类，也可划分为实物史料（如各种历史遗物、遗迹）、口碑史料（如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也称口述史料或历史回忆录）、文字史料（包括各种历史文献、撰述）以及风情史料（如各种传统习俗、历史观念的遗留或表现）等各类形式的史料，而文字史料中的档案史料，则是各种史料中最重要的史料。

档案是政府机关、政党团体、工矿企业和某些重要人物，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未经刊布的文字材料。自古以来，历代政府均采取各种形式保存历史档案。这些材料，是政府或某一单位工作活动的历史记录，也有的是一个人在一个时期或一生中思想和社会活动的反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录音、录相等也成为保存史料的新手段。

为什么说档案是最重要的史料？与其他类别的史料相比，它的史料价值表现在什么地方？

第一、档案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更多少见的第一手史料。

档案具有原始性、记录性和真实性的特点，它是一个政府、一个单位或一个人物各方面活动的最原始的、真实的记录。而其他史料，如某些书籍或报纸期刊等，不可能具备档案在形成过程中的那种原始性，我们研究历史应该尽可能地寻找原始的、第一手史料。档案常常是其他文献或书刊所载史实的原始依据。

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离不开重要人物的史料。如孙中山、毛泽东、袁世凯、蒋介石等，与中国政局的发展息息相关，有关他们的档案史料，是厘清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关键。其中，如蒋介石的档案，除一部分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外，大部分于1949年运往台湾，史称“大溪档案”。这些蒋介石统军主政时期的手稿和文件，其珍贵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些档案在台湾封存近50年以后，于1997年2 月宣布解密，并陆续向广大学者开放。笔者1997年和1999年两次去台湾讲学和访问期间，有机会查阅了这批档案中《蒋介石筹笔》等部分，在17861件蒋介石亲笔函件或谕令中，大部分涉及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如蒋介石对二十年代以后发生的许多重大的内政、外交事件，都有亲笔指令，其总体的史料价值远远超过其他史料。我们相信，“大溪档案”的解密与开放，将会推动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发展。再如关于山西近代历史的研究，山西方面已经整理出版过许多文献和口碑史料，但是台湾国史馆收藏完整的有丰富内容的阎锡山个人专档，毫无疑义是研究山西近代历史的最重要史料。不掌握和运用这些档案，就无法厘清山西或与阎锡山有关的重要历史问题。

第二、档案是印证各类史料或历史著述的重要根据。

档案文件具有凭证性的作用。在多数情况下，它较其他各类史料可靠性大，这是因为档案是在当时形成的，比较准确。如口述史料，往往是事隔多年以后写作的，难免有记忆错误的地方。有时作者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能如实地反映事实的真相，甚至有意背离或隐瞒历史事实，这就失掉了史料的真实性和价值。因而历史回忆录，其史实是否正确，必须与文字材料特别是档案材料相印证，才能作出判断。譬如许多原国民政府的官员，在他们撰写的历史回忆录中，（注：见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曾多次谈到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关系，一方面指出宋子文在1928年至1933年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时，为帮助蒋介石改革财政金融，立下了汗马功劳；另方面也指出由于蒋介石常常随意写手条拨款，不时遭宋子文拒付，因而两人关系龃龉，极不协调。这些回忆材料长期无法证实，而“大溪档案”的开放，却使这一说法获得确切证据。

如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宋子文多次拒付蒋介石手批款项，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6月23日，蒋介石在前线致电宋美龄转宋子文，电文说：

“蒋夫人亲鉴，请转宋部长勋鉴：据周经理处长电称，与宋部长接洽，终被严辞拒绝，日复一日，势必延误戎机，近已分文无存，实难维持。等语。我兄对公对私皆不应如此，请兄再一读致中之马电，如设身处地，我两人易地而居，则兄将作如何感想。如中为私而求乞于兄，则可峻词严命拒于千里之外，今为公而支款，并非为我个人而乞丐〔求〕，将来历史记载未知以中为何如人也。今与兄最后之一言，如政府为财政拮据而倒，则兄尽倒可也，但政府今日存在，而中所需之款，兄不能不付，希即如数照发，不得延误，立即盼复。中正。漾午。”

数日后仍无宋子文方面消息，6月28日蒋介石再电宋美龄，请其催促宋子文拨款。电文说：

“蒋夫人亲鉴：前电谅达，昨派员赴徐州中央分行支款五十万元，以未得子文兄令不发，迄今未复。如此情形，非万分拮据何忍乞怜哀求，望催子文兄令发，以济万急，盼复。中正。”

之后，宋子文一面应付蒋介石，一面请辞财政部长职。10月10日，蒋介石再电宋美龄转宋子文，要其“以国事为重，暂勿请辞。”电文说：

“蒋夫人亲鉴，转子文兄勋鉴：阳电悉。善后比战时财政尤为紧要，此时无论如何困难，必须支撑，一俟后事稍有就绪，则吾辈可以对党国与总理之所期，然后共同辞职游历。惟现非其时，请兄照常办事勿辞，中正。”（注：以上引文，均见《蒋中正总统档案》（即《大溪档案》）中《蒋介石筹笔》，台北，国史馆藏。）

历史档案也可以揭穿某些书刊对史实的歪曲，从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张国焘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隐瞒他在1924年被北洋政府逮捕后叛变的事实，并在他撰写的《我的回忆》这部流传甚广的书中，吹嘘自己的监狱中如何坚强、如何与北洋军阀斗争，说他在尝受“踩杠子”的苦刑时，“只有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事实真相如何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的北洋政府档案，揭示张国焘在狱中供出了中共北方地区组织，出卖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导致中共组织和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受到严重破怀。1924年6月9日，北洋政府内务部为密咨张国焘口供致各地文稿中说：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三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查李大钊充备北京大学教员……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注：《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历史档案文件成为张国焘背叛中国共产党且又粉饰自己，以欺骗世人的铁证。

历史档案也可澄清一些不符合事实的宣传报道。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军队在华北和华东节节失败，至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日军迅速由徐州沿陇海路西进，企图南下攻取华中重镇武汉。蒋介石竟决定炸毁黄河大堤，以泛滥的洪水阻止日军西进，并违背事实公开宣传是日本炸毁了黄河大堤。6月11日，蒋介石曾密电在洛阳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注：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事实真相如何呢？花园口决堤事件的档案，均完整地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炸堤是中国军队所为，据直接参与指挥炸堤任务的商震第二十集团军参谋处长魏汝霖在事后写的报告中说：6月4日，“第五十三军一团奉委座电令在中牟县赵口决堤，并限4日夜12时放水”，虽然使用“大量黄色炸药与地雷”，“又加派三十九军一团协助之，并悬赏千元，其于当夜工程完成实行放水。”可是，扒开两道决口，均流量甚小，遂移至新八师蒋在珍“防区内郑县属花园口另作第三道之决口”，“委座及商总司令……异常焦灼，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形”。至9 日上午9时，大堤始被炸开，“水势漫延而下，由中牟而尉氏，而扶构、淮阳，由豫而皖，而苏，遂造成广漠莫大之障碍矣。”（注：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这个事例充分说明档案史料在史实判断中的重要作用。

档案史料也可能解决一些有争议的史实。譬如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一直有争议，一说二千人，一说五、六千人。七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了北洋政府首都警察厅档案，据当时在场的警察报告是三千人，从而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分歧。这虽然是一个小的事例，也可以看出档案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价值和重要性。

二、加强历史档案的考订研究，获取最有价值的史料

历史档案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史料来源，已是无可争议的。档案所记述的内容，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可靠的，这也为史学家所肯定。但是，自古以来，史料多有伪造，已司空见惯。古物、古书、古画，甚至口碑传说，均有伪造，若不仔细考察，极易受其欺罔，故古有“考而后信”之说。

历史档案的本质是真实性。失去真实性，历史档案也就丧失它的利用价值。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某些档案文件的记载，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存在着片面性、不准确、不完全准确或有意歪曲事实等现象，甚至也有伪造文件的事例。如有一批1939年的汪精卫伪政权“××市国民党入党登记表”，其内容有入党人照片、住址和签名、盖章，有的还有指模，数量达1033份。经调查，其中609 份是汪伪党徒为了谋取高位并冒领额外党务津贴而伪造的。他们不惜利用学校学生名册上的照片、体育运动员的报名照片等，逐个剪下，加以翻拍，制成登记表报送市党部，最后作为档案而保存下来，当然，这种档案赝品在立档单位是极少的，在社会上也流传不多。但是，档案内容的不真实性或不完全真实，或真伪混杂，却是不乏其例的。

有的出于政治需要，故意编造或虚构历史文件。如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发表了一个《对张杨训话》。据陈布雷回忆， 1936 年12月“26日中午往机场迎接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文，即《对张杨之训词》也。”（注：《陈布雷回忆录》第65页，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1949年1 月初版。）显然，这个训词是西安事变后由陈布雷草就的。又如蒋介石曾发表过一个日记式的《西安半月记》，这份材料实际上也是在蒋介石、宋美龄授意下，由陈布雷撰写的。陈布雷在回忆录中曾说：1937年“2 月2日，蒋公赴杭州，余与郑医生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 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望弟来助余缮写，即成乃赴沪。”（注：《陈布雷回忆录》第65页，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1949年1月初版。）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材料并非蒋介石在该文《引言》中所说的是“当时日记”。

也有的出于政治原因，对某些史料进行删减甚至修改，这种情况也不少。如蒋介石早年曾讲过许多赞扬苏俄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一再颂扬国共合作，多次批评不支持或反对国共合作的某些国民党元老。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在早期出版的一些蒋介石文集中，也有收录，如1927年2月由中央图书局印刷、世界书局发行， 由朱亮基编的《蒋介石言论集》中，就有大量记载。可是后来在台湾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等重要的蒋介石言论集中，都作了较大删改，或连文章也未收入。对蒋介石个人不利的内容或文句，也加以删改，如蒋介石在1924年3 月25日曾由奉化写信给胡汉民、汪精卫，自述个性和行止。可是后来在上述言论集中，却将“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一语删掉。又如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东渡日本与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进行过长时间密谈。密谈透露了日本企图拉拢蒋介石反共以控制中国的野心，也反映了蒋介石以承认满蒙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为代价，来换取日本支持的意图。日本外务省公布了这份密谈记录。可是，台湾方面公布的来源于“总统府”机要室的这份谈话记录，仅选录了寥寥数语，掩盖了谈话的主要内容。

其他方面，如限于档案制作者的立场、观点，或对事情的认识程度，或判断上的失误，从而导致档案内容失真者，更是屡见不鲜。

为此，辨别档案文件的真伪，考订档案内容的正误，确定其史料价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错误的内容与正确史实区别开来，为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可靠的、有价值的档案史料，既是档案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史料研究的一项严肃工作。

中国自汉唐以来，史学研究得到更多人的重视，许多史学家躬身致力于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考订工作，摸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至明末清初，校勘、训诂、考据之风大兴，不仅促进了史料学的发展，且在史料的研究方法上也更加成熟。民国史史料的研究方法，在基本原则上与古代史的史料研究方法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随着时代和历史环境的变迁，民国史史料的研究方法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档案研究的首要工作，是鉴别文件的真伪，许多史学家称之为史料的外部考订工作。它的研究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譬如一件档案文件，可以观察它所用物质材料的时代性，不同的纸张，有不同的质量和品种。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物资供应困难，纸张质量很差，反映出战争环境的特点。还可以考察档案文件的来源，流传经过，以及档案内容所反映的史实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如果史料的保存过程很清楚，就可以确信是原始档案，否则，就难断真伪。如“大溪档案”由台湾桃园县大溪镇头寮，移存阳明山阳明书屋，再转新店青潭的国史馆典藏，并向广大学者开放利用。这些蒋介石的手稿和文件，由于来源可靠，无疑是真实的。再譬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完整地收藏着冯玉祥的个人档案，虽然有人认为他的个人日记并不完全由他本人执笔，但是这些档案是由其子女捐献的，其可靠性应当是无疑的。过去在社会上也流传过一些传抄或翻印的档案文件（这种材料，在六、七十年代很多），不仅文字上常有舛误，还会被篡改，甚至掺入伪品。近代史上，《李秀成自述》是人所共知的典型事例。

有些史料的真伪争论，却是不容易解决的。如著名的《田中奏折》，自1929年12月被中国《时事月报》披露以后，日本官方和一些军政要人如重光葵、冈田启介等，均矢口否认有此秘密文件，并斥之为“伪物”。中国人蔡知堪、王家桢撰文回忆获得《田中奏折》的经过。（注：蔡智堪：《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香港《自由人》，1953年8月29 日。王家桢：《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历史事实也证明日本侵华战争完全是按照1927年田中主持的东方会议所制定的“大陆政策”进行的，但是要解决这一史料的分歧问题，尚须做许多考订工作。

也有些假文献，在历史上却起着积极的作用。如1911年武昌起义后，在武昌出现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布告》，（注：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这是假孙中山之名，以安定社会秩序的布告。它虽然以假乱真，但仍不失为革命的文献。

在鉴别文件真伪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考订档案文件的内容，史学家把它称之为史料内部的考证。这方面的重点应该是订正伪说。这种伪说，既包括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错误记事，也包含蓄意制造的各种伪记事。史料中的记事，经常是真伪杂糅，错综复杂，因此，考订工作必须采取认真细致的、严谨求实的态度，仔细考察档案文件记载的内容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及历史环境，是否与其他文献相吻合，本身有无自相矛盾之处。研究者可依历史事实的各种因素，诸如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因果等，结合各种旁证材料，相互参证，发现矛盾，并可与逻辑推理的方法相结合，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分析档案内容，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

鉴别史料，考订记事，都可能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档案史料亦然。碰到这种情况，只能抱着多闻阙疑的态度，存疑待证，不能轻下结论。譬如，若干年前曾对蒋介石的出身家世有过种种传说，一些河南籍的原国民党官员写的回忆录，（注：详见《河南省文史资料选辑》。）亦支持这种传说，一时弄得沸沸扬扬。后经调查考证，否定了这些不实的传说。但是1984年我们却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典藏的国民政府档案中，意外地发现了河南许昌郑发在1946年至1947年间写给蒋介石的两封信。信里说，两人过去同在开封念书，1930年中原大战时蒋介石路过许昌看望郑发，适郑外出未遇，现在来南京渴望求见蒋介石。两封信都有国民政府收文日期，登录编号，以及文官长以下各级部门主管人员的签署意见。我们认为信的内容不符合蒋介石的身世，但是郑发何以敢于写这两封信（第二封信是步兵少校的身份），国民政府各级主管又为何那么谨慎地处理这两封信，并认真地归入国民政府档案，是个无法解开的谜。为此，只能存疑待证，而存疑待证的史料，并不影响已有的历史判断和结论。

三、民国历史档案的典藏和刊布

研究历史，首先寻找档案史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档案的整理与保存。中华民国建立以后，1912年3月， 黄兴、胡汉民、宋教仁等97人，联名上书孙中山要求设立国史院，孙中山批示同意。其后，几经周折，至1947年1月才在南京正式成立国史馆。1930年5月又在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典藏着民国时期绝大部分国家级的重要档案。1949年南京政府崩溃前夕，国民党党史会的档案全部移往台湾，而国史馆的档案则全部留在了大陆。

民国时期的档案，不仅因为两岸的长期隔离致分存两地，而且由于战乱及其他各种原因，使相当一部分文献流落国外，为民国史研究带来诸多困难。譬如有大批的中国文献、名人函件及口述史料等，保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宋子文的全部个人档案，则收藏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胡汉民往来信函稿约2500多件，保存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如《中央政治通信》等，则散落日本或俄罗斯。很显然，加强海峡两岸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成为推动和深入开展民国史研究的重要环节。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县，均设有档案馆，保存着大量的民国建立以来的历史档案。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也设有档案馆，保存着本单位建立以来历史档案。档案馆因职能、地位或分工不同，保存的档案也各具特色。

①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历史档案的整理与保存。建党初期，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也保存下一批珍贵史料。这些史料成为研究共产党早期历史的重要根据。1936年后，中共中央和各根据地的军政机关，逐步建立了档案管理机构，进一步健全了档案管理制度，但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档案史料也蒙受重大损失。艰难保存下来的档案，1949年后运往北京。1954年设立了国家档案局，1959年又建立中央档案馆。各省市也相继建立了档案局（馆），从而由上至下建立了一个收集、整理、保存历史档案的完善的档案事业体系，为历史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丰富的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档案。其中包括1956年由苏联共产党转交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献原件（这部分文件浩繁，是研究中苏两党关系的重要史料）。

中央档案馆整理出版过一批档案史料，其中，重要者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是中央档案馆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原《中共中央文件汇集》基础上选编的，并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1983年开始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陆续出版，共计16辑。选材范围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内容包括中共中央各个时期各方面的正式文件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的报告、文章，涉及的面较为广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1921—1949年间的斗争历程。其中许多文件是首次公布的，它是当前规模最大的一套中共中央文件选辑。由于它是中共中央档案文献部门选定的，因此，这套史料的准确性、权威性和学术价值，是毫无疑义的。

八十年代以来，中央档案馆曾陆续选编，并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共党史资料丛书》。其内容主要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问题的史料，如《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 年至1926年）、《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年至1933年）、《北伐战争——资料选辑》、《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和《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等，主要取材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如上述中共中央政治报告，是二、三十年代中共对时局的分析，并由此提出本党的任务和策略方针，都是第一次公布的档案文献，是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活动的重要依据。

中央档案馆还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辑一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并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它按专题分为若干卷，如《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伪满和汪伪政权》、《东北历次大惨案》、《伪满警宪法西斯统治》、《华北大扫荡》、《日军在各地暴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经济掠夺》、《文件侵略》等。它反映了日军自1931年至1945年间对中国侵略、掠夺和残酷暴行。它主要取材于各主要档案馆的馆藏史料，是目前出版的最重要的一套大型日本侵华史料汇编。

中央档案馆还经常通过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所办的刊物，公布一些重大事件的档案文献，为学术研究提供参考。至于革命军事档案，主要不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而是收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这些档案都是有关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史料，是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至今公布甚少，因而也影响着军事史研究的开展。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国民党政府崩溃后，国史馆的档案几经搬迁， 最后遗弃在四川。1951年2月，这批档案陆续运回南京，并接收了国民党政府各部门残留各处的档案，在原国史馆旧址成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后又迁往原国民党中央党史陈列馆旧址。1964年4 月更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主要典藏明清档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均隶属国家档案局。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及各种专门史的资料宝库，它收藏着丰富的、珍贵的民国历史档案。据统计，截止1992年底，该馆收藏的自1912—1949年间各中央政权的档案近千个全宗，约200万卷。如果排列上架，总长度可达50公里。其规模之庞大，典藏之丰富，参观者莫不赞叹。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一批南京临时政府和南方革命政权的档案。这批档案，虽然不多，却十分珍贵，它是研究这两个政权的基本史料。

自1912年3月至1928年6月，北洋军阀集团长期控制中国政治舞台，北京政府的领导人如走马灯一样不断转换，其中央机构形成了为数可观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曾长期保存北京，其后历经战乱，散失甚多，各机构档案均不甚完整。但目前典藏最多的部门仍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约55个全宗，13万卷，内容涉及中央机关各院、部、会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相对说来还是较丰富的。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典藏的档案，绝大部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档案。在长达二十二年的时间内，南京国民政府各部门形成了数量浩大的档案文件。除有相当部分被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和各机关带去台湾外，大量遗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档案的精华部分是军事档案，如军委会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是经过该委员会系统整理过的，很有学术价值，它涉及北伐战争、反共战争和抗日战争等。该馆典藏数量最多部分是经济档案，它涉及各个经济领域。其中，如历年水利资料、历年地震资料、外债史料和抗战时期工业内迁资料等，均有很高的价值。珍贵的海关档案，数量庞大，至今甚少有人问津。司法机构中的案例，是研究司法制度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史料，已经引起两岸学者们的关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较完整地保存着汪精卫伪政权的档案，这也是该馆的一个特色。重要人物的史料虽没有台湾丰富，但也有它的独到典藏。如蒋介石早期档案、张静江档案、冯玉祥档案、邵元冲档案、陈布雷档案等，均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张静江档案、陈布雷档案，有利于厘清许多重要历史问题。

为适应学术研究需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多年来陆续出版一大批档案资料汇编，其中最重要者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它自七十年代以来陆续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涉及1912年至1949年间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文化教育和群众运动等各方面。它在一定程序上反映了中华民国的历史步伐，是研究中华民国史必备史料。该馆还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是一套专题性质的资料丛书，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其中如《民国外债档案史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等，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对推动民国专题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③省市级档案馆

中国各省市都有一个综合型的档案馆，这些档案馆都保存着该地区民国时期的档案和1949年以后各省市委、省市政府的档案。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档案，各省市档案馆都体现了本地区的特色。如吉林省档案馆，它保存较多的日本侵华时期史料和伪满洲国史料；辽宁省档案馆，保存较多的奉系军阀和东北军史料；大连市档案馆保存的“满铁”档案，是十分丰富的；直系军阀和北洋时期的天津档案，主要典藏在天津市档案馆；上海是旧中国的缩影，列强对中国的统治史料，上海档案馆典藏丰富；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是中国的大后方，四川省档案馆和重庆市档案馆保存大量涉及抗战经济、政治的档案；江西省档案馆不仅保存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档案，还收藏国民党剿共史料。苏州市档案馆，作为一个省辖市档案馆，它保存的商会档案，很有特色，也很有价值，一直受到学者关注。其他各省档案馆，无不具有地区性特点，为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各省市档案馆都出版过一批专题性档案史料汇编，或综合性的、地区性的档案史料汇编，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综上所述，中国各级档案部门几十年来在整理出版档案史料和向学者开放利用档案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推动民国历史研究发挥了积极影响。应该说是有成绩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影响着学术事业的发展。这些前进中的不足，我们相信它会随着民国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其开放工作将会得到更大拓展，一个无限美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文章来源：《民国档案》2000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