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历史档案及解放以前的整理状况

一、历史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研究明代、清代的历史比研究历代的历史有其优越的条件，这是由于明代、清代的《实录》都保存下来了。明清以前的《实录》已大都亡佚，只有唐《顺宗实录》保存了下来，宋《太宗实》只残存八卷，惟独明清的《实录》全部都有。研究清史比研究明史条件更好，不仅有《实录》，而且还有很多历史档案资料。

对历史档案的应用方面，过去研究历史的人虽也承认历史档案的价值，但是利用《实录》的比较多，而直接利用档案原件的较少。原因在于过去对档案的保存很不注意，档案不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尤其是地方性档案很少保存下来。据了解，地方档案多为私人所有，谁做官离职时就由谁带走，要不带走，以后稽考查询起来就回答不出来了。在西方国家利用历史档案出只是近几百年的事。真正开始利用历史档案研究历史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几部有关历史的著作，都充分地利用了历史档案。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谈到了许多文告，《法兰西内战》引述了许多发言。思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在写作时，利用《新莱茵报》合订本作为主要资料。在写《德国农民战争》时，用了戚美尔曼关于闵采尔的全部资料。我们中国，利用历史档案就早得多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引用了档案。有时还引用了全文，如在《秦本纪》内就引用了官文书：秦孝公元年，下令国中曰云云。古代修《实录》也是靠的档案资料：清《宣统政纪》，在每条记载下都注明出处，有的注明“折包”，这就是当时的档案。从这一例可见修《实录》是要根据档案的，当然此外还根据“宫门抄”等等、又如《光绪东华录》是在《德宗实录》未修之前编出来的，《德宗实录》是宣统元年开始修，到民国时才修好，而《光绪东华录》是在宣统元年出版的，所根据的也是档案资料。

现在看起来，历史档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视，应该把它放在研究历史的最高地位，就是说，离开了历史档案无法研究历史。靠传说、靠记录流传下来，如无旁证都不尽可信。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应该占最高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学历史的人总愿意上档案馆参观、查找、抄录历史档案的原因。所以，历史档案保存下来，不仅可供当代的历史学者研究，也可以供后代的历史学者研究利用。

二、整理清代历史档案的成果

    自从内阁大库档案散出以后，大约有五十多年了。所谓“散出”，是指这批档案1922年给罗振玉买去以后算起的。这段时间内，经过许多整理工作，出版了专书，写出了专门的文章，如徐中舒、方甦生等。根据档案资料进行科学研究的也不少。成果很多，贡献很大。

一般说，解放以前出版的历史档案资料大略有三种体例：

第一是摘要选辑，抄录全文。就是把重要文件选出，全文辑录。最早是罗振玉及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这些档案中选出一些他们认为是难得的价值大的文件印出，只看内容重要，不作分类，也不按年代排。罗振玉把编《史料丛刊》本身就作为研究，为研究而出版，其实对历史档案内容并没有进行什么研究，只是初步认为有价值就拿出来编印。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又不同，也是全文选辑，但是他们的作风是凡重要的史料都先写了文章以后才公布，故此有许多重要文件，都是先发表了文章，引用了档案，过些时才公布档案本文。《明清史料》也不分类不分年代，只有标题摘由，各个文件自为起讫，另占一页。一百页一本，十本一编，互不联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读者可以自己分类改装。

第二是按年编列，抄录全文，甚至保存原来格式。如沈阳出版的《明清内阁大库史料》，全按年代排列，不分类。

第三是专题编辑，抄录全文。同一专题的档案按年代先后编在一起。故宫文献馆及北大文科研究所编印的属此类。如：故宫文献馆出的《苏州织造李煦奏折》、《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及北大出的《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和李自成史料等皆是。

以上三种体例，共同点是抄录全文，不删不改，不同者是有的分类，有的编年，有的不论。这三种体例，在今天看来，就很不够了。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的就与过去不同了。过去出版的在观点、方法上是不够科学不够正确的，形式、编列上也是不够科学的，例如保留原来抬写行款，分类不细等等。

三、整理历史档案中遇到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档案数量多，非常之多。在历史研究中，材料越多越困难。过去研究古代史，年代越古，文章越多，特别是研究甲骨文的最多，因为甲骨文反正就那么多片，可以反来复去地在其中深入研究，后代史料多就需要时间了。研究清史的文章更少，材料太多，看不完全，就不敢轻下结论。历史档案就是多，一麻袋装了许许多多，在故宫端门楼上就堆了一千几百麻袋，不经过清理，就无法使用。问题在于太多，太多就要求整理，越多就越要求赶快整理。

第二个困难是乱。档案原来是整齐的，一装麻袋自然就乱了。既然装在麻袋里，就没有了系统，要找出系统，很难很难。从今天去看我们当时的整理，一定感到很可笑，用的方法是极笨的。最早是在北河沿原来北大三院那个地方，第一步先分朝代，一张桌子摆一朝，重复的多，—件事有好几个文件，尤其是三法司的档案更复杂，因此要求非分类不可，非摘由不可，不然无法利用。

第三个困难是档案不全。历史档案没有全的，一件事没有从头到尾完整齐全无缺的。比如关于文化的不多，经济的也不多，政治的较多，军事的有一些。每一历史事件也不全，有散失残缺的，有雨淋虫咬、霉烂掉的。内阁大库过去没有开北窗，容易发霉，下雨开窗就淋湿，坏的很多。按清朝的规定，凡霉烂的就可以毁掉。大规模烧毁是在庚子以后，那是有意识地烧毁。正因不全，才要求非深入研究不可，有头无尾，有尾无头，到底联系如何，不深入研究，无法弄清。

了解了过去整理历史档案的困难，就要求今天应进一步改进，不整理不分类就不能利用，要利用不能不进行研究。

过去整理时有—个很大的错误，至今想起还很痛心，就是把档案的满汉文两部份硬给拆开了。清入关后定制，满文和汉文都是国家法定文字（在前，蒙文也是一种，共三种），一切宫殿、城门、坛庙、陵墓的牌匾，太庙的神牌，以及印玺、关防等，都是满汉文并列。满文是右行的（由左向右写），汉文是左行的，两种文字并列，分不出那个尊，那个卑，那个是主，那个是从，称为满汉合璧，也称清汉合璧。题本也是满汉合璧的。左一半满文，右一半汉文，合成一件公文。满汉文的内容是一样的。当时衙署都设有笔帖式，就是“翻译清汉章奏文籍”的（《清会典》卷三）。只有内务府、满洲八旗少数几个衙署，由于主官不识汉文，或事极机密，可以单独用满文题奏，但为数甚少。现存的满文档案中并非全部都是单独文件，很多是我们当时整理有意把它拆分为二的。到清代后期不用满文了。咸丰以后很少用，同治帝、光绪帝、慈禧太后都不懂满文，也就不用了.我们过去整理时，为什么将满汉合璧的题本拆分为二，使满文汉文成为两个独立文件？主要动机是为了减少庋藏占用的空间。因为满汉文的内容既是一样，研究时用一种就够了，我们都不懂满文，而且怀疑翻译得不尽精确（康熙时有此指摘，见王氏《东华录》），所以重视汉文档案。现在看来这是很错的。不但破坏了文物的完整，违背了清代制度，而且造成误解，以为满汉文文件郡是独立单行的。

过去我们在北大整理的历史档案，也有分类，但是不十分科学，有些是主观的。为什么那样分，因为当时心目中有几个对清史大概了解的问题和自己所关心的历史事件，如文字狱等，因此就照这样来分类，不是客观地根据历史档案内容去分，而是凭一点历史知识和主观的爱好去分。也编了号，分了类。分类有的太宽，有的太细，许多分类很难划清，分错的也有，可能一个问题分入两类了。这都不是从历史档案本身来分的，主要是没有按档案科学办事。过去已整理的，今天重新再搞，是太费事了，将来有必要和可能时再重新搞一下。沿用旧的分类法，到处皆如此，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样，是个通病。有许多中国历史档案流落到英法博物馆去，仍用旧时汉学家的分类法。许多图书馆也是这样。只好暂用旧的方法分类，作些补救办法，利用旧的编号，重做目录，细分专题，多加索引等查找工具。

从来整理、研究工作，都是从兴趣出发，有人搞《红楼梦》研究，就特别注意曹寅、李煦，有人对洪承畴有兴趣，就专搞洪承畴的档案，所以过去虽也有成绩，但成绩不大。

另外还有一个缺点，从事整理是从文物观点出发多，从历史观点出发少.所谓“从文物观点出发”，就是说只要一件档案文件很完整，很少见，不管内容如何，便把它专门装裱保存起来，如《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所附照片，就是从文物观点出发，认为价值很高。一件入关前“七大恨”的布告，觉得很珍贵，装裱起来了，给参观者的印象也以为是价值高了，因此当作珍品，结果许多损失了，抗战以后找不到了。如孟森引用过的“七大恨”布告，我引用过的“皇叔父摄政王”宝玺图样，都不见了.

过去遇到的许多困难，因为没有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作指导，所以整理起来问题很多。

以整理历史档案带动清史研究

清史研究是历史研究中最薄弱的一环，专著最少，研究最少。过去研究时许多观点是跟着外国走的，这部份必须重新来搞，必须加强。这与整理历史档案分不开，要用整理历史档案来带动清史研究。“以任务带动科学研究”这个提法可能有问题，但还有其积极的—面。如果不以任务带动，可能研究更难，应该利用其积极一面。把历史档案与历史研究结合，一起推动，就可以用整理历史档案带动清史研究。历史档案很多，整理不易。在科学家看来，进行一件事，在理论上都研究透了，但具体做起来，工作量还是不能减少，比如需要—千个工作日，须有一千人一天才可完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有的人不多，人少所需时间就长，就赶不上利用，要想快就得人多。想在这方面找窍门，科学上尚无根据，是易出毛病的。

两者怎样结合，这要从两方面做起：一是结合历史整理档案；二是根据档案改造历史。

从结合历史整理档案方面来说：第一，研究历史要根据档案来研究，这在过去已有一定的经验。过去配合清初历史研究，整理并利用了一部分档案，许多历史问题初步得到解决了。如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过去尚成问题，只有蒋良骐《东华录》提到，《实录》没有记载，成为疑点，后来从档案中看到有不少文件称“皇父”，这问题就解决了。再如中国与罗马教廷斗争问题，过去不大知道，发表了康熙帝和罗马教皇来往文书后就清楚了，当时对天主教有过争论，中国并没有屈服。又如江南织造管的什么事，从印出的曹寅、李煦奏折中看得很清楚，他们报告米价、雨量以及重要案件，等于情报机构。不过，过去是从兴趣出发来进行的，这样很不符合今天的要求。

第二，要整理好清代的档案，也必须对清代的历史有所了解。如清代的历史有哪些特点，怎样分期，有哪些值得研究的问题等等。

我个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这个阶段（1644至1911年），或者说到鸦片战争为止（1644至1840年），大约具有如下特点：

1、清代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中国从未进入过资本主义社会，外力侵入后，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以中国没有什么封建社会末期，只有晚期。

2、是孕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已萌芽，但社会本身仍是封建经济，二者均在发展，有时前者抬头，有时后者抬头。农业技术、农具、农产品品种均有发展进步，但仍停留在个体生产上。毛主席所说的封建经济四个特点，还处在自然经济阶段，手工业技术、工具、分工都有进步，但只停留在手工操作上，没有发展到机器生产。商业广泛发展到内地、海外都有，但没有从事扩大再生产，而是买地，从事农业生产。

3、是满族社会上升时期。由于满族进入封建社会不久，仍在上升阶段，这与已经腐朽的封建社会不大相司，政治上经济上不象明代那样因循衰败。

4、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与发展的一个时期。不是说历史上中国的统一是从清代开始，而是指的如下三方面：我们今天的疆域是当时确定下来的；各民族的联系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统一巩固了。这三者的发展和巩固是从清代开始的。

5、是抗拒殖民主义侵略的时期。过去总是说清代对外国是屈辱投降的，其实在鸦片战争前都是抗拒外国的.中国从明代起，就有抵抗外悔的传统，从来如此。

6、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战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以后的推动社会发展时期。

关于清史的分期问题，整个有清一代二百多年，现在有三种分期法，即：按断代分，1616至1911年（天命元年至宣统三年），从关外建国开始，共二百九十六年；按通史分，1644年入关前应入明史不算，从1644至1911年（顺治元年至宣统三年），共二百六十八年；按社会发展阶段分，从1644至1840年（顺治元年至道光二十年），共一百九十七年。

究竟按什么分为好。我个人看法是：1616至1643年（天命元年至崇德八年），一般称为关外期，共二十八年；1644年（顺治元年）入关后分为三期：前期、中期，后期。

前期：从入关到摊丁入亩，共八十年，即1644至1723年（顺治元年至雍正元年）。其中又分两段：前段从入关到统一，共三十八年，即1644至1681年（顾治元年至康熙二十年）；后段从统一到摊丁入亩，共四十三年，即1681至1723年（康熙二十年至雍正元年）。为了便于深入研究，前段还可用1661年（顺治十八年）南明抗清力量瓦解为界，再分两小段；后段可用1712午（康熙五十一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为界，再分两小段。这都是重要事件。

中期：1723至1840年（雍正元年至道光二十年），共一百一十八年，包括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的前二十年。分两段：前段从摊丁入亩到白莲教起义共七十四年，即1723至1796年（雍正元年至嘉庆元年），还可以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回疆奠定为界，再分两小段；后段1796至1840年（嘉庆元年至道光二十年），共四十五年，还可以1813年（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北京起义为界，再分两小段。从1723至1760年，清代国力和生产发展还是上升的，以后到1796年逐步下降，到1840年出现鸦片战争。

后期：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即1840至1911年（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共七十二年，归入近代史，另有分段办法，这里不谈。

关于清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个：

1、摊丁入亩。一般都说摊丁入亩促进了生产，因为封建剥削减低，人身依附减轻，劳动情绪捉高，形成所谓“康乾盛世”，特别是乾隆一朝，现在谈的较多。认为这一时期在对外贸易，疆土、外交、农业、手工业、商业方面都有了发展等等。对这些究竟怎么估计，值得研究。生产是否提高，这与摊丁入亩有无关系，有关系。西欧封建国家都有人口税，资产阶级革命后才取消。中国不同，封建国家时期就取消了人口税。比我国更早是有的，但是作为封建国家时期取消人口税则是没有的。把人口税并人土地税，人身依附土地的关系减轻了，自由多了。可以考察一下，摊丁入亩以后，农民是否减轻了负担。

2、资本主义萌芽。一般说，十六世纪中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我同意此说，现在史学界多数从此说。到清代中叶乾隆一朝，还在萌芽，时间很长。问题在于：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二百多年，萌芽一直在缓慢发展，没成长起来，是什么原因，封建社会缓慢发展，是受到阻力，究竟什么阻力使萌芽缓慢发展？在西方，阻力是宗教，在中国，阻力是什么，这么长时间，乾隆时期生产都有发展，为什么没能进入资本主义，为什么到鸦片战争后却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究竟什么东西阻碍它的发展。

3、西方资产阶级资本发展靠原始积累，拿东方国家殖民地做它的积累源泉，使东方国家生产力的正当发展途径受到破坏，作为帝国主义本国生产发展的手段。在中国没有这一套。中国在海外发展比西方早得多。西方所谓地理大发现比郑和下西洋都晚。郑和比他们早了八十多年，关系也深，为什么没有拿南洋做我们的积累源泉，这确是我国民族的光荣。爱好和平在我国是有悠久历史的。

4、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最富庶的时期常常即是进入衰弱的时期。唐玄宗、宋徽宗、明神宗（万历）时代是如此，清高宗（乾隆）也是如此。对此究竟怎样认识、怎样分析、怎样解释？究竟是怎样衰弱下来的？怎样会在1840年给外国资本侵入的？历史上由盛而衰是常有的事，一般是农村剥削加深，高利贷加重，矛盾激烈化，人民反抗，天灾增加。清代中叶是否也是如此？深度如何？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5、乾隆帝自鸣得意地夸耀“十全武功’，写了《十全记》，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碑，自称“十全老人”、“五福五代堂”。这十次“武功’是征准噶尔二次，平大小金川二次，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一次，进军邻近国家四次（缅甸、安南，廓尔喀二次），奠定回疆一次。他如何夸耀且不管，单说他这些战争的军费从何而来？历史记载说的每年国库收入四千多万两，支出三千多万两，尚有节余，可是这里面并未算入“武功”的用费。两次准噶尔战争用去二千三百万两，大金川战争用七百七十五万两，小金川战争用六千三百七十万两，台湾战争用八百万两，缅甸战争用九百十一万两，安南战争用一百万两，廓尔喀还不计在内，回疆战争可能用七八千万两。哪来的许多钱，每年收入才四千万两，当然不够开支。历史上没有记载。只说库存若干。于是问题来了：库收未增加，打仗要用钱，还免钱粮七次，结果尚有库存。这钱从哪来：当然是从人民身上来。这只有到历史档案中去找线索，找痕迹。

最大一次军费是嘉庆初年镇压白莲教起义，用了一亿两。此事历史上也有一点记载，1801年（嘉庆六年）捐官收了七百万两，九年（1804年）又捐官收了一千一百万两，以后十一年（1806年），十三年（1808年）、十五年（1810年）各有若干万两，后来又有—次三千万两，合共收捐官费七千万两，可是这笔钱还不够一次镇压起义的军费开支。

康熙帝和乾隆帝先后六次南巡江、浙，七次东巡山东泰山、五次西巡大同、五台，沿途支出都是人民所出。《南巡盛典》都不提钱从哪里来。这到哪里找材料？只有从历史档案中一星半点透露出来，别的书很少。

所以说，应该根据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重要线索来整理历史档案。结合历史整理档案，过去曾有过许多好的经验，可以吸取。

从根据档案改造历史方面来说，现在是否需要进一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根据历史档案来改造历史呢？

第一，阶级矛盾逐渐激烈化的问题，在历史上反映的不够多，许多事实尚不明嘹。如欠租问题，过去认为许多问题的发生，是由于农民应交租而不交，但从资料看并非如此。乾隆时秦蕙田谈到土地情况前后不同，说从前租佃关系问题在“畏地主欺压佃户，现今则忧抗欠不交”。说明乾隆以前欠租之事不多，到晚期才有。这说明什么，首先是地主压迫厉害，农民不能欠租；其次是除非有灾害，农民也绝不会欠租。佃农欠租，根据浙江志书里记载，康熙年间即已有了，前此还很少见。当时地主剥削很重，佃户交不起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佃户有了组织，不过这并非什么正式组织。而是一种临时联合，可见已经不是一家一户欠租，而是合伙欠租。这从历史档案中也多少看到一些反映。如黄中坚（苏州人）《叙农册》（《蓄斋集》）说，苏州一带水旱频仍，租户结盟抗田主。这说明佃户结盟团结起来集体欠租，不这样就会受压迫。乾隆时江苏巡抚陈大受提出，吴中佃户抗租久成固习。档案中又有这样的反映，江苏巡抚陈宏谋“业佃公平收租”告示中说出因农民有组织才欠租，说农民中倡不还租之说，刁恶成风，把持粮店，于是地主也联合起来，勾结地方官，拿究农民。从欠租看来，是逐步尖锐化、激烈化了，爆发了小规模的起义。从《实录》看，乾隆年间有多次抗租记载：六年九月间，江苏靖江县农民因为地主租税太重，联合赴县要求减租。同年在崇明，农民结盟不许还租。十一年浙江永嘉佃户胡廷三结众抗租不交，典史干涉令之解散，被农民所打。二十三年崇明以姚八为首的农民聚在庙里焚香结盟抗租，把官兵打退，这已具有小规模起义性质。可是这些事在《实录》只写一句话，《实录》是根据档案修的，可能在档案中能发现材料，根据这些档案材料把历史充实，把地主历史改造为人民历史。阶级斗争在这个时期逐渐激烈化，应该根据历史档案改造、充实、补充历史。

第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展的阻碍是什么人、什么制度、什么事？有人已注意及此，但尚无成果。何时开始的，还不是主要的向题，而为什么延长二百年，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历史档案中，如文献馆印的李煦奏折中就有反映，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一折，提出预为采办青蓝布匹，说是每年户部采办青蓝布三十万匹，每次给十六万两银子，考查结果，此项布产自上海民间，说明这是家庭手工业。一面交国税，一面养家，与农业结合。到秋后才织布。建议如在头年预先付银，价钱可少些，因在春天农忙时收买，农民积极性不高，可先给钱使用，以后就在农闲时随织随收。并提出不用牙行佣钱，从容付料，每次可省二万两。这样一个简单的奏折，告诉我们：康熙三十四年间已有先付钱后取货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这是国家包买商。到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茶商到杭州买茶，就是预先付钱，次年收货。可见早巳有了，但为什么不发展，不扩大呢？都值得研究。要是有人怀疑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举这例子即可证明。现有的材料，一个是在笔记里，一个是在历史档案里，特别是在三法司档案里，应该把它整理出来，以充实历史，解决历史问题，改造历史。类似的问题还很多，比方过去知道手工作坊工人多是计时工资的，在江苏碑志中看到，康熙时已有计件工资，已不是封建传统。按月工资外，规定交多少货，超过的给计件工资，价钱比计时高，以刺激生产。这显然是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后来也没有推广，但凡新的东西出来，在旧封建体系内是不容许存在的，一出现就有矛盾，有斗争。如果新的东西力量大，就起来了，而旧的东西又不肯让路，就让新的东西自己死亡，订个办法，把它订死。这办法很厉害，过个十年八年，新的东西就不起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新旧两方面斗争很激烈。苏州丝织业很发达，因织机常坏不灵，忽然出来了一种新行业，专门擦洗布机。新的分工出现了，本来可以促进新的工业，可是它给订了个合同，只限用你三个人，不许用别人，到死为止，于是限制住了这种行业的发展。清初出现过许多新东西，但过了不久就自生自灭。这中间，斗争一定很激烈。这些材料如果收集起来，就大有可研究之处。如上述李煦提出不经过牙行经纪封建剥削，这也是个新东西。这种牙行不是西方那种行会，而是保存一己利益的把头性的封建性的组织。如果取消了，发展下去，可能走上资本主义。

第三，封建社会的四条绳索（政权、族权、神权、人权），在三法司档案中有非常丰富的材料。为什么封建社会这么长？正是因为有这四权。族长祠堂管的事情很多，神权起绝大的作用。剥削都通过此四权，整个社会就操在四权手上。毛主席提出都已五十多年了，可是研究的很少，只是说说引用而已，没有进行研究。比方表现族权的族谱家规，别说现在解放都三十年了，就在从前抗日战争时期，这些书也都不大出现，不大知道，其实日寇每到——地，总是找族内年长的人来掌政。封建社会许多事情不经过族长就没法办，除国法外，由族长掌握，族产也由他掌握。那家有人结婚，除父母之命，煤妁之言外，不通过族长不行。江苏有一个故事：有一家女儿订婚订的外村人，族人不答应，认为虽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是并非门当户对，就不能嫁出去，最后只好取消婚约。比如同姓人诉讼，一个是地主，一个是农民，就必须先经过族里排解，否则不许打官司，这在族谱上都作了规定的。毛主席说，开祠堂大门是件了不起的事，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可以打死人，可以“沉潭”。这四条绳索真正在控制着封建社会，过去没有研究过。大量材料都在历史档案中，如果能整理出来，对历史就换了面貌。

第四，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在政治史上是很重要的一部份，研究历史离不开这个斗争。历史写出来以后，都是冠冕堂皇的，好象统治阶级内部没有什么斗争，其实多得很。许多斗争都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有关。清太祖努尔哈赤同他的弟弟斗争，他的弟弟主张恢复奴隶制，单住一处，努尔哈赤主张封建制。又同他的儿子褚英斗争，历史上没有说，连褚英怎么死的也不说，现从档案证明，褚英是被努尔哈赤杀死的。清初康熙时内部斗争事件都记在懋勤殿的密档里（现存台湾省），以前傅增湘做故宫图书馆长，曾看过这个密档的说明，内部斗争很激烈，因此没有发出，留中了。又如徐乾学与噶盖不和，劾徐的奏折全部留中，《实录》没有记载，许多问题不能解决，历史上只说他劾徐，很简略，从历史档案可以知道其矛盾何在。这方面东西较少，除《实录》外，知道的很少，只有靠历史档案来解决。

所以，根据档案改造历史，是搞档案的同志和搞历史的同志都应该注意的。我说的以整理档案带动历史研究，只是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谈的。档案学是科学。有它的科学方法。

对历史档案资料的认识

历史档案有一定的局限性，以题奏本章为例，一定要封进才起作用。普通小问题在各部就解决了，而各部的档案早巳散失。不封进就无法知道。顺治三年民族矛盾很尖锐，强制汉人穿戴满族衣冠，剃发，圈地，投充，逃人，这五件事都定了法律，不准说，不许奏，奏来也不许封进，故此没有档案，档案中可能看不见这五类事情的报告，但是并非说没有这些事实，应加注意。密折留中没发下，历史上根本不记录，也不等于当时没有矛盾，这是溥仪出宫后才发现的。所以不能以历史档案之有无定事实之有无。故此档案研究不能离开历史研究，历史档案有其局限性。而且官文书只反映当时的政局、政策，这也是局限性。例如：顺治元年至七年多尔衮摄政，一切大政都是多尔衮定的，与顺治帝无关。多尔衮地位很高，权势很大，瞧不起满人贵族，对他们很不客气，免官的免官，处刑的处刑，就是他的胞弟也免不了受到降级处分。如果因此误会为满人贵族无势力，没有优越地位，与汉人一样，那就错了，这只是多尔衮个人对某一满人贵族个人的不满而已。多尔衮死后，顺治帝就有反复，推翻了多尔衮的作法。所以这要分别清楚，不能认为历史档案所反映的。都是当时的共同情况，不能以历史档案的特殊情况概括当时一般情况，作为通行的制度。

官文书中的诉讼文书，只反映一时一地情况，全国不平衡，这种例子很多，如禁佃为奴一事，明末清初普遍地以佃户为奴，清入关后，顺治十七年禁止了，佃户成为自由民。但档案中却有这种记载：康熙二十年安徽尚有为奴之事，据皖抚徐国相揭发，某家买了三厘地，佃户是个全劳力，他买地的目的是为了买这个佃户为奴。因为压迫重，佃户不干，遭毒打后，以银二十五两赎身，后来援禁奴例处理了。又如物价问题，李煦常奏报物价、米价，有时有意涨落，从中作弊。这都是特殊现象，如果误作一般现象就错了。反之，也有可能某一特殊现象扩大为普遍现象的。用历史档案材料还要广泛地反复地与其他资料进行对比。

诉讼文书有的是有不实不尽之处的。《能改斋漫录》甚至还说，凡诉讼文件多不可靠。许多口供官方往往加以改动，经过当堂笔录、画押，就不能翻供。我就见过改过的笔录。为了要划一格式，由官删改，有时出入很大，轻重差的很远，如“故杀”与“误杀”就大不同了。要通过广泛联系，从各方面去考查，否则就是孤证，不能作为事实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对问题广泛联系。

如果没有理论指导，档案资料就不能发挥应起的作用。必须用马列主义去分析，不为资料所骗，否则就会引上邪道。历史档案的形成，当时必然站在反人民立场上的。如果我们不能善于运用，就会起相反的作用。例如杨光先（清初人）反对用大西洋历法推算，经过斗争，一度胜利，第二次实验失败了，免去钦天监监正职务，当时康熙帝有上谕，刑部议斩，康熙帝赦免了。罗马教廷印了这些档案文件，只说处斩，却不印免死的上谕，造成印象好象杨失败被杀了。如果从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态度，从人民反对用大西洋历法看来，是不可能杀的。仔细研究之后，知罗马教廷发布的档案不完全。又如文字狱档案中，一般结论认为全是反满民族斗争，并不正确，仔细看看，还有阶级矛盾。清人认为你是臣子，不能犯上，犯就要杀头，并不是民族问题。当然要找也有，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处死者中也有满人鄂昌，是诗人，写有反对统治者的话，所以应该用马列主义去重新分析文字狱性质，沿袭清末说法是不够的。党争也是如此，总说是满汉两党，不对，和珅与阿桂是对头，都是满人。不要仅从民族矛盾看问题，清初有民族矛盾，到后来还是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多。道光五年，御史汪世绂奏折说到粮船纤工帮会，很有价值，船户分为新安、老安、潘安三帮（教），过去不注意这个材料。安清帮是后来同治、光绪年间粮船帮会，被解释为反动性的，说是“保安清朝”，其实不对，实际是粮船组织，因河道浅窄，船户要抢水抢闸，一帮和—帮之间就有冲突。这与小说《施公案》里讲的粮船过渡、打架，赢的先走对照，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帮会是人民自卫组织，是封建时代一种带迷信的家长制的组织形式，现在看来自然是反动的落后的，但当时却是人民组织。如果不用正确的理论观点来分析研究历史档案，就不能使历史档案发挥应起的作用。

总之要认真反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在整理历史档案、研究历史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章来源：《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