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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修清史工程与档案

邹爱莲

2002年12月12日,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教授为主任,由全国25位清史专家、学者组成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标志着清史编纂工程的正式启动。清史工程,是新世纪我国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该工程的启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历史档案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从该工程的缘起到最后的实施和结果,都和清代档案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清代档案的整理与利用程度,将是直接决定清史工程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清史工程的启动,为清代档案有效地服务于社会提供了机会。

一  清史工程的缘起与档案

 

1。历15年撰修的《清史稿》舛错种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撰修时未能充分利用清代档案,这成为引几代史学工作者立志以档案为基础重修清史的不解之缘。清史编纂工程的缘起,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易代修史”的优良传统,前一朝代灭亡后,后继朝代为总结其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作为治国的借鉴,都要为前朝修史,这种传统绵延不断,形成了从《史记》迄《明史》的二十四史,也成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一种重要形式。清朝灭亡不久,1914年北洋政府即聘请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担纲,开始撰修清史。至1928年,共成《清史稿》536卷,800余万字。但是,该书未经发行,既遭时人病诟。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先生曾批评《清史稿》有“反革命、反民国、体例不合”①等错谬19项。面对此书,国民党政府先是将该书封禁,30至40年代历两次检校又予以驰禁。60年代,台北学者重修清史,历两年成《清史》8册。但台北所存清朝档案有限,加上时间仓促,这部《清史》,“虽就《清史稿》体裁、立论、书法等有所匡正,然于《清史稿》底本及诸重要史料,则多未能悉睹,仓促成书,脱漏舛讹,在所难免。”②实际上等同废品。故从1978年起,台北学者改而对《清史稿》直接校注,“不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③。至1984年,“凡校订4万余条”④,并从1986年起陆续出版,成书16册,连同《清史稿》原文,凡1200余万字。然而,虽历经反复校勘标注,已基本廓清了《清史稿》存在的各类问题,但校注毕竟是就《清史稿》范围而作,不可能摆脱《清史稿》的局限,原书的重大谬误、阙失和遗漏,也不可能通过校注解决。而《清史稿》本身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亦终究是一部“史稿”,不能算是正式的清史。

总结《清史稿》编纂的经验教训,除编纂者大都立场错误以及撰修后期经费支绌、未经总阅审定仓促成稿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清史稿》纂修时,大量清朝档案尚未整理,修史者多未能看到,因而史实基础不牢。据时人记载,当清史馆开馆之初,许多人皆有搜罗档案、广采书籍的建议,然成效甚小。如军机处档案,保存着数千册满、汉文上谕,上百万件满、汉文录副奏折,“实为清史之根本材料”,但这部分档案当时“存国务院秘书厅第一科,史馆曾行文索取,国务院政事厅以办公须用未允,故史馆纂述各员未见”。只有极少数人曾看到了其中的鸦片战争档和白莲教档;内阁档案,既有大量清初的《满文老档》、满文《国史院档》、《秘书院档》、《密本档》,又包括100余万件各朝的题本、杂档,“清史馆未利用”,内务府档案,“清史馆亦常行文调取,然未能顺手利用”⑤,而其他如宫中各处档案、方略馆档案、国子监档案、各部院及各省督抚档案,由于未集中保管和整理,加上其归属问题,撰稿人也均未能利用。当时撰稿者得以利用的档案只有清朝国史馆的档案,内容主要包括国史馆历朝撰修的人名包以及国史馆修史中使用的各朝《实录》、《圣训》、《会典》等官印史书。而当时所利用的这些档案,只占清朝档案存有量的极少部分。这里我们可以列数对比:

 


《清史稿》利用的档案及数量
 
 
未利用的档案及数量
 
实际利用比率
 
 

国史馆档5万多件


 
清朝中央机关档案1200多万件,地方档案约1000万件,合计共约2200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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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清朝绝大多数档案,修纂《清史稿》时未能利用。
档案是修史的基础,浩瀚的二十四史,大都是利用档案修撰的。清朝比起明朝以前各朝来,存留下来的档案最多,但《清史稿,撰修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利用,其书又舛错种种,这不仅是一件憾事,也自然成为引发后人重修清史之念的重要原因之一。故20世纪以来,有志于中国史学文化的工作者,曾多次提议以档案为基础重修清史。

2。从20世纪20年代初清官档案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以来,经几代档案工作者的努力,大量清代档案得到整理、发掘、公布,从而为撰修清史提供了较好的史料基础,是促使当代史学工作者立志现在启动清史工程的主要条件之一。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开始过渡的重要时期,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许多领域,都和清朝历史紧密相关,许多问题要追溯到清代才能了解根由。所以撰修一部比较理想的、系统的、全面的大型清史,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曾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关注的事情,也是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耿耿情结。早在上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董必武同志首先向中央建议写一部正式的清史,这个建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1959年周总理委托吴晗同志考虑清史编纂方案,吴晗征求了史学界很多人的意见,并以吴南星之名发表文章《论修清史》,提出了“用十年八年时间写,十年八年时间改”的设想⑥。但因国家遇三年困难时期,此项工作停顿下来。此后,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提出要编一部清史,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1965年,周恩来总理又委托中宜部,成立了“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此项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夭折。到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根据群众来信,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虑编纂清史,因国家经费紧张暂且拖了下来。至2002年春,先是戴逸先生在《瞭望》杂志发表了《盛世修史》的文章,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史学界同人重修清史的热望。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召开清史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会议,会上,来自北大、人大、北师大、南开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9位委员,一致提出了纂修清史的建议,并由与会的两位委员向正要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分别提交了议案,两个议案均得到大会的重视。继之,季羡林、任继愈、戴逸等13位专家学者又联名给中央写信,希望尽快启动清史工程。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建议非常重视,经过一系列的调研论证,2002年8月,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李岚清均批示同意了这一建议,11月成立了由14个部委组成的清史编纂领导小组,12月成立了编纂委员会。2003年1月28日,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在中南海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参加,并做了重要讲话。清史编修工程紧锣密鼓正式启动,几代人的提议和愿望终于变成了行动。

史学工作者何以能信心百倍在当前提出启动清史工程的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又何以能一致批准这一工程的实施?这在专家们的议案及一系列的调研报告中都有很明确的解释,那就是;我国现在具备了纂修清史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政治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人材的形成、对清史研究成果的积累。另外,十分重要的一条是,从2l世纪20年代初清官档案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以来,经过几代档案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清代历史档案从整理编目到出版利用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编纂清史奠定了厚实的史料基础,创造了较好的利用条件。初步统计,目前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1000余万件清代档案中,整理到件的已达200余万件,其中满文档案近50万件;整理到卷的有800余万件;逐件摘由著录编目的近50万件。并根据不同的整理状态,编制各种簿册式检索目录1400余册,对200余万件整理到件的档案进行了缩微拍照。这些基础性的整理编目工作,都为档案的利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搭起了梯架和桥梁,使大规模、高效率查阅利用档案成为可能。同时,从1925年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共编辑出版各类档案史料160部以上,总计约在3亿7千万字,累计公布档案62万余件。另外,几十年来其他各地档案馆也都不同程度的整理、编辑出版了不少清代档案史料。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清史研究的资料库,为纂修大型清史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这些良好的基础和条件,成为促使当代史学工作者立志启动清史工程的重要原因之一。故许多清史专家自信的说:“在人材方面、在研究成果方面、在资料方面,现在启动清史编纂正当其时,是良好的时机。”⑦

二  清史工程的定位与档案

启动清史编纂工程,是百年不遇的盛举,引全国重视,世界注目。这项工程规模有多大?是一项什么性质的工程?在这项工程中档案工作处在什么位置?对此,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曾多次阐述过他的设想,并已得到编纂委员会和编纂领导小组的赞同。即:清史工程是新世纪我国一项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它的意义和影响,将如同经济领域中的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和青藏铁路工程一样彪炳史册。
清史工程主要包括主体工程和基础工程两大部分。初步规划,主体工程是准备用大约10年时间,以3000万字的篇幅,写出的一部囊括将近3个世纪的清朝历史,讲清史实,阐明规律,总结经验。基础工程是同样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整理编译出版大约20亿字、相当于3部《四苎全书》数量的档案和文献资料。初拟全国共整理出版清代档案1500册,其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约出版1000册,其他各地所存档案约出版500册。

对清史主体工程和基础工程的框架构成,戴逸先生曾将二者形象比喻为像航空母舰和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的关系。“10年后清史主体工程出台,各项档案文献工程也陆续出台,形成规模性文化工程”。“这样做,一个是为了修好清史,能够有坚强资料依据,另外我们放宽眼界,抢救保护珍贵的档案文献,这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⑧。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代档案工作在清史工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整个清史编纂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即承载着为修清史服务的光荣任务,也承担着编辑档案史料和抢救保护档案的职责。首先,能否在10年内整理好清代档案,保证撰写人员及时、充分利用到这批档案,决定着这次清史的纂修质量和水平。用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教授的话讲:“如果说大型清史是一座楼房,那么档案资料就是它的基础。所以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后,把档案整理、利用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委员会下面专门设有一个机构,名称就叫档案处,其主要工作是调查,整理、公布清代档案,为编纂大型清史服务。”⑨其次,集中公布出版上千册的档案文献,这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并且这个工程是清史工程的重要基础工程之一,是清史最终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将修清史利用档案和整理抢救档案相结合,是这次修史工作的特色,是以往历史中所没有的,既说明了清代档案的重要,也说明了国家对历史档案工作的重视。故从工程伊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关领导和部分专家就被邀参与了论证,编纂领导小组和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国家档案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关领导同时被吸收参加,这也充分体现了档案和档案工作在编纂清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三  清史工程的要求与档案

清史编纂工程作为新世纪的标志性文化工程,为保证编纂出的清史是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工程要求,除在思想观念、编纂体例,工程结构上都要有创新外,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充分利用清朝各种档案,做到“材料丰富,史料翔实”,这也是清史工程前期工作的“重中之重”。
经初步了解,国内外现存各种清代档案共约有2200多万件,其中中央级档案1200多万件,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另外,辽宁、大连、江苏泰州等地的档案馆、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所及国外一些大的档案馆、图书馆也有数十万件至数干件不等的清代中央政权机关的档案。清代地方档案和各种专题性档案约1000万件,主要分布在四川、西藏、新疆、吉林、黑龙江、山西、上海、浙江等地。

经初步调研论证,在这2200余万件档案中,清史工程需要查阅利用的约在700—800万件,占国内外现存清朝中央和地方档案总量的1/3左右。其中中央级档案约500—550万件,地方档案约200—250万件。利用的重点,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清朝中央政权机关的档案。利用的原则“本着先中央、后地方,先国内、后国外,中央和地方分头并举,国内和国外分步进行的原则”,“拟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中心,先行一步,摸索用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加速档案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在此基础上取得比较成功的经验,再向地方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推广,分头进行各地的档案整理出版工作”⑩。

按照清史工程的标准和要求,清代档案整理出版工作的任务是艰巨的,工程是浩繁的。对档案工作者来说,能有机会亲身参与这么一项百年不遇的国家工程,是机遇也是挑战,是压力也是动力,是光荣更是责任。
为配合清史工程的进行,作为保管、利用明清历史档案中心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2002年就开始了为修清史服务的有关准备工作:2003年除先后参与了清史编篡委员会组织的“《清史稿》纂修始末研究”、“国内外所存清代档案情况调查’’等5个课题的调研;还先后制定了“为清史工程提供馆存档案整理十年规划”、“十年拟出版档案规划”、“2003年、2004年整理档案规划和实施方案”、“十年档案数字化加工方案”等一系列规划和方案,并正在组织实施。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做规划的总原则是,以服务清史工程和档案安全利用为目标,突出重点,打破常规,编目先行,出版跟进。所谓突出重点,就是按照档案的重要性、系统性、完整性程度,在对全馆所存档案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选出重点,规划出十年内每年要整理的内容。所谓打破常规,就是从整理到利用都根据清史工程需要做适当调整,如过去档案整理只能在馆内,这次可以在保证档案安全的前提下,将档案提出到馆外整理,在利用上,过去整理后但没有缩微拍照的档案是不提供利用的,这次对清史撰写者,少量的可以考虑边整理边提供利用。所谓编目先行,就是整理成果首先以档案目录形式提供网上公布或出版。至于档案史料的出版,则拟在整理利用的基础上,视清史编纂工程的进度,稍微滞后进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拟整理档案的重点和范围主要包括:朱批奏折64万件,录副奏折72万件,内阁题本140万件,外务部档案11万件,内务府奏案、奏销档等约25万件,民政部、邮传部、学部、兵部陆军部、理藩院、八旗都统衙门等小全宗档案约50万件,还有上谕档、电报档、史书、起居注册等簿册档案及部分满、蒙文档案约100万件。

为尽量使整理工作赶上修史的需要,为撰写人员及时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整理的方法和步骤拟按“三阶段、一同步”的原则,有重点,分阶段,突击整理著录。三阶段是指在整理时间上分三个阶段;前3—5年是重点,后6—7年补漏,第8—10年扫尾;一同步是指在方法上边整理、边修复、边拍照扫描、边提供利用。在人员上,随整理工作的开展,拟再从社会上招聘100名左右的临时工作人员,参与档案的整理著录、拍照扫描等工作。

总之,清史工程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宏伟工程,档案工作者能够参与,是一个良好的机遇,通过这一工程,充分发挥档案的历史价值,同时借机对清代档案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和出版,是造福于后人,造福于子孙的伟业。我们这一代人生正逢时,国富民安,才有这个有利条件开展这项I程,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做好这一工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做出积极的贡献。

注:
①⑤朱师辙《清史述闻》,第419—424页。

②③④台北国史馆印行《清史稿校注》第一册。《清史稿编印、禁售及进行校注之经过》。
⑥《前线》1963年第3期第14页。

⑦⑧戴逸“编纂《清史》的由来和今后工作的展望”,见2002年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报告。

⑨朱诚如“档案文献工作必须先行”,《中国档案》2003年第8期。

⑩“清史编纂中档案的整理和利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处在“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上的报告,2003年8月25日。

(文章来源:《历史档案》2003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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