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六月间，正是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的阶段，清政府在这一阶段中所发布的上谕最为重要，它说明了清政权对义和团，教民及帝国主义的基本态度。但《清德宗实录》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问题。大部分重要的上谕没有被选录，甚至对个别的上谕，还进行了篡改，使其面目全非。这样，就使人根本看不出整个运动的真正面貌和全部过程。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编纂实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对劳动人民的控制。因此，在编纂和公布这些档案史料时，常常篡改和歪曲历史事件，为其反动政治目的服务。清朝开国前就有过这种坏现象。如《太祖武皇帝实录》就曾经修改过，所谓七大恨原文，并非实录所载之文。到了义和团运动时期，这种现象更为突出，手法更为拙劣。以伪满影印本的，《清德宗实录》举例如下：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乙亥（初五日）谕内阁：自各国传教以来，各直省屡有民教相仇之事，总由地方官办理不善激成衅端。其实教民亦国家赤子，本属良善之徒（按：《义和团档案史料》中《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14—215，“本属”原作“非无”），只因信从异教（按：“信从异教”原作“惑于邪说”）、又恃教士为护符，以致种种猜嫌，因此造端（按：“猜嫌，因此造端”原作“非为，执迷不返”），而民教遂结成不可解之仇。现在朝廷弹压（按：“弹压”原作“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安分（按：“安分”原作“忠义”）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按：此二句原作“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固念教民亦食毛践土之伦，岂真皆甘心反抗（按：“反抗”原作“异类”），自取其祸（按：“其祸”原作“诛夷”）。果能觉悟前非（按：“觉悟前非”原作“革面洗心”），不妨网开一面　著各直省督抚通饬各地方官，偏行晓谕，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予以自新，不必追其既往。并谕知民间，凡有教民之处，准其报明该地方官，听候妥定章程，分别办理。现在中外既已开衅，各国教上应即一律早遣（按：“早遣”原作“驱遣”）回国，免致勾留不便（按：“不便”原作“生事”），仍于沿途设法保护为要。该督抚等当体察各地方情形，速为筹办，毋稍疏忽。将此通谕知之。（《清德宗实录》卷四六五，页五。）

七月乙巳（初六日）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各兵团围困西什库教堂，如有教民窜出（按：原作“教匪窜出抢掠等情”（《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414。）），不可加害（按：原无此四字），当饬队保护（按：“保护”原作“力剿”），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万勿用（按：“万”原作“暂”字）枪炮轰击。（《清德宗实录》卷四六六，页六。）

这是两个很特殊的例子，因为原来的上谕虽然保留，但是经过篡改其中一些关键性的字句，就使得其原义完全相反，从而达到其反动的政治目的。

《清德宗实录》是溥仪继位之后开馆纂修的。但刚修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帝制即取消，以后由逊清皇室的内务府大臣主持继续修撰，到1920年才修完。因当时已改朝换代，仅缮写两部，以备存查。上面所举的两条上谕，经过后来这些修纂官们有目的的篡改，使原来所发布的上谕完全变了样子，不但不据实直录，有些谕旨甚至根本不录了。

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是很关键的问题，由镇压变为利用和欺骗，由利用欺骗再变为出卖和屠杀，其全部过程在上谕中大致可以反映出来。但是《清德宗实录》却把一些有关义和团的重要上谕删掉，使人看不出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真实面目。下面就是一些具体的例子：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64。）

这是清廷对义和团进行控制的第一步。但是仅仅让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觉得统治阶级对义和团干扰得很不够，还不能对它进行全面的支配。所以时隔两天，又急忙下了另一道上谕，干脆让刚毅直接统率义和团了。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义和团民分集京师及天津一带，未便无所统属，著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并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办理，印务参领文瑞著派为翼长。该团众努力王家，同仇敌忾，总期众志成城，始终毋懈，是为至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76。）

六月初一日命令“统兵王大臣暨统率义和团王大臣等，谕令将领及义勇，遇有勇丁及冒充勇丁之土匪抢掠，立即拿获，送交各该王大臣等讯明，即行正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97。）隔了三天，又命令载勋等对“所有业经就抚之义和团民……严加约束，责成认真分别良莠，务将假托冒充义和团借端滋事之匪徒，驱逐净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07。）这样一来，清政府就将正在进行反帝斗争的义和团，通过巧妙毒辣的手法，轻而易举地置于其控制之下。《清德宗实录》把这样重要的上谕，弃而不录，当然有它的政治目的。删掉这些上谕，就免掉清政府对义和团进行控制的责任，“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把“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642。）的“罪过”，统统推得一干二净。

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究竟是什么态度？乍一看来，好象是时而剿，时而抚，令人捉摸不定，实际上它的态度极为坚决，立场又非常鲜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寄盛京将军增祺等上谕里，有这样几句话：“至此次衅端，本由拳民而起。拳民首先拆毁铁路，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其衅不自我开。各该省（按：指东北三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照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60。）

到了七月初九日，军机处寄吉林将军长顺的上谕，仍重复说明清政府的本意，“务令拳民先驱，我军不可明张旗帜”（《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429。）这就是说：如果与帝国主义打仗，先让义和团在前面流血牺牲，打败了由义和团去负责，打胜了，清军躲在后面，也捞一份。

天津失陷之后，六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京师义和团民，著董福祥选挑精壮，编列成军，即归该提督总统，申明纪律，借资调遣。所余团众，仍著载勋等分别真伪，酌量存留，务须妥为钤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46。）由此可见，当天津失陷，京师危急的前夕，清政府还没有忘记对义和团进行控制，把他们□束在载勋、董福祥等人的手中，这就是在义和团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对义和团所持的态度。以上所引的上谕，极关重要，但《清德宗实录》却把它们全部删掉。

实录中对义和团的其他方面，也有略而不谈之处。如六月五日上谕说：“涞水县尚有监禁义和团首，著裕禄即行查明，饬令该县即行释放。如各州县亦有此等团民被禁，著一律释放。”（《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15。）六月十五日，军机大臣寄镶黄旗汉军都统长萃上谕说：“……贾家疃洋人教民□聚一处，团民并无枪炮，自难进攻。著镶黄旗汉军都统……督率义和团众迅速剿灭，毋稍迟延。……”（《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84。）

六月二十日上谕说：“仍著该侍郎（刘恩溥）速回天津，竭力联络义和团众并水会，相机抵御，万不得稍形退缩，贻误事机。”（《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16。）

这两条上谕着重说明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清政府始终依赖义和团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义和团的英勇反侵略斗争，清政府就寸步难行。由此可见，清廷对义和团从利用欺骗到出卖屠杀，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这些上谕却被一概弃而不录，掩盖历史的真实面貌。

现在再来看看清政府与教民的关系。

六月初九日，军机处寄南北洋大臣上谕：“……至各国与中国衅端起于传教者居多，教民为洋人勾引，最为心腹之患，乘此事机，杜其传教之根株，实中国一大转机。……”（《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39。）这个上谕，南北洋大臣并没有照办，而是搞了个东南互保。所以，事后《清德宗实录》也把这条刺目的上谕给删掉了。清政府干六月十二日下谕命令毓贤带队“前往直隶献县剿办教匪”、十三日命令盛京将军增祺剿办奉天省城及新民厅等处教民等上谕，都同样没有选载。清政府从来也没有镇压过教民，相反，却处处与义和团为难。这些与教民为难的上谕，虽是一些空话，但也恐怕给帝国主义留下口实，所以也都缺而不载。

此外，一些虚张声势，毫无实际内容的上谕，也因害怕帝国主义的挑剔，而未敢选录。如六月初七日军机处寄各省将军督抚上谕里曾说：“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胆气自为之一壮。……”（《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21。）又如六月初七日军机处寄山东巡抚袁世凯上谕：“以近畿兵力单薄，……令孙金彪统率原带各营兼程赴津，并勿用洋操服饰冠履，以资辨别。……”（《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22。）

六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寄各省将军督抚上谕：“各国开衅，京津各军尚皆可用，惟聂士成，军，平日第讲洋操，临敌为洋教习所制，以致未战先溃，委械授夷，……而其沿用洋装洋号，动为拳民猜疑，自相斗杀，误国亡身，实堪痛恨。各路统兵大臣，凡夙习洋操及用洋装式、洋口号者，务即悉数更换，一律仍归旧日兵制，……”（《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27。）清政府在此期间取消洋装洋操，正说明了它的顽固性和保守性。它说聂士成因为平日讲求洋操，临敌未战先溃，这简直是胡说。在天津战斗中，聂士成指挥的武卫前军勇猛顽强，尽管过去他镇压过农民起义，但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却能临危不俱，英勇战死。聂士成不愧是一位爱国的将领。但清政府却不问是非曲直，硬说成是未战先溃！

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颁布宣战的上谕，是整个义和团反帝运动中一件大事。这是因为它客观上符合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愿望，有利于义和团运动的向前推进。但是《清德宗实录》却把宣战上谕，弃而不录。使人看不出清政府是什么时候宣战的，宣战的理由又是什么，这岂不是天大的荒唐！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阶级，其编纂档案史料的目的是不相同的。清朝统治者把编纂史料作为其积累和传播统治经验手段之一。它的作用主要限于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如果这些史料选录以后，对其统治有所损害，那么虽然史料价值非常高，也在舍弃范围之内；如果加以删改，能够对统治有利，那就不择手段，横加割裂《清德宗实录》的编纂者们，如陆润庠、徐世昌之流，皆系逊清的旧臣遗老，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编纂《清德宗实录》的。

与此相反者是包士杰辑的《拳时上谕》（《拳时上谕》一卷1919年北京救世堂铅印本。），共辑上谕一百四十四件，其中大半皆见于《清德宗实录》，但也有不见于实录者。他对这些上谕都加了一个标题。如：向各国宣战谕旨；幸西安后第一次罪己诏；第二次罪己诏；处治构祸者诸臣谕旨（一）；加重惩治构祸诸臣（二）；三次惩治构祸诸臣；四次惩治构祸诸臣，等等。包士杰编辑是书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他企图使读者得到这样一条强盗逻辑，即帝国主义是不好惹的，清政府利用纵容义和拳民，伤害传教士和教民是没有好下场的，不但大臣们和伤害教民的地方官要受惩处，就连皇帝也要一次一次地下罪己诏，向帝国主义赔礼道歉，今后谁还敢反抗他们这些强盗。《清德宗实录》与《拳时上谕》两者相比，一个是昏□已极，欲盖弥彰；一个是包藏祸心，为虎作伥。包士杰的《拳时上谕》，虽然在辛亥革命后1919年出版，但从他辑录的上谕，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真正目的，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找出“可靠的证据”。

全国解放后，由于党和国家重视档案工作，明清档案馆（现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编辑出版档案史料工作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1959年编辑出版了《义和团档案史料》，这对研究义和团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部史料的出版，又使《清德宗实录》和《拳时上谕》的缺点和错误得到了纠正。它最大的优点是，所选录的史料，“都是未经剪裁，内容完整的，对了解和研究义和团运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叙例页2。）档案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但反动阶级在编辑和公布档案时，常常采取篡改和歪曲历史文件的手法，为其反动统治服务，《清德宗实录》的修纂者正是这样做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的出版恰恰纠正了这一点。这是很大的贡献。

此外，《义和团档案史料》在1978年重印时曾指出近年来新发现的史料，准备出版《义和团档案史料续集》，这很有必要，可以使档案史料更加充实完备。希望今后能够更多地出版一些档案史料来纠正清实录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更好地为历史研究服务。

（文章来源：《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