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档案工作》杂志编辑部让我谈谈利用档案史料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些情况及体会，盛情之下，自然只得遵命从事。

我是从1983年开始参加编辑《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一书的，经过我们年的努力。现在这部拥有350万字的大型档案史料书籍已基本完成，其中第一册（64万字）已于198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下面我就介绍一下自己在编辑档案史料时开展鸦片战争史研究的一些情况,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些想法，愿档案界的诸公同好给予批评指正。

一

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我在档案史料里发现了一些有关香港问题的材料。爱国先驱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夕就识破了英国久欲侵占香港地区的阴谋，明确指出：“尖沙嘴一带，东北背负岗陵，西则有急水门、鸡踏门，东则有鲤鱼门，佛堂门，而大屿巨岛又在其西南，四面环山，藏风聚气，波恬浪静，水势宽深）英夷船只久欲倚为巢穴。而就粤省海道而论，则凡东赴惠潮，北往闽、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该处经过，万一中途梗阻，则为患匪轻”。历史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林则徐的远见卓识。因此我根据档案材料写了《林则徐在香港地区的抗英斗争》一文，此文被收入《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一书。该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

禁烟运动是鸦片战争的前奏，史学界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当时在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严禁派”与，“弛禁派”的激烈斗争，后来又分别演变成鸦片战争中的抵抗派与投降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首，后者以穆彰阿和琦善为代表。严禁派人数很少，林则徐被革职以后，禁烟运动即告失败。我和朱金甫同志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大量档案史料，对这一流行观点提出质疑，在1986年1月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问题新探》一文（此文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我们认为，道光帝十八年黄爵滋上奏要求重治鸦片吸食者，各省的将军督抚大人共上遵旨议复奏折29件，都同意严禁鸦片，只是在如何更有效地禁绝鸦片的政策措施及打击重点方面，意见有所分歧，所以根本不存在“严禁”与“弛禁”两大政治派别。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对英抵抗和投降问题，与如何有效禁烟的争论根本不存在必然联系。我们依据大量档案史料，指出道光皇帝是一贯主张禁绝鸦片的，道光帝亲自发动了全国性的禁烟讨论并采纳了各种合理意见。在禁烟问题上，与其说是林则徐等人影响了道光帝，不如说是道光帝的坚决态度影响了当时的内外大臣。档案证明，在道光帝主持下，全国除西藏外，所有省区都掀起了禁烟高潮，并且颇有成效。道光帝虽然在对外抗战中动摇妥协，但在禁烟问题上却始终坚持未变。过去讲禁烟运动，往往只看到广东，似乎只有林则徐等少数人的孤立奋斗，且随着林则徐被革职而失败也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同年我又写了《有关禁烟运动的几点新认识》一文。文章以档案记载来谈鸦片战争期间的禁烟运动，指出今天我们如果仍然袭用老方法，从严禁、弛禁两派斗争线索出发来研究禁烟运动与鸦片战争，显然是不适宜的。所谓道光帝十八年之“弛禁”与“严禁”两派斗争，实是后人的片面的分析认识，并非当时的事实。至于后来有人又从“弛禁”与“严禁”两派之争，演进到鸦片战争中的投降与抵抗两条路线斗争，以此来证明投降派和抵抗派产生的历史根源。这种在鸦片战争中被否定的人，必然在禁烟运动中被否定的形而上学观与事实不符。例如琦善在鸦片战争期间主抚误国，但在战前是主张禁烟并做出了突出成绩的。穆彰阿主持制定《查拿鸦片三十九条》，对禁烟也起了积极作用。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它是由一幅幅五彩缤纷的画面所组成，有时还会出现倒立的影象，我们如果简单地用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研究和解释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历史现象，往往是行不通的。而这逻辑推理方法也是不足取的。这篇论文登载在《历史档案》杂志上，并获得了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科委联合评选的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优秀论文二等奖。

鸦片战争时期，道光帝和战不定，使战争出现了打——谈——打——最后降的局面。史家在解释这一历史矛盾现象时，一般将它和统治阶级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之间的斗争联系起来，并把它作为研究鸦片战争史的主线。问题于是乎变得非常简单：当道光帝起用林则徐（抵抗派），抗英斗争就取得了胜利，后来道光帝因听信琦善等人（投降派）的谗言，将林则徐革职了，从此清军就接连打败仗；尽管抵抗派后来揭露了琦善的罪行，道光帝也惩办了琦善，但仍然没有起用林则徐这样的抵抗派，所以鸦片战争也就失败了。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和战不定原因究竟是什么？当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颁布的抗击英国侵略的谕旨专档称之为“剿捕档”；同样，清政府镇压国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谕旨专档亦称“剿捕档”。因此，引起了我的思索，显然道光帝把对外的侵略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看成一回事。事实上，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仍然推行儒家传统的“剿”“抚”对外政策。但由于国势衰微、财政困难，道光帝就推行“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的对英总原则，尽量想用议抚的办法结束英国的对华侵略，但又怕有失国体，所以他战和变化不定。英军到达大沽口，道光帝误认为英人是来乞求通商的，因此他以轻启边衅的罪名查办了林则徐，派琦善到广东去主抚。英军回广东后不久就相继攻陷大角、沙角炮台和虎门要塞，道光帝认为有失国体，又查办了琦善，派奕山去主剿，奕山讳败为胜，道光帝又下令撤兵，以为抚夷成功。当英军再次北上攻陷厦门、定海之后，道光帝下令奕经再次进剿，结果清军失利，道光帝开始对攻剿丧失信心。在侵略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授权耆英妥协议和，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而史家断言定海失陷后投降派的鼓噪，对道光帝由主战到主降的转变起了推动作用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件历史文件，可以证明道光帝态度的转变是受了所谓投降派的影响。我仔细查阅了这一时期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也看不到投降派鼓噪的任何蛛丝马迹。恰恰相反，统治阶级内部主张剿夷或者先剿后抚的呼声却一直很高涨，即使在道光帝派琦善到广州主抚并下令沿海撤防后，主战的奏章依然接连不断。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反侵略战争，战争初期，天朝督抚大员们并不清楚英吉利、法兰西为何物，英国人在他们眼里还是腥骚夷狄之辈，在素来以老大自居的中国统治阶级内部自然不可能产生妥协投降的思潮。档案清楚地表明，鸦片战争后期妥协主和的代表人物伊里布、耆英等，在战争初期都是主剿主守的。事实说明，英军在攻陷定海后，统治阶级内部并不存在抵抗和投降的两派斗争。道光帝的抚夷政策是建立在“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这一错误认识基础之上的，因此相信英人完全是可以就抚的；而剿夷政策则是建立在英军在内河在陆上不能接仗的错误估计之上的，进而相信清军完全可以击败英军。如果说琦善在广州的行径表明抚夷是行不通的，那么奕山和奕经在陆上的反攻失败证明了剿夷同样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总之，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的决策集中代表了统治集团的认识水平和意愿，因此，这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实质上标志了儒家传统的剿、抚对外政策的彻底破产。如果我们现在仍然从统治阶级内部抵抗、投降两派斗争的线索出发来研究鸦片战争史，必然把战争的失败仅仅归咎于琦善一类的投降派，这种奸臣误国论的传统说法，实际上沿袭了封建史家的观念，因此往往在揭露西方列强侵华罪行的同时，使我们不能全面准确地总结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经验教训。我的这篇论文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刊登后，又被《新华文摘》转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战争失败后，清朝统治集团并未痛定思痛，力图改革，而是直到20年后，在西方列强军舰第二次打击之下，统治集团中一小部分人才开始觉悟，才承认需要改革，并开始诉诸行动。为什么清朝统治阶级不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维新改革呢！历史和现实都迫使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研究鸦片战争的历史，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时，道光帝对割地赔款并未提出疑义，但却不愿意福州开埠通商；鸦片战争后，国人都认为五口通商是祸根，而五口之中，他们又推福州为首。所以我想把福州问题作为突破口，根据档案，进一步探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搞清历史真相。恰好我在一史馆的宫中朱批奏折全宗内，发现了闽浙总督刘韵珂的一件留中密片。这件有道光帝多次亲笔朱批、朱圈、朱点的档案原件，无疑是搞清鸦片战争后福州问题历史真相的第一手材料。1844年福州开埠后十年，英国实际上没能开展对华贸易，人们一般把英商受挫的原因归结为英商的不法行为和福州人民的抗英斗争。而密片却披露了事实真相：福州开埠后英商受挫的主要原因是，福州地方当局下令华商不得与英商互市通商。刘韵珂一方面私下设卡阻碍内地贩茶之人来福州，另一方面晓谕省城内外巨商大贾，勿得与英人互市贸易，使英人在福州不能通商，但表面仍恪守条约，使英人蒙在鼓里，找不到起边衅的借口。刘韵珂认为这样做，“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重地，不令非我族类者实逼处此，殊为万幸。”道光帝在此朱批：“紧要之至。密之又密。”另外根据《筹办夷务始末》的记载，从英人进入福州第一天起，就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密片告诉我们，这是刘韵珂“密令绅民许有年等，联络赴司具呈请阻，欲令该夷知舆情不顺，或行中止”。刘韵珂在英人人城问题上采取的办法是“明示德意，阴为阻挠”的手法。在搞清福州开埠通商及英人人福州城问题上的历史真相后，我把战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归结为以下几点：以商制夷观念是清政府苟安思想的基础；以民制夷观念是强硬政策的依据；闭关政策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闭关政策从表面上看也有限制外国侵略一面，但它既不可能改变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又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于国于民，害大于利。该文已发表在《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上。

以夷制夷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后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林则徐在广东组织禁烟抗英斗争时，利用以夷制夷的策略思想，曾妥善地处理了澳门问题，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英国的鸦片贩子。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这一外交策略并未取得成效。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这一对外策略却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此搞清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这一外交策略的来龙去脉，分析这一策略的利弊得失，将有助于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因此我又根据清代档案，写了《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以夷制夷对外策略问题探析》一文，作为参加在北京召开的“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二

以上我大体上介绍了利用档案史料进行鸦片战争史研究的情况，现在我就谈谈自己的体会和想法，概括起来有以下4点：

一、要有立足档案，面向社会，增强社会档案意识的紧迫感。

去年是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我们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档案图片展览”。这次展览，我们选择了200余件档案原件，以第一手的材料和生动形象的方式在全民中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效果较好。另外，展览的档案中有些是第一次公布，如奕山等奏呈的虎门炮台图，纳尔经额等奏呈的大沽、北塘布防图、姚莹等奏呈的英国地图，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很多专家学者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展览。在“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中国历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特别肯定了档案部门在鸦片战争史的研究中作出的成绩。一般说来，通过开展档案的利用、开放工作，发挥档案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宣传档案的作用，这是最实际、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大多数人就是通过利用档案才深切感受到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重要性的。在编辑档案史料的同时开展学术研究，使档案工作者同时具备档案利用者的身份，就能更深刻地体会档案的重要性，更有的放矢地为广大利用者服务。同时，他们又能以自身学术研究的成果，向社会作出示范，不断扩大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从而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二、充分挖掘档案的潜在价值，使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所共享。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于这样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而有关研究鸦片战争的论文、专著更是汗牛充栋。在这种情况下，要使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有新的突破和发展，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鸦片战争过程中及其战前战后，清政府曾产生和形成的大量档案，应该说是研究这次战争历史的最可贵的原始史料。这些档案主要部分都保存在我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总数约有8000件左右。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的出版，无疑将促进鸦片战争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以研究中比较薄弱的部分，也将提供更充分的史料。除上面提到的清政府的禁烟问题、道光帝的和战问题、战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问题外，还有鸦片战争的军需开支问题、普通士民心态问题、汉奸问题等，在档案里都有反映，这必将促进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三、继承史档结合、编研结合的优良传统。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治史与治档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本世纪20年代初，明清档案与甲骨文、敦煌写经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老一辈档案工作者与史学工作者，为收集、整理、编辑和研究明清档案付出了辛勤劳动，并做出了很大贡献。

建国四十年来，这方面的成绩更为突出，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学术专著和几百篇的学术文章，并使一批年轻同志在史档结合实践中逐步成长起来。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档案部门长期封闭所造成的惰性影响，使一些人安于现状，缺乏求新意识。不仅社会上不了解档案工作，一些档案工作者本身对工作也没有兴趣，有人甚至把档案工作当作修身养性的部门。档案部门开展学术研究，能增强档案工作者的竞争意识，使人产生紧迫感和落伍感，从心理上接受现代化的观念。

四、要把本职工作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

档案工作者开展学术研究一定要和本职工作结合起来，主要是根据工作需要，发现工作中的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在编纂和公布史料时，必然要了解学术界的动向，搞清史料内容价值。作为建馆历史最长的国家档案馆，一史馆不仅应在档案学研究方面作出成绩，而且也应在明清史研究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并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当然档案馆的学术研究和科研单位学术研究还有一定区别。档案馆的研究工作是与各项业务工作相结合的，而科研单位的研究工作则是它的本职工作。档案部门结合业务工作进行的研究，比起专门从事某一项的研究工作，有其优越之处。所有阅档、收集和积累材料的工作，在日常业务过程中就已经做了，这样节省了大量时间，效率高，收效快。我原来专业是研究中俄（苏）关系史的，但为了结合本职工作，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研究课题。尽管我在业余时间也写了几篇有关中俄关系史方面的文章，但我把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鸦片战争史的研究上了。这样能使编研结合，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档案工作者的水平高低，研究成果的多少，以及对社会影响的强弱，不但是衡量档案部门工作好坏和社会效益的大小的重要尺度，同时也是检查档案部门自身存在价值和发展前途的一个标志。

（文章来源：《上海档案工作》1991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