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概况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发生了巨大变化。1994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将俄罗斯联邦档案馆开放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重要档案资料编辑出版。至1996年，已出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7）共3卷，共公布了473份珍贵的档案文件，其中99%鲜为人知。1997年至1998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将此3卷翻译出版。这批档案文件公开出版后，在党史学界，尤其是在一些研究大革命史的专家学者中立刻引起反响。以此为契机，大革命研究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从1997年开始，最早接触到新公布的档案资料的研究者即开始发表相关文章。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八次学术讨论会，2000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讨论会，2002年8月在湖北宜昌召开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20—1927）学术讨论会，2003年4月在海南三亚召开的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1920—1931）第九次学术讨论会，大大促进了研究者对这批档案资料的吸收和利用，使大革命史的研究出现了一批颇有见地的新成果。

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有关文章和四次会议收到的有关论文共约200余篇，其中有一些文章颇受研究者的关注。如杨云若的《斯大林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杨奎松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唐宝林的《重评共产国际指导大革命的路线》、姚金果的《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肖的《关于苏联、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对北伐的态度问题》、曾成贵的《共产国际与上海起义指导方针的形成及其演变》、沈建中的《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吴明刚的《鲍罗廷在中国大革命中的功过评析》等。

值得注意的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党在大革命时期”这一编中，根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对大革命时期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另外，由姚金果等人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也于2002年完成，这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利用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写成的著作，书中分专题对大革命时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可以看出，大革命史研究正出现一种方兴未艾的趋势。相信随着研究者对新公布的档案资料的充分吸收和利用，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将会问世，从而推动大革命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发展。

二、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经过研究者不懈的努力，关于大革命时期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下面择其主要方面作一介绍。

（一）关于“党内合作”的方式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实现的。传统的观点认为，这种合作形式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是有利的。有研究者通过对新公布的档案资料的研究，认为对国共“党内合作”方式的有利方面不能估计过高。实际上，国共“党内合作”是联共（布）与国民党联盟的附属品，是联共（布）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中异化出来的一种怪胎，是联共（布）为设置远东防线而在中国构筑的一个具有缓冲性质的驿站。只要联共（布）不放弃与国民党的联盟，中共就只能保持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必然在维系联共（布）与国民党联盟的赤色绳索之下被勒得越来越紧[①]。

（二）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对于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的研究一直受到党史学界的重视。近年来，研究者在继续进行宏观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对于工农运动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1 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过去研究三次武装起义，只限于总结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的作用与得失。从新公布的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中，研究者注意到，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第一次起义中，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共产党只从旁参加、暗中指导的方针，是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指导下形成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精神影响下，中共在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争取领导权、夺取政权的思想。前两次起义失败后，中共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并通过贯彻共产国际新的指示精神，正确地制定了独立自主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指导方针，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在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有正有负，正负交织。其正确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对中国国情了解的程度和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原理灵活地而不是教条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程度[②]。

2 关于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问题。尽管早在1937年刘少奇就在《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一文中，对这一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问题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但过去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党史学界对此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在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当时工农运动确实存在一些过激倾向。在国民革命军控制下的长沙、广州等地，特别是武汉，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在一些地区农民斗争中的偏激现象也较突出，“擅自捕人游乡，随便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禁止榨糖酿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等”。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扩大了打击面，不利于争取本来可以争取的社会力量，给扩大和巩固革命联合战线增加了困难和阻力。[1]（Ｐ228-229）

3 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问题。过去研究者将开展土地革命作为大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认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支持两湖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才导致了大革命的惨痛失败。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说陈独秀等人不支持土地革命是不公正的，事实是:由于共产国际高估了国民党的革命性，不允许破裂统一战线，才致使土地革命无法开展，土地革命服从了统一战线，其结果就是大革命的失败[③]。也有人认为，1926年底至1927年5月，共产国际要求通过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地开展土地革命，这是可行的。关键在于要有强有力的组织保证。由于农民运动中出现了若干“左”的倾向，不仅给国民党右派“清党”提供了借口，而且导致一些本来可以联合的阶层倒向敌对方面，从而削弱了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号召力，分化了统一战线，影响了国民政府推行土地革命的进程。而1927年5月以后，共产国际要求自下而上开展土地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贯彻执行的[④]。

（三）关于大革命时期党的建设

大革命时期党的建设问题，过去一直是大革命研究的盲点。十一届三中之后，这个问题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未引起应有的关注，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论著寥若晨星。不过，随着党的建设越来越受到全党的重视，这个问题已经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将大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专列一节，系统叙述了1923年中共三大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等问题，指出大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特点是：第一，重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党把壮大队伍作为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在短短几年内使党员人数增长了几十倍。大批党员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发挥了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积极作用。第二，开始关注党的思想建设和对党员的教育工作。为了提高党员的素质，党通过开办党校等多种渠道对党员进行教育和训练，培养了一批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勇于冲锋陷阵的优秀干部。第三，初步建立了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党先后三次修订章程，使各种规章制度不断趋于规范，为进一步搞好党的各方面建设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大革命时期恶劣的政治环境，党的工作又多是围绕国共合作这个主题来进行，所以，这一时期党的自身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党的队伍的发展以及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还远远不能适应迅速高涨的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对新党员的教育和培养方面、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失误。[1]（Ｐ238-239）

（四）关于联共（布）、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的作用

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的作用，历来是大革命研究的重点之一。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共产国际在此时期对中国革命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推动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也有严重失误，因而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近年来，研究者通过对新公布的档案资料的研究，认为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有122次，共作出了73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1923年至1925年，莫斯科提出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1925年秋开始发生右倾化的转变，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莫斯科指导思想开始右倾的转折点，是共产国际东方部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而起草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中共“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不要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这个指示就是以“谨慎”为名，令中共放弃在国民党党政军中的领导职位，实际上就是放弃革命的领导权。正是在这个精神指导下，才有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问题上的三次大退让。[2]

也有研究者指出，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实质上在全力支持国民党，压抑共产党，认为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只能替国民党当苦力，采取强迫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策略，使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国民党内的上层资产阶级之手。共产国际力图使共产党进入国民党内部，变国民党为左派党，结果共产党不仅未能改变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本质，反而被国民党所排除。研究者具体分析了从中山舰事件到“四·一二”政变之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认为共产国际推行的是右倾路线，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应由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来负[⑤]①。

（五）关于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

近年来，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研究者一反过去将陈独秀作为反面人物来研究，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陈独秀身上的传统观点，开始把陈独秀作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的一位中共领导人来进行研究，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1）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地位。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虽然犯了右倾错误，但他在大革命时期的积极作用也应当给予充分肯定。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领导全党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探讨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和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2）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过去将陈独秀犯右倾错误的原因归结为他的二次革命论。研究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分析，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中共二大的两步走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所表达的内容是相同的，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应帮助资产阶级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然后再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陈独秀认为，民主革命完成后，还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多种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时期，政权在无产阶级手中也是如此。建国后的事实证明，陈独秀提出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要解决“产业勃兴”、“农业资本化”、“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等问题是有预见性的。[3]（3）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研究者认为，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归结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不公平的。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大革命时期的三次大退让（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以及陈独秀发表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和《汪精卫、陈独秀宣言》，都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错误指导的结果，而且一些右倾退让的决定更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驻华代表直接做出的[⑥]②。基于上述认识，研究者提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并没有向国民党右派投降，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是不合适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时，即不再使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而改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有研究者认为，陈独秀的错误只能称为“右倾错误”，无论是“投降主义”，还是“机会主义”，都是夸大了陈独秀的错误，加重了陈独秀的责任。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研究者还在党关于民主革命的理论探讨、军事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联合战线中对国民党的政策、大革命时期重要人物的评价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突破性的见解。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三、存在的问题和继续深入研究的建议

1 传统思维定势仍有影响。比起其他时期的研究来，大革命时期研究的历史是比较长的，最早可追溯到1926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此后，除蔡和森外，党的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刘少奇、王若飞、周恩来、毛泽东等，都先后对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作过论述。作为当事人，党的领导人对大革命历史的回顾和研究，为专家学者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由于对真实情况的了解有限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回顾和所作的结论也有一些是片面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专家学者的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周恩来关于“三次大让步”的提法，不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研究者所接受，甚至直到今日仍被大多数研究者奉为揭露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有力武器”，很少有人提出:被称为共产党在“政治上大让步”的国民党二大，共产党是否真的作出了大让步。仅从目前所公开的档案资料就可以看出，说陈独秀在国民党二大作出了大让步显然有失偏颇。大革命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必须冲破传统思维定势，必须从惟上的、盲从的以及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框框中挣脱出来。对于学术观点，无论是谁提出来的，都不能盲目接受，更不能被动地对其观点进行诠释，而应在认真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

2 绝对化、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依然存在。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善即恶、非美即丑的绝对化、简单化的思维方式，至今仍然在学术研究领域存在，严重影响着大革命研究的深入进行。比如，关于陈独秀，过去对其在大革命时期的功绩只字不提，而将所有错误都推到他身上，将他写成一个坏人，一个丑的典型。这是不对的。现在，有一些研究者则提出，大革命时期右倾错误应全部归于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要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还给斯大林。这也是绝对化、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对于大革命时期冯玉祥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由于冯玉祥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是一个著名的爱国者，所以对于他在大革命后期的负面作用就讳莫如深。即使谈到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对冯玉祥的作用也是轻描淡写，很少有人将他的政治取向与大革命的失败联系起来进行深入探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环境是纷繁多变的，置身于其中的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必然受到影响而发生剧烈变化。为了使大革命研究继续深入，我们必须摒弃过去长期形成的从事物的结局或既定结论出发，去推导事物或人物的复杂多变的发展进程，而轻视或无视对曲折复杂的过程进行具体考察的思维定势。只有这样，才能将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写成活生生的，能够对得起去者，也能够对得起来者的传世之作。

3 关注学术前沿不够。作为史学研究工作者应时刻关注研究的新进展。尽管大革命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并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共产国际、联共（布）有关中国大革命的档案资料于1997年至1998年在我国相继翻译出版之后，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深切关注。通过对这批资料的初步了解，可以肯定地说，大革命时期的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但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公布已经六年了，有一些研究者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关注学术前沿不够，这几年发表的有关文章中，仍有老生常谈的现象。比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已经将陈独秀的错误改称“右倾机会主义”。但迄今仍有人使用“右倾投降主义”来定性陈独秀的错误。再比如，新公布的档案资料明确显示，“五月紧急指示”是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并直接发给鲍罗廷、罗易和柳克斯的。但至今仍有人称其为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还有，大革命时期莫斯科的决定和指示绝大多数来自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实际上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共同指导了中国大革命。但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者仍在共产国际的身上打转转，很少有人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角度来做文章。以敏锐的目光时刻关注档案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发表，以清醒的头脑时刻注意学习和吸取其他研究者的长处，将自己的研究融入大革命研究的最新潮流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始终站在学术前沿，为大革命研究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Ｍ].第一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2]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Ｊ].历史研究，2000，（2）.

[3]姚金果.“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Ｊ].中共党史研究，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