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保存了大量有关太平天国的档案材料。笔者因工作关系，曾有机会接触过这些文件。现就这部分档案材料的概况略作介绍，并就几个史实问题谈一点看法，供讨论指正。

一、故宫明清档案部所藏有关太平天国档案的概况

故宫明清档案部所存有关太平天国的档案文件，就其性质来说，可分作两类：

第一类是太平天国革命政权本身形成的文件。它们大都是清王朝官兵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从太平军手中搜缴而得，然后又由清方官员以原件或另抄副本，奏呈皇帝阅览或送交军机处存查。因此这些太平天国本身的历史文件，一直被保存在清王朝的档案卷宗之内，现在已由明清档案部将它们列为珍贵档案，单独保管。

这部分档案数量不多，只有数十件，其中大部分是原件。重要的有《天王诏旨》、《洪秀全亲笔诏书》、《林凤祥等北伐战绩禀》、《忠王李秀成谕荷天安麦冬良》、《英王陈玉成致张洛行书》等，还有一些纳粮执照、田凭、预知由单、串票等等；另有一些抄件，是清王朝官员在搜获太平天国的档案文件后，按原件格式内容，抄录副本，并注明原件的来源和大小尺寸、文件质地（纸或绫绸）、颜色等等，奏呈皇帝或咨呈军机处的。如《东王杨秀清等给林凤样等北伐将领诰谕》、《英王陈玉成致护王陈坤书求援书》等等。这些文件虽不是原件，但因几乎每一件都可以查得出它的来历，都有当时清方的奏呈文件为根据，因此也是确实可信的，同样是十分珍贵的。这些抄件，都是用清方公文纸张抄写，其大小尺寸和式样都完全与清朝奏折文件相同，往往与清方文件混杂一起，不易发现。所以将来随着明清档案部所藏文件的逐步深入整理，很可能还会继续有所发现。例如去年在整理朱批奏折时，就新发现了三件太平天国文书的清方抄件，其中一件是忠王李秀成给佑天安黄金爱的谕令，一件是李秀成致接天福梁乡的书信，另一件是其宗弟李春发致李秀成的禀报。

第二类，也是最主要的一类，就是清王朝本身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形成的档案总数有数万件之多。这些历史文件，主要集中在当年清王朝以下四个机构的档案内，即：

（一）清军机处所抄录的奏折的副本（即月折包，以下简称“录副”）及上谕档　、剿捕档内，有大量的有关镇压太平天国的内容。其中录副是清政权负责镇压太平天国的各级官员向皇帝的报告抄件，共有万余件，是目前国内外研究太平天国的最重要的一种反面原始资料。上谕档、剿捕档内的太平天国史料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所发布的全部命令指示，共有数千件，是另一种重要的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反面史料。

（二）宫中朱批奏折内也有大量的太平天国史料。这是经过皇帝用朱笔批示了的各级官员的奏报文书原件，约有数千件。朱批奏折可以与录副相互补充参证，而其史料价值比录副更高。

（三）京城巡防处的档案，几乎全都与太平天国北伐有关。其内容主要是有关清军对抗和进攻太平天国北伐军的战报和捉拿、审讯、拟处太平军的情报人员及有关嫌疑人犯等等，其数约有数百件。

（四）刑部档案内的太平天国史料，为数不多，其内容主要是审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的失职失事官员。如因在岳州被太平军击败而撤职查办的湖广总督徐广缙，因丢失镇江而被斥革的江宁巡抚杨文定和因在苏州失守而被拿问的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内中有一些被审者的亲供，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些难得的具体史料。

上述这四个机构所存有关太平天国档案，现在都已有了初步的整理基础，立有农民运动类太平天国项专卷，查找使用都比较方便。

此外在清王朝内阁及内务府等机构的档案内，也有不少有关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如内阁题本内有大量关于为镇压太平天国而搜括、调拨粮饷以及有关军队调动、职官升迁调补等等的记载。而动用内帑、审处太平天国起义人员的家属子女等案件，则都与内务府有关，其档案内都有相应的记载。不过这两个机构的档案整理基础较差，查阅使用不很方便，故其具体内容，尚未被人们所尽知。

还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清方档案虽然不是直接记载有关太平天国方面的内容，但实际上与太平天国有密切的关系。如有关镇压捻军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两广等地天地会起义以及各地哥老会起义等专题的档案文件，数量也很多，其中仅捻军起义一项，就有近万件。这些材料也是研究太平天国史必须参考的。

二、故宫太平天国史料的主要内容和价值

故宫明清档案部所藏有关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也十分丰富，所反映的史实相当系统和比较完整。其中太平天国革命政权本身所形成的档案文件，因数量很少，本文不拟赘述。关于清政权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所形成的反动官文书，从一八五一年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开始，直到一八六五年太平天国革命最后失败，其间每一个重大事件、每一次重要战役的情况，几乎在现存的清方文件中都可以找到有关的记录。可以说，它从反面反映和记述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全部历史过程。

故宫明清档案部所藏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以奏折为大宗，其中包括宫中的朱批奏折、军机处的录副和京城巡防处的奏折底稿等等，总数有数万件之多。这些文件大多是从未发表过的。这些新的资料可以补原有材料之不足，又可为有争议的问题提供可靠的证据，或可订正谬误，对开展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很有帮助。现就以下几个问题试作初步探讨，借以考察这些资料的价值。

关于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具体日期，各方记载互有出入，有的说是在道光三十年的六月，有的是说在该年的九月，有的说是在该年的十二月等等。故宫档案中也没有关于金田起义确切日期的记载，但可以从道光末年和咸丰初年的奏折中寻找一些线索。一般在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以前的奏折，大都是奏报镇压两广一带天地会首领罗大纲、李源发、陈亚贵等起义的情形，内中虽然也涉及广西浔州府的人民起义，但根本没有提到过金田起义，更没有提起过洪秀全等人的活动情形。现存档案中最早提到金田村的，是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广西提督向荣的会奏：“查桂平县属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郁林州属，现据该州县禀报，均有匪徒纠众，人数众多”。并且开始调派巡抚所属军队前往镇压：“并经署桌司杨彤如调派抚标游击成保……督带兵勇千余名由贵县折赴桂平，并饬浔州府顾元凯督同该署县李孟群、平南县倪涛等多雇壮勇，协同官兵，迅速剿捕。正在调派间，适前任提督张必禄由贵州率同署镇远镇周凤岐督带黔省二起官兵一千二百名，行抵柳州。臣等业已飞咨该提督亲行统带，驰赴桂平、平南，相度机宜，督饬剿办”（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474卷127页。）十一月十三日，郑祖琛又奏报派委员杨润督率壮勇与金田上帝会员作战的具体情况（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474卷127页。）接着，是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护理广西巡抚劳崇光奏：“惟浔州桂平县属之金田村及平南县之花州有匪徒纠众拜会，人数众多……”（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474卷127页。）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五日钦差大臣李星沅的奏折内又稍具体一些：“桂平之金田村，另有会匪聚集，号称万余，并帖伪示诱胁。附近平南郁林等处贼踪出没诡秘，人数恐尚不少”（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474卷127页。）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劳崇光与向荣又会奏贵州署总兵周凤岐与金田上帝会众作战失利，向荣已由横州督带楚省官兵驰赴浔州亲督剿办的情形，内中历陈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日三次连续出兵镇压，未能取胜；在二十九日作战中，副将伊克坦布当场被击毙的详细情形（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474卷127页。）所以到十二月二十日，李星沅、劳崇光、向荣的会奏折内，首次承认“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政、洪秀全等结尚弟会……近日恃众抗拒，水陆鸱张，实为群盗之尤”（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474卷127页。）至此他们才发觉拜上帝会的太平天国起义人民，是他们真正的大敌，必须用全力去对付。清廷在咸丰元年一月五日接到他们的奏折后，终于颁发了第一道所谓讨伐金田拜上帝会的谕令，要李星沅等“自应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军机处上谕档）从这些材料来看，金田起义的时间，似乎是在道光三十年十月底前后。因为从十一月以后清方就调动本省及外省正规军，多次前往金田镇压的事实来分析，十二月初才正式起义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这些文件内所奏报的有关镇压金田起义的细节，更是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初期艰苦斗争情形的为数十分稀少的重要史料。

但是，在金田起义之初，清王朝对太平天国革命内部的情况一时还摸不清，甚至连义军最高领导人是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也不清楚。所以在道光三十年内的奏折文件中，有关金田起义前后拜上帝会的具体活动情形，记载不多，要到咸丰年间的文件内，才陆续有所反映。尤其是咸丰元年的一些奏折，是我们今天研究太平天国起义在准备和发动时期的情况的难得史料。如杜受田在咸丰元年二月八日奏报的广西人民起义情形折（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22卷。）及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钦差大臣赛尚阿奏报广西起义会众缘由片（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21卷）等等，很多文件都从未公布过。文件作者对引起太平天国起义的具体原因的调查和分析，应该说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清王朝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探听太平天国革命领导人的情况，从咸丰元年的许多奏折和上谕来看，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他们在这方面的情报是相当混乱的。他们有时把革命的最高领导人说成是韦政，即韦昌辉，有时也说是洪秀全，但在咸丰元年八、九月份之前，一般都说韦昌辉是最高领袖，只有总督衔督办广西军务周天爵等极个别的官员较早地知道洪秀全是这次革命的最高领导人。第一个向清朝皇帝报告金田起义领导人姓名的官员，过去一般都说是钦差大臣李星沅等，他们在前引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奏折内指出了“贼首韦政、洪秀全等结尚弟会”，从此清朝皇帝才知道洪秀全、韦昌辉之名。其实在这之前，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劳崇光与向荣会奏的《剿办桂平金田会匪折》内就已说过：“将贼目朱士俭并其子朱兆讽……等登时擒获……该犯朱士俭系贼中其次头目，经贼首韦正派令在平南一带纠人”（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474卷）以后，在咸丰元年二月十一日李星沅等在另一个奏折内又说“惟探闻逆首韦政、韦元□、洪秀全极为凶悍”（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22卷）这几个奏折的共同点都是把韦昌辉当作了“逆首”。在咸丰元年八月十六日的清廷上谕内，也是把韦昌辉当作太平天国的首要人物，说什么“逆匪韦政、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等……”（军机处上谕档）因为奏报混乱，清廷曾发布上谕，要求查清。到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九日，因为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奏折内报告：“又生擒长发贼匪张庆祥等，供称该首逆洪秀全等，乘小船三十余只，约七、八百人，大炮在内，欲驶出蒙江口等语。”（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43卷）清廷才在咸丰元年九月初八日给赛尚阿的上谕中，第一次把洪秀全称作“首逆”，这时，太平军已经攻克永安州城了。但不久湖南捉到一个“斋匪”头领左家发，他在供词中说到太平王朱九涛等情节。清廷又重新对太平天国首领究竟是谁发生怀疑，立即下令给赛尚阿等，要他们彻底查清复奏。这时连赛尚阿也没有把握了，他在咸丰元年九月十八日的一个奏片中说：“再大股会匪自窜入永安之后，各路侦探间谍时常购募，惟该逆防范甚密，诡谲异常，多有被其残害者。即探来之信亦不甚划一，有谓伪太平王系胡以洗，一万岁洪秀全，九千岁冯云山，八千岁罗亚旺，七千岁范连得，六千岁韦正，伪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伪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者。其伪号称为正天命天国，又称天觉。又有谓太平王仍系韦正者，冯云山穿道士衣，称伪军师，胡以□又名胡二妹，均三十余岁。其各处探谍均未见过洪秀全之面。闻洪秀全终日卧藏不肯见人，诡称天父天兄，造七字不通之句，称为天兄下凡所作，以惑其党。”（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43卷）他在咸丰元年十月初五日又与广西巡抚邹鸣鹤联名复奏说：“金田逆匪自称太平天国，确有历次所获犯供及伪印可凭，其匪首确系太平王。惟其伪太平王究系韦正、抑系洪秀全，供词往往不一”（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43卷）在这个奏折内还说洪秀全原来姓朱等等。这个问题，直到咸丰二年二月太平军永安突围，洪大全被俘之后，清方才从他的供述中，比较具体而确切地了解到太平天国内部组织及领导人员的情况，而洪大全的供词，现在就保存在故宫明清档案部（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57卷），过去已经公布过。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清政府最初一直认为韦昌辉是起义领袖，而杨秀清则很少被提及，石达开在洪大全供述以前更是始终未被提及？清廷的情报来源，除了通过当地地主武装及派出谍报人员外，更多是通过太平天国被俘人员的招供，难道这些被俘人员都不知道洪秀全是他们的领袖？杨秀清既是当时实际主持军务的，被俘人员怎么连杨秀清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说韦昌辉是首领？因此，我认为对韦昌辉在起义初期以及起义以前的作用，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这与后来的杨韦内讧可能很有关系。而故宫明清档案部保存的道光三十年和咸丰元年的许多奏折，可以为研究韦昌辉早期的作用问题，提供素材。

关于洪秀全的出身、姓氏、来历等等，清政府也一度怀疑，后来逐渐清楚了，知道他确实姓洪，广东花县人，于是就下令地方官进一步追查他的乡里住址，限期刨挖他的祖坟等等。明清档案部的太平天国史料内，有一卷是专门保存清政府下令刨挖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等太平天国大大小小领导人的祖坟方面的档案，通过这些档案可以了解洪秀全等人的确切乡里住址，三代姓名，以及他们的职业简历等情况（见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1413卷）在明清档案部的档案内，还有一卷是清政府审讯原广西浔州府桂平县失职知府、知县和巡检等官员的档案（见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56卷），从中可以看到金田起义前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区进行艰苦的革命组织工作与当地豪绅官府进行巧妙斗争等史实。

清政权为什么对洪秀全的姓氏来历有怀疑呢？前面已经提到，这是与湖南斋会首领左家发所供朱九涛其人有关。朱九涛的问题，在史学界也曾引起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咸丰元年九月初三日，湖南巡抚程□采在其奏折内向清廷报告了左家发的如下口供：“据供系听从广东人李丹入会，以广东老万山即狗头山之朱九涛为会首，又有张添佐改名赤松子，在湖北、湖南各处籍名卖药，暗行勾结。朱九涛自称太平王，李丹称平地王，张添佐称徐□王……又李丹自广西来信，派伊为衡州总管，嘱令纠人”（引自《剿平粤匪方略》卷八）奏入，清廷即下令各地访拿。因口供内说李丹在广西，故又谕令在广西的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加意访拿。并说：“前据赛尚阿奏获犯供词有太平王坐轿进永安州城之语，是否即系朱九涛，抑系韦政，并洪秀泉是否即系狗头山朱九涛之匪党？俱著确查具奏。”（引自《剿平粤匪方略》卷八）同年十月初五日，赛尚阿覆奏太平天国领袖确系称太平王，但究竟是韦正还是洪秀全则说不清楚。又说：“适有报称，匪首洪秀全以下八人称二哥至九哥，即贼所妄称为上帝，又曰天父者。又有称洪秀全、冯云山二人由广东九头山贼匪差来，其大哥即九头山贼首李荣华者。查阅程□采原奏内称，李丹又名云怀，人呼为丹先生。是李丹者本非其名，荣华、云怀声本相近，或系楚粤口音辗转传伪。至于伪太平王多指为洪秀全者……而洪秀全又一姓朱，则向有此说，乃其诡托前朝后裔，洪字即系假洪武字样，以为煽惑之由。因系众口传闻之词，未经入奏。况此等凶邪名姓本无一定，洪秀全又曰姓朱，但未闻有朱九涛之名”（见故宫明清档案部藏：《剿平粤匪方略》稿本）后来，湖广总督官文主持纂修的《平定粤匪纪略》内却肯定了朱九涛是上帝会的创始人，是洪秀全的师傅等等，从此，朱九涛其人其事以及他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就成了太平天国史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罗尔纲先生曾根据咸丰帝的一个上渝，对朱九涛作了考证，指出朱九涛与拜上帝会及太平天国没有直接关系。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因为咸丰帝的那道上谕是根据湖南巡抚骆秉章在咸丰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的一件奏折而发的，骆折内对朱九涛的身世经历讲得十分清楚。朱九涛原名邱倡道，是广东、湖南一带反清起义力量的首领，咸丰五年二月被捕，经骆秉章审讯后处死。骆秉章的这件奏折过去从未公布过，它一直保存在故宫明清档案部内，是目前考证朱九涛问题唯一的重要原始史料。

本文前面还曾提到了洪大全的被俘及留有供词一事，关于洪大全其人其事，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有的同意洪大全在供词中所说的情节，认为他是天地会的领袖，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成为太平天国初期仅次于洪秀全的重要领袖，称天德王；有的则持有异议，认为洪大全并无其人其事，所谓洪大全云云，乃是由于太平军在永安突围，当时负责镇压太平天国的钦差大臣赛尚阿害怕皇帝怪罪他，就故意地把一名太平军的被俘人员，捏称为是与洪秀全并肩为王的天德王洪大全，向北京献俘，以掩饰他自己的惨败。罗尔纲先生是主张这后一看法的，曾著有专文论述其事。他的论据很多，其中之一是因为在这以前的清方历次军情奏报及所有调查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奏报中，从未提到过有洪大全其人其事。但是，不同意这一见解的人也可以举出一些事例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早在洪大全被俘前的咸丰元年三月二十三日，署理广西巡抚周天爵就曾奏报洪大泉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此奏折载在《剿平粤匪方略》第四卷，原文是：“臣观现在贼情形势，惟韦正、洪大泉、杨秀清、胡以□、曾三秀头目数十人，而洪大泉、冯云山为之最”。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只有依靠档案作佐证了。故宫明清档案部的确藏有周天爵的这件奏折，但其中却无洪大全的记载，该件原文是：“臣观现在贼情形势，惟韦正、洪泉、冯云山、杨秀清、胡以□、曾三秀头目数十人，而洪泉、冯云山为之最。洪泉，西洋人传天竺教者……洪非其姓，乃排辈也”（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21卷）此折凡三处提到洪泉之名，而《剿平粤匪方略》在刊载时，把两处改作洪大泉，另一处则予删去。一字之差，关系非轻。因为洪泉就是洪秀全而不是洪大全，这不仅在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太平天日》中，记载得十分明确，而且周天爵本人也作过肯定的说明，他在咸丰元年四月初六日（朱批日期）与李星沅、向荣三人会奏折内说：“访闻金田匪首洪泉，即洪秀全，乃传洋夷天竺教者”（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21卷）而《剿平粤匪方略》为什么出此差错？笔者曾查过明清部所藏的《剿平粤匪方略》的稿本，其文与原奏折完全相同，可见这是在最后定稿时作的改动。罗尔纲先生早就指出《剿平粤匪方略》内把洪泉都改作洪大泉，这是纂修此书的史官，为了掩盖当年赛尚阿将洪大全献俘北京的骗局而故意纂改的。笔者很同意这一推断，因为将两个有“洪泉”之处，都改作“洪大泉”，另一处则删去不用，就决非一时无意的笔误，只能是故意的纂改。但是，洪大全是否确无其人其事，这还值得研究。从洪大全的自述来看，其内容比较详细而准确地涉及了太平军内部组织及领导人的情况，不象是被俘的一般太平军人员所能知道的，更不是赛尚阿所能捏造的。而且除了赛尚阿将洪大全献俘北京这件事外，在清方档案内，也还另有提到洪大全的文件。如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安徽巡抚福济等人有一个奏片，奏报在桐城孙家坂小街抓到一批太平军人员，内有代天都招讨大将军段立刚一名，“据段立刚供，云南人，从贼已久，与杨秀清、洪秀全、洪大全结为死党，历破城池不讳”（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924卷）这件奏片在《剿平粤匪方略》内也刊载了，原件确凿无误。至于洪大全称“天德王”，这也不是凭空的捏造而是有来历的。在洪大全被俘前的咸丰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广州发现过署为“天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的揭帖（转引自郭廷以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在洪大全被俘后的咸丰二年四月十八日，在湖北省城发现了写有“天德年号暨一怒安民，三年伐暴等句”（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57卷）的告示。更重要的是赛尚阿敢于将洪大全献俘北京，而且洪大全解到北京后，经刑部审讯，供词未推翻，说明他不象是假冒。如果他确是赛尚阿所伪造的骗局，洪大全解到北京，完全有翻供的机会，而且在当时官场重重矛盾斗争的情况下，也容易被揭穿，何况当时确实曾有一个礼科掌印给事中陈坛曾对洪大全发生过怀疑，向咸丰皇帝上过奏折。赛尚阿难道不知道这欺君之罪的分量吗？

太平军的北伐是太平天国在战略部署方面一个值得讨论的重大问题。李秀成在自述中把北伐说成是十误之首，可见其影响之重大。学术界对太平天国的北伐问题，也有不同观点的争论，必须有新的史料才能推动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故宫明清档案部所保存的有关太平军北伐的史料，相当完整，数量也多，仅奏折一项就有百余卷，共约数千件，从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北伐军自扬州出发，直至一八五五年在连镇、茌平失败止，几乎每一次对清兵的战斗记录，都可以从档案中查到。特别是一八五三年八月太平军取得临□关大战的胜利，从山西、河南进入直隶以后的档案记载，更为具体详细。值得说明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久，曾新发现了一批清王朝京城巡防处的档案，其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

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北伐军进入直隶之后，清王朝惊恐万状，北京城内草木皆兵，一片混乱。清帝奕□急忙宣布京师戒严，并为此设立京城巡防处，专事搜捕审讯可疑人犯，负责戒严事项并协调各路清兵堵截太平军的北进。因此京城巡防处档案的特点就是积累了大量的被捕人员的口供。从现有的档案来看，在戒严期间，京城巡防处在京师城厢内外至少逮捕了七百八十八名可疑人犯，其中有的确是太平天国北伐军派出的侦察人员，更多的则是无辜群众。这些被捕人员中被杀害的有一百零五人，被充军、判刑的有四百四十八人。无罪开释的只有二百三十五人。

这些被捕人员留下的口供中，属于太平天国北伐军侦察人员的最为重要，几乎每一个被捕太平军战士都具体地述说了自己参加起义的经历。如在何时何地怎样参加太平军，担任过什么职务，上级指挥是谁，打过多少次仗，杀死过多少清军，以及他们所知道的太平军中生活、纪律、制度等情况。这些口供虽然不是被捕者亲笔所书，但对研究太平天国这段历史来说，也可以说是再没有比这些更原始更直接的材料了。

尤其是在京城巡防处的档案中，还保存了两份太平天国北伐军统帅林凤祥和李开芳及他们的部将黄益峰、李隆田等八人的口供，大约是当年他们被俘解京后的审讯记录，不是亲笔所书，全是官方录供。其中林凤祥的口供比较简单，略述了他的籍贯、家世及参加太平军后的简历。从中可以知道他是广西桂平县人，以贩杂货为生，咸丰元年在永安参加太平军，这是人们过去所不知道的。他的口供保持了一个农民革命，领导人的气节，但他也承认在失败被俘前早就剃了发，准备逃跑。

李开芳被俘后最初的口供目前尚未发现，现有的是他的补充口供，未谈他的出身简历，主要是谈他所知道的太平天国的内部情形。这份补充口供虽不免有被清官府纂改和任意添加之处，但有些基本内容，似乎不是清廷捏造。从这份口供中可以知道，要清军停杀太平军中的老广西人，以瓦解太平军骨干力量的毒计，早在李秀成被俘前九年，就由李开芳献出了。考虑到李开芳被俘时太平天国的形势背景，与李秀成被俘时的形势完全不同，因此李开芳是更不可原谅的。但是李开芳口供还是提供了不少有关太平天国的具体史实，对一些问题，有他个人的见解，值得加以研究。如他对早期太平天国领导人中，最推崇的是萧朝贵，其次是韦昌辉。但他又说在太平天国领导人内只有“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三人商量事情”，而未提及韦昌辉，这对研究杨韦内讧的内幕，似乎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后，又要杀害石达开，难道仅仅是因为石达开对韦过多地屠杀杨的部属表示不满而造成的吗？这很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他还说太平军进入南京后，“只封伪丞相六人：天官正（丞）相秦日纲、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副的陈盛容、春官正丞相胡以□、副的吉汶光（元）。其余未有”。其中秦日纲、林凤祥以及李开芳本人授职时间与一般史籍所载不同。李开芳在口供中还涉及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现今人们一般都认为太平天国北伐军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太平军到南京后没有用全力直捣北京，而且在北伐军打到天津附近之后，不应停驻待援，使清王朝获得喘息和反扑的机会。这个责任究竟应由谁来承担呢？现引李开芳口供中的片断即知：“洪逆在广西便欲到南京，到南京意欲不动，打发我们过黄河到天津扎住，再告诉他，再发兵来。并不想回湖南广西。”李开芳还供述了一些北伐过程中，特别是从静海、独流撤至连镇、高唐一带的具体作战情节。

在清方奏报对抗太平天国北伐的奏折中，还附了一些有关太平军内部情形探报，很有参考价值。如咸丰三年四月十三日山东巡抚李□的夹片内，讲到了一些从太平军占领下的扬州逃出的人所述有关扬城太平军的情况。内称：“有扬城逃出者，备言贼匪以天日为父，以耶苏为兄，不论上下父子，率以兄弟相称谓，即母女亦姐妹名之。初入府时，烧毁庙宇。肆意抢掠，即升米尺寸，亦所必取。衣不问男女长短，祗须蔽身；味不辨甘苦酸辛，杂煮攫食。其逆首出入坐轿，头扎黄绸，被其脑后，打五、六结，以多为贵。身穿各衣，外罩各色长褂，赤足著鞋，前导小孩数十对，由贼伙挟掖而行，以为威仪……沿街有伪示，系东西二伪王名色……。”（见京城巡防处档）

象上述一类确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清方档案文件，为数实属不少。如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两江总督怡良的奏片和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钦差大臣德兴阿的奏片（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485卷及1092卷），都是研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分裂的反面佐证材料。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最终导至石达开的出走。清代军机处的档案中保存了大量有关石达开出走及出走后继续英勇战斗的材料，共有二十多个卷约数百件。这些材料记录了从他出走一直到在大渡河畔最终失败的大致过程，史料价值较高。其中如咸丰七年安徽巡抚福济、寿春总兵郑魁士、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是最早奏报石达开出走消息的清方官员，他们在奏折内报告了石达开出走的原因和意图、当时天京城内的情况、洪秀全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清方对此的态度和措施等等。福济和何桂清的折内都附有抄录来的石达开出走时所贴的告示，其中何桂清折内所附的告示，即石达开在安徽青阳、无为等州县所贴的告示，早已公布，已为大家所熟知，而福济折内所附的石达开在安徽六安州所张贴的告示，内容虽与在青阳、无为的告示基本相同，但多了两句，即“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这就是说天王有杀石达开之意，所以他不得不出走。而在青阳无为的告示内，则只是说洪秀全不信任他，并没有说将要杀害他；另外在青阳、无为的告示内有“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之言，在六安州的告示内则无。这都很值得研究。从这些奏折中还可获悉，在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曾多次派人请他回天京，但均被拒绝。如福济奏折内有：“又据六安州练总萧成德禀缴所获贼信，内有翼王私自出京，誓不回去，并将来天京必定空虚等语。外抄伪诏数纸，亦以石逆遁去，金陵无人主持，令各伪官百计迎回，竟不复返。其情词惨迫，反覆不休……”（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1092卷）之言。德兴阿折内也说：“又据温绍原禀称：探得金陵自石逆去后，洪逆屡遣人追赶，皆为石逆所留，或竟遭其杀害。”（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1092卷）何桂清在咸丰七年七月初一日的折内更说：“再臣接据探报，洪逆以溧水、句容相继克复，大兵云集镇江，屡求石逆救援不应，该逆将洪仁发、洪仁达伪号削去，并镌伪义王金牌一道及合各城大小伪职求救表章送往安庆，石逆但遣党二千余人乘坐木牌前来援镇等语。或云石逆并未受物，亦不允来，坐观洪逆成败以为己利。……现在镇江情形，虽外援未断而洪、石二逆不致复合，对金陵势成孤注……”（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1092卷）不仅洪秀全千方百计要石达开返回天京，清方也曾企图乘机招抚石达开。如在上述福济的奏折中就有：“若该逆授首或劝谕投诚，则余贼渐不足虑……相应请旨迅饬官文、胡林翼、曾国藩等于湖北、江西一带侦探石逆踪迹，如目立一军，即须加剿加防，否则示谕招降……”之句。可见石达开脱离天京这一行动，无论对太平天国还是对清方来说，都是影响十分重大的事件。石达开在咸丰十年还曾与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有过联系，杜文秀曾派人到广西百色邀石进军云南。此事在清方档案中也有记载。

有关太平军西征的清方奏报文书也很多，有近百个卷。关于太平军保卫天京，打垮清王朝江南、江北大营的战况报告，更有一百多个卷，同治朝是太平天国最后失败的时期，清政府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档案，仅军机处的录副奏折，就有二百多个卷，共数千件。这些档案反映了太平天国后期由主动转入被动，最后终于失败的艰苦卓绝、悲壮激烈的战斗历程，同时也记录了清政府勾结英、法、俄、美等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无耻行径。尤其是关于李秀成在这一时期主持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支撑危局，率领太平军奋战于江苏、浙江、皖南等地区的情况，清王朝都从反面作了具体而生动的记载。从这些反面的但又是直接的、详细的记录中，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知道，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后期的全部努力，不仅不是所谓对太平天国事业的破坏和叛卖，而恰恰是由于他和陈玉成等将领的共同努力，才使太平天国的存在延长到一八六五年。在这些历史文件中，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胜保关于捕获陈玉成的奏折，是研究陈玉成中计遭擒最详细最重要的史料（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1473卷）也有关于李秀成被俘及其表现的奏报，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曾国藩、薛焕等人的奏折，以及由他们抄奏呈览的李秀成供词中的“天朝十要十误”部分。至于李秀成自述全文的抄报呈览件，至今尚未在清军机处档案内发现。

另外，关于洪仁达、洪仁发等人的被俘和牺牲，李世贤被汪海洋杀害的原因和经过以及赖文光的牺牲等等，也都在这一时期的档案内有所记载。都是评价太平天国领导人的重要材料或唯一的依据。

三、故宫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与《剿平粤匪方略》之比较

故宫明清档案部所保存的有关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有一些过去曾经公布过。象清廷官修的《剿平粤匪方略》、地方官主持纂修的《平定粤匪纪略》以及各种奏稿、奏疏、奏议之类资料性的书籍内，都曾公布了许多有关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档案史料，有的是直接公布清廷档案原件，有的是根据私人奏折底稿。尤其是《剿平粤匪方略》（以下简称《方略》）同治十一年官修，全部是直接选录的清王朝上谕和奏折，共有四百二十卷，是目前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但是，它和故宫明清档案部所存的档案相比，不仅在数量上相差甚远，而且在史料价值及史料本身的可靠性上，都大为逊色。

首先，从数量方面来说，《方略》所选辑的五千余件奏折，只占目前故宫明清部所存有关太平天国史料的五分之一左右。其中如咸丰三年的文件，《方略》录有七百一十八件，而故宫奏折有数千件；咸丰四年的文件，《方略》录有五百九十件，故宫奏折约有三千余件；同治元年的文件，《方略》录有五百一十三件，故宫奏折现存千余件。许多在今天对我们研究太平天国史有用或重要的史料，在纂修《方略》时，都被史官删去不用。例如这部清代官修书，因为只选用清廷上谕和官员奏折等正式官文书，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政权本身所形成的档案以及洪大全、李开芳、林凤祥、李秀成等太平天国被俘人员的供词供单等文件，都不见于该书；又如这部官修资料书，只选录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方面的史料，对于镇压一些在他们认为与太平天国没有直接联系（实际上是有联系的）的各地人民起义史料，则基本不予收录，使得许多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响应的珍贵史料，被淹没无闻。例如咸丰元年李星沅等奏报颜品瑶、李士清、陈三等在广西各地响应金田起义的文件，咸丰三年李嘉端等奏报安徽阜阳一带民众起义情形，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署湖广总督张亮基奏报湖南巴陵新墙一带晏仲武起义“拒伤官兵，遥为粤逆声援”折（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太平天国补遗第64卷），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二日骆秉章奏“攸县游匪黄杰高等受逆匪伪扎，煽聚七百余人”（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太平天国补遗第64卷），以及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江西巡抚毓科关于“闽汀花旗”进入江西弋阳铅山一带，“嗣忠逆大股自瑞州下窜，与之勾结”（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太平天国补遗第119卷）等奏折文件，《方略》均未选录。还有一件咸丰十年十一月九日官文、胡林翼的奏报，内中详细地叙述了忠王李秀成有计划有目的地派出人员到湖北蕲州、黄梅一带，组织当地人民起义，用以配合太平军夹攻清军大营的情况，这是一份十分重要而又不多见的历史文件，《方略》也没有选用（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太平天国补遗第119卷）还有一些使清政府自觉难堪和认为是有伤体统的文件，《方略》也概予删弃。如咸丰五年七月初一日西凌阿等奏报清兵六百多人集体倒戈投入太平军的奏折（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太平天国补遗第148卷），以及同治元年九月初八日都兴阿奏查获官军暗通太平军（宫中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第235卷）的文件等，《方略》也都未收录。

《方略》不仅把许多重要文件弃而不录，而且对所录各件，几乎都作了删削和改动。这些删改之处，有不少是属于编纂技术方面的处理，但有许多文件在实质性的内容方面作了大幅度的删改。其中有不少被删改的内容，恰恰是我们今天研究太平天国史所需要的原始素材。

一般说来，清官方档案内所记载的有关镇压太平天国的史实，都比较详细具体。尤其是清方前线将领对每一次与太平军作战的生动描述，使我们今天阅读这些奏报时，对双方殊死争战的实况，犹如亲临其境，历历在目。那些反动残暴的清军头目，尽管对太平军竭尽诬蔑诋毁之能事，但为了夸耀自己的功绩或推卸他们遭受失败的责任，有时也不得不向皇帝奏报一些太平军英勇善战、顽强斗争的真实情况，而纂修《方略》的史官们，首先进行删改的，正是这方面的内容。如咸丰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赛尚阿奏报在永安与太平军作战情形时说：“此股逆匪凶狡实异寻常，不惟屡用间谍徒劳罔功，即临阵生擒之匪，延颈受戮，毫无悔惧……而弹丸之城，竟不能克期收复。即水窦贼营，久而益坚，其攻拨之难，亦不在州城以下”（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44卷）赛尚阿在这之前，也曾奏报过：“此股会匪与他游匪迥不相同……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说，至死不移。睹此顽愚受惑情形……尤堪长虑”（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44卷）这种能够说明太平天国革命群众英勇顽强，与敌人进行殊死斗争的珍贵史料，《方略》往往都加以删削。

还有一些涉及太平军所到之处，只打击地主豪绅，不扰及贫苦人民的史料，也在《方略》的删除之列。如咸丰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广西巡抚邹呜鹤关于查明广西境内所谓被太平军及其他人民起义军“扰累”情形折内，有：“而此次贼匪所过，打单开角，又多扰富户，罕及贫民，故被贼之处虽多蹂躏，太甚之处较少”。及“又如荔浦、藤县……二十一州县，虽经贼匪窜入，或并未久踞，或仅止过路，或祗扰富民，均可毋庸抚恤”（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45卷），均被一笔抹煞了。又如咸丰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国藩奏报近日剿办情形折内，有：“凡观军事之胜败，先视民心之从违。前此官军有骚扰之名，贼匪有要结之术。百姓不甚怨贼，不甚惧贼，且有甘心从逆者”（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742卷）之句，《方略》也都予以删去。

编纂《方略》的史官们所重点删削的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有关清军残暴腐败、畏死贪生等情节。如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帮办军务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奏报清军在广西象州镇压太平军情形折内，有大段描述清军被太平军打败，狼狈怕死以及太平军顽强战斗的情况。如：“……见威宁营官兵俱伏藏在内，即唤带兵官。始而不出，后令兵丁寻找。署副将佟攀梅、游击庆禄，自己将顶戴摘去，跪见大哭。奴才实在气愤不过，即取汉兵大刀砍佟攀梅，该将跪伏，正砍背上，幸系刀背砍下，该将未致重伤。庆禄走避，众官兵将刀夺下。奴才即与威宁众官兵说，若好汉子将营盘夺回免死，不然全杀。该营都司富珠隆阿亦自将顶翎摘去，出营集兵，该兵丁等仍不敢出营。以至奴才营之官兵用刀背砍打，百般辱骂，即奴才家人，俱用马鞭驱打，始出去三、四十兵，仍不敢动。”及“乃该匪后层队仍旧前扑，用炮轰打。奴才随令各队兵一齐开放连环枪炮，随打随进。该匪每一队约二、三十人，用炮一位居中，藤牌四、五面在前，人俱蹲在藤牌后。打炮时藤牌一张即响炮，响完藤牌仍闭。甚至一队中被我兵打倒一半，其余一半仍旧放炮不动。仅剩四、五人，方跑入后层队内帮打”（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34卷）等全被删去。全折被删去五分之四，此折原约四千余字，只剩下八百八十二字，使这件很有研究价值的档案文件，成了简单枯燥毫无实质内容的官样文章。再如乌兰泰的另一件奏折，是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所奏，原有一千八百四十一字，被删去百分之八十，只剩三百六十五字（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其中有关太平军由武宣北进及清军跟追的详细情形，清军兵将的惊慌万状以及太平军占领地方的有利形势等，本来是研究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在广西山区艰苦斗争情形的重要史料，也被删去了。

清王朝史官们所删除的第三方面的内容，是关于各地人民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情节。有这种内容的折件，有的不予选录，有的因折内尚有其他内容不得不选入者，就进行大删大改。如《方略》卷四十所载咸丰三年六月十五日安徽巡抚李嘉端的奏折，只有一百多字，而该折原有一千一百四十六字，被删去的九百多字中，恰好是叙述清方的腐败无能和安徽人民响应太平军西征的情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象这种情况还有很多，不再枚举。

总之，在《剿平粤匪方略》内，其中有许多原来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上谕、奏折等历史文件，被删改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大大降低或失去了它应有的研究价值。这就是尽管《方略》已经有所记载而原档仍具有重新公布和研究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剿平粤匪方略》之外，还有一些出版物也曾公布过有关清方镇压太平天国的档案文件，主要是一些所谓“中兴名臣”的后裔为他们先辈编纂的奏议和文集。但这些书籍所收录的奏疏与故宫档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补充的问题。例如故宫现存袁甲三的奏折有几十件，而《端敏公集》内只有十四件。解放后整理出版的《向荣奏稿》虽然数量不少，但其中故宫所存的十几件是该奏稿所没有的。如此等等，由于笔者没有认真地做过校勘工作，恕不能一一列举了。

需要说明的是，故宫所存有关太平天国的档案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也不是完整无缺的，许多为人们所知的重要文件，如李秀成自述、石达开等人的供词，当时地方官员都进呈皇帝或咨送军机处的，但现在却查无踪影。有些地方官，曾经进呈过他们掳获的许多太平天国本身所形成的文书和实物，这都有当时官员的奏折为据，但大部分已不知下落。这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清理和查找，另一方面也应当吁请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搜集和发掘。以便使这些材料得到妥善的保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有助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取得更多的进展。

（文章来源：《文史哲》1979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