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进驻成都，以华西协合大学为基地，向四川开拓布道、医药、教育事业。在半个多世纪里，传教士们在此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文献、图片档案、建筑遗存、口碑材料等，这些具有特殊价值的人文档案现已成为四川大学的特藏档案。

一、华西协合大学与四川传教士

华西一词，在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人对中国西部的称呼，当时整个中国共有十三所由基督新教创办的教会大学，而在广大的西部仅有一所，它就是位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

华西协合大学成立于1910年。参加联合办学的教会团体有：美国浸礼会、美以美会，加拿大英美会，英国公谊会、圣公会。大学的教职员由各教会选派，分别来自美、英、加三国，所代表的西方大学不下20余所，主要有剑桥、牛津、多伦多、耶鲁等院校。

半个世纪中，先后落户成都“华西坝”的传教士200余人，成为当地一个特殊的居住人群。这些人不仅是大学的创办者、教育者，也是四川政治的见证者，四川现代医药的开拓者，四川基督教的传播者，西部边疆的探险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风华正茂的年龄来到四川，当他们回国时，许多已在四川各地工作了数十年。有的传教士家庭二三代人都生活在“华西坝”，如加拿大传教士启真道的父母、妻妹、儿女一家十余口人都先后在大学从事教育和医疗工作。

二、四川传教士档案的分布和收藏情况

由于这些传教士所属的国家、教会不一，加之来华服务的地点变化不定，使其档案呈多国家、多地区的分布。分别收藏于欧美各国的大学、政府和教会图书馆，成都、香港等地的大学档案馆以及国家、省、市各级档案馆，如：美国传教士毕启于1900年来到四川，任大学校（务）长达30余年。他的档案在美国维斯理安大学，耶鲁大学神学院均有收藏。

而传教士在四川活动的档案，主要收藏地点集中在成都，又主要集中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华西协合大学档案即为该馆的特藏档案。由于未受战争等因素的破坏，华西协合大学档案是中国大陆现存最完好的教会大学档案。此外，还有部分四川传教士档案收藏在四川省档案馆，成都市、重庆市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

三、四川传教士馆藏档案的主要特点

由于华西协合大学的特殊地位，使它成为四川传教士的基地。这里不仅有壮丽的历史遗存，包括建筑、道路、林木、碑石，还有丰厚的历史口碑材料，包括政治人物、教徒、学生对传教士的回忆。这些历史遗存和回忆，具有它独有的文化价值。比如，至今华西校园矗立着古朴典雅的建筑群，这些由传教士设计的建筑大都在20世纪20、30年代修建完成，在当时被奉为中西合璧的典范。又如，中国人的著作、回忆录，则从另外的角度反映出传教士与四川社会的联系。

在历史文献方面，华西协合大学的档案收藏，时间从1892－1953年，其中涉及传教士的档案，广泛地分布在大学的行政、教学、机构、医疗、宗教等卷宗里。这批记录传教士活动的档案，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政府公文对传教士的独特视野

在政府公文中，有关传教士的个人专卷，如“苏道璞教授遇刺案卷”。英国传教士苏道璞于1930年在成都遇刺身亡，该卷档案收录了四川军政首脑对该事件的指令、公函，大学向地方政府的报告，苏道璞生平事迹，以及一些名流人士书写的挽联、悼词。

上世纪20年代后，华西协合大学数次卷入国人争取“国权”与“教育权”的政治风潮之中。其中涉及传教士的档案，就有学潮、取缔宗教、大学立案等案卷。从这些官方训令、公函，以及上呈报告等档案中，展现了传教士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他们对中国政治的种种反应。

从档案中我们也发现，一些传教士因对中国的杰出贡献，得到中国政府嘉奖。如政府褒奖牙科创办人林则；博物馆创办人戴谦和等。毕启博士，更是多次受到有关方面褒奖，如袁世凯的嘉奖令，国民政府的褒奖令及颁发勋章的证书等。

对这部分档案的发掘，可以弥补海外著作中倚重“洋”档案忽略中文档案的缺陷。

2、人事档案的独到细致之处

外国教职员的名册、退休、进修、旅行、薪金、住房等管理文件，较详细记述了传教士的基本情况。如教职员的名册登记，以表格的形式，由传教士亲笔填写。内容包括：中英文姓名、出生地点和日期、学历，毕业后的工作经历、受聘日期、任职系科及职位、出版著作等，完整地记录了每位传教士的个人背景和人生经历。如从档案中我们得知，大学并不支付薪水给予传教士的妻子，不管她是全职或者半职在大学任教。

3、院系及学科卷中的丰富材料

由于一些传教士在教育、科研的开创性工作，使他们成为某一院系或学科的主角，院系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传教士的个人足迹。如莫尔思、林则、米玉士分别为医、牙、药学科的创办人和领导人；戴谦和、葛维汉成为博物馆的创办人和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专家。

4、图片档案的印证

清末民初，传教士遍游巴山蜀水，不仅四川的自然风光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而且四川社会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足迹所至，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均收入了他们的镜头。他们摄影内容广泛，除了记录下他们个人生活以及家庭生活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历史记载，如四川政坛变化，人民的贫穷苦难，西南边疆民族等。目前的馆藏照片1333余张，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

5、传教士归国后的文献资料

自上世纪43年代传教士返国后，纷纷在海外各主流报纸及教会刊物著述其在四川的经历、感悟，不少传教士有专著出版，其中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如徐维理的著作《龙骨》、陶然士的著作《第一代传教士》等。

四、传教士档案的保管及利用

上个世纪远道来川的传教士，已经相继去世，然而他们带给今天的历史记忆，依然历历在目，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既是宗教的，也是世俗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今天，来华传教士的档案，已成为了国内外各个收藏机构的“特藏档案”而得到特别保护。2002年笔者在美国耶鲁大学、维斯利安大学考察期间，国外同行的对此类档案的重视程度、保管的精确细致、投资力度以及研究深度等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耶鲁大学神学院特藏图书馆收藏的传教士档案，包括传教士在中国、日本、印度、泰国等的档案，可谓洋洋大观。而其现代化的档案库房保管条件，以及对档案的保存、利用方式更让人羡慕不已。每个传教士均设有独立的个人档案，按件整理，装盒保管，并投巨资将档案全部制成了缩微胶片，原件不对外查阅，只提供使用缩微胶片，以避免对档案的损坏，所有档案均建立微机检索目录，研究者查阅十分方便。

四川大学收藏的华西协合大学档案，历来受到国家有关机构、学校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安全的保管。但由于目前尚未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整理，没有检索目录，更没有对档案原件进行缩微、扫描等保护处理。由于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制约了它的开放利用。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我们已经着手一些相关的合作课题，以加快华大档案开发利用的步伐。

（文章来源：《四川档案》2004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