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曲阜衍圣公府（孔府）是孔子嫡裔世代居住的贵族府第。多少年来，府内存留的一些文书、档案，是一批难得的历史资料。这批国内最丰富的私家档案中的原始资料，不仅记下了一个典型封建贵族府第的兴衰史，也可从各个方面体现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真实情况，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生动、可靠的资料。

       1956年我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学院工作后不久，就听说当时新成立不久的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从北京请来历史博物馆的单士元、李鸿庆两位专家，会同曲阜文管会派出的孔昭丕等人一起对这批档案进行整理。我虽然在曲阜师院历史系教中国古代史，但对这批档案却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

1961年春，杨向奎教授从北京专程来到曲阜，把我和郭克煜叫到他下榻的孔府西花厅，说要我俩帮助他从孔府档案中挑选一部分资料写进书中，我们当然很乐意。郭克煜是解放之初山东大学的学生，是向老的亲弟子。我毕业于山东师院，读过向老的书和文章，早要向他学习，没有机会，此事正合我的心愿，当然喜出望外。

这次我们三人在孔府档案室工作了20天，这批孔府档案早年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八字分类，当时已按新的编排方式整理。其中记载孔府各地的祭田及祭田外的其他经济收入等经济部份和孔府政治上的一些特权尤为珍贵。向老确定已此为检阅重点，检阅方式是在向老仔细翻阅、充分掌握全部档案内容的基础上，叫我俩分别抄录下来。档案中许多古时的禀、呈、札、移等公文程式烦琐繁杂，有时看几遍都断不开句，抄起来自然费力和易出差错。向老不停地向我们讲述各种文书形式的道理，在读的过程中帮助我们断了句。他还经常告诉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掌握可靠的资料，那种人云亦云、东摘西抄的做法最不可取，也最没出息。这些话端正了我们从事科研的态度。

在工作间隙里，向老对我说：“孔子是中外闻名的大人物，曲阜是中外闻名的历史名城，这里的古迹、文物既多又重要。外地人来曲阜要乘车、坐船，来到还要住旅店。搜集点资料很不容易。你们身居曲阜，整日接触这里的各种古迹文物，应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向老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我，此后我便在曲阜的古迹、文物、档案、碑刻及许多有当地特点的方面广泛搜集、研究。在孔里古迹、孔氏家族等微观研究中独具特色，做出一些实际的工作。在1997年为收集2500多种孔子像获得世界基尼斯记录时，首先想到的是向老对我指出的研究方向。

向老从孔府档案中收集了不少资料后，在其论证中国古代史时用作重要论据。在他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中，孔府档案的资料便用了62页。向老用孔府档案中的第一手资料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确分析，不但更好地说明历史问题，也向人们展示出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在此问题上，我这个助手，更是直接收益者。

1963年春，向老给我来信，说不久要来曲阜，利用暑假时期，组织一些学生抄写孔府档案。接信后，我和历史系商议组织抄写事。当时学生对此多不理解，只是从勤工俭学的角度上有些积极性。我从历史系高年级中找了一些水平高、字迹规整、态度又好的学生。人数不够，又从中文系高年级抽了几个，共20多人，叫大家做好暑假不回家的准备。盛夏七月，向老带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刘重日、胡一雅、钟遵先、张兆麟、何龄修、郭松义、张显清7人，来到曲阜。加上我们曲阜师院历史系的郭克煜、孔令彬和我，组成10人的业务班子。在曲阜文管会的帮助下，由向老全面领导，开始了较大规模的选录工作。

在向老全面指挥下，两三个人深入档案库房，挑选有代表性的案卷，卷内又选出典型的文件，选出后交给学生复写抄录。抄录后，交给我们几人校对、标点和拟题。每份档案原来都有一个题目，但多笼统和一般化，新拟题目要求体现出这份文件的特点来。既要确切，又要精练，还要符合古时公文程式的文风。我们工作后再交给向老过目定稿。

孔府档案九千多卷，实际上一卷是一包，一卷中有的有三件、五件，有的有十件、八件。在各卷中找出典型资料，确不容易。为此，向老规定以下几个选录的原则：明代档案全抄，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档案重点选抄，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档案适当选抄，民国时的档案不要。刚开始工作时，向老亲自到库房中选取，又对各种类型的档案，拟了一些题目，为我们做出样子。慢慢扶植我们能独立工作以后，又重点检查我们拟的题目是否合适，不合适的告诉我们如何修改。总之，我们这些年青人，能以独立处理孔府档案，都是由向老带出来的。

在这段工作中，向老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给年青人做出了榜样。有一次，我为了赶任务，在校对学生抄的资料时，一张稿纸上出了5个错。向老发现后，叫我复核一遍念给他听。当时我发现两处文字错误，两处标点错误，他又指了一处我没有发现的错误。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几百字的稿子错了两处，后人怎能信得过我们？标点符号出了错，意思也随之改变，与文字出错是一个性质。最后一个错，你找不出来，今天我可以原谅你。但将来印出来，历史可不饶恕我们。”一番话说的我面红耳赤。他见我不好意思，又宽慰我说：“你这是想赶任务，怕积压才出的错。但是一切都要服从质量。宁要慢些，也要好些。”最后一再交待“不明白的问题及时找我”。说完以后，还叫我继续校对、拟题，信任程度不亚于以前。我当然接受教训，谨慎对待，更努力地工作了。这番批评使我牢记在心，在我日后进行科研活动中终生受益。

七月正当盛夏，骄阳似火，汗滴如雨。当时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大家都愿敞开前后窗，吹着风工作。向老却只许开一面窗户，不要两面吹风。当别人不理解问他时，他说：“这些档案都已几百年，纸已发黄变脆。风太大，容易吹散、吹破。我们热一点不要紧，一定要保护好这批珍贵的资料。”他不让别人多开窗户，更把自己的桌子放到吹不到风的角落里。别人要他换个位置时，他说：“我这里档案更多，更要加意保护。”他宁愿自己多受热，也要保护好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工作时，一再嘱咐学生抄时要轻拿、慢翻，“遇到破损的档案，无论如何不能从我们手里再破下去。”

抄档案的学生们，虽然是大学高年级，但他们对这位老师的老师，国内闻名的老教授起初认为高不可攀，有问题不敢问。有时问到我们，我们又回答不好。向老知道后，总是主动向他们回答。时间长了，一到休息时间，学生们便对他提出许多问题，向老总是不厌其烦地一一回答。有时休息时间全回答了问题，开始工作时，向老才喝上一杯水。于是抄写的学生渐渐由被动变作主动，对中国历史越来越感兴趣。向老又教育他们树雄心壮志，为繁荣祖国历史科学做出贡献。一些学生最后一学年努力复习，报考研究生。第二年，在历史系毕业的一个班中，就有傅崇兰、朱东安等4人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创曲阜师院历史上的最高记录。

当时向老既负责全面指挥、安排，业务上又全面负责，工作量特大。白天做不完，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他们所住的孔府招待所，每天开三顿饭，晚上不生火。工作半夜的向老每晚要饿肚子，只好买点饼干充饥。还是我爱人刘桂林想起了个办法：托人买了个煤油炉，灌满了煤油，送到孔府。劝向老每天晚上用它煮个鸡蛋吃。当时煤油炉是最简便的炊具，我们送去完全出自对向老的关心与爱戴。向老很客气地收下。但在临走前还我时，炉中的煤油还有很多。原来他使用次数很少，照他所说：“晚上工作时想不起来。”向老为了工作，对自己的生活不大注意，但对别人却很关心。同他从北京一起来的同志，有的家庭负担重，在外工作不安心，向老主动给他经济支援，这些行为，都深深感动了大家。

经过一个多月大规模的抄录，向老等又在曲阜进行了两个月的整理，将4353件孔府档案抄录、整理完毕，一部五六百万字的孔府档案精选资料出来了。

在这4千多份资料中，在向老具体指导下，每篇有我们用逗、顿、句号断的句，每篇前有我们拟的标题，后附原标题和卷数。明代单列一部分，主要是清代的内容，分作孔氏宗族、圣贤后裔、公府组织与职掌、公府田产、租税、集市、商业高利贷工食物价、刑讼抗租与抗差斗争、农民起义与反抗活动等。

这是一批国内少有、世界罕见的资料。内容丰富、具体，涉及面广，对我国历史，特别是明清时期经济史的研究，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为了对其全面掌握和理解，向老又布置我们分头对每部份写出提要说明。我分到了“集市、“商业高利贷工食物价”部分。因自己理解不深，不知如何下笔，向老又告诉我思路，修改我的初稿。后来又给我改过几次，才定下来。对别人所写部分，也同样认真修改，直到全部完成。

为了使人们对这批资料有一总的认识，向老又高屋建瓴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文章道德圣人家》。这批孔府档案选录全部是在他指导和领导下进行的，以他的名义综合写一篇文章发表，合情合理，但他在寄出文章前，却对我们说：“这是你们集体劳动的成果，我不能掠人之美，还是署个笔名吧。”果然，不久《光明日报》发表后用的名字是“东野鲁”。

这批珍贵的资料整理完成后，正要交付出版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孔孟之道是当时批判的重点，孔子是着重打倒的对象，记载孔府的档案资料被红卫兵称作“变天帐”，当然不能出版了。于是一耽误就是十几年。

经过这场“史无前例”浩劫的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几位同志，幸好还保存着他们写的研究稿。经与向老商议后，重新进行整理，以《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之名，交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几位中年科研人员修改后将稿子交向奎同志审阅、定稿。按理说本书应署向老主编。但他坚持认为全稿没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由他亲自起草，他不署主编。此书便署上了何龄修等几位中年科研人员的名字。

打倒“四人帮”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9年，我们这些向老的学生向他提出要把15年前的那批档案资料出版的问题，向老支持我们的想法。当时共复写了3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保存2份，经过十年动乱，保存完好。我们曲阜师院历史系还幸存一份，1971年山东大学迁校曲阜，带来校名与曲阜师院合并，这批资料曾归山东大学政史系资料室，3年后山东大学迁回济南，这批资料仍归曲阜师院历史系。经山东社会科学院胡明清同志斡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曲阜师院历史系当时参加工作的九位同志（张兆麟同志已在“文革”中含恨而死）与山东大学部分教师及曲阜文管会、齐鲁书社、山东省社科院联合组成编辑组，在原稿的基础上修改、审订出版。我义不容辞地多做了一些联络工作。在分工进行中，大家都很努力，很快编好，取名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共500多万字，23本。依向老的思路，全宗总目两本为第一编，明代一本为第二编，清代二十本为第三编。出版以前，六家代表商议共推向老为本书主编。我们和他商量一次又一次，他就是不答应。理由：以前是大家共同劳动的成果，现在自己做的工作也不多。还是说“不愿掠人之美”，我们6人对向老的这一态度又感动，又着急。实在没办法，只好请山东大学一位老教授当主编，请他当顾问。但向老又表示：顾问是指导这项工作的人，指导这项工作的不止我一人。他一口气说出来七八位，最后说：“我不过和他们一样，当本书的顾问吧。”向老坚决的态度我们不好违，只好请他和所说的几位先生均当本书顾问。在排名时，将他排在前面。

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23本大型资料集，谁能当上主编，定会名垂青史。这部作品自始至终都在向老指导、领导和直接参与下进行的，而他却让出了主编的头衔。这种不为个人名利、只为发展学术的高风亮节，一直为人们传颂不已。

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懂得孔府档案这批历史资料的珍贵。在科学日益发展的今天，人们又想到这批档案资料应输入微机，科学管理。这一切都要有一定的经费，才能管理好。身为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的向老，多次到曲阜开会时，向曲阜有关人员谈到建立孔府档案馆及对孔府档案科学管理的问题。不仅如此，他更乘中央领导在北京、到曲阜参加孔子学术活动之机，向领导提出批款建馆的问题。终于在90年代之初，古城曲阜建成了我国第一处专题档案馆。它的内容虽反映孔氏一家生活，却折射出400多年的中国历史。当人们步入宏伟、先进的曲阜档案馆和读到《曲阜孔府档案史料》这部大型资料集时，永远忘不了向老为此倾注的心血。

        资料来源：《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