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杂志创刊，对于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实有很大的帮助。为此，敬谨祝贺。略述个人的拙见，做为祝辞。
历史科学“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也就是说：历史科学研究“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历史档案是官方文书，按史料分类来说，它只是历史资料的一种；但它对于历史科学研究来说，却是最为重要的史料。1872年马克思《答布伦坦诺的文章》说过：“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
我国历代都保存历史资料，特别是保存官方文书。第一部历史资料集是《尚书》，“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都是官方文书。保存当时的行政文件，是为了日后修撰史书。据汉代制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司马迁父子相继为太史公，就是根据这些文书著成《史记》。东汉图籍存在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班固就是利用东观中保存的文书而撰著《汉书》。1965年以前主持档案工作的同志和从事档案工作的同志们主张：历史档案为历史科学服务。这是完全正确的意见。
档案是政府文件，除去当时街头张贴或报刊公布者外，在一定的时间内，应该保密。时过境迁，失去了保密的意义，就成为叙述历史的重要根据。因此，各国的档案法都规定，多少年前的档案是历史档案，供给历史研究使用，并且可以编辑出版。在档案中可能有私人的函电、日记、著作稿本和报刊图书等等，为了保存卷宗的完整，这些资料必须和文件一起保存，但是它不是档案。中国共产党的档案如何处理，只有党来决定，他人无权过问。但过去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行的报刊图书和公开散发的文件、宣传晶等等，今天还应公开。这些资料敌人手中都有，我们如不公开，那就只是蒙蔽自己的眼睛，档案和历史档案有别，历史档案为历史科学服务，有利于历史科学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建设，无害于档案保密。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妄说“历史档案为历史科学服务”是什么“泄密”，残酷迫害档案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同志。同时他们对于现行档案、历史档案和各种历史资料以及历史文物肆意破坏、盗窃，并且混淆了现行档案和历史档案的区别，扰乱了档案工作制度。把各图书馆、博物馆等机关、学校所收藏的历史档案和1949年前的报刊图书的一部、大部甚至全部抢走，有些下落不明，有些送入当地历史档案馆，非经当地党委领导人批准不能阅览，如非外调也不能阅览。有的历史档案馆人力、物力不足，无法管理，无处存放，工作的同志们眼看着资料损坏，急得跺脚慨叹；也有全体几十位工作同志每天根据档案编写人名卡片，几年间卡片积累了几间屋子，却无人来外调国民党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死人材料，平白地浪费了精力。总之，历史档案工作、史料工作和历史科学工作共同遭受了一场浩劫。
浩劫过去了，国家规定了1949年前的历史档案对历史研究工作开放，这是大喜事。我亲眼看到几个省把一些旧报纸、杂志退还给图书馆、博物馆；近几年刊载历史档案的杂志和书籍逐渐增多；这都是历史档案工作中拨乱反正的成绩，我们历史档案、历史资料和历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们应该而且必须互相合作，共同为搜集、保管、整理、出版历史档案而努力，实现“历史档案为历史科学服务”，在四个现代化的长征中，贡献出全部力量。
搜集工作不是一个机关或几个人所能做到的，必须依靠当地的热心同志向当地群众调查，才能得知何地、何人存有什么资料或者知道某项资料的线索。全国解放以来，不只档案馆成绩显著；而且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文化馆、研究所和学校等等许多机关，依靠爱好历史、爱好文物、急公好义的人士和广大群众的帮助，做了许多搜集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各地、各机关旧有的和新收的历史档案或文物资料任意毁坏、盗窃之外，又把它集中送到一个地方，这就截断了历史科学工作使用资料的道路，也封闭了人民群众搜集历史资料的大门，损失难以数计。我希望今后搜集历史档案和历史资料还是广泛地发动群众，依靠当地的历史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文化馆，研究所和学校等机关来进行工作。
一切搜集到的资料，都应由搜集机关保存。其中历史档案部分，应该和主管档案工作的单位取得联系，以便于主管档案工作的单位掌握全国收存历史档案的情况，容易布置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如果存有或者收到历史档案和历史资料的机关，或因无人管理，或因无处存放，或因这批资料和自己的工作无关，随处丢弃，任其自然损坏，实应早日移交到历史档案馆或当地保存史料的机关。这是当前保存史料的一个问题。自从全国解放以来，就提出了历史档案和各种历史资料，面临着自然损坏的危机，开始注意抢救工作。十年浩劫之后，问题日益迫切，有些抗日时期的档案，因为墨水褪色，即将或已经成为废纸了。抢救这些资料是火烧眉毛的紧急任务。制成缩微胶卷、编印出版和其他抢救办法都应该使用。这就要订个计划，组织人力并调动物力，必须大家互相合作，人尽其力，才能做到。这又是当前保存史料的一个问题。
出版是抢救历史档案和孤本史籍的办法之一。孤本（历史档案多半是孤本）印成书，便于保存，便于使用，也实现了并且扩大了为历史科学服务的范围。这些资料首先要一件件鉴别，要一桩桩考订记事，要一条条校勘文字舛误，做些整理工作。其次要选材，要编排，做些编辑工作。这就需要很大的人力，绝不是一个机关所能承担的。最理想的前景是历史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和学校等一切有关机关互助合作，有力出力，有资料出资料，目前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希望着这样的互助合作普遍于全国。
既然是互助合作，如果有一种资料分散在几处，各自都把所存者拿出来，共同整理，合编为一种完整的材料，并不困难。保存资料的单位保持其发表权，整理资料的单位保持其工作应得的权利，这样的互助合作会日益发展。如果各自都想：“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总想攫取别人的部分自己出一份全书，那就永远不能出版，反而成为史料工作的绊脚石。还有人趁机抄录资料，不经保存机关的同意，擅自发表（原存档案的机关，早巳抄录的资料不在此例），这是侵犯保存机关的发表权。凡是开放的历史档案，当然可以使用，抄录，方可以商量处理。
为了历史档案为历史科学服务，档案工作者、史料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处处，时时都要互助合作，共同完成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大业。以上几点是互助合作中的主要项目，具体工作要复杂得多，还须仔细商议。
1980.11.6 于北京
（文章来源：《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