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档案学史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对中国档案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完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同时，研究中国档案学史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增强档案学理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从而加快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步伐，提高档案的科学管理水平，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一、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

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我国历代档案工作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档案管理经验，为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为日后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在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熔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及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于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几位档案工作者（架阁官）还就档案管理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档案学文献。此外，在我国历代奴隶、封建王朝颁布的有关文书、档案工作律令、制度及当时的文书、档案工作实践中也蕴涵着一些档案学思想。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具有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非专业性。由于缺少档案教育，我国在封建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的档案专业队伍，因此这一时期档案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史学工作者和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二）研究行为的无意识性。我国封建社会的档案学思想是在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是以其他活动的副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其提出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档案学研究。（三）思想资料的分散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还不是完备形态的科学，只是一些零星的档案学思想，且分散在法典、制度和史家著述中，没有专门的档案学论著，未能形成严密的知识体系。（四）思想内容的继承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前后相继，历代相因。（五）思想范围的狭窄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是为（文书）档案管理学、文书学（史）、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等少数分支学科的创建积累了一些思想资料，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专门档案管理学及档案学原理、档案术语学等绝大多数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六）思维层次的经验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大多属于“就事论事”式的经验之谈，抽象性、概括性不够，思辨的成分较少，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特点，是因为：（一）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档案数量较少且总体上处于分散保存状态，档案管理方法简单，对档案学理论的需求不甚迫切。（二）以史官为主体的档案工作者大多实行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沿，因循守旧，传统经验根深蒂固。（三）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其档案大多是围绕着帝王将相的政务活动和饮食起居而形成的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和其他专门档案只占有很小的比例。（四）在封建社会，档案工作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一直是以文书工作的后缀部分存在的，“政治”、“存史”是其两大主要职能，机要性、保密性十分突出，因此，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能局限于具体的档案管理方法和经验的总结，只是在与文化关系比较密切的档案文献编纂领域有所贡献。

孕育时期中国档案学（思想）的主要成就及其对当代中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借鉴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出了“述而不作”、“多闻阙疑”等一系列档案文献编纂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思想基础，为当代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二）提出了许多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管理学的创立准备了珍贵的思想资料。（三）对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四）在档案库房建筑及档案保护方面积累了许多足资借鉴的经验。

二、创立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辛亥革命以后，孕育于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发展迅速，开始向科学形态演变。至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档案学终于建立起来，其主要标志就是十三本档案学“旧著”的问世。这些论著对档案定义、档案的范围、档案的作用、档案行政、档案分类、档案立卷、档案的编目、档案的鉴定与销毁、档案保管与保护、档案的编辑与公布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内在动力。（二）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直接诱因。（三）大规模的明清档案整理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重要助推器。（四）档案教育的创办是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催生素。（五）国外档案学的发展经验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借鉴。（六）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资料。

近代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多元性。参与近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工作者，也有行政界的官员，又有史学工作者，还有档案专业教师，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的定义、范围、作用、文书与档案的关系、档案管理的组织形式与机构设置、档案的点收、登记、整理、分类、立卷、编目、排列、鉴定、销毁、保管期限、保管、保护、档案人员的素质与培养、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及文书档案连锁法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三）研究对象的模糊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是十分清楚，大多把档案工作当作文书工作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四）研究方式的移植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大量地继承、借鉴了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及欧美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真正属于自我创新的东西并不多。（五）研究范围的局限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基本上没有突破机关文书档案管理的界限，而有关档案馆工作、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宣传工作以及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的研究成果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近代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建立了早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体系，将档案学引进科学的殿堂。（二）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观点，深化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三）构建了档案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四）摸索出一些好的档案学研究方法。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学科体系不健全。近代中国档案学者的理论建树主要表现在文书档案管理学方面，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专门档案管理学等其他档案学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二）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近代中国档案学是以机关档案工作实践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主要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一般都带有机关档案工作的烙印。（三）研究水平不高。近代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表现为直接经验材料的堆积和局部经验的个人总结，缺乏高度的理论抽象与概括。（四）在移植、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食洋不化”、“囫囵吞枣”的现象。

三、发展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本身的许多问题均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内容涉及档案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及应用技术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新中国档案学者们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和探讨了档案概念的本质、档案的作用、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起源、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档案室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提高了档案学的理论水平。（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初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档情的档案术语、概念和统一自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并据此建立起相应的档案学分支学科。（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现代中国档案学既研究机关文书工作和档案室工作，也研究档案馆工作；既研究文书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方法，也研究科技档案和专门（特种）档案的管理原则与方法；既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也研究档案学自身。（四）研究成果的概括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自身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蕴藏其中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其研究成果的概括性、抽象性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五）研究主体的群众性。从事现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包括各级档案部门的领导），还有史学（方志学）工作者。

发展时期中国档案学的主要成就有：（一）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第一次以独立学科的身份屹立于科学之林。1956年4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和同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一九五六——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都将档案学列为独立学科。（二）初步建立起现代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至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档案学界先后编写出版了《档案管理学》、《文书学》、《中国国家机关史》、《中国档案史》、《文件材料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公布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学概论》、《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等教材，一个由多门分支学科组成的现代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三）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批较有影响的现代档案学著作，如《档案管理法》、《历史档案整理法》、《档案学基础》、《档案管理学》等。（四）对诸多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增强了档案学的理论色彩。（五）极大地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六）档案保护技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七）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档案学研究队伍。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过分强调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阶级性，忽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普遍性。（二）在“大跃进”时期，我国档案学界也犯了“冒进主义”错误。（三）在学习前苏联档案学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现象。（四）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不完整，整个档案学研究还显得比较粗糙。（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系统方法运用较少。

四、停滞与倒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我国档案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档案学研究也未能幸免，许多有志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干部或被赶出档案部门，或被迫害至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也被打成了档案界的“反革命”、“三家村”之一和“贩卖封资修黑货的大本营”，不少骨干和教师被打成“叛徒”、“特务”；国家档案局档案科研所被撤销。这一时期，档案学研究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

五、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文革”结束以后，我国档案学研究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在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新的丰碑。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涵盖了档案学的所有领域。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有：（一）研究范围的广泛性。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档案到档案工作到档案学本身，从档案室工作、档案馆工作到档案事业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法制工作直至档案科研工作本身，从文书档案工作到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都有一大批成果问世。（二）研究内容的综合性。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档案学者积极引进与移植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档案学研究，这不仅拓宽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开阔了档案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当代中国档案学者逐步摸索出多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四）研究成果的时代性。新时期的档案学研究者密切关注档案工作发展的时代脉搏，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档案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积极开展档案学研究，因而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五）研究行为的组织性。1980年以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及一些专业系统相继成立了档案学会，国家档案局和部分省级档案局还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档案科研机构，档案学研究主体的组织性和协作精神明显增强。（六）理论和观点的抽象性。近二十年来，我国档案学界越来越重视对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明显提高，思辨色彩日益浓厚。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学学科体系走向成熟与完善。分支学科的纷纷创立，使现代中国档案学已经从单一的学科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的学科群体，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也因此而显得更加丰满和健全。新时期的档案学建设已逐渐与档案专业的课程建设分道扬镳，已经从具体学科建设和档案教育的课程建设入手的自然建设发展阶段转入从整体系统上设计一个科学体系结构，并有计划地按照这个结构去进行建设的自觉发展阶段。（二）档案学的学科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档案学研究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卷的编写出版被纳入《当代中国》丛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的编辑出版计划当中；档案学的研究项目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了图书情报档案专业评议组，负责图、情、档三个专业的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审批；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档案学的学科归属由历史学调整为管理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一起组成一级学科。（三）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全面推进，填补了许多空白。档案学界除了对前人已经探讨的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化研究以外，还努力开辟新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对前人未曾涉及的诸多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成果更为系统、深刻，更能反映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本质与规律。（四）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日益细化。我国档案学界一直非常重视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其成果在整个档案学研究成果中始终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一时期，档案学界除了继续深入探讨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及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的管理理论、原则和方法以外，还对各种专门档案的管理理论、原则与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五）中外档案事业史研究不断深入。与前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更为深入、细致，不仅出版了档案专门史和断代史专著，而且研究的内容也更加全面，涉及档案、档案工作、档案机构、档案人员、档案教育、档案文献编纂、档案学思想与理论等各个方面，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富有创建性的成果，并且纠正了一些讹误。我国档案学界与国际档案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国档案学理论及档案工作实践的了解越来越全面，先后翻译、编写了一批外国档案事业史论著。（六）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成就喜人。在档案库房建筑、档案装具、温湿度控制、档案制成材料的耐久性、褪色档案字迹的恢复、机械化档案修裱、运用现代科技管理档案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有不少成果属于世界首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七）档案学术气氛更加活跃，档案学术评论健康发展。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档案学发展的方针、政策，倡导并鼓励大家开展档案学术讨论。学者们本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与人为善”的原则，心平气和地开展档案学术批评，大家互相探讨，互相补充，互相争论，互相商榷，或达成共识，或取长补短，或共同提高，或有所启迪。（八）建立了档案学科研课题的立项审批制度和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制度。在科研课题的申请立项和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方面，档案学获得了与其他学科完全相同的机会和待遇。（九）档案学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越来越多的人相继投身于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这不仅表现为数量的增长，而且表现为质量的提高。从事档案学研究的既有专职档案科研人员、档案专业教师，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还有来自于其他学界的研究者。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低，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二）部分档案学术语（概念）、理论不严谨。（三）在移植和引进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食而不化”、“生搬硬套”现象。（四）部分档案学者对待外国档案学理论不够理智、客观，感情色彩浓厚。（五）故弄玄虚，隔靴搔痒。（六）在评价档案学遗产时，部分档案学研究者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七）定量分析法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鉴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

六、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档案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体现出从无到有、从分散到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肤浅到深入、从简单到复杂等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外，还呈现出如下一些发展规律：（一）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是档案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档案工作实践不仅规定着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而且决定着档案学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水平；档案工作实践也是检验档案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档案工作实践还是档案学理论不断补充、修正和完善的原动力。（二）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是档案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开展档案学研究，铸造档案学的繁荣局面，离不开一支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档案科研队伍。不同岗位、不同职业、不同学界的档案学研究者各有千秋，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着当代中国档案学快速向前发展。（三）稳定的政策是档案学发展的根本保证。档案学的兴衰、成败与国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的直接关心、重视与支持更是档案学健康发展的政策保证。（四）经济、科技、文化是档案学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是开展档案学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对档案学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水平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科技的发展导致档案学研究范围的拓宽，并促使档案学界及时地进行理论补充、修正和完善。学术研究空气活跃，文化事业发达，就会推动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发展。（五）中外档案学术与业务交流是档案学发展的外部动力。国外档案学的传入对于我国档案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的许多档案学理论也因此而更加充实和完善。

中国档案学将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一）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将进一步拓宽。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未来中国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扩大，许多目前尚未引起档案学界普遍重视的问题将成为档案学者们悉心探求的重要领域，并将涌现出一批新的分支学科。（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将逐步深入。随着定量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今后我国档案学界一定会在现有基础之上对档案学的众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国档案学的理论水平将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档案学的史学研究也将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在断代档案工作史、专门档案工作史、地方档案工作史研究领域将会取得全面进展。档案学的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也将趋向专深，以档案工作各环节、各程序为依托的新的档案学分支学科也将不断产生。（三）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将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档案学者已逐步认识到开展集约化研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并开始尝试通过组建科研共同体的形式来进行档案学研究，相信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将随着档案科研主、客观条件的日益成熟而不断提高。（四）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性、系统性将更为明显。引进与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使其与档案学相互渗透而形成交叉学科或横段学科，这是未来档案学分支学科产生的主要方式。定量分析方法将越来越受到我国档案学界的重视，含有定量分析研究成分的档案学论著将不断增加。（五）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互相交错、互相转化的趋势将日渐突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纯粹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彻底的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都是不存在的，二者从来就不是完全对立、截然分开、水火不容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可以预见，二者之间互相结合、互相作用、互相转化将会更加紧密、更加迅速。（六）档案学研究将逐步融入国际档案学的洪流之中。在档案学研究中，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的课题，它们既包括许多应用理论与技术问题，也包括不少基础理论问题。不难想像，随着国际档案业务与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多，我国档案学研究最终将成为国际档案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章来源：《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