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清代档案，对于探讨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红楼梦》的典章制度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故宫文献馆编辑的《文献丛编》第九辑至第十二辑上就发表了故宫懋勤殿内所藏的朱批奏折（其中有曹寅折一百十八件，曹顒折十七件，曹頫折四十六件）。周黎庵。李玄伯、严微青等人，曾经利用了这些档案中的有关史料，考订了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今天看来，周、李、严三人的研究成果，尽管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们在当时能注意到这些档案史料的价值及与《红楼梦》研究的关系，确是能能可贵的。毫无疑问，他们的研究工作，为后来的曹雪芹家世生平的研究工作开拓了一条新的史料途径。其后，当代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对清代档案中有关曹雪芹家世的史料给予了空前的重视，他搜求了清代档案史料和其它有关文献资料，精研博考，撰写出了《红楼梦新证》这部红学巨著，对推动红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但是，由于上述论著行世较早，近十数年来新发现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清代档案，只能付诸厥如。因此，在随着《红楼梦》研究工作日益深入发展、清代档案不断公布的情况下，红学研究者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根据新材料对以往的研究成果作出新的补充或提出新的研究结论。笔者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拟就下列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的管见。

二、《红楼梦》的时代与资本主义萌芽

    经过“天崩地解”的明末农民大起义之后的清代社会，已经处在—个剧烈变化和重大转折的时刻，这个时代虽然还是封建社会，但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及人民的反抗斗争，已使清王朝“在工业和科学上，比起西欧国家来看，实在处于极落后的地位”，但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扩大，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土地占有形态、地租形态，租佃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方面也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孕育和发展着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一步的增长。社会经济结构中出现的这种崭新的，但又很幼小、脆弱的质变，在缓慢地冲击着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躯壳。一个新时代的曙光冲破了黑暗的云层，射在满目疮夷的古老的中国大地上。

    伟大的文学巨匠曹雪芹和他的血泪铸成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就是这个旧时代即将结束，新时代即将降临的产儿。

    然而，在《红楼梦》研究界，有些同志并不承认这个历史的事实。他们中有人认为，清初（康、雍、乾三朝）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有的人虽然承认清初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又说《红楼梦》一书中却完全不可能对这种“萌芽”有所反映。所以，他们的研究结论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的形象不具有“新人”的特征，而是一个没落的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对此，本文不想征引更多的文献材料来论列，仅以清代档案史料中的有关内容，略加析疑。

    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事实表明，清康熙朝以后，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手工业内的纺织和矿冶两个部门中最为突出。如棉纺织业，由于市场需要的增长，包买商利用拥有的大量资本来垄断棉花的供应和棉布的收购，以支配手工业的生产。这时，在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下包买主把材料直接分配给手工业者，使其为一定的报酬而生产。而手工业者成了在自己家中为资本的拥有者工作的雇佣工人包买主的商业资本在这里就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形成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家庭劳动的形式。这种情况，在江南（如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丝织业中心，就更加集中和专业化。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任江宁织造时曾奏免额税，促使民间的丝织业都有了扩大、以至出现了工场手工业的形式。由于棉纺织和丝织业的发展，官营织造也打破了抱残守缺的旧式经营办法，采用了新形式。如，康熙三十四年九月，苏州织造李煦的一份奏折中曾写道：“查今年四月内，户郎行文，着令织造衙门采办青蓝布三十万疋，遵照定价已经如数办足解交户部外。但此项布疋出在上海一县，民间于秋成之后，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若于岁内预将价银发给，则百姓乐有资奉，比临时采买可贱数分。今必俟春间采办，正值农忙，则价又高腾。且从前有司采办，三月方奉部文发买，临期急迫，必须牙行经纪四散收买，所以价贵。今年织造衙门于四月内始奉承办，只得仍然照旧规采买，以致相沿成例，不能稍减”。“臣细加体访，再四思维，来年应办之布，先于今年十月后，农务空闲，不用牙行经纪，预将价银给与织布之家，从容办料，栗暇纺织，待至春间陆续收染，则民力余裕，遍沐皇恩。于部定价值，每疋可省六分有余，合三十万计之，可省二万有奇。以臣鄙见，明年采办布疋，不必候至三十五年春间始行知照，即于今冬拨给钱粮．预为采办，甚属妥便，国计民生，均有裨益。”李煦在这份奏折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不用牙行经纪，预将价银给与织布之家”，实际上取消了牙行经纪的封建性盘剥，采用了国家直接向“织布之家”供料订货。这种先拨钱粮，予为采办的经营方式，固然是有利于官营织造，但客观上也有利于“织布之家”，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奏折中的内容，从一个方面告诉我们，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已经在官营手工行业中出现了。这个典型的例证是发生在康熙三十四年，而从康熙末年中经雍正一朝到乾隆年间，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在同旧的封建经济势力的不断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地发展。此外，从康熙年间的《黄册·招册》、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广东巡抚阿尔松阿的题本、乾隆元年九月七日河南巡抚富德的题本、乾隆元年六月六日刑部尚书傅鼐的题本及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刑部尚书阿克敦的题本等档案的记载中，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从清初到乾隆时期，农村劳动力已经具有了商品的属性，这又是农业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重要而显明的标志。至于采矿、陶瓷，煮盐、制糖、造纸、冶铁等部门。也产生了同类性质的变化。因为许多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论著中作了详细分析和论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章识。文艺作品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是康熙末年、雍正朝和乾隆朝的上半期，特别是由于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江南的织造世家中度过的，客观上提供的条件，有可能使他首先呼吸到社会经济中所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新鲜空气。现实社会的存在反映到这位天才作家的头脑中来，使他赋予他心爱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以新的思想意识是完全自然的，合理的。《红楼梦》中表现出来的男女平等观念，要求婚姻自由，主张个性解放，反对科举考试和仕途经济等思想，突出地反映了它的时代特征。具有政治家才干的贾探春在大观园内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改变园林出产的经营方式，可以说是社会经济中新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缩影。曹雪芹与他同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不同的是，他是以文学的形式，来展现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风貌，把他的切肤之感用典型人物、典型环境表达出来。因此，《红楼梦》与它同时代出现的一大批哲学、史学等著作相比，更形象化，给人一种亲切的，具体的美的享受。

    总之，《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在《红楼梦》一书中有所反映。正如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红棱梦》时所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通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是非常精辟的，证之于清代档案史料，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康熙皇帝与曹家的兴盛

    在清代有关曹家的档案史料被发现之前，关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是很少为人所知的。在清代，虽然也已经知道此书的作者是曹雪芹，但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只有一些传说之词，而且大都是十分虚幻荒谬的。只是在档案史料被发现和公布之后，人们对曹雪芹的家世．以及他创作《红楼梦》的社会背景情况，才逐渐从传说的幻影中解脱出来，有了比较客观可靠的了解。从目前已经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史料看，曹家祖籍原是今天的辽宁省辽阳市、其先人为汉族8，后金时曾被掠入旗。后因军功从龙入关，隶内务府，属上三旗包衣，即是清皇室内的奴隶。到了曹雪芹曾祖父曹玺时，由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卫事，升内务府工部郎中，康熙二年又“特简督理江宁织造”职。从此，曹家祖孙三代四个人连任江宁织造长达六十年之久，经历了一番“烈火烹油，鲜花簇锦”之盛。曹玺在任二十二年，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卒于江宁织遣任所，终年55岁。关于曹玺的生平，康熙六十年刊刻的《上元县志·人物传》中有较详尽的记载，这里不再徽引。

    曹玺卒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由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协理江宁织造事务，继之擢为江宁织造郎中，并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兼巡视两淮盐政。曹寅在织造任上二十八年，可谓辛勤事上，肝脑涂地，为巩固和维护康熙皇帝的统治，鞠躬尽萃，死而后已。《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李煦奏折》两书中所收曹寅、李煦给康熙皇帝的奏折百余件，内容包括：天气晴雨、庄稼长势、米价高低，地方民情、吏治优劣，直至织造事务、两淮盐政等诸方面，事无巨细，具折上奏，为康熙皇帝派到江南的一个亲信耳目。康熙帝对之也十分宠信，关心备至。如，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曹寅在奏报江南米价及熊赐履行动并进诗稿折内写道：“臣探得苏州平常食米每石一两三四伐不等，江宁平常食米每石一两二三钱不等，总因江西，湖广禁籴，兼近日东北凤多，客船不能下来之故……”。“再，打听得熊赐履在家，不曾远出。其同城各官有司往拜者，并不接见。近日与江宁一二秀才陈武循、张纯及鸡鸣寺僧，看花做诗，有小桃园杂咏二十四首．此其刊刻流布在外者，谨呈御览。因其不与交游，不能知其底蕴。”同年九月、十月，十一月，曹寅又三次向康熙皇帝奏报熊赐履病故，临终情形、家产及生活情形。康熙皇帝在三份奏折上分别批道：“再打听用何医药，临终曾有甚言语，儿子如何，尔还是进些礼去才是。”“闻得他京甚贫，果是真否？”“熊赐履遗本，系改过的，他真稿可曾有无，打听得实，尔面奏。”无需辞费，曹寅的三个奏折和康熙的朱批，明白地告诉了我们：他们主奴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亲密！又如，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康熙帝在曹寅奏谢钦点巡盐并请陛见折后批有这样一段话：“朕体安善，尔不必来。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四个“小心”将曹寅在江南工作的性质和康熙皇帝对其爱护之情跃然纸上。正是由于曹寅在江宁织造任上政绩卓著，博取了康熙皇帝的格外欢心，因而其被宠信程度远超乃父曹玺。

    康熙皇帝与曹家的亲密关系，还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1）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曾六次南巡，有四次驻跸江宁织造行署，龙恩独厚，即便是地方大员也望尘其及的。（2）曹寅之女嫁王子平郡王纳尔苏，以包衣之家与皇族连姻，无疑提高了曹家的政治地位。（3）为了提高曹寅在江南汉族文化人中间的声望，康熙皇帝将校刊《全唐诗》、《佩文韵府》等重大的任务交曹寅主持。（4）对曹寅任上的亏空多方维护，随时提醒。如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初二日，康熙皇帝在曹寅奏进晴雨录折后批道：“两淮情弊乡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曹寅上奏病体己渐愈折，康熙皇帝看后批道；“惟疥不宜服药，倘毒入内，后来恐成大痲风症，出（除）海水外，千方不能治。小心，小心！土茯苓可以代茶，常常吃去亦好。”事隔不久，曹寅病重，苏州织造李煦上奏代请赐药折，康熙皇帝在批示中不仅开列应吃何药，而且连如何吃法也写得明明白白，其关怀之情有逾常格。朱批全文是：“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病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挚专治疟病，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服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无奈“曹寅福分浅薄，圣药未到，遽尔病故”，其子曹颐按任视事。不料，曹顒在任仅两年有余又突然病卒于任。曹顒卒后，康熙皇帝传谕内务府总管，赞扬曹顒为干练之才，并为曹家承嗣问题亲自指点。

    从以上材料可见曹家的兴盛是与康熙一朝相始终的。从康熙二年曹玺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曹家开始走上了兴盛之路，中经曹寅一代，使兴盛达到顶峰。但是，当曹寅，曹顒相继死去之后，由于曹頫年少缺乏官场经历，办事多有不当，致使其在康熙皇帝晚年也渐露不满之童。如康熙五十九年二月二日，曹頫奏报江南雨水情况时，康熙皇帝曾批道：“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磁器法瑯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览完，才烧法琅。今不知骗了多少磁器，朕总不知。已（以）后非上传旨意，尔当密折内声明奏闻，倘瞒着不奏，后来事发，恐尔当不起，一体得罪，悔之莫及矣。即有别样差使，亦是如此”。这条朱批的口气是非常严厉的，既是对曹頫为官做事的提醒，也是一次警告。接着，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内务府奏请严催李煦、曹顺送交售参银两，要求对李煦，曹頫严加议处时，康熙皇帝又朱批“依议”。上述情况，在曹玺、曹寅以至曹顒任内是没有发生过的。因此，可以说曹家的家势在康熙末年已是每况愈下，渐渐霉出了“末世”的光景来了。但是，这时的曹家还保存着“钟鸣鼎食”之家的架子，真正的败落，还是到雍正五年以后，曹家被抄，落了个家亡人散各奔腾，富贵繁华成旧梦。

四、雍正上台与曹家的败落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皇帝逝世。皇四子胤禛继位，是为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即位后，除了继续父业，统一祖国，发展社会经济外，他还针对康熙皇帝晚年出现的一些弊端，严厉打击朋党，大力整顿吏治，清查钱粮，实行耗羡归公的措施，曹家就是在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大整顿中最后失势并被抄家的。

    雍正帝即位之初，即严惩官吏的贪吞国库钱粮之风。雍正元年二月，他逾吏部：“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参出者，必须如数补足”，“嗣后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著落伊身勒限归还。”雍正帝为清查钱粮一事，设立了以怡亲王允祥为首的专门班子，可见其对亏空一事的极端重视。据肖爽的《永宪录，记载，仅雍正元年，就因亏空案革职抄家者，共有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粮道官员九人，曹家的近亲李煦一家就是在本年底被革职抄没家产的。雍正四年后，清查愈严，“凡遇亏空，其实系侵欺者，定行正法无赦。”曹家在康熙末年虽有巨额亏空，但在曹寅卒前已经清补完毕，为此受到康熙皇帝的称赞。根据雍正二年一月七日曹頫奏谢准允将织造补库分三年带完一折的内容看，似乎曹頫任上又有了新的亏空，因而他向雍正皇帝保证“务期于三年之内，清补全完。”雍正曾在此折后批道：“只要心口相应，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但此后，曹頫又有人参售价过低和库存变色之纱等事，引起雍正帝的不满，将曹頫交给怡亲王允样处理。许多研究者经常引用雍正帝在曹頫请安折上的朱批，以说明雍正帝对曹家如何不好，笔者认为这种看法还可以商量。为便于讨论，现将雍正朱批摘引如下：“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累自己。为甚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为你们向来混帐风俗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痛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联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

    仔细研究这条朱批的内容，口气固然有些严厉，但整个意思井非要把曹家置于死地。应该说，比起整治他人，对曹頫已是够宽容的了。朱批中说，“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有人恐吓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诸语，实为对曹頫为官遇事的忠告。但不幸的是，曹頫年少为官，办事缺少干练之才，特别是此时曹家与新皇帝关系较浅，加以曹頫缺少官场政治斗争的经验，屡为他人所参，所以曹家的前景愈加艰难。雍正五年十一月，山东巡抚赛楞额向雍正皇帝指控曹頫家人骚乱驿站事：“杭州等三处织造运送龙衣，经过长清县等处，于勘合外，多索夫马、程仪，骡价等项银两，请旨禁革。”此事引起雍正帝的震怒，“著内务府、吏郜，将赛楞额所参各项，严审定拟具奏。”24在诸如此类事件不断发生的同时，曹頫又“除在机缎纱外，尚亏空雍正五年上用、官用缎纱并户部缎匹等项银三万一千余两”依据雍正元年二月上谕吏部“嗣后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著落伊身勒限归还”之条款，曹頫终于在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被罢职候审，二十四日被抄家籍产。从此，曹家结束了“百年望族”的繁华生活。

    对于曹家被抄家的原因，红学研究者是有争议的。有的同志认为，曹家之所以被抄没，实出于政治原因，或者说表面上是因亏空，而实际上是因曹家属于反对雍正帝的“奸党”一派，所以在皇室内部激烈的争权斗争中跟着失败者吃了瓜落儿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主要根据是隋赫德在曹家左侧万寿庵内查出了一双镀金狮子，而且这对狮子是雍正的死对头胤禟（塞思黑）寄存的，这就构成了曹家与胤禟相勾结的证据。对此，有的同志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曹家被抄没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亏空钱粮，清补未完，故在清查钱粮时被抄家籍产的。笔者以前也持政治原因抄家说，但最近因编写《红楼梦研究史事纪年》一稿，有机会重新系统地看了一遍有关档案材料，经过一番研究之后，觉得过去的看法有片面性，且材料根据不足。现在倒觉得曹家“因亏空罢任，封其家资”的说法更可信，更符合历史实际。

    首先，政治抄家说主要证据是“镀金狮子”一案，但此事发生在雍正六年七月，此时已是曹頫罢职、曹家被抄的第二年了。这样，无论从时间还是从后果上看，都是与曹京抄没事无关的。因此，用这种时序倒流的论证方法是不足为凭的。

    其次，曹頫与李煦同为织造，又是亲戚，但雍正元年李熙因亏空抄家时．是“将其家物估价，抵偿欠银，并将其房屋尝给年羹尧。”其家口落得在崇文门外被变卖的悲惨下场。雍正五年，李煦因买苏州女子送给胤禩（阿其那）察发，被议“处斩”，后改为流放打牲乌拉。很明显，李煦一家的结局前是因亏空案，后是政治上又与“奸党”串通，两罪井罚的。而曹家的情形又是怎样呢，雍正六年初，当隋赫穗奏报曹家家产后说：“曹頫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瞻，今其家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后来，尽管发现了“镀金癣子”一事，曹頫仍安然无恙，并没有被议“处斩”，也没有流放边陲。曹李两家的结局如此相异，当然可能有别的原因，但以现有材料说其家道败落出于政治原因，是无法说服读者的。

    再次，以现存档案记载看，曹家被抄没后，其家族和亲友，不仅没有受到株连，而且曹頫的堂伯父曹宜、堂兄曹颀还有了升迁，曹颀几次得到雍正帝赐予的御笔“福”宇，恩宠有增无减。再从几门亲戚看，曹雪芹的姑表兄福彭于雍正十年五月由镶蓝旗澜州都统升任宗人府右宗正，十一年二月升任玉牒馆总裁，四月任军机处行走，七月又升定边大将军，征讨噶尔丹策凌。另一门亲戚傅鼐虽然在雍正四年（此时曹家还没被抄家）曾获罪革职，流放黑龙江，但于雍正十二年又被启用，以侍郎身份出使准部蒙古议和，和议成，升任都统。总结上述三点事实，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雍正帝命令江南总督范时绎查封曹頫家时所说的话并非是掩饰之词。雍正帝当时说：“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朕屡次施恩宽限，令其赔补。伊倘感激朕成全之恩，理应尽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务暗移他处，企图蒙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据现有文献记载和档案史料证实，雍正帝上述话是较为可信的，曹家败落的原因纯属于亏空太多，触犯了雍正帝清查钱粮之禁而造成的。

    曹雪芹的童年时代是在“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的江南度过的。他有十三年的时间亲历曹家的盛世生活。这段不平凡的经历，给曹雪芹后来的创作《红楼梦》一书提供了难得的素材。脂评指出，小说中描写的许多情节为三十年前事，“亲历”、“亲闻”之语不绝于纸，说明作者所写并非完全虚构，其间也有曹家生活中的某些影子。其中作者所大力描写的营建大观园，元妃省亲的场面，可能就是借用康熙南巡的故事。小说中所说：“因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云云，正是曹雪芹由大富大贵一跌为罪犯家人，所产生的梦幻之感。借石头传述往事，不过是小说家之手段罢了。因而，笔者认为《红楼梦》之所以杰出，除了曹雪芹生活的那个时代所赋予他的养料和个人的天才之外，曹家的宦海浮沉也给了他创作《红楼梦》的巨大冲动力。

五、高鹗档案史料的发现及其意义

    清代档案不仅对我们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红楼梦》前八十回有极其密切关系和重大意义，而且对高鹗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宝贵的官方记载。过去红学研究者对有关程伟元和高鹗的行状很少关心和研究，笔者认为，不管《红楼梦》后四十回是否为程、高二人所续，但程、高二人合作整理、刷印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这是历史事实。因此，程伟元，高鹗二人在红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近几年来，《红楼梦》研究者对程伟元、高鹗的家世生平，个人才艺的研究有了加强，也取得了可喜的突破性的材料发现。特别令人鼓舞的是，《关于高鹗的一些档案史料》的发表38，为研究高鹗生平事迹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受到了海内外红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关于高鹗的一些档案史料），第一次发表了高鹗中进士后的官方档案共十五件。这些档案史料，虽然比较零碎，且又仅限于高鹗中进士后居官时的情况，但这十五件档案却证实了下列几点事实：

    （1）高鹗于乾隆六十年中进土，二等第二名，赐三甲同进土出身。

    （2）高鹗中进士后，先著以内阁中书用，嘉庆元年补授汉军中书、武场同考官。

    （3）高鹗曾任过内阁典籍厅典籍、都察院署给事中、掌扛南道监察御史。他向嘉庆皇帝奏请“严禁新疆书吏役满久留”一折，颇得嘉庆帝赞许，称“所奏甚是。”

    （4）直到嘉庆十八年，高鹗为官所得评语都是“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年力壮。考语：勤职。”

    由上（2）推测，高鹗可能不仅有一定文才，而且还可能具备一点“武略”。他的诗集中透露，曾在西北某处边塞作过幕僚之类的工作，恐怕与他兼备文武之才有一定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高鹗的为人、居官都颇受好评，并不完全像某些红学家们所评价的如何平庸不堪，俗不可奈的碌碌无为之辈。即使这些评语有溢美之词，但恐怕也非完全失之考察。如果再以这些档案史料为根据，考证一下高鹗的年龄，可能会有新的启示。过去吴世昌先生推算高鹗约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享年77－78岁左右；赵冈先生则推算高鹗约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卒于嘉庆二十年，享年70岁。现在看来，吴、赵两位先生对高鹗卒年的推测大致是不错的。因为吏科题本中记载高鹗于嘉庆十八年还在吏科给事中任上，那么，可以肯定高鹗是卒于嘉庆十八年和其后一、二年。但从嘉庆十八年的考语中仍然说他“年力壮”一点看，高鹗以78岁或70岁的高龄仍在为官，且又“年力壮”，似乎有点困难。所以，笔者认为，高鹗的生年应以乾隆二十年前后为宜。这样，高鹗于乾隆五十三年中举时的年令约有三十一、二岁：中进士时的年令在四十岁上下。至于高鹗诗集中所云“白发”、“老去”之类的词，不一定要看死，文人笔下多戏词，夸张自嘲不乏其例，如过于拘泥于诗词中的个别词句，反倒容易越考证越离谱了。

    高鹗档案史料同曹家档案史料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相差甚远。但是，可贵的是这些档案完全是有关高鹗本人的，而曹家档案史料，与曹雪芹本人经历关系不大，仅是家世而已。研究曹家档案只能从中探测出其家世的盛衰变化，以及这个家世变化对曹雪芹后来的创作思想的影响。从这个意义讲，高鹗档案史料的发现，是研究高鹗生平事迹的一个突破，应该受到红学研兜者的重视。
    清代曹家档案史料，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曾经公布过一批，近十年来又有了新的发现，成绩是很大的。但是，从研究工作的需要来看，还远远不能满足研究工作的实际要求，这还有待于档案工作者们今后的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