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大库是清代内阁庋藏书籍、表章、档案的场所。诚如史语所前辈学者徐中舒先生指出，“清代内阁在雍干以前为国家庶政所自出之地，在雍干以后犹为制诰典册之府，所存档案都是当时构成史迹者自身的叙述”，内阁大库的档案对历史研究者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了。

史语所所收藏的内阁大库档案乃是宣统元年整修大库时，由其中移出的一部份；其中包括诏令、题奏、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稿本、各种黄册、簿册等。这部份档案当年险因“旧档无用”而遭焚毁；后来接管的历史博物馆又因经费短绌，就将其中较不完整的装入八千麻袋，以四千元卖给同懋增纸厂。民国十一年二月，罗振玉又以一万二千元买下，并雇人检视，将有价值部份印成《史料丛刊初编》十册。民国十三年，罗氏留下一部份，把其余的卖给李盛铎。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于广州，很想利用一些直接史料，从事研究工作。就在首任所长傅斯年先生的大力奔走下，史语所于民国十八年三月由李盛铎手中购入这批档案。

同年五月史语所由广州迁北平，九月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就在午门楼上展开。从此，或断或续，整理工作就持续进行到今日。

这六十几年来，史语所整理大库档案的工作大致经过四个阶段。民国十八年到二十一年年底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初步分类整理的工作已经完成，而且“所有已整理的档案，全已上架，虽未编号登记，然重要档案件，已有简明目录可查”。可惜，整理计划因为日本侵华，史语所决定将大部份档案与图书古物全都装箱南运而告中断。后来虽然由于华北局势转稳，一度将档案迁回，存放北海蚕坛内。但是，抗战军兴，傅先生命李光涛先生将档案择要装了一百箱，与图书古物再度南运。这一百箱档案随着史语所由长沙迁昆明，由昆明搬李庄。抗战胜利，史语所由李庄回南京。随后政局转变，史语所搬迁台湾，这批档案也由南京到了台湾。十多年的颠沛迁徙，档案整理的工作一直无法顺利进行。

史语所再度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则要等到民国四十年四月。当时的所长董作宾先生认为，当年限于经费整理档案仅作初步的分类，未能确实纪录每类的件数，似乎未尽到妥善保管档案的责任，于是“特命全部开箱，逐箱清查件数及重新办理登记”。结果，查得全部档案共计三十一万一千九百一十四件。不过，这次清查工作似乎也仅止于统计件数，并未进一步做档案登录的工作。事实上，一直到民国六十四年李光涛先生退休为止，史语所已登录的档案可能不到万件。

史语所真正有规模的再度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是要等到民国七十年十月。在前所长丁邦新先生的推动下，由张伟仁先生负责策划执行。这次整理与前两次最大的不同是：每件本子不仅钤印编号，同时影印复本两份，而后封存上架，非有必要不再拆开；影印的复本则供日后编辑出版及研究人员借阅之用。

民国八十四年年初，拜科技之赐，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有了一些调整。除了钤印编号外，还进行计算机登录的工作，以利档案的管理；登录的内容包括具奏人的姓名、官职、具奏的时间、具奏的事由、文件类别等。不过，最大的改变是不再影印复本，而改以影像扫描的方式，将档案原样存入光盘。如果经费许可，今后我们计划每年整理一万六千至二万件档案。这样的改变不仅可以节省贮存复本的空间及加速档案整理工作的进行，更重要的是，今后无论在提供研究者的服务或编辑出版上，都可以节省可观的人力、物力。

其实，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与刊印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因为当年在整理档案之初，傅斯年先生就有“不待整理完功，先分期刊行之”的决定。民国十九年九月，《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印出；乙篇、丙篇各十本亦于民国二十四、五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相继刊行。丁篇十本由于史语所奉命迁台，未及付印，稿存上海（后来在民国六十一年发行甲至戊篇合订本时始行补入）。到了台湾，从民国四十二年到六十四年，史语所的《明清史料》一共发行了戊、己、庚、辛、壬、癸等六篇，合计六十本。另外也出版了《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二集、三集，与《明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一册、二册。民国七十四年，史语所将整理好的档案委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开始逐年分批影印刊行《明清档案》，目前已出版了三百二十四册。

近年来台湾史研究蔚为风潮，我们将过去已出版以及整理完而尚未刊行的档案中，凡有涉及台湾史事部份的目录汇集成册，编入台湾大学历史系主编之《台湾史档案文书目录》第十三册，已于今年六月出版。

从民国十八年史语所购入内阁大库档案迄今，匆匆已是六十八个年头过去，而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尚在进行。检讨这段历史，对日抗战与国共内战所造成的局势动乱应是这项整理工作旷日费时的主要原因。当年罗振玉估计，以十夫之力，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约十年可成。而今所花费的人力恐已超过数个十年十夫的人力了。因此，数据的的整理最忌中断。如此一来，前人的成果与经验无以为继，后续的整理工作近乎从头开始。这在人力、物力与时间上都是莫大的损失。

傅斯年先生当年决定购买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是着眼于这批材料是研究明清史最直接的史料。他在为购买档案而致蔡元培先生的信中指出，明清档案“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傅先生对明清档案期望之高可以想见。蔡元培先生在《明清史料》发刊的序文中说到：“我们整理这些档案，在将来可以有多少成绩，目下全不敢说，只愿做这事业的精神，引出些研究直接史料，比核公私记载，而不安于抄成书的同志。这便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现在稍稍更动几个字，以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一一我们整理这些档案，在将来可以有多少成绩，目下全不敢说，只愿做这事业的精神，引出些有心善用这批史料的研究者。这便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文章来源：台湾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通讯》第13卷24期，1997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