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公元11—13世纪，以党项族为主体而建立的具有封建性和民族性的双重性质的国家政权。西夏王国的出现，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因此，自20世纪初期开始研究西夏，形成势头，特别是90年代以来，以宁夏为主体，形成了一股研究西夏的热潮，至此已出版了若干部研究西夏的专著，发表论文不计其数。但是，作为西夏史主要组成之一的西夏文书档案史的研究却显得相当薄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可喜的是，近年来，有一些致力于西夏文书档案史研究的学者，已经开创了一些新的局面，为西夏史研究填补了空白，并作出了不菲的贡献。现将西夏文书档案史的研究按照时间期限分列作如下综述，由于条件所限，必有遗漏失误，敬请专家批评。

一

20世纪初的前10年，是我国西夏文书档案史研究的萌芽时期。从史籍可知，我国最早专门研究西夏文书档案的学者当数清人王仁俊。王仁俊，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是近代著名的史学家、史志目录学家和金石学家。王仁俊对西夏文书档案史的研究有首开辑录资料之功，他编纂的《西夏文缀》二卷（1904年）是一部最早的西夏文书档案汇编之作。西夏自景宗元昊1038年正式立国称帝起，便在境内通用自己的西夏文，但与宋、辽、金进行交聘往还的公文仍用汉文，这类公文对于研究宋、辽、金、夏四国关系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故王仁俊以其史学家独具的学识和远见，意识到这类公文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首先给予关注，从而辑成《西夏文缀》二卷。从《西夏文缀》正文的取材来看，王仁俊主要从《宋史》、《金史》、《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西夏纪事本末》、《朔方新志》等史书和其他的笔记、诗话中辑取材料，共辑出汉文西夏公文21篇、汉文西夏诗歌6首。21篇公文包括:表11篇，书4篇，奏、铭、碑、序、露布、榜各1篇。6首诗包括:张元诗5首，无名氏诗1首。王仁俊对辑录的每篇公文都注明出处。此外，《西夏文缀》卷二之后还附有《西夏文逸目考》，这部分属有目无文者。《逸目考》共收38篇公文的篇名，其中见于《宋史》的有24篇、见于《辽史》的有5篇、见于《宋元通鉴》和《东都事略》的各有1篇。王仁俊的《西夏文缀》一书，内容虽不是很多，许多汉文西夏公文都有漏辑，辑录的一些公文所依据的版本并非最好，但他却是第一个辑录西夏汉文公文的学者。是他首先注意对散落在各种文献中的西夏公文进行辑录，把这种材料集中起来，极大地方便了学者的研究和参考利用，省去了研究者的翻检之劳。当然，《西夏文缀》作为辑录之作本身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漏辑太多，二是辑录的公文，有部分是节选，这对研究者造成了一些障碍[1]。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近代著名学者罗福颐通过搜集各史书，辑录出《西夏文存》一卷、《外编》一卷，专门纠正《西夏文缀》之失。

罗福颐从《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中辑出4篇公文，又从新近发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施经发愿文》中辑出2篇，这几篇是《西夏文缀》所没有的。不仅如此，而且罗氏还对《西夏文缀》辑录的节选之文进行了校证补足工作。如《西夏文缀》中有4篇辑自《宋史》的公文、1篇辑自《西夏纪事本末》的节选公文，罗氏用《续资治通鉴长编》给予补全。另外，罗氏从清人吴广成《西夏书事》中辑出8篇公文，由于吴广成未注明出处，罗氏就将这8篇公文汇编为《外编》一卷，这也是《西夏文缀》所没有的。王仁俊的《西夏文缀》和罗福颐的《西夏文存》一卷、《外编》一卷，虽然属于西夏文书档案研究的第二手资料，但它使西夏文书档案史的研究有了比较明晰的内容，在黑城文献出土前是西夏文书档案研究的重要成果，也为我们今天研究西夏文书档案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二

从20世纪初黑城文献出土到30年代中期的这20年间，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西夏文书档案研究的起步并开始取得较大成就的时期。这时期主要是刊布、考证与译介西夏文书档案的阶段。黑城文献出土后，俄国汉学家伊凤阁以发现打开西夏文文献研究的金钥匙———西夏文、汉文对译字典《掌中珠》为契机，率先撰文介绍研究和刊布档案原件，力图破解已经死亡五六百年的西夏语言、文字之谜，这对中国学者产生了震动。旅居日本的我国著名学者罗振玉，首先目睹了《掌中珠》等文献，继而与其子罗福成、罗福苌，最早投入对西夏文文献的译释研究，如1918年罗振玉在日本京都翻印了伊凤阁赠送的《掌中珠》（照片10张）；1924年罗福成又全文摹写出版了《掌中珠》，罗福苌根据《掌中珠》这一档案资料，首次对西夏文字的音、形、义和文法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证分析，并于1919年出版了《西夏国书略说》。罗福成还于1914年撰写了《西夏译莲花经考释》一文，1917年宁夏灵武出土的西夏文译活字版《大方广佛华严经》等佛经万余册，1927年罗振玉又辑印了《西夏官印集存》一书，这些文献资料对后来的西夏文书档案的研究积累了原始资料，并开辟了道路[2]。

北平图书馆主编的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和王静如的《西夏研究》（1930—1932年）是以1929年北平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组织对灵武佛经进行研究为始，中、俄、日三国学者初次合作的结晶。《西夏文专号》集中刊布了中、俄、日三国10位学者对西夏文佛经、碑刻的考释18篇，介绍注释4篇，中俄双方收藏西夏档案的目录及对西夏历史的研究论文36篇，而著名的《瓜州审判文书》就是其中1篇。《西夏研究》三辑除主要考释四部西夏文佛经外，还辨识了4000多个西夏文字，并对佛经雕版作了系统研究和详细论述，为研究西夏提供了丰富而又真实的档案资料。

三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是西夏学者公布并研究黑城出土文献中西夏文书档案资料的时期，这时期的成果颇丰。前苏联和部分西方学者开始公布他们研究的黑城文献中的部分西夏文书档案，如法国学者马伯乐1953年的《斯坦因在中亚细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古文书考释》、前苏联克恰诺夫1971年的《1170年的西夏文书》、《黑水所出1224年的西夏文书》、《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等，他们首先刊布了《天庆年间典当契约》、《西夏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乾定二年黑水守将告近禀帖》等文书档案的影印件。由此正式拉开了我国学者研究西夏文书档案的帷幕，并给了我国学者以很大的启发，他们撰文翻译了外国学者介绍的西夏文书档案资料，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实地考察，并将考察所得公诸于众，如黄振华1978年的《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和1984年的《西夏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考释》中根据西夏原文和克恰诺夫的译文对《乾定二年黑水守将告近禀帖》和《西夏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进行了翻译考释，并根据自己的研究所得对克恰诺夫译文中的不足之处给予了纠正；陈国灿1980年发表的《西夏天庆间典当残契的复原》一文，复原和介绍了天庆十一年（1204年）五月书写的15件典当商人裴松的典当契约底账，作者在这里从典当文契本身内在的某些特点和规律出发对这批残契作了一次完整的复原，这些残契是反映西夏各族劳动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受地主、商人们高利盘剥情景的档案，是我们研究西夏统治下各族人民经济生活的一批珍贵档案材料。日本学者野村博对克恰诺夫的《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进行了重译，而且对文书中涉及到的利息、保人、典当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考证。

进入60年代直至80年代，是西夏文书档案的进一步挖掘、考古和整理研究阶段。1964年王静如一行对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窟群西夏文物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发现了一批西夏文、汉文壁画、题记等档案材料。80年代初，王静如、白滨、史金波等西夏学专家发表了多篇介绍研究论文，其成果有部分收集在白滨1984年编、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夏史论文集》中，其共收论文48篇，几乎涉及到西夏文书档案的各个方面。如王静如1980年《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1983年《新见西夏文石刻和敦煌安西洞窟西夏汉文题记考释》，对西夏壁画及保定西夏文经幢、银川西夏陵残碑的研究成果以及档案资料进行了介绍。白滨、史金波1980年《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1982年《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就莫、榆两窟的壁画、题记及其产生的背景、内容和历史价值作了具体探讨。

70年代，宁夏、内蒙分别对西夏陵和西夏老高苏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藏西夏文佛经也得到了整理，同时就整理西夏文书档案的结果形成了若干专著，如1984年李范文编释的《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6年史金波著《西夏陵出土残碑译释拾补》，1982年罗福颐、李范文辑印的《西夏官印汇考》，1988年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著的《西夏文物》等综合介绍研究性的西夏文物文献的专著。而且对50年代至70年代及新出土的档案进行了报道研究，如1986年岳邦湖、陈炳应《我国发现的西夏文字典<同音>残篇的整理复原与考释》一文，对出土的西夏残碑、辞书进行了考释和介绍。1962年河北保定市出土了西夏文“尊胜陀罗尼”经幢，于是就有多篇论文进行了介绍。如1977年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史金波、白滨的《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1979年李范文的《关于明代西夏文经卷的年代和石幢的名称问题》。1984年史金波、白滨的《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再探》一文，对“尊胜陀罗尼”经幢再次考释之后进行了介绍和讨论，有一些新的观点。此外，史金波、黄振华、白滨等人《黑城新出西夏文辞书<同音>初探》（1987年）、《重修凉州感应塔碑校译补正》（1984年）、《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1982年）等文章对内蒙古、陕西及宁夏出土、收藏的西夏文献档案进行了介绍和探讨。陈炳应的《新发现的西夏文物述论》一文，分成综合、钱币和石窟资料（题记等）三类对西夏新出的文献档案进行了介绍和探讨[3]（122-143）。

值得一提的是陈炳应的西夏学研究专著《西夏文物研究》一书，作者尽可能完整地收集了国内外的文物资料，加上作者对某些西夏遗址、遗物的实地观察所得撰成此书，并且按照文物、遗址的性质分为“西夏石窟、寺庙和佛塔”、“西夏修建的城镇堡寨”、“西夏的碑刻”、“西夏的墓葬、窑址”、“西夏的辞书”、“西夏的民间契约和官府文书”、“西夏的医方、历书、卜辞和佛经”、“西夏的文学作品”、“西夏译注的《论语》、《孟子》、《孝经》和《孙子兵法三注》”、“西夏的铜器、金银器、瓷器和竹木器”、“《西夏地形图》初探”、“西夏纪年考”十二章和“《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节译”等组成。该书通过搜集和整理西夏出土的文物资料，力图全面而又有重点地介绍迄今所知的全部文物资料，除此之外，还有作者常年的研究成果。因此，这部著作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可谓当代西夏文书档案研究的集大成者。

四

90年代是我国西夏文书档案研究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依据所公布的黑城文献和出土的文物而进行的研究工作，其研究进入到纵深阶段，研究成果从质量、数量较前都有所发展。1908—1909年，俄国人克恰诺夫率领的皇家探险队先后两次到黑城进行地理考察，在黑城盗掘了大量的西夏档案资料。据1963年前苏联戈尔巴切娃等所著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介绍，俄藏黑城文献90%为西夏文，10%为汉文及其他民族文字。而且可考知的西夏文献已有405种，其中含佛经345种，世俗文献60种。而世俗文献的史料价值很高，内容丰富多彩，有夏译汉文典籍、语言文字著作、文学作品、历书、职官表、咒语、医书、法律等，其中有100件很珍贵的西夏文书档案资料。这些黑城西夏文文献，为研究西夏文书档案增添了国内汉文史籍所缺乏的第一手资料。经过西夏学者们的艰辛努力，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俄藏西夏文献，如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的《西夏天盛律令》（199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才使得西夏文书档案的研究有了法律依据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96—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联合整理、编辑的大型珍贵文献图书《俄藏黑水城文献》已陆续出版，共11卷本，所有文献按汉文文献、西夏文世俗文献、西夏文佛教文献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献的类型编辑出版，内容庞大，体系完备。2000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韩荫晟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一书可谓是迄今为止汉文西夏史料整理方面的集大成者，这是作者首次全面搜集、整理的自隋初元末党项与西夏汉文史料，全书共4卷9册550万字，分编成四大类，即传记类，收集隋末唐宋以来各汉文史籍中的有关党项、西夏传、附传和其他碑传等；人物传志类，收录或辑录党项、西夏及其他有关人物的传记资料；散见资料编年辑录类，这部分主要收集散存于各史籍中的有关党项与西夏的资料；补遗类，对遗漏的一些散见资料进行补充注释。这部史籍内容丰富，考订详实，主要以二十四史的资料为主，参照其他学者的史学著作编撰而成。以上著作为西夏文书档案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又可靠详实的最直接资料，迄今为西夏文书档案研究者所必备。

1991年宁夏拜寺沟方塔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出土，为我国木活字印刷术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物档案。1996年文化部组织专家考证，确认《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由此，宁夏的牛达生就进行了专题研究，于1994年发表了《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学术价值》两篇文章，介绍探讨了其发现、断代、版本及在中国印刷史上的地位。史金波2000年发表了《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对近期莫高窟发现的西夏文文献进行了译释，认为其中不少是国内仅存，有的甚至是海内孤本。此外，还有王天顺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西夏学概论》，杜建录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西夏经济史研究》，俄国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陈炳应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贞观玉镜将研究》等著作中都辟有专章或专节对西夏文书档案进行了研究，这都具有开拓性，同时也具有奠基性，为研究西夏文书档案史起到了抛砖引玉和导向作用。

进入90年代后期，西夏文书档案的研究打破了以往只是在专著或文章中提及的状况，进入到实质性的研究过程，且收获颇丰。史金波《西夏的职官制度》（《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依据文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律令》），结合其他材料，探讨介绍了西夏天盛年间的职官制度。陈炳应《西夏的印章制度初探》（《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一文，以《律令》为基础，比较系统地探讨介绍了非常珍贵、罕见的西夏印章制度。赵彦龙《西夏文书用印制度》（《秘书》1999年第12期）一文，从西夏印章种类及有关规定、西夏印章的保管、文书用印的范围、文书用印的位置及有关规定四个方面对西夏文书用印的有关情况作了探讨。赵彦龙《西夏文书传递制度初探》（《秘书》1997年第3期）一文，从文书传递分缓急两种、保证文书顺利传递的一些措施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最后结论是，西夏时期的文书传递制度为巩固西夏统治地位，加速文书运转，提高办事效率起到了推动作用。赵彦龙《西夏文书避讳制度》（《秘书》1997年第12期）从西夏建国之初为本国避讳，也为宋、辽、金避讳，同时在辈次的排列上也避讳，最后探讨了西夏虽然避讳，但避讳是比较混乱的，这为文书工作带来很大影响，限制文书工作的效率。赵彦龙《浅谈西夏文书行文制度》（《秘书》1998年第7期）指出西夏各级官府行文时必须如实反映事实，不能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而且行文要讲时效，不能拖沓怠慢，以致耽误工作。同时为了界定各衙署的隶属关系，加强西夏的最高统治权，规定了明确的行文方式，最后总结说，西夏文书行文制度对加强、巩固西夏统治者的利益和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赵彦龙《浅析西夏文书的保密制度》（《秘书》1998年第12期）一文，认为在西夏国，文书的种类不同，保密的措施也不同，军用文书的保密相对于其他文书的保密来说要严格得多，若出现泄密现象，处罚也残酷得多。赵彦龙《略谈西夏文书用字及署名排列制度》（《秘书工作》1999年第6期）一文，从西夏国文字的创制、文书用字的具体规定、文书署名排列的先后顺序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虽然注重党项皇族的权威，但也并没有放弃重用汉人等其他民族的能人。另一篇《西夏文书送审制度探索》（《秘书》1999年第6期）一文，探讨了西夏文书送审的具体时间以及迟缓的处罚措施，也探讨了西夏文书送审采用逐级审核、层层把关的办法，才保证了西夏诉讼案件或文书的公正。尚世东《西夏文书工作制度》（《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认为，文书工作作为政务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受到西夏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同时文书工作制度的建立也成为西夏统治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因此，西夏在制文、审核、署押、传递、管理等方面都制定了较为完备具体的文书工作制度。赵彦龙《西夏文书清退、销毁、归档制度》（《档案》2000年第6期）一文，就如何确保文书的齐全完整而使西夏档案的价值体现出来，制定了文书清退、销毁和归档制度，这也是西夏文书管理的最后一个环节。赵彦龙、高宗池《西夏文书撰拟制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一文，就如何选拔精干晓业的文书队伍、如何确保文书规范的格式、文书内容怎样符合统治者意图和怎样使用准确生动的语言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探讨。尚世东《西夏公文驿传探微》（《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探讨了西夏以兴庆府为中心，驿路干线纵横交错，遍布全国，沿途广设驿馆、驿站，星罗棋布，形成集交通、邮驿、供给于一体的交通通信网络，也探讨了坐骑征用、逾期罚罪、合符、盗窃失毁文书罚罪等一系列驿传制度。尚世东《从<天盛律令>看西夏档案的类型和管理》（《档案》2001年第2期），通过对西夏综合性法典《律令》的探讨，归纳出西夏档案的三种类型:机要档案、司法档案和各种登记簿册，并分析了管理档案的一些措施。尚世东《加强西夏文书档案史的研究》（《档案》2001年第6期）一文，分析了西夏文书档案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条件和机遇、研究的意义，最后呼吁学术界应加强对西夏文书档案史的研究，以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赵彦龙《西夏时期的契约档案》（《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一文认为，西夏的契约档案虽然数量不多，却是研究西夏民间的经济关系、社会习尚以及西夏统治者统治下各族人民经济生活的最为宝贵的资料。2002年赵彦龙有4篇文章介绍了西夏文书档案史的有关内容:《西夏文化教育及秘书培养考核制度》（《宁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试论西夏的谏官制度》（《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高宗池、赵彦龙《西夏文书管理制度探微》（《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夏、宋文书档案保密制度探析》（《档案》2002年第6期）。此外，还发表了一些探讨西夏文书人员的文章，如赵彦龙的《刚介直言　两袖清风———记西夏国著名学者、宰相斡道冲》（《学习与交流》1999年第12期）、朵舜年的《西夏宰相斡道冲及其子孙的足迹》（《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以及吴小强的《评李元昊》（《广州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等。这些成果，对研究西夏文书档案史有填补空白之作用。

近百年的西夏文书档案史研究，从整体看有如下特点:1.西夏文书档案史的研究，早期由于史料匮乏，进展缓慢且成果寥寥；2.随着西夏黑城文献的出土并逐渐诠释刊布，西夏文书档案的研究才步入正道，但成果主要集中在搜集文书档案、刊布档案图片和资料、诠释文书档案资料上，真正研究性的成果不多；3 随着学术交流的加强，文书档案研究的相对集中和队伍的逐渐壮大，学术成果也喜获丰收，这为21世纪西夏文书档案史的研究，特别是西夏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胡玉滨.浅谈清代学者王仁俊对敦煌学、西夏学的贡献[Ｊ]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2）

[2]杨志高.西夏文献研究概述[Ｊ] 宁夏大学学报，2001（1）

[3]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夏文化厅文物处编西夏文史论丛（一）[Ｃ]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文章来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