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历史悠久，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设置张掖郡。档案工作源远流长。

一、历史档案机构人员设置

汉至清代，档案工作与文秘工作融为一体，文档人员职置略同，称谓有别。中华民国时期，始设秘书室、管卷室，后期设档案室，置秘书、文书及管卷员。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111年）设置张掖郡，长官称郡守（后称太守），下置主簿1人，所辖角乐得（今张掖）、删丹（山丹）、氐池（民乐）、昭武（临泽）等县，各县除置县丞1人，又设主簿1人，录事1人[1]，以典领郡、县文书档案。

隋代，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罢张掖郡改甘州，州置别驾1人，上司马1人，上录事1人。永平（张掖）、删丹（山丹）县置丞1人，主簿1人。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甘州为张掖郡，郡置别驾1人，上司马1人，上录事1人。张掖、删丹（山丹）县置丞1人，主簿1人[2]。

唐代，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撤销张掖郡，建立甘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州置郡。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又撤张掖郡，重建甘州。郡、州置别驾1人，上司马1人，上录事1人。张掖、删丹（山丹）县置丞1人，主簿1人[3]。

元代，元始祖至元一年（公元1264年），张掖设置甘州路总管府。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6年）立甘肃行中书省于甘州路，统七路二州。甘州路为上路，路置经历''员，照磨1名[4]。

明代，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置甘肃卫，隶属陕西行都司。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改甘肃卫为甘州卫。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陕西行都司由庄浪（今永登）迁至甘州。领12卫：甘州左、右、中、前、后卫、山丹等卫置经历1人；4所：高台千户所等置吏目1人[5]。

清代，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沿用明制。仍置甘肃镇，陕西行都司，甘州五卫。甘州为镇、行都司的治所。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撤销甘州前卫、后卫。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撤销陕西行都司及卫、所，置甘州府。府领张掖、东乐（民乐）、山丹、高台及抚彝厅（临泽“乾隆十五年置”）。府设置经历司经历1名，县、厅置吏房主簿1名[6]。

民国时代，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张掖废府置县署。张掖等县署设置红笔师爷1员[7]。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各县署改为县政府。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张掖、山丹、民乐、临泽、高台各县设置科，文书档案业务分由各科置文书1人。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各县置秘书室秘书1人，管卷室管卷员1人。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各县置档案室管卷员1人[8]。

二、历史档案史料

中国古代文牍、档案、图书、地方志、经卷、画卷、经典、文献资料是一体的，而在传统的学术分工当中，档案学属于史料学的范畴[9][10][11][12]。

张掖在清代以前，历史文牍、档案、碑文、经卷、地方志、文献资料，由于经历了多次战争、兵燹和自然灾害的侵蚀，及多次的朝代更迭和政治运动，存世的已很少，而部分散存于民间或流传于市、县、区外。经过征集回来的历史文书，诰命、经卷、志书、文献资料，就显得十分珍贵和富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因为它填补了张掖历史档案的空白。

张掖的历史档案史料载体形式、内容有四种：石刻档案、简牍档案、缣帛档案、纸质档案资料。

石刻档案。立于西夏仁宗乾佑七年（公元1174年）的《黑河建桥敕碑》是张掖较早的石刻档案，碑阳用藏文书，碑阴以汉文释文，记载西夏仁宗皇帝视察黑水流域，得悉此河年年夏季雨水暴涨，漂荡人畜。为解除河患，西夏仁宗皇帝颁旨重建此桥的历史。反映了西夏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交通等，是研究西夏社会的重要文史资料。明清时期记载皇帝诏书、敕令的碑刻《敕赐宝觉寺碑》，现藏甘州区博物馆。

简牍档案。在中国古代，简牍档案起源于殷商，风行于汉晋，大凡帝王诏令、官府文告，以至普通人家的书信写于竹简木牍之上，但留存不多，本世纪以来，在居延（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张掖、武威等地挖掘出土汉代简牍4万多枚（现存省文物考古所）。其中纪年最早的简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的为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形制有简、牍、符、觚，签、封检等，记载了汉代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司法等情况，是非常珍贵的汉代档案史料。

缣帛档案。缣帛档案随着丝织业的发展而产生，战国时已有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的，在左右或上下有木轴，阅后沿木轴卷起来保存。是以丝织物为书写记时记事的一种载体形式。张掖遗存主要有：清乾隆三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738—1780年），西藏达赖、班禅册封肃南裕固族地域寺院僧官的文书，丝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现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档案馆，另有两件清代光绪皇帝册封马正纲亲属的诰命、诏书。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二月十七日，光绪皇帝封侯补千总把总加一级爵位的马正纲，因教子有方其父马尚俊为武德骑尉，其母高氏为宜人，及其兄嫂训示弟弟，品质贤淑的封赏。系绫麻制品，宽30厘米，长3.1米，呈黄、红，紫三色，用汉、满两种文字书写，现藏临泽县档案馆。

纸质档案史料。张掖早期的纸质档案史料是明朝正统五年（公元1441年）钦差镇守陕西甘肃御马监太监兼尚保监太监鲁安公王贵亲奉救命，用金银粉书写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系国宝级文物，由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年（公元1446年）颁赐张掖大佛寺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9，是一部官版印制，规模最大，卷帙空前，内容极为丰富的佛经，计365种，3584卷。其中用泥金手书的600卷经文熠熠发光，最为珍贵，也是全省现存佛经中最完整的一部，佛经名目、种类繁多，字体工整，其装帧，印刷之精美，书法给画技术之高超，令中外观者赞叹不已。其内容，不但为我们研究佛教历史，书法艺术，雕版印刷，绘画，装潢等提供了稀有的实物史料，而且为我们研究明代乃至明代以前的图书目录管理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借鉴，现存张掖大佛寺藏经殿。

明代《甘镇志》，共6卷，初纂于明代。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75年），西宁道按察司副使杨春茂重刊。然而详细考查这部镇志的内容，却没有明代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以后的事迹，“官师”仅至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止。所以，也有人将这部镇志题为《万历甘镇志》。现存张掖市档案馆。清代《甘肃新通志》创修于雍正六年（公元1728），成书于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凡五十九卷，分三十六目，光绪末年重修，成书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共100卷（册），分为十志六十目，参稽旧录新定类例为十七纲九十三目，石印本。现存张掖市档案馆。《甘州府志》，共16卷，清代钟庚起纂修，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刻本，现存张掖市、甘州区、民乐县等档案馆。总而言之，明代《甘镇志》和清代《甘肃新通志》、《甘州府志》无论从编纂体例，还是从考据等方面看，都是省内和河西地方史志中比较臻善的本子，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三、革命历史档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36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电示红西路军“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张掖地区产生革命历史档案，张掖曾建立甘州中心县委和山丹、临泽、高台中华苏维埃政府。有关党政军机关形成的历史文件资料，除大部分在红西路军于1937年3月14日惨遭失败的紧急状态下焚毁外，少数散存在地下党或关系人手中的文件、告示、实物，是记录革命历史的珍贵档案史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原中共张掖地委、行署对革命历史档案资料征集收藏工作就十分重视。1957年12月23日，中共张掖地委秘书处发出了《关于收集革命历史档案的通知》，要求在张掖广大群众和老干部中收集革命历史档案资料，各县档案部门经过陆续挖掘、收集，有一部分历史档案资料，实物存放在市、区和各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及张掖、肃南红西路军纪念馆，临泽、高台红西路军烈士陵园。据统计，张掖馆藏红西路军为主体的党史档案资料，有档案64卷，资料和实物159件（含各区、县档案馆）。其内容是：

（1）党中央，中央军委主席团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对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总指挥部的组建和打通国际路线、建立抗日后方的战略方针，及创立河西走廊革命根据地，止红西路军失利时组成援西军及失败后营救被俘红军将士的电示等；

（2）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史略；

（3）红西路军建制序列、大事记、红西路军幸存将土和地下共产党员的回忆录等；

（4）红西路军组建中华苏维埃山丹、临泽、高台县政府的经过及其活动；

（5）关于红西路军建政、群众营救红军、甘州中心县委三个专题报告，高金城烈士事略专题报告；

（6）伪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溃逃张掖时杀害被押十七名革命志士情况专题报告等；

（7）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为红西路军中一些受蒙冤的将士进行恢复名誉、安置、昭雪及修建纪念馆、烈士陵园的批复、题词等；

（8）中共中央、全国人大、政协，国务院、中央军委等方面的领导人朱德、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等来张掖视察红西路军纪念馆和缅怀烈士陵园的辑录。这从深层次、多层次上研究党史军史，比较准确的评述红西路军在张掖的革命史上极其悲壮而光辉的一页，有着特殊的珍贵的价值。

四、中华民国档案

早在全国处于解放战争期间，我党就很重视旧政权档案的接收。1949年西北野战军政治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入城纪律守则》规定：“保护图书文件档案，不得焚毁撕乱”。中共甘肃工委要求各机关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在其所在城市未解放前，做好文件、档案的保管和教育工作。1949年9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民乐县城时，民国县长张汝伟，于该县城解放后率领全部人员各安职守，保护国家文件，档案2356卷件，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的表彰。随着张掖在1949年9月24日全境解放，对民国档案接收工作结束。建国后又经陆续挖掘，收集交各县公安部门保管。于1967年全部上缴地区革委会保卫部，1972年地区革委会保卫部移交地区档案馆。根据1981年3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档案局关于旧政权档案集中保管的请示通知》，明确指示档案应由公安部门移交档案部门集中保管，以适应开放历史档案的需要。地区档案馆从1983年开始，对民国文件档案进行了必要的清理、鉴定，分类，编制了《案卷目录》、《文件级目录》等检索工具。1987年组织人力，并雇聘社会人员，对民国档案纸张破烂、字迹褪变的案卷，有步骤地进行了抢救工作，抢救裱糊张掖、临泽、高台、山丹、民乐县的民国文件档案20多万页，经过清理、鉴定、分类、编目后的民国档案有5个全宗，3600多卷，排架长度70多米。形成的单位和内容有两类：一是民国2年（公元1913年）至38年（公元1949年）期间，甘肃省政府秘书处、建设厅、民政厅、田粮处、人事室、审计处、卫生处、合作事业管理处、水利局、保安司令部、财政厅、西北兽医防治处等，关于组织机构、人事任免、边界纠纷、整肃廉政、禁烟禁毒、工矿建设、文教卫生、公路交通、道路绿化等事项的训令、呈、函。另一类是民国时期张掖、山丹、民乐、临泽、高台县党部、县政府、参议会、国民党三青团县团部、分团部、分区部、司法处、田粮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县卫生院、邮局、省水利林牧公司张掖工作站、省立张掖师范学校、省立张掖农业职业学校、省立张掖中学及乡、镇等单位，形成的关于党务、军事、监察、司法、社会治安、城镇建设、农、林、水、牧建设，教育、体育、卫生、经费会计、征稽税赋、赈灾救济、垦地出租、田粮、电报业务、人事调动、校务工作、古迹保护、纪念孔子诞辰、查禁烟毒、禁睹惩处、整肃廉政、社会团体活动等公务来往文书材料。是研宄民国时期张掖的政治、经济、民政、司法、工交、财贸、农林水牧、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历史状况的重要档案资料。

五、家谱族牒档案

谱牒档案是档案的一支。家谱、家乘、宗谱、族牒、世牒总称谱牒。谐牒档案是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以特殊形式记载本族世系事迹的历史图籍[13][14][15]。

谱牒档案源远流长。我国最早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记氏族的骨片，史学家称其为“甲骨家谱”，商代设有掌管谱牒的官员，并建有谱牒档案，战国时史官编的《世本》一书，可称得上是我国第一部谱牒专著。历经秦汉而至魏晋，门阀制度渐盛，谱牒学发展较快，隋唐之前研宄谱牒之学的人较多。宋以来，科学盛行，讲究门第出身，家谱渐渐秘藏不示外姓。由此，谱牒之学渐衰，但是，历经元、明、清至今，并没有消失，它时衰时兴，仍在传承、发展、创新之中。谱牒是中国宗法血缘文化的产物，是属于史学的范畴，它和方志、正史共同构成了中国的史学大厦，俗有“家乘犹国史”之说。可以说，谱牒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主要标志之一，历代修志，写史离不了谱牒档案资料，其社会历史作用被史家所看重，张掖市档案馆藏家谱族赚档案资料有9卷（册）。其中有牛氏家谱2卷（册），实为8卷（册）；山丹周嗣氏族，民乐朵尔只伽、巴都什伽、刘克陧氏族，临泽牛应选2卷（册）、乔中选、魏万金、钱贯氏族；清代纂修的7卷（册），民国时期纂修的1卷（册），中华人民共和国80年代纂修的1卷（册）。馆藏家谱族牒档案资料，对研究史学、档案学、方志学、民族学、人口学、民俗学、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刘丈浩等.张掖市志·历代地方政权[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杜，1995.

[3][4]钟赓起.甘州府志·卷十六杂纂[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5][6][7][8]刘文浩等.张掖市志·历代地方政权[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杜，1995.

[9]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一条、第二条[Z].

[10]鲁夭庆.试论档案学与方志工作的关系，甘肃史志通讯[J].1995，（1）.

[11]魏宏举.中国档案史诗咏[J].档案，1996，（5）.

[12]戴丽艳.略论档案史料与历史研究[J].档案，1997，（1）.

[13]陈海涛.陈氏家谱概说[J].档案，1997，（4）

[14]苏裕民.谱牒的继承与创新一一浅说永登地区的家谱概况[J].档案，2001，（1）.

[15]中国家谱知多少，中国剪报[N]。2002-3-29。

（文章来源：《河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