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夷务始末》或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清政府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全书就鸦片战争前夕至同治间对外交涉的重要档案按年编次，计分道光朝八十卷，咸丰朝八十卷、同治朝一百卷，计约六百七十万字之谱。

有清除按前代成例，每朝修有《实录》外，还有两种官修的档案资料汇编，即《圣训》和《方略》（或《纪略》）。所谓《圣训》，就是把皇帝的谕旨，择其“嘉言德音”按类编纂，以“上彰祖德，下启孙谋”。《方略》则是在每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供尔后借鉴而派大臣主持修纂的。修纂人员把有关各次用兵的重要谕旨、臣工奏议，按年月编排。清初国势较盛，每次用兵，或平定了叛乱、或镇压了起义，或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入侵，因此《方略》还寓有吹嘘最高统治者“圣德武功”、“庙谟深算”之意。《方略》都刻印成书，往往还颁赐给大臣。

道光二十年（1840年），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用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清帝国的大门。这次战争的结果，堂堂“天朝”竟被一个甚至很多大臣还不知道它地理方位的小小“岛夷”打得一败涂地，订立城下之盟，开辟商埠，割地赔款。法、美两国接踵而来，要求“利益均沾”，清政府被迫相继和它们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对于这桩清朝开国二百年来的奇耻大辱，道光皇帝当然无颜开馆修纂《方略》。

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和侵略，除直接军事行动而外，兼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反映这些情况的原始档案，有皇帝下达的文书（即谕旨）、官员向皇帝奏事的文书（即折片）等。这些档案，在清代都有严格的保管制度。军机处综揽国家机要政务，于经办文件录副，其中一部分是和外国办理交涉往来的，如交聘往来、通商贸易、边界勘划、条约签订，以及就其他重要事件进行交涉、办理的情况。它们记录了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发展演变的一般情况，以及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也透露了中国人民进行英勇反抗斗争的情况。咸丰十年（1860年）起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保存各国驻华使节送致的照会、文书原件，也都是研究中外关系的重要资料。清朝统治者对屈膝投降、丧权辱国的外交事实，历来讳莫如深。有关的机密文件，即便是一般大臣，也难以窥见。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最高统治者在对外交涉方面心有余悸，往往委曲求全。咸丰即位之初，在一次为禁止天主教传教的对外交涉事件中，便谕令军机大臣称：“惟与外洋交涉事件，自应循守旧章，以杜哓渎，尤须随时应机通变，期于制驭得宜”，“凡事慎之于始，勿自我发端，转启将来饶舌也。”（《文宗实录》卷四十一，咸丰元年闰八月）怎样“制驭”？怎样防止“饶舌”？历史的经验教训还需借鉴。大约在此同时，咸丰允准协办大学士杜受田的建议，谕令设馆将与“外夷”来往交涉的档案编纂成书，避开《方略》之名，而称为《筹办夷务始末》。

杜受田，山东滨州（今滨县）人，父亲在嘉庆朝官至侍郎，本人是进士出身，当过翰林院编修，道光十五年奉诏入值南书房，当上了王四子奕□的师傅，“讲习讨论”达十余年之久。道光在诸子中最宠爱奕□和王六子奕□，晚年要在两人中选择其一继承皇位，而更着意奕□。有一个春天，道光要带着诸王子围猎。奕□自知弓马不如奕□谙熟，恐不为道光所喜，便向杜受田请教，杜告以如此这般。届时，奕□擒获最多，而奕□却不弯弓射箭，道光感到奇怪，问奕□是何缘故？奕□按杜的授意答以“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听了大喜，称赞说：“此真帝者之言。”于是“立储遂密定”。咸丰即位后，为报答杜密赞定储之功，加太子太傅衔，以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特命管理礼部事务。咸丰对他的评价是：“秉躬端正，励节直清，经术渊醇，体用兼备……十余年中，日承启迪，获益良多。”杜既是咸丰的亲信，又曾“专司勘办（宣宗）《实录》稿本”，“开馆之初，章程体例，皆其手定，编纂稿本，业经过半”（《文宗实录》卷二百十一），长于编纂官修诸书，而且纂修《筹办夷务始末》又是他的建议，监修总裁官一职理所当然地就落到了他的身上，参加编辑的大都是“馆阁之臣”。

时隔不久，杜受田去江南、山东两省查办东南赈务，途中“感受暑湿，触发旧患肝证”，在咸丰二年七月病死，这才改由大学士文庆继任监修总裁官，赓续其事。文庆，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翰林出身，原为内阁大学士，咸丰二年十一月任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院学士。先后参与其事的还有：吏部尚书花沙纳、户部尚书朱凤标、兵部尚书阿灵阿、刑部尚书赵光（以上为总裁官）、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彭蕴章（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周祖培（体仁阁大学士）、礼部左侍郎瑞常和吏部右侍郎穆荫（以上为副总裁官），另有蒙古副总裁官双福（都察院左都御史）等。

   《筹办夷务始末》从咸丰元年开始修纂，到六年九月修成进呈，用了五年多时间。据文庆等在所上《进书表》中称：“臣等督同编校各官，慎司编辑，细心校勘。自道光十六年议禁鸦片烟始，至二十九年英夷不进粤城通商受抚止。先后十四年间，恭奉上谕、廷寄，以及中外臣工之折奏，下至华夷往来之照会、书札，凡有涉于夷务而未尽载入《实录》者，编年纪月，按日详载，期于无冗无遗。”内容自《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1836年6月10日）起，讫《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奏葡兵头哑吗嘞被杀缉获凶手正法折》（1850年1月19日）止，为时计十三年又七个月。收录这一期间涉外事宜的上谕、廷寄、奏折等档案2700余件，计220万字。据本书《凡例》称：“凡内阁军机大臣奉谕旨，内外臣工折奏，下至外国夷书，义民信札，凡有关于夷务者，纪年纪月，以次备书，非徒详往事之是非，实以资异时之参证。”“书中所载谕旨，谕内阁者十之二三，谕军机大臣者十之七八。”在编排上，是以军机处收到（折奏）或发出（上谕）的日期按先后次序排列，又把日期改为干支。书中收录的档案资料内容，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对奏折本身，虽然有少许删节，但主要内容大体完整，道光帝在原折件上所加的“□批”，也都被保留下来，今之读者可以从中了解清政府的统治者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和决策的经过情况。但是，据《凡例》称：“各省钦差大臣及沿海督抚照会，夷酋公文及有关筹办机宜者，一并附载。英夷所投夷书暨各国夷书，类皆不通文义，索解綦难，择其稍有关系者，照原文附录于各折之后，以存其实。”可见在编纂过程中，舍弃了一批外国的来照和其他文件，这是一个较大的缺憾。

《筹办夷务始末》编成进呈之后，即藏之深宫，很少为外人所知。当然，咸丰本人没有也不可能从这部资料中得出什么抵御列强的经验教训。在他统治期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俄、美两国也趁火打劫。这个沉缅于声色的皇帝在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前逃往热河，死在那里，由年仅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即同治皇帝。

同治即位之后，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照案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后人为了区别前后两种不同的《筹办夷务始末》，分别在书名之下加了“道光朝”和“咸丰朝”字样。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监修总裁官大学士贾桢等在《进书表》中说：“臣等督同编校各官，慎司编辑，悉心校勘。计庚戌（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辛酉（咸丰十一年，1861年）先后十二年间，恭奉上谕、廷寄，以及京外臣工之折奏，各国往来之照会、书函等件，凡有涉于夷务而未纂入《实录》者，编年纪月，条理秩然”，“因文见义，提要钩玄，无冗无遗，亦经亦纬”。《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在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进呈，修纂也用了五年多的时间。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的监修总裁官贾桢，山东黄县人，道光丙戌（六年）科榜眼，曾任上书房总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职，资历较深，也是纂修《文宗实录》、《圣训》的主持者，所以在监修本书时，调用档案和有关文书，有相当便利的条件。总裁官户部尚书宝□，索绰络氏，满洲镶白旗人，曾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后来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管理内□书房事务，《清史稿·本传》说他：“始求通知外国语言文字，置同文馆，肆习西学，廷臣每以为非。”和修纂《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时的领导班子比较，人员数字有所增减，即总裁官由四人减少为一人，副总裁官则由五人增为七人。贾桢、宝□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陷落时，都留在北京；参与西太后、恭亲王发动“祺祥政变”，铲除了西太后的政敌、极端仇视“夷人”的肃顺集团。他们大都是洋务派领导人之一奕□的亲信。这一变化，反映了清政府最高统治集团已开始从仇“夷”转向媚“夷”的过程。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共收上谕、廷寄、奏折、片等约3000件，计200万字。咸丰年间，太平天国革命蓬勃兴起，所以本书《凡例》中说：“实以军兴之际，沿海用兵，均劳庙算，而一时权宜之计，有未经纂入《实录》、《圣训》者，悉载此书”“内外折件……旁注□批，及□笔圈点勒抹，悉照原折恭载，并标明□批、□笔字样。”可见本书除收录未曾披露的谕旨以外，还有相当多的咸丰亲笔密谕和在奏折中的傍批；编纂者对闽、粤等省所上奏折中的人名、地名、俚俗称呼以及沿用俗字，都一仍其旧，“以昭核实”，而对奏折及册档中的字句错误和抄写错误的地方，做了一番厘正工作，这是本书编纂态度较为谨严的地方。

此外，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沙俄非法侵占了中国的庙街和库页岛等地，并不断入侵黑龙江流域一带。咸丰八年（1858年）春，沙俄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由于和沙俄的交涉逐渐频繁，因此本书《凡例》又指出：“查上届夷务，俄□斯国未经载入，现因该国通商事务较前稍繁，一并列载，以资考证。”这也是有别于《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的地方。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所辑文件，起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三日（1850年3月6日）《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奏美法现约英使文翰致书英王勿再寻隙安心贸易折》，讫咸丰十一年七月初十日（1861年8月15日）《廷寄》（著奕□等行知俄使伊格那提业福驿丁日行三站事）止，包括了整个咸丰时期清政府对外来往、交涉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其中荦荦大者，有关于《天津条约》签订的前后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经过情况、《北京条约》的签订、《瑷珲条约》的签订，关于各国对增开口岸、内地游历等侵略要求，此外还有英国领事上香港总督关于太平军情况的机密报告和中外反动派相勾结镇压太平军的情况等。

按咸丰初年的成案，光绪初年继续编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在光绪六年（1880年）八月修成进呈。其内容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1861年8月23日）《奕□等奏与布路斯国通商条约呈览情形折》起，讫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廷寄》（著广东巡抚张兆栋查拿陈言事）止，收有关上谕、廷寄、奏折、附片约3600件之多，计250万字，包括了同治朝清政府对外交涉以及有关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本书的监修总裁官仍由宝□担任，总裁官又增加到六人，副总裁官则减为四人，另外还增加了一名稿本副总裁官（礼部尚书徐桐）。参加这个编纂班子的，仍多是“馆阁之臣”，例如总裁官协办大学士沈桂芬，河北宛平人，原为翰林院编修，在咸丰二年五月翰詹各员考试中，曾被咸丰亲自定为一等，不久署日讲起居注官、提督陕甘学政，以后任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副总裁官刑部尚书潘祖荫，咸丰壬子（二年）科一甲三名进士、授职编修，同治二年任光禄填充卿兼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有了纂修前两朝《筹办夷务始末》的经验，因此尽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的份量较多，但看来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宝□等的《进书折》中说：“臣等督同编校各官，悉心采辑，详加校勘，并勖以慎密从公，毋稍漏泄。……凡与外夷交涉事务，机宜至颐，文字弥繁，环海小邦，闻风□至，而我国家内安外攘，可以筹自强之策者，亦备极周详。历年恭奉上谕、廷寄，以及京外臣工之折奏、各国往来之照会、书函等件，无不胪列于篇，务使秩然有条，足资考镜。”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的内容之所以较前两朝丰富的缘故，是因为咸丰十年清政府设立了专司办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举凡派出驻外公使、对外通商以及海防、关税、路矿、军工以及派遣留学生等事务，无不在管辖范围之内，所以这个机构比较集中地保存了当时的中外交涉档案，编纂时采撷甚便；总理衙门的重要奏章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均被大量参考引用。同治朝在对外关系中，除中外划界、割地租借、法律交涉、交聘往来、借款赔款、经济通商、修路开矿而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增添了清政府向各帝国主义国家购买枪炮军火、兵船，相互勾结联合镇压太平天国（如戈登的“常胜军”助攻金陵；帝俄要求“助剿”等）的罪恶活动。本书的《进书折》中说：“言语通乎万国，馆启同文；书名达于四方，命颁出使。以资练卒，队肃火枪；以制飙轮，局开机器。商税定而梯航毕集，恩赏推而冠带荣分，中外一家，遐迩同体。”这里所谓的“中外一家，遐迩同体”，不过是清政府掩盖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化可悲境地的自我安慰、无可奈何之辞。《进书折》中又说：“九万里地球控驭，兵洗银潢；十三年帝治辉煌，书呈金鉴。”更是自欺欺人之谈。

据本书《凡例》称：“密折留中、未奉谕旨者，仍载原折”，这样，就保留了不少过去秘不示人的文件，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用的资料。但是限于编纂者见识的局限和主观意图，“凡通商各口、月报商情，按结奏销及总理衙门例保，各关洋税支销等折，俱系照例之件，概不录”，这就使若干颇具参考价值的文件又被摒弃，不能不说是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道、咸、同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内容，前后包括了起鸦片战争前夕讫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约三十九年间清政府对外关系各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重要档案资料约九千三百件，就数量来说，可谓洋洋大观。凡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所有的重要事件和问题，如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租界问题、教案问题等等，都有所反映。从中可以窥见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在诸种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以及态度变化的过程，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必不可缺的基本资料。但是在编纂上，它的缺点除前面已经说到的以外，还有使用上的不便，如：目录仅标明每卷起讫年月日，而没有每个文件的细目，翻检困难；全书辑入的文件将日期改为干支，因此使用时想知道所列干支是哪一天，又必须查对历表；各个文件前既无标题，文字与文字之间也不留空行，不易找到各件起讫；干支和文件连写，眉目很不清楚；所有折片都按到京日期排列，而删去了发文日期，利用时又需重加考订。由于编纂出自众人之手，监修总裁官也未做到总其成，所以还是不免有相当多的讹、落字和落句，干支也间有漏写、多写和错写的；缺漏的折片、上谕、廷寄，当也不少。

为了编纂《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清政府组织了专门班子，投入了不少人力，共化了十几年的时间，修纂的初衷是“书藏柱下，资考镜于千秋”，即只是供最高统治者借鉴之用。在全书恭录手钞装潢成册后，最高统治者不敢也不可能把这些丧权辱国的外交档案、文书公诸于世，甚至严格规定参与编纂的人员，都要“毋稍漏泄”，因此关于编纂的起始经过，在《文宗实录》、《穆宗实录》、《德宗实录》中也都讳莫如深，没有一字提及，参与编纂各人见于《清史稿》的本传中，也毫不涉及个中情况。只是到清政府覆亡以后，随着清宫档案的被接收，这件事方始逐渐为世人所知。还值得一提的是，宣统登极，即着手编纂光绪朝外交档案，惟不再称“筹备夷务”而改名《外交始末》。辛亥革命起，溥仪皇冠落地，此书的修纂工作随之中止，留存的稿本现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此稿辑至光绪十年，上黏审阅官浮签甚多，可见即此一部分也未经杀青。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接管了明清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手抄线装本（每面十行），藏于北海附近的大高殿（原址在今北海附近三座门处）。1929年，故宫文献馆始将清宫所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缩小影印问世；到1930年，咸丰、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也次第出版，但印数很少。另外，三十年代初，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有感于《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尚欠完备，于是组织人力在大高殿补辑。后来，蒋改学入仕，补辑未竟其功。已补辑者，起道光朝，迄同治初年，都二百余万字，题为《筹办夷务始末补遗》。抄搞虽曾晒蓝若干份，而讫未付印问世。《补遗》虽非官修，但和官修的《始末》有关，故附赘数语于此。

由于这部卷帙浩繁的资料汇编的问世，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对外关系的问题，提供了可观的第一手资料。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于延安中央研究院，在手头缺乏大量有关历史资料的条件下，就主要根据这部《筹办夷务始末》，以马列主义观点，通过对它的研究分析，恰当地利用了其中不少材料，写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编）。《筹办夷务始末》的资料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建国后，不少史学工作者要求把这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资料汇编加以整理出版。因此，中华书局曾先后在1964和1979年出版了道光、咸丰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排印本。排印本曾作了如下的一些整理工作：一、加新式标点、分段；二、每个文件都加了标题，并按顺序编号，每一文件中提到其他文件的，均附注该文件号码于后，加编了文件目录，一索便得；三、在原书干支之下注明阴历日期，并附公元月日对照；四、对错、漏、衍字和漏句作了校勘。另外，书后还增编了折片索引和上谕、廷寄索引。这就为使用者增添了不少方便。继道、咸两朝之后，中华书局正在整理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和《补遗》两书，今后将陆续献给读者。

（文章来源：《学林漫录》1982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