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苏南和上海出现了个二品顶戴，集苏松太道、江南团练大臣帮办、上海江海关监督，署江苏布政使兼督带常胜军正任诸官职于一身的要员——吴煦。此人在上海登上历史舞台后，将主要精力用于把持经济大权，勾结外国侵略者，伙同上级与同僚，参与了镇压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在短短的5年中，一度成为近代史上一个风云人物。

吴煦其人

吴煦（1809—1872），字晓帆，号春池，晚号荔影，别号秦望山民或秦望山樵，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前，随其父、兄出入钱塘、乌程（今湖州）等二十个府厅县衙门，青年时代即熟悉官场内幕，也学得了衙门办案、理漕、刑讼、交际等手段。二十五年，吴煦以捐纳得试用知县分发江苏，从此进入封建官场。二十九年又捐输米石获加知州衔，充苏州府署帮审。次年，先后署理荆溪（今宜兴）、震泽（今吴江）知县。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那一年，吴煦以补用知县升松江府海防同知，办理江苏漕粮和往来海运公牍。二年，署金坛知县，在任时镇压当地棚民起义，是年兼署吴江知县，补授嘉定知县。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是年五月，吴煦在金坛任内办理团练，迫害太平天国地方乡官，开始踏上反对太平天国的罪恶之路；六月，调赴江苏巡抚许乃钊大营差遣。八月，又调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上海行营办文案，参与镇压嘉定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四年十二月再署松江府海防同知。咸丰五年正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吉尔杭阿去镇江镇压太平军。吴煦则留上海办理“善后事宜”，以海防同知身份在沪与英、法领事进行勾结，这是他外交活动的开端。是年升江苏候补知府，兼办太湖“巡防”事宜。年底调赴江南大营粮台差遣。七年，被派办理上海捐厘总局，因涉嫌贪污被撤职并要受查办，但善于钻营的吴煦经过苦心“营术”，终得蒙混过关而保留原职。咸丰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以吴煦与洋人乡有接触，便派他充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的随员，在上海办理与英、法等国通商税则事宜，由此受到赏识官运亨通。这年十二月十九日（1859年1月22日），吴煦署苏松太道。九年（1859年）三月，获护理江南海关道这一肥缺。五月，实任督理江海关并苏松太兵备道。十年（1860年），为钦命盐运使署江南苏松太道。这时太平军击溃清江南大营，长驱直下常、苏，威逼上海。十二月，上谕再晋吴煦署江苏布政使，并充在籍的庞钟璐江南团练大臣帮办。吴煦感恩戴德，十分卖命。他与同乡、苏松粮道杨坊雇用美国流氓华尔，组织洋枪队；同时又出面勾结驻沪英、法国领事策划“会同防剿”，太平军进军上海因而失利。是年末，咸丰帝赏其二品顶戴监督江海关。吴煦踌躇满志，进入他仕途生涯的顶峰。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忠王李秀成二克杭州后，再次进军上海。吴煦便纠集候补知府吴云、候补知州应宝时、湖北盐法道顾文彬和在籍刑部郎中潘曾玮，与外国侵略者成立“中外会防公所”，一面致书上海英领事麦华陀，勾结在沪之英、法军队统领，一面又与上海官绅买办以重价租借英船，从安庆将福建延建邵道李鸿章的五千淮军接来上海，组成中外联合势力打击太平军。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江苏巡抚薛焕以华尔洋枪队在松江抗拒太平军“得利”，奏请将洋枪队改名“常胜军”，上谕加吴煦“督带常胜军正任”之职。吴煦怎样也未料到，这个“督带”却是一顶带刺的桂冠。清政府对外国侵略看之所以由拒绝到启用，是出于形势所迫，因此既想利用又怕难以驾驭，对外国侵略者始终处于重重疑虑之中。当清廷发现华尔旧部初不过千人，吴、杨漫无限制，陆续增至四千五百人，月饷七、八万两，且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感到十分不安，于是便迁怒于这位“督带”。十月十五日，上谕严令“嗣后若再有增添及不遵调度约束之处，即着将该道等（按指吴煦、杨坊）严参治罪”（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四、五》。）厄运来到吴煦的政治生活之中。

同治元年九月，上海又发生了“常胜军”统领美国人白齐文殴官抢饷事件。原来华尔在浙江慈溪被太平军打死后，吴煦以白齐文“材勇可任”极力推荐（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四、五》。）。今番白齐文不听调遣，拒绝随吴煦同率从英方租来的船队“赴援金陵”，却带勇数十到杨坊家中，殴伤杨坊，又刃伤其戚属，乘机将预备发饷之四万两白银抢去。这场闹剧，既使清廷大为恼火，又惹怒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封疆大吏，朝野震动，于是这位常胜军督带成为众矢之的。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怕责任弄到自己身上，慌忙向朝廷参奏，“该道（按指吴煦、杨坊）等创募此军，及换人接带，始终主谋，又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制，办理不善，咎亦难辞。应请旨将吴煦、杨坊暂行革职，仍令妥筹接办事宜，以观后效。”“如该军仍前犷悍，应责成吴煦、杨坊妥为裁遣，一手经理，不得置身事外，希图诿卸。”革了职还要负责到底。李鸿章不但为自己开脱，还向清廷献计，说“赴金陵，雇用轮船及添购军火，价值颇巨。兹既赴援不成，此项银两不准开销税款，应令吴煦杨坊自行赔补。”（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四、五》。）上谕照准，但来摘其二品顶戴，算足留给吴煦一条出路（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四、五》。）。吴煦万般无奈，交出官印，在宦海漩涡中开始沉沦。

实际上，早在白齐文抢银事件发生前，就有人在奏参薛焕的密折中也告了吴煦一状，说“吴煦、俞斌在上海洋泾浜地方开设钱铺。又合伙包估洋船、沙船，贩货至汉口及莱、登各海岸。皆假托宁波、广东商人字号，掩人耳目。”又告其子“吴宗麟，系候补郎中，寓居上海道署，出入驺从，百姓有‘小藩司’之称，气焰均极薰灼”（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四、五》。）。同治元年五月二十日，丁母忧回吴江原籍的前詹事殷兆镛奏参得更具体，他说：“吴煦精心计，在上海开茂记、绂记、元盛、元丰等银号，凡交捐非伊号银票不收，商贩沙船、火轮船及洋行存银甚多。”（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四、五》。）九月，殷兆镛又奏劾薛焕、吴煦二人，为了镇压太平军，不惜割让沪区民地，又私向洋人买回盖屋收租肥己之罪行。而吴煦命仆人偷偷地与外国人洽办“购储鸦片及出租房屋牟利”之丑闻，亦未瞒过其上级鹰犬的耳目，终于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可见其所作所为，早引起公愤。

殷兆镛的奏折到达朝廷，慈禧太后知道了吴煦的劣迹，即命曾国藩查办。八月廿九日，曾国藩固奏“臣查吴煦开设银号。置买海舶，牟利营私，系属实情．”这一结论无疑给吴煦定下大罪。但是曾国藩又说：“臣与李鸿章久拟列款参奏，惟苏藩、关道二缺，一时难得接署之人。又苏、常失陷以后，上海屡濒于危。吴煦联络洋人，保全要地，具有微劳，且其广交洋商，厚结华尔，吴煦之进退，于华尔全军略有关系；华尔之向背，于英、法各国略有关系，不得不周详审慎，三思后行。俟上海关道一缺遴委得人，再将吴煦事迹会折参奏。”（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四、五》。）曾国藩在奏折中对吴煦貌似公正，实则既打又拉，不过认为吴煦眼下尚有用处，后来安排了湖南长沙人黄芳署理苏松太道，奏准由刘郇膏兼署江苏布政使，就把吴煦一脚踢开了。

吴煦被革职，引起了上海外国侵略者的强烈反响，他们为失掉一个驯服工具而扼腕，他们更忘不掉吴煦“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而且在任时又肆应得宜，但为何要将其撤职，并要其担任指挥一支军队这种无大价值的职务，乃是一个谜。”但如何解开这个“谜”呢？他们自出题自解答：“稍微思索一下，中国政治舞台上本来便存在这种阴谋与变幻，如果认识这种情形，这个谜便随之消失。”（引自《太平军在上海》，原载1862年《北华捷报》644期。）这也算是点到了要害之处。

吴煦还有一大罪状，即纵容重用劣迹昭著的幕客、门生和同乡——上海县后补县丞闵钊、金鸿保、江苏后补知府俞斌之流。闵钊是吴煦经商和出租房屋的代理人。金鸿保是个吃喝玩乐早受鞭挞的恶绅。吴煦与同乡俞斌关系密切，十分引人注目。他与俞斌在上海合伙开钱铺、在杭州开当铺，早有公愤。俞斌与其弟水师参将俞奎，利用职务之便，借公肥私，把卡强征，出洋贩货，获利数十万，得官数年，暴富百万，还私藏外国强盗在圆明园中劫掠的文物国宝。做为其上级的吴煦“共见共闻”（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四、五》。），但他不加过问。同治二年二月，浙江闹饥荒，俞斌、杨坊竟乘机“贱置产业以自肥”，浙江巡抚左宗棠大骂他们“实属忍心害理，为富不仁”，左宗棠上奏命其“力措巨款、广购米石”赈济，否则“即行严办”（引自《左宗棠全集·奏稿一》。稿中凡未注出处的均系引自己出版的《吴煦档案选编》和未刊吴煦档案。）。

吴煦被劾革职，实为明暗数罪并发所致。但他感到真正心痛之处，那就是在经济上受到的严重处罚。同治二年八月吴煦与杨坊被迫各出一半，还清了前项欠款纹银三十一万两，英洋六万三千元。吴煦贪赃侵吞的公款和剥削的民脂民膏，到头来却滚进了外国侵略者的腰包。吴煦对此并不服气。同治二年六月给他的朝廷中的支柱刑部侍郎军机章京胡家玉写信，说：“自愧愚戅，疏于事上”，抱怨李鸿章“迁怒督带之人褫职而赔经费”，哀叹革职后“仅拥有督带虚名……恐涉负气之嫌，不得不曲为顺承，诚不以一官得失为心，而以军需赔垫为苦。”同治二年三月初一日，他的“小衙内”写信为他出谋划策，说什么：“将挪款开销，使不能再向我们哓舌，虽有心挑剔，亦可借公论作挡也。”又安慰其父，意如此如此“不患不能回任”。事情果不出“小藩司”之料，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及整个苏南政权覆灭后，江苏巡抚李鸿章不忘因吴煦延引入沪才得以加官晋爵之情，遂又向朝廷吹嘘吴煦“督带常胜军所向有功，更定章程，悉臻妥协、筹济饷需，不余遗力”。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上面，吴煦“著开复暂行革职处分，仍留江苏以道员即补”，就是由实授降为候补而已。吴煦虽未官复原职，也总算得到了一个体面的下台之阶。

为了帮助吴煦捞回经济损失，李鸿章奏准由政府“批解归补银两”给吴煦，并让吴煦在上海开设自任督办的军需报销局和饷票奖局，向社会“劝捐”，以“弥补经办军需亏欠”，实际上是帮助他填补因充公退赔而空空的私囊。

然而回天乏术。同治四年（1865年），吴煦只好向已升署两江总督的李鸿章辞卸报销局及饷票奖局的美差。按照他自己所说既已“毁家去官”，留补又有何益，旋称疾归里。官场失意，家财一空，气怨难消，终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63岁之际去世，了结残生。

吴煦的作为正处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海成为国际冒险家乐园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他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罪不容恕；他利用职权，损公肥私，置田开铺，鱼肉乡民，应加严责；他私允扩大上海租界，牟取不义之财，又知法犯法，购储鸦片烟，理受制裁；他为清王朝卖命，到头来被挤出圈子，也埋葬了自己，真是活该！但吴煦投入外交活动，大兴海关经济，创立银号事业，主张对外贸易，提倡近代军事工业等，在客观上的作用，也是不应该忽视的。做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人物，吴煦的一生，是值得全面研究的。

吴煦档案的整理和利用

吴煦在知县、知府、道员、布政使、常胜军督带任职期间，亲自动手、幕僚襄助，十分注意对公务档案和私函的收集保存。引疾归里时，带回了全部档案，它既是吴煦官场活动的详细记录，也是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真实写照。它均系第一手原始档案，是一大宗无须辨伪的史料，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吴煦去世后其档案一直藏于后人家中。建国后，其后人因不识档案的重要，将其中一部分当作废纸卖给当地造纸厂，今已不复存在。其大部分于1953年在杭州出售时，被浙江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发现加以收购，后送中央文化部。在这期间，静吾、仲丁两位同志初翻了吴煦档案，编成《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一书，21．3万字；内分：太平天国文书（6件）、有关小刀会文件（12件）、清政府和国际侵略者的关系（14件）、有关洋枪队的文件（26项）、外人书信（19封）、会防局译报选辑（205则），1958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是披露吴煦档案的第一部资料书。档案史料编纂整理是一项重要工作，因为这是发挥档案的作用，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一种有效方式。虽然这第一部书似嫌过于单薄，但它是很有意义的。

1959年4月，中央文化部指令将全部吴煦档案十一大箱，拨运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进行全面整理。1960年10月，在原南京史料整理处的支援下，由著名太史专家罗尔纲先生亲自主持整理工作。罗先生仔细翻阅了全部档案，定出编辑纲目和编选凡例，为往后的编辑整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春编成《吴煦档案目录，附类目索引及重要问题目录索引》。

吴煦档案原来十分零乱而庞杂，总数不下十数万件，上限起于乾隆二十三年，下限迄于同治六年。笔者在去年也浏览了全部已装裱成册的档案，发现主要是咸丰末年同治初年为多。其内容与吴煦的一生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又不是吴煦个人的档案。因为还有他的上级和他的前后任苏松太道，他的同僚和下属的档案。不仅有江苏地区，也包含浙江地区，有些无法判断是否与吴煦有关，故不能编为一个全宗，而是按类别分成：吴煦档案、江苏各衙门档案、浙江各衙门档案三大部类。吴煦档案类目索引分六部分：任职知县与委办各项差使期间的文件；任职苏松太道兼统“常胜军”期间的政务、外交事务、海关关务、军务、军需报销、招抚难民、庶务方面的文件、函件、税单、簿册等；兼署江苏布政使期间政事、捐税、军务、财务文件；私人信函、帐册；吴煦儿子吴宗麟履历、家册；空白执照，封套及残缺霉蛀文件。起自道光二十二年，止于同治五年。

“江苏各衙门档索”分两类：一是有关农民革命运动的案卷；二是有关帝国主义侵略与人民反帝斗争的案卷，内包括江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苏松太道、苏州知府、镇江知府的政事、外务、军务、税务、关务等文件档案。

“浙江各衙门档案”，包括钱塘、仁和、湖州，天台、宁海等二十个府厅县衙门的赈济、漕粮、商铺管理、科举、铨选、采铜等档案。起自乾隆二十三年，终于道光二十一年。

三大类档案，以吴煦档案的史料价值最高。而从不同角度，不同要求，则又有各自的特色和应用价值。其中“浙江各衙门档案”，对于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浙江政治、经济、文化，就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64年4月，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王淑慎、李武纬、罗文起等同志编出《吴煦档案选编》初稿。不幸的是，十年动乱使这部书稿在橱柜内沉睡了十多年。1978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又送来两大箱吴煦档案。之后笔者再从上述单位取回十多件档案。中断已久的吴煦档案编纂整理工作，由李武纬等同志在初稿的基础上，继续努力，进行补选编排，终于编成《吴煦档案选编》7辑，于1982年1983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而与读者见面。

《吴煦档案选编》共？册，200余万字。按问题性质分类：太平天国资料，会党活动及农民抗漕斗争资料；中外交涉及资本主义列强侵华资料；清政府财政经济资料。其选材可谓集吴煦档案精华之大成；它是国内外史料翔实、内容丰富、价值很高的近代历史人物档案之一。它对吴煦生平的了解，特别是对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和对外关系的研究、对“常胜军”的始末、对近代上海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史的探讨，都提供了大量的可靠的全面的新资料，它的问世受到了史学界的欢迎。祁龙威教授发表了《〈吴煦档案选编〉的评介》一文，肯定了吴煦档案编纂整理之功不在出版太平天国史料之下，同时指出该书分类的缺点。

吴煦档案之书已出了两套8册，是不是有价值的档案已告罄？回答是否定的。吴煦档案数量浩繁、内容庞杂，有时同一专题的材料却分散在不同之处，或者有些档案被忽略了，如人们对于两次鸦片战争，多半把注意力集中在作恶多端的英、法、美国侵略者身上，但对当时军力不强但却始终包藏祸心的沙皇俄国却放松笔伐。我和几位中青年研究人员在浏览了全部吴煦档案后，按照专题要求搜集了许多沙皇俄国侵华档案，同时集中了一批出身东北和蒙古将吏的档案，其中多有鲜为人知者，有的则是首次发现。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编成了《吴煦档案中沙俄与东北史料墨迹选》书稿。

是不是到此又要画句号了？我的回答仍然是：不！说实在的，吴煦档案的蕴藏量很大，还有专题材料可掘，如上海江海关档案、常胜军档案、外交档案、小刀会档案和江苏、浙江衙门经济史料等等。但愿上海、浙江、江苏等有关科学研究机构和出版部门，对此产生兴趣，那时第四套、第五套吴煦档案之书，就又能与中外读者见面了。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1992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