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教授在1995年庆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明清档案的作用。他说：

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是国家珍贵财富，这些反映了几百年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是进行历史研究不可取代的原始资料，它记录了明清社会方方面面情况，对于了解国情追溯今天现实社会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制定国家政策，也是十分重要的依据，所以明清档案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还有许多珍贵记录甚至在气象、水灾、地震医学许多方面。

大家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100年前，中国有三项重大发现轰动了全世界，一是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当地农民把甲骨当做药材叫做龙骨。19世纪末被学者发现，骨头上刻有三、四千年前的文字甲骨文。二是1900年甘肃敦煌发现了藏经洞，当时这里的道士不认识它的价值，把珍贵的经卷当做废纸点火，后来被认定是北朝唐宋西夏的文化宝库。三是故宫所藏明清档案，清朝灭亡以前是大内秘藏，没有皇帝谕旨任何人不能去看，清朝灭亡后才能公之于世。这三项重大发现大大丰富和拓宽了历史科学的研究。甲骨文是关于殷商上古史研究，敦煌学是有关北朝唐宋中古史研究，明清档案是近三四百年的近代史研究，这三项发现分别产生了甲骨学、敦煌学、档案学三门新学科，出现了像王国维、郭沫若、沈兼士、陈垣、陈寅恪、常书鸿、徐中舒、唐长儒这样的大师和杰出学者，在世界学术领域中大放光采。

戴逸教授在讲话中还论述了明清档案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丰富性。它的数量很大，1000多万件，70多个全宗，涵盖300年时间历史，确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在档案中蕴藏着巨大信息量，而且是最重要的信息。因为清朝中央机构包括军机处、内阁的档案基本上都保存下来，因此300年来的历史大事都包含在其中，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各方面情况都保存详细记录，我们现实生活中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在档案中查找到根源，都可以查找到这些问题在300年中是什么状况，它的丰富性、它的信息量大是明清档案的一个特点。

2、系统性。这1000万件档案分别由70多个机构产生，是在处理公务中的文件，不是片断零碎的记载，而是对历史事件自始至终原原本本的记录，不是个别的记载，而是历史事件全过程的反映，譬如中日甲午战争形成的档案，你只要看甲午战争资料中外交和军事档案，对于这次战争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可以了若指掌，对于战争的原因，每次作战指挥部署、双方胜负、外交折冲和战争论以及马关谈判签订和约都十分清楚，它保持了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内容上系统性，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个别记录。

3、直接性。档案是第一手资料，是历史事件正在进行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是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不是事后的回忆，也不是听来的传闻，写档案时是在写处理事情的文件，不是在写历史。这种直接性，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档案本身的可靠性和权威性，避免了记忆模糊传闻错误或主观臆想。当然档案中也有记载错误，例如，战争中夸大自己战果或消息来源不正确，这种错误也反映当事人的局限性。例如，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马嘎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目的是要和清政府谈判取得通商利益，但清政府以为这个使团是来庆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十分优待，档案中全是英使来补祝万寿的记载，所说祝寿当然是错了，但这个错误本身就反映了清政府不了解外情，就是由于礼节问题双方僵持谈判失败，清政府态度立即改变，以前优待英使团，以后极冷淡，英使团几乎被驱逐出北京。像这种错误本身说明了当时清朝统治者的认识和以后态度的转变构成历史的一部分，不同于普遍的纯粹的谬误。

由于历史档案本身的三个特点，所以它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研究清史和近代史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离开了档案就不可能做严肃的深入的研究。所以第一历史档案馆是我国巨大的历史文化宝库，有着几乎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和历史材料。近十多年来，我带的15位博士生（中、外），全部到档案馆度过很长时间，有许多博士生的材料70—80%是用档案，不利用档案不可能攀登较高学术水平。

（文章来源：《历史档案》1996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