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档案是国家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真实记录中最为难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存长久、广为传知最为庄重的记事形式，是一种载体独特别具特色的重要档案。这些价值厚重的“金石档案”不仅是国家的文化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历史珍品。它犹如一面历史的明镜，闪耀着人类文明的光辉，回荡着历史前进的足音。
金石档案是金文档案与石刻档案的统称。何谓“金石”?《吕氏春秋·求人》载:“故功绩铭乎金石”。高诱注:“金，钏鼎也;石，丰碑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后因此称钟鼎碑刻为金石。金，指的是古代人们铸刻文字用于铭功记事的青铜之器;石，指的是刻文记事的天然石体和石碑等。金文也称钟鼎文，一般是冶铸在青铜器上。古人称铜为金，故称钟鼎文为金文。金石文字，则指在纸张出现之前，人们铸刻在金属器物和石材上的文字。它是我国最早、最普遍的传统文化现象，其质地朴实无华，书法笔动随意，内容丰富多采，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萃。金石档案是以金石为载体，以文字、图画书史记事的，并且在历史研究中能起到档案的凭证和参考作用的金文、刻石、碑刻、墓志、经幢等。
“石室金匮，源远流长”。从传说中的夏铸九鼎，掀开了我国青铜文化的第一页。从考古发现有铭文的青铜器始于商代，西周时期青铜器开始广泛运用，并用其铭文记事，以至作为法律上的契约。东周后，伴随着其它记录材料的使用，钟鼎文渐衰。在冶铁业发展和成文法公布的春秋时代产生了铁质金文档案。如公元前536年郑国大夫子产首创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大夫铸刑鼎公布大夫范宜子制定的刑书。至于金册、铁券等金属载体的档案，则一直沿用到后代。石刻档案因以石质材料为载体而得名，是我国古代的珍贵档案之一。据考，刻石记事，始于殷商之际，但为数甚少，东周以后渐多。著名的东周初年的10块“石鼓文”，记载了秦襄公因伐戍救周之功而受封的事迹及当时游猎活动的情景，是我国现存最早、较有系统内容的石刻档案。迄至秦汉，书中记载的碑碣大量增多，内容也相当丰富。既有帝王出巡、狩猎、宣传功德和生产活动、社会重要事件的记录，也有颁布政令、规定法规的文告。如秦始皇的琅邪石刻，即有诏令“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等内容。并且有些地方官也效法采用碑刻形式记载要事，或发布文告，有的还镌以官印。秦代保留下来的泰山石刻、琅邪石刻以及蜀郡太守李冰修建都江堰石刻等，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献。由于石刻碑碣长久流传，且传知广远，所以历代因之，直至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
井陉秦时置县，历史悠久，地脉钟秀，人杰地灵，自然景观独特，人文底蕴厚重。据文献志料记载，井陉有久享盛名的周穆王猎陉山石鼓寺“列台”石刻;有“齐河清四年565’乙酉造”等字的千佛岩佛座石刻;有“大唐国镇州井陉县天护城东禅院”、仙台山护国院“唐天佑年间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及仙台山唐代摩崖;陉山庆贺寺宋皇佑五年1053、良河东龙泉寺山泉院宋开宝二年建的两座经幢;天台山、沈山寨白虎洞宋靖康年间及北良都川过爷庙三处题刻;有“大宋成德军天威军石桥记”;有明吏部尚书乔宇撰书的《苍岩重修福庆寺记》及题诗碑;有明代中州范志完题写的《淮阴侯谈兵处》刻石和龙窝寺题壁;有陉邑名贤明副都御史霍鹏为凌霄塔题写的“文笔凌霄”石刻;有清康熙27年公元1688年吴文楠撰的《确考汉淮阴侯背水阵处碑记》;有被民间称为清三代帝王师、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祁隽藻“过龙窝寺题壁”以及东天门白石岭清末名将刘光才抗法碑、古天台钟铭文、于家真武庙八棱香亭石刻、《柳池禁约碑》、《整勒村规碑》、朱家疃清光绪十一年1885禁约碑、北蒿亭村清光绪三年的《禁止赌博偷窃碑》等等。这些饱经沧桑、保存至今的金石档案资料，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是祖国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历史见证，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金石档案多属文物的范畴，它包容了中华民族不同时代意识形态的情趣与理想。它们之中既有皇帝的诏谕和敕命，又有忠臣将士的兴国良策;既有名贤先哲的伦理道德，又有革命烈士的功德颂章，它浓缩了从古迄今的历史，留下了与日月同辉的宏篇典章。
抓好“金石档案”的抢救征集，整理编研，展览宣传，文化交流，学术研究，搞活搞好现有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工作，对于强化全民文物保护意识和社会档案意识至关重要。知古益今，鉴往效兹，金石档案是一个重要资源。由于历代珍视档案文献收藏，所以我国历代以来的甲骨、铭文、简册、缣帛及各类纸质不同载体的档案文献，才得以大量保存下来。没有历史档案资料，就可能史立不准，貌言不清。有了它就可以认识昨天，谋划今天，预测明天。“挖掘史料，考述源流，吸纳成果，展示风采”是今人义不容辞的职责。靠我们勤劳的双手通过“查资料，访知情，勘实地，拓碑文”，将千百件具有不同时期的金石档案征集进馆，是“拓展收藏领域，丰富馆藏门类，优化馆藏结构，增加地方特色”的重要举措。山以贤称，境缘人胜。征集和建立金石档案，向人们献上一份珍贵、精美的精神食粮，对提高社会的文化品位有着积极的意义。
（文章来源：《档案天地》2004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