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档案修史，是中国历史的优良传统。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大都是根据档案文献撰修的。当今，要撰修一部新的高质量的大型清史，更需要充分利用现存的清代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专责保管明清历史档案的国家级档案馆，珍藏着一千多万件清代中央政府和清皇室的档案。这里有无数件皇帝的谕旨和诏敕，有十多万件历代大案要案的卷宗，有清代数以万计官员的履历，有200余年各省府州县雨雪粮价的清单，还有记录皇帝、后妃、皇子们起居、饮食、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起居注、膳单、脉案，等等。这些历经周折存留下来的档案，是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修撰清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几十年来，几代档案工作者辛勤努力，精心管理着这批档案，从整理到编目，从编译到出版，都为清史编撰创造了条件。利用清代档案修清史，正是物尽所用；积极为修清史服务，也是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馆藏清代档案

有清一代，十分重视公文的运转和保管，所以形成了大量官方档案。但是这些国家级文献，当朝官员很少能够看到，特别是深藏皇宫内的档案，有“九卿翰林终生不得窥见一字者”（注：阮葵生：《茶余客话》。）。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1924年，直系将领冯玉祥又把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清代档案才为世人所知。一时间在社会引起极大轰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清宫档案曾与安阳殷墟甲骨文、敦煌汉唐写经一起，被称为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下设古物、图书二馆，图书馆又分设图书、文献二部，其中，由文献部负责管理宫内收藏的明清档案文献典籍，具体包括这些档案文献典籍的收集、保管、陈列及整理编目等，办公地点就设在故宫东华门内北侧之南三所。这个文献部，就是今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1929年，文献部改称文献馆，1951年，文献馆改称为档案馆。1955年，档案馆脱离故宫移交国家档案局领导，改为第一历史档案馆，1980年正式定名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1925年算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已经走过了七十七年的历程。

中国的历史档案，自公元前2000多年前殷商时代以来，从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简书缣帛直到纸墨文书，其年代之久远，内容之丰富，价值之珍贵，都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目前现存的古代档案数量最多的当属清代档案，根据现有的统计，在全国约有2000余万件（册）。其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清代档案多达1000余万件（册），占全国现存清代档案总数50％以上，而且清代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及皇室档案绝大部分集中于此，其他档案馆保存的清代档案大多为地方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这些清代档案，包括了各朝皇帝发布的诏令文书、中央和地方主要官员的奏章、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之间的往来文书、皇帝及各级行政机关公务活动的记录及汇编存查的档册等等。从时间上，包括清入关前建元天命前九年（1607），至宣统三年（1911），以及溥仪退位后于1912年至1924年形成的档案。从形成单位和机构划分上，已确定的有73个全宗。其中，有内阁、军机处及六部等辅佐皇帝办理政务的中枢机构的档案，有内务府、宗人府等管理清皇族和宫廷事务机构的档案，有理藩院、外务部等办理民族外交事务机构的档案，有山东巡抚衙门，黑龙江将军衙门等地方机关的档案，还有赵尔巽、端方等少量个人的档案。从档案文种上既有皇帝的制、诏、诰、敕、谕、旨，也有大臣上奏的题本、奏本、奏折和表文，还有各机构相互往来的移、札、知、照，林林总总，不下一百几十种。从档案使用的文字上，不仅有汉文、满文，还有蒙文、藏文、回文、托忒文等少数民族文字以及英、法、德、俄、日、意、西班牙、荷兰等二十多个国家的文字。从档案内容上，则涵盖了有清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所以，这批档案既具有重要的信息价值、利用价值，又具有极高的文物和保存价值；既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又具有广泛的知识性；既是我们研究清史的主要依据，又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早在1959年，郭沫若先生就曾题诗：“前事不忘后事师，自来坟典萃先知。犹龙柱下窥藏史，呼风舆前听诵诗。国步何由探轨迹，民情从以识端倪。上林春讯人间满，剪出红梅花万枝。”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更盛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代档案是“历史真迹，东方瑰宝”。这既是对明清档案价值的称赞，也是对明清档案工作者的鼓舞。

但是，现存的清代档案并不完整。自鸦片战争以后，清代档案曾屡遭劫难。其一是外国侵略者的焚劫，使一部分清代档案遭到了万载不覆的厄运。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内档案库全部档案被付之一炬；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朝中央政府各部院衙门二百多年的档案被洗劫一空，所以档案馆现存的清代中央政府各部院衙门档案大多只有1901年至1911年十年的档案。其二，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疏于管理，以“清现库贮”为名，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焚毁大批内阁大库霉变档案（注：内阁北厅《清查光绪年红本档》。），目前馆藏清代档案中顺康雍三朝题本及其他档案严重缺失，与这次大量销毁档案不无关系。其三，民国初年，又发生了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使大量清代档案流散离失，造成了一次严重的破坏。先是，清末宣统元年（1909），清朝政府为维修座落于故宫东华门内的内阁大库，将大约200余万件档案迁出大内，移交学部管理。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成立历史博物馆，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移交历史博物馆管理。1921年，历史博物馆因经费困难，除自留一部分较好的档案外，将其余部分约八千麻袋计15万斤以4000元的价格卖给纸店，准备化成纸浆重新造纸。这些档案，后被清朝遗老罗振玉重金购回，并对其中部分档案进行整理，但已损失两万斤约数十万件。1924年，因财力不支，罗氏将档案转卖给前清驻日公使李盛铎，1929年李盛铎又将这部分档案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得归公。这部分档案被当作商品，辗转买卖于私人之间，时达六七年之久，最后只剩下12万余斤，前后损失了约七分之一。其四，抗战前夕，为使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免于沦陷敌手，从1933年开始，文献馆的重要档案3700余箱，随故宫文物一起南迁上海。1935年，又从上海迁运南京朝天宫新建库房。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南京也非安全之地。于是，这些档案与文物又分批经水陆多路西迁，最后分存于四川巴县、乐山、峨眉三县的多处庙宇祠堂内。抗战胜利后，先将三处档案、文物集中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再次存入朝天宫库房。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离大陆时，将其中清代内阁、军机处、宫中及清史馆等机构的档案204箱携往台湾，造成了人为的分割。

总之，从清末皇帝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从主观到客观，对宝贵的历史档案文献都不予重视和爱护，这是清代档案遭受严重损失的根本所在。尽管如此，幸存的清代档案，其数量在世界档案史上亦属罕见。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批档案的价值和意义，宣布档案为国家财富，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从1950年起，陆续将散失在社会上的清代档案收集起来。据统计，先后从中宣部、外交部、财政部、中国银行、北京大学、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旅大市图书馆、南京史料整理处等部门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地的私人手中，接收并征集了清代档案近400余万件（册）。

这使档案馆馆藏数量从文献馆时期的500余万件（册）激增至1000余万件（册）。特别是197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档案馆新建了库房大楼，其中库房面积12000平米，使浩瀚的历史文化遗产，终于有了理想的新归宿。1995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70周年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都题了词。八十年代末起，国家又计划斥巨资新建高水平、高科技的全新档案馆大楼，以更好地珍藏保管这批档案。目前，这个计划正在积极地实施中。

保存档案目的在于利用。几十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热情接待社会各界读者来馆查阅利用档案，并尽一切可能竭诚地为读者提供利用查寻服务。建国后，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曾广泛地利用清代档案。其中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长达四年时间里，共查阅了奏折、题本及黄河河源图、河道图、工程图等大量珍贵图纸计23，000件1800万字，这些档案经过选印、汇总、编辑和研究，已经在治理黄河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配合全国人大审议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需要，水利部有关专家来馆查阅了大量长江水患的档案及工程图纸，并依此举办了资料展览，特别查得清代历史上长江最大丰水量和最小枯水量资料，对长江三峡工程的审议和设计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农业专家也曾广泛查阅了馆藏清代全国各地晴雨录等档案资料，这对掌握近二百年中国气候变化规律和水旱灾害情况，科学地制定中国农业发展规划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清代的中外边界档案和清宫舆图，在交涉划分中印、中缅、中俄、中越等边界中，更起了重要的凭证作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国内掀起一轮新的编史修志的高潮，各省、市、县以及各行各业、重要企事业单位都纷纷在编修新的地方志、行业志、厂志、校志等等，而编史修志往往需要大量查阅馆藏的清代档案，一时间档案馆门庭若市，应接不暇。而像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所及高等院校等大型国家科研机构，更是把档案馆作为他们进行史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基地。从已故的孟森、吴晗、顾颉刚、郑天挺等老一代史学大家，到陈桦、黄爱平、杨珍、杜家骥等清史界新秀，均大量查阅利用过清代档案。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79年历史档案对外开放以来，国内外前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利用清代档案的单位就达8千多个，12万人次，拍照、复制、摘抄、利用各种档案达几十万件。同时，由于清代档案的内容丰富，吸引了大批外国专家学者前来参观访问，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为国家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改革开放以来，已先后接待了来自日本、韩国、蒙古以及美国、英国、法国等三十多个国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和档案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的来访。并先后同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日本东洋文库、冲绳县公文书馆、山梨学院大学、韩国汉城市立大学、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葡萄牙东方文化基金会、瑞典莱茨堡大学以及台北、香港等地的科研、教育单位建立了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同时，档案馆还主动举办各种形式内容的档案展览和编辑出版各种档案史料。据统计，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档案馆先后举办了《辛亥革命档案史料》、《清代档案与历史》、《纪念鸦片战争档案图片》、《香港历史问题档案史料》等三十余次展览，编辑出版各种档案史料图书一百余种近3亿字。所有这些，都是档案馆为满足社会各界对清代档案利用需求做出的主动服务。随着档案的广泛利用和对外交流合作的深入发展，清代档案的价值和作用日益得到发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为清代档案保管基地的重要性也将愈益显示出来。

二、清代档案是纂修清史的基本史料

自古以来，历代帝王通过诏令安民治国；臣工百僚通过章奏陈善纳诲，以文字承载行达的各种官方文书就像国家机器上的程序指令，保证其正常运行，同时也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直接记录。因此，历代修史都把官方文书档案作为其基本史料。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作者司马迁，父子继为太史令，直接掌管皇家档案图书，“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注：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因“即紬石室金匮之书，”“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完成了《史记》这一不朽的史学名著。班氏父子作《汉书》，同样利用了石室、兰台、东观等处大量档案和图书。后世官修史书，尤重档案，形成传统。降至清初，顺治二年（1645），诏修《明史》，五年九月谕令：“今纂修《明史》，缺天启四、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后事迹，著在内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在外督、抚、镇、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将所缺年分内一应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作速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注：《清世祖实录》卷40。）。由于这道谕旨并未得到认真执行，是以康熙四年（1665）八月通过礼部再次重申前旨，并令礼部“即作速传谕行”（注：《清圣祖实录》卷60。）。据统计，这次京内各衙门共查交天启、崇祯朝旧档24，625件，簿册926册（注：据“各衙门交收明季天启崇祯事迹”清单统计。见单士元《清代接收明代档案》一文，收入《我在故宫七十年》。）。由于在纂修过程中充分收集和利用了明代档案，使《明史》成为二十四史中颇受史家推重的一部史籍。

清代历史去今未远，传世的清代典籍史料十分丰富。既有官修的大型典籍，也有各种私家著述，以及各种文集、笔记、碑传谱牒等等，都是价值很高的重要史料。可以说，纂修大型《清史》的史料条件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要编修一部科学完备的信史，仍然离不开清代历史档案。

首先，档案史料的特点决定了清代档案是其他史料代替不了的。

1、档案的原始性。档案的最大特点，是历史事件正在进行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是当时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用以反映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最原始的记录，而不是事后的回忆和听来的传闻，更不是嗣后为某种目的而撰写的著作或编制的材料。因此，它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是研究历史比较可靠的证据之一。而其他史料，因时过境迁，或追忆转述，或辗转传抄，往往会出现一些偏差，甚至人为删削改篡。即使是专门编选的档案史料如各种《方略》等，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著名清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指出：“历史档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视，应该把它放在历史研究的最高地位，就是说；离开了历史档案无法研究历史。靠传说、靠记录流传下来，如无旁证都不尽可信。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应该占最高地位”（注：郑天挺：《清史研究与档案》，《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更有史学家直言，“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注：转引自顾颉刚《禹页学会的清季档案》，《文献论丛》民国二十五年双十节第71－79页。）在现存清代档案中，除部分实录、圣训、方略、会典稿本等清朝官方当时所修的史籍外，其余90％以上，都是原始的折奏本章，第一手的资料。当然，历史档案的可靠性也是相对的，同任何史料一样，也需要利用者在研究过程中加以考证辨析。但档案的权威性和可靠性，终是其他史籍无法可比的。

2、档案的系统性、全面性。一般而言，历史档案对同类事物的记载是连续的，对某一事件的记载是有始有终的。同源档案的责任者可能前后不同，但是基于同样的职责，所形成的档案文件必然是密切相联的，反映的是连续的历史过程。特别清代，公文奏报处理制度十分健全，对于某一事件，虽经多人办理，但在中央集权之下最后必然总汇于皇帝及中枢机构，所有零碎的、片断的记录最终联缀在一起，反映出该事件发生、发展直至终结的全貌。仅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代档案而言，时间上下跨越200多年，许多事情从结果能推出渊源，从起始能查出终结，大到影响清朝历史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等重大事件，小到杨乃武与葛毕氏案之类的民刑诉讼案，都有十分系统的记录。更如关乎清朝命脉的粮价，自乾隆元年建立奏报制度直至宣统三年，历170余年，各省督抚按月奏报，从未中断。同时，档案是由当时政权各机构、各单位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因此，记录反映的内容，包括各个方面。现存清代档案的73个全宗，机构包括了清朝中央各职能衙门，内容既包括了举凡清朝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制度举措之宏观大端；也反映了从皇帝起居到百姓生计、社会生产、民俗风化、刑名案件之微观景象，涵盖了清朝从肇兴到衰亡的全部历史。档案史料的这种系统性、全面性，在纂修一代通史、全史中是尤为重要的。

其次，清代档案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其中许多重要史料尚未被深入开发利用，清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和问题，尚待从档案中考核填补和解决。

如前所述，清代二百余年中形成的文书档案浩如烟海，虽屡经变故，大量毁损流失，今天保存下来的仍不下2000万件（册），除了相对于其他史料的原始性、系统性、全面性外，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它的价值还在于它的丰富性。如戴逸先生所说：“清代档案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研究清史和近代史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离开了档案就不可能做严肃的深入的研究，所以第一历史档案馆是我们巨大的历史文化宝库，有着几乎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和历史材料”（注：戴逸：“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历史档案》1996年第1期。）。几十年来，这些原始翔实的清代档案，与官书、笔记、文物、口碑等，或相互印证，或辨误正本，曾解决了不少历史悬案，拓宽了清史研究领域，有力地推动了清史研究向深层次发展。但是，就目前来说，对清代档案的利用尚不充分，可以说清代档案尚是一座未被深入开发利用的史料宝库。兹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几宗档案史料为例。

1、题本。题本是京内外各衙门臣工敷陈公事的主要文书，“在清代统治全国的二百六七十年中，有二百五十年左右是以题本为上报政务文书的主体”。故题本也是现存数量最多的清代官文书。除残破不计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保存完整的题本即达140余万件，占馆藏总量的10％还多。这些题本一事一题，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分类，吏科内容有：各级职官的任免、考绩、奖叙、纠参、处分及封赠荫袭等；户科主要有：全国各省、府、州、县的户籍、田赋、漕粮、税课、货币、库储、仓储、经费及灾害赈济等；礼科包括：典礼、学校、科举、印信、外交及天文气象等；兵科包括：职官、科举、防务、战争、军需、马政、驿站等；刑科主要有：秋审朝审、命案盗案、土地债务、监狱缉捕等；工科主要有：建筑工程、军需工程、水利工程等。总之，题本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是，史学界至今对题本的研究与利用还很不够。原因在于其数量太多，行文格式繁琐，而且论者每以其所报多为例行公事，价值不高。其实不然。题本在清初曾是内外臣工报告政务的最主要的文书和途径，无可替代，即使到中叶以后因奏折的使用，题本多用于例行公事，但各省的钱粮奏销、刑名案件等仍须使用题本，而且还有大量作为题本副件进呈的黄册，即具体的数据统计表，史料价值极高。同时，题本中保存着大量的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信息，如现存刑科题本60余万件，大量案件涉及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状况及土地债务关系、家庭组成结构、婚姻伦理关系及社会风俗礼仪等，非常生动具体。山东大学历史系曾系统利用过其中的土地债务档研究清代土地租借等关系，并从中考核出了各种物价变化情况。近几年，台北及部分美国学者大量利用其中的婚姻奸情档，考查研究清代的家庭关系、妇女地位、社会风俗等问题。所以，清代档案史料中，题本是不容忽视的，应深入利用的重要史料。

2、奏折。奏折是清代臣工上报政务的另一种重要的官文书。

奏折起源于康熙朝，最初仅限于少数亲信官员使用，至康熙末、雍正初年，具奏官员范围逐渐扩大到与具题者相似，至乾隆年间，奏折成为正式官文书。奏折无需用印，文字简练，不经由内阁，直达皇帝，由皇帝亲自阅览批示后，再发下具折人遵照执行，省却了许多中间环节，突出的优点是运转快捷、保密性强、时效性强，更符合封建皇帝集权统治的需要，所以一旦成为正式官文书，其地位和作用迅速凸显，内外衙门的紧急、重要公务均采用奏折。现存满汉文奏折的数量仅次于题本，经皇帝朱批的奏折原件有70余万件，军机处抄存备查的录副奏折有90余万件，除其中的重复文件外，两者相加应有100余万件。这些奏折，“其史料价值非常高，举凡清代自康熙中叶以后二百余年的内政、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一切机密要务，都有记录。其内容之丰富、系统和可靠，是其它文献资料无法与之相比的”。史学界利用奏折较多，但是这些利用多属专题性零散的利用，绝大部分奏折的信息内容并未得到充分的、系统的开发利用。例如粮价单。清代从乾隆元年开始，要求各省督抚按月将该省主要粮食价格按府、州为单位开单奏报，并与上月比较涨落情况。这一制度一直沿袭至清亡，行用了175年多。据统计，目前本馆所存粮价单达31，421件，缺失并不太多，不少省份存量达百分之七八十，基本上是连续的，就地区而言，除西藏、内外蒙古外，包括了全国范围。这些粮价，包含上百万条数据，具有粮食价格、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综合的史料价值。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肯特大学王业健、麻省理工大学李中清教授查用过部分省的粮价外，目前在国内仍无系统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其他如大量奏报农业收成、雨雪分寸的奏折，系统记录了清代二百余年间农业生产发展、气候环境变迁的历史状况，都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有待深入地开发利用。

3、军机处上谕档册。清代军机处设立后，基本承担了原来由内阁主要负责的拟旨之责，通过军机处拟定和发出的谕旨，都要按时间顺序汇抄成册保存，除通称为“上谕档”的四季档册外，还有满汉文议覆档、寄信档等，专载镇压农民起义谕旨的剿捕档，汇集某些重大事件的专档如金川档、台湾档、石峰堡档等，以及晚清时期的洋务档，通过电报传达的电寄档等等，总计现存满汉文上谕类档册达5，000余册，收录自雍正以至宣统各朝皇帝谕旨数十万条。这些谕旨只有一部分为《实录》等书收录，而且多为摘录。谕旨之外，上谕档中还收入部分重要奏折、每科殿试取中进士名单、每年秋审勾决人犯案由等等。同时，上谕档册是照依拟旨底稿抄录，保存着谕旨形成过程中的原始信息，凡有皇帝修改之处均以“朱”字注出，有些修改非常关键，与军机处起草的底稿进行比较，真实反映皇帝临机决策的作用。对于抄发相关衙门执行办理的谕旨，则会注明应抄发衙门名称与起止段落。这些原始信息，使上谕档册中的谕旨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4、舆图。清代对舆图非常重视，曾多次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测绘，并且利用在华供职的一些西洋传教士参与其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清代有关天文历象、疆域行政、道路交通、江河水系、军事战争，以及庙宇陵寝、名胜古迹等各类图8000多件，很多图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分别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十排图》、《十三排图》，清楚地绘出了18世纪清代的疆域范围，对研究了解18世纪中国疆域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凭证作用和利用价值。又如黄河、长江等河流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仅各种黄河图就达126幅；而一幅金沙江图，从源头到江尾则长达70多米，连江里什么地方水流急，什么地方石头多，都绘得清清楚楚。这些图对研究清代的水利问题、生态环境问题都具有重要价值。

5、外务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清代外务部档案共11万余件，主要为光绪二十七年外务部设立后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十年间的外交档案（包括少量总理衙门时期档案），记录了清末与世界上57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和交往活动。而在《清史稿》邦交志中只列了21个国家。所以这部分档案，不仅史料价值极高，而且可以弥补以往史籍之不足。

6、国史馆档案。国史馆是清朝掌修国史的机构，始设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至乾隆三十年（1765）成为常设机构。现存国史馆档案，共计42，000余件册，多为该馆在编纂清代国史过程中形成的档案及搜集积累的有关材料等。其材料来源有各省份、衙门遵旨咨送的，也有从上谕、外纪、起居注、奏折中直接抄录的，基本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其中，各类人物传稿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国史馆档案中，现存各类人物传稿及事迹材料总计近5，000人。将国史馆档中人物传稿和《清史列传》比，档案中存大臣列传、国史大臣列传稿本，立传人数达3，300余人，比刊行的《清史列传》人物总数还多。现存较多的传稿还有忠义传，即历次战事中阵殁有功人员，档案中立传人数达1，100余人，而《清史列传》仅收录140余人。其他如儒林传、文苑传、循吏传等，亦有部分传稿保存。另一方面，这些传稿多属草稿、修改稿，删改之处颇多，有的传稿一人即达三四稿，比正式刊行定稿的《清史列传》保存了更多的原始资料，“有的传，内容基本一致，一字不差，或只有个别字的差异；有的传，档案（即传稿）与《清史列传》比较，各有增删；但多数情况下，档案比《清史列传》为详，只有个别人的传，《清史列传》比档案中的传稿详细”。另，《清史稿》虽然是以国史馆档为基础修撰的，但一是利用不全，二是删改较多，所以新修清史，利用国史馆档仍是十分必要的。

7、满文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1000多万件清代档案中，有200多万件是满文档案。特别清前中期，许多重要史实是用满汉两种文字记录的，而入关前后的各种档册，许多则全是满文写成的，所以满文档案是清前中期非常重要的史料。如《满文老档》360册，始于明万历三十五年，止于清崇德元年；《国史院档》122册，始自天聪元年，止于顺治十八年；《秘书院档》78册，起自顺治元年，止于康熙二十七年；《密本档》153册，起自顺治元年，止于康熙二十七年。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密本档中就既有施琅统一台湾的内容，也有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等人有关活动的记载。是1999年中国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献遗产名录的档案。

8、其他档案。清代其他各种重要的档案还很多，如内阁各种档册、宫中官员履历引见档、军机处照会、来文，宫中、内务府各项杂档等等，内容都十分丰富、重要，且保存比较系统完整。即以官员履历档案来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官员履历单、折、片共50，000余件，其中开列内容比较详细的履历引见折就有36，836件，记录了自康熙六十年至宣统三年250年间30，000余名中下级官吏的出身履历及迁转情况，反映了整个清王朝统治的基础，同时这些人中绝大多数于史无载，这些档案就成为其仅见的传纪史料。

总之，现存清代档案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是纂修大型《清史》必不可少的基本史料。民国年间，北洋政府组织编修的《清史稿》，书成即遭人诟病，除了编纂者的遗老情结而致的政治错误外，其史事史实错误与疏漏比比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清史稿》写作时，清代档案尚未整理，亦未为世人所共知，故谈不到利用档案。修史者仅根据国史馆中所写底稿与其他书籍编纂而成，史料使用之范围有限”。70余年后的今天，清代档案史料的重要价值已为人们所共知，其利用条件已基本成熟、具备，这正是纂修《清史》的一个重要的有利的条件。

三、利用档案修清史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从文献馆成立迄今，几代档案工作者辛勤努力，精心保护、管理着这批档案，几十年来，从整理编目到编辑出版，从档案利用到档案研究，都为修撰清史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1、 全面系统的档案整理编目为大规模查阅利用档案修撰清史创造了条件。

早在二十年代后半期，文献馆在著名历史学家、第一代清代档案工作者陈垣、沈兼士等人的主持下，就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人们戴着口罩挑拣除尘、分类整理，同时编辑出版了一批档案史料。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这项工作没能进行下去，直到新中国成立，档案整理编目才重新开始。

五十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整理编目工作大致分两个阶段进行。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三十年中，档案馆利用自身力量并借助社会力量，对馆藏数以千万计的清朝档案进行了大规模清理和初步整理，到七十年代末，已经初步建立起比较科学、规范的七十三个全宗管理体系，使过去堆积如山、杂乱无章的档案基本做到了“有章可循，有目可查”。自八十年代以来，根据改革开放的总方针，随着以计算机技术为龙头的一大批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档案馆积极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及先进的管理方法，逐步改变了单纯整理的传统工作模式，将秩序加工整理变为逐件著录，使整理编目逐渐走向标准化。并尝试用全新的思维方式和视角改造我们这个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档案馆，在档案整理、修复、缩微、著录、编目各个工作环节上力求协调一致，从而向全国信息数字化的更高目标努力发展。初步统计，现在本馆经过详细加工，整理到件的档案已达200万件，整理到卷的档案约800多万件，逐件摘由著录编目的档案近50万件。并根据不同的整理状态，编制了各种类型的检索目录，其中共编制各种簿册式目录1400余册。同时，对10万件残破档案进行了修复，对近200万件整理到件的档案进行了缩微拍照。目前档案馆正在进行计算机建网工程建设，实现网上查找利用档案，也已为时不远。

在全面系统对汉文档案进行整理的同时，积极培养满文人才，整理满文档案，翻译满文档案史料，从事满文研究工作。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及时为档案馆配备了满文干部，在20世纪六十年代于民族学院（今民族大学）设置了满文专业，七十年代又以民族学院满文专业毕业生为主举办了满文培训班，历时三年的正规培训，又为档案馆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满文专门人才，使档案馆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满文人才基地。从七十年代起，档案馆开始对满文档案进行系统的整理编目。到目前为止，经过系统整理编目的档案近50万件，编辑出版了满文边疆地区档案目录10余册计1000万字。同时，档案馆还对重要的满文档案史料集中进行翻译出版，二十余年来，共翻译出版满文老档、国史院档、康熙雍正朝朱批奏折等数十种图书近1000万字。同时，还进行了深入的满文研究工作，并先后编著了《满文语法》、《满文词典》、《全国满文联合书目》等工具资料著作。

为适应广大利用者的需求，更好地为清史研究工作服务，近两年来，档案馆又进一步调整工作思路，加快了档案整理著录的速度。将利用率最高、价值最大的军机处录副奏折、外务部档等全宗档案作为重点，动员全馆中级职称以上人员业余整理著录录副奏折档，近两年已完成近20万件。所有这些基础性的整理、编目、满文翻译工作，都为档案的利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搭起了梯架和桥梁，使大规模、高效率查阅利用清代档案成为可能。

2、大量清代档案的编纂出版， 为清史研究奠定了厚实的资料基础。

清代档案的编纂出版，是开发利用历史档案，服务史学研究、服务社会各界的重要途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凭藉巨量馆藏优势和一代又一代专业人员的开拓与敬业，在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80年代，先后三次掀起斐声中外的明清档案编辑出版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25年至2001年，本馆共编辑出版各种各类档案史料书目160部以上，总计约3亿字，累计公布档案达62万余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的编纂出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5—1935年，即本馆的前身故宫文献馆时期。以陈垣、沈兼士、单士魁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的档案工作者及历史学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整理出版了一批明清档案史料，拓荒式地开辟了发掘公布清宫档案的管档用档之路。陆续出版档案史料及目录40余部，约200万字。由此，出现了我国近代史上编印档案的首次高潮，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特别关注和高度赞赏。

第二阶段1949—1979年，即新中国成立后明清档案馆或明清档案部时期。在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档案的编辑出版一度较为活跃。但这一时期的档案出版，以配合国家政治运动和学术动向为宗旨，因而以政治类选题居多。1966年至1976年“文革”时期，编研出版几乎停顿。70年代后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档案编纂工作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第三阶段1980年至今，1980年后，历史档案工作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方针，档案编纂工作呈现出全面发展、成果丰硕的繁荣局面。浏览这20年的编辑项目，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既包括明代、清代前期、中期的，也有不少近代史资料；从内容上来说，既有档案文种系列出版，也有专题选编，在专题档案中既有政治性的，也有经济、文化乃至生活、人物等方面的；从出版方式来说，在继承点校排印这一传统方法的同时，不断创新突破，积极推行影印、缩微和光盘等现代出版形式，特别是影印出版，由于具有保持档案原貌、编辑出版周期短、速度快、出版物误差较小等优点，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欢迎和重视。从出版规模来说，既有百万字以内的编辑物，更有百万字以上及千万字以上的大型档案总汇，出版规模往往在十几册、几十册乃至百余册。很明显，本馆在这个时期所公布的明清档案史料，其目的已不是局限于对明清历史上个别事件或个别问题的拾遗补缺，而是有计划地用大量的比较全面的基础史料去推动和促进清代历史的研究，使之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对近80年清代档案的出版公布，按编纂形式和档案内容，概略披陈如下：

1、丛书档案出版物。

清代档案最早对外公布便是以丛书形式编辑出版的，这就是1927—1930年刊印的《掌故丛编》10辑，继其后的有《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文献论丛》、《文献专刊》等共96册。改革开放后，1978—1990年间，本馆陆续编辑出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14辑，每辑刊登若干专题档案史料，共计公布档案3000件左右，约300余万字，其内容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2、按档案文种进行的系统出版。近20年来，由于引入影印出版方式，大大提高了档案出版速度，从而使得按档案文种系列出版成为可能。截止目前，按系列出版的清代档案主要有五种：一是清朝皇帝谕旨类，有关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8朝的军机处上谕档相继出版，共计144册。二是清朝皇帝起居注册，康熙、雍正、乾隆3朝的起居注先后出版，共48册。三是清朝文武百官奏折类，相继出版了康熙、雍正及光绪3朝朱批奏折，合计148册。四是馆藏《清代官员履历全编》30册。五是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已出版乾隆朝46册。如此浩繁的明清档案的编纂出版，为研究清史和近代史中的不同课题提供了一批比较完整系统的史料。

3、专题类档案史料的编辑出版。这类档案出版物主题明确，针对性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档案发掘的深入，专题档案的选题范围在不断地拓宽。初步统计，几十年来本馆编辑出版的各种专题性档案史料共有59种390余册。包括：（1）反映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档案史料15种98册。（2）反映中外关系的档案史料12种215册。（3）反映国家统一问题的档案史料6种19册。（4）反映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档案史料7种22册（套）。（5）反映有关民族区域的档案史料5种7册。（6）反映清代宫廷史方面的档案史料8种33册。（7）有关清代历史人物的档案史料6种。

4、满蒙文档案的翻译出版。近20多年，先后出版了《满文老档》、《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土尔扈特满文档案译编》以及大型满文翻译项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另有《十七世纪蒙文文献》1册业已出版，这是本馆第一次出版蒙文档案。

5、《历史档案》的编辑出版。作为以公布档案为主、 史论结合的学术刊物《历史档案》，自1981年2月创刊至今已有86期。该刊旨在向读者更快更及时地提供新鲜的档案资料信息，同时辟有专栏刊发有关史学研究文章。《历史档案》以其自身优势，成为颇受清史学界欢迎的杂志之一。

6、缩微品档案出版物和光盘档案出版物。缩微胶片作为一种较新的出版形式，在近20年也成为本馆公布档案的有效途径之一。据统计，迄今为止，本馆已对外正式发行档案缩微品有46个品种，总量达3000余盘。1996年，《中国明清史档案文献光盘库》出版，共计10张。这套光盘浓缩了本馆1995年以前出版的有关档案资料，每张光盘存有1万余页的文献资料，总计约有2亿字。

由于历史原因，明清档案分存大陆和台湾两地。近三四十年来，台湾学者也陆续整理出版了一些较重要的档案史料。其中系统出版的主要有康熙、雍正、乾隆及光绪四朝的《宫中档奏折》，总共影印117册。还有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清代起居注册》。台湾编辑出版的丛书性质出版物有《明清档案》10编。专题档案有《海防档》、《矿物档》、《中法越南交涉档》、《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四国新档》（俄、英、法、美）、《中美关系史料》、《清季教务教案档》、《旧满洲档》、《清代准噶尔史料》、《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以及《年羹尧奏折》、《袁世凯奏折专辑》等。应该说，台湾方面出版的明清档案史料，与本馆的编纂出版是互补的，双方有不少档案出版物合璧一起，恰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除本馆和台湾外，国内一些地方档案馆及相关的历史资料保管和研究单位，也编辑出版了不少的明清档案史料。如，辽宁省档案馆编的《明代辽东残档选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等；四川省档案馆编的《四川教案与义和团档案》、《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吉林省档案馆编的《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辑》丛书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清史研究的资料库。

大量清代档案的编纂出版，受到社会各界的热忱欢迎和由衷好评，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有这样一个共同感受，清史研究在整个中国史研究中能够处于领先地位，成果累累，举世瞩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巨量的清代档案留存于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断有大量新鲜的档案史料出版公布。因此说，清代档案为清史研究奠定了厚实的资料基础，为纂修大型清史奠定了厚实的资料基础。

在编辑出版档案史料的同时，档案馆还结合自身业务工作，依托档案，利用馆藏不断推出有自身特点的学术成果。特别在清代机构沿革和典章制度研究方面，本馆有其独特优势。在整理研究清代档案的同时，本馆集体编写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明清档案通览》、《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及张德泽编著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李鹏年等人编著的《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清代六部成语词典》、刘子扬撰著的《清代地方官制考》、秦国经编著的《中华明清珍档指南》等一批颇有价值的学术专著，成为清史研究的工具书。另外，朱金甫继主编出版《中国档案文献辞典》之后，又组织多名学者对清代典章制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编出《清代典章制度辞典》。还有一些学者参加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辞典》、《二十六史大辞典》、《中国皇家文化辞典》等辞书，也是中外学者了解和利用明清档案的有效工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迄今为止，本馆已出版了四套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专题论文集，文集中大部分内容，是档案馆工作人员，结合档案整理、编目、史料编研等工作，写的专题性档案评介或概述，这些内容为清史研究者查阅专项档案进行专项课题研究提供了依托和线索。

纵观近80年的清代档案工作和清史研究，留存于世的千余万件清代档案，为清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原始、丰富、系统的珍贵资料。以往大量清代档案的查阅利用和出版公布，已经不断地拓宽了清代历史的研究领域，推动了清史研究的蓬勃发展。纂修清史利用档案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和成熟。但就目前而言，清代档案的整理编目及编纂开发与社会学术需求之间仍有相当距离，特别是还远远不能满足编写大型清史的需要。随着清史编修工程的启动，迫切需要对清代档案这一蕴藏着巨大文化资源的宝库进行深层次的发掘，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快对档案的整理编目和著录。恰如郑天挺先生所言：“以整理历史档案带动清史研究。”（注：郑天挺：《清史研究与档案》，《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对清代档案全方位科学系统的开发，必将为恢弘的清史编修工程奠定坚实的基础。档案馆愿为这一伟大工程尽全力服务，使清代档案在修纂大型清史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11）江桥：《从清代题本奏折的统计与分析看清代的中央决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上），中华书局，1988年。（12）王钟翰语。见《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第10页。（13）李鹏年：《国史馆及其档案》，《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14）李鹏年：《国史馆及其档案》，《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15）戴逸：《〈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本文统稿：邹爱莲（副馆长，研究馆员）；执笔：唐益年（整理编目部主任，研究馆员）、李国荣（编研部副主任，研究馆员）、韩永福（保管利用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