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史稿》传表的写作与分类

　　袁世凯北京政府于1914年设立清史馆，编纂纪传体的清史，由原清朝东三省总督赵尔巽（1844－1927）任馆长，原清朝翰林院编修柯劭忞（1850－1933）任总纂，赵尔巽死后，由其代馆长，王树楠、吴廷燮、夏孙桐、缪荃孙（1844－1919）等亦为总纂，经历十余年之编修，至1927年稿子初就，然未定稿，亦未通稿，赵尔巽鉴于时局的变化和本身健康状况的不佳，急于以《清史稿》之名刊印，在他病逝后的次年－－1928年印出，因印刷经理人金梁的私意改动引起馆员的不满，当即形成关外本（536卷）和关内本（529卷）的版本差异。其关内本本纪25卷、志135卷、表53卷、列传316卷，列传的卷数占全书的五分之三，分量最大。此后《清史稿》被多次梓刻，版本甚多，就本书作者使用的情形讲，以七十年代北京中华书局的标点本较好，其为十六开本，分装四十八册。此书修纂时处于中国近代变革时期，修书者以《明史》为蓝本，又多持清朝遗老态度，故体例不完善，持论多有不公允处，加之史实谬误、缺失太多，故书成面世后为史家所批评。然而它毕竟汇集了清史的大量资料，且基本符合传统的二十四史体例，至今又没有象样的纪传体清史能取代它，所以治清史者依然离不开《清史稿》，或者说它还是必读书。研究清人传记，同样不能忽视它。 

　　《清史稿》列传分后妃、诸王、大臣（即散传）、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遗逸、艺术、畴人、列女等类，即散传和汇传两大类。唯独大臣传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散传，其他均为同类人的汇传，不过也是单独的个人立传。列传的拟目、撰文，据馆中纂修章钰、张尔田、朱师辙、夏孙桐的纪录，纂修及其助手按历朝大臣和汇传分别担任。开始是在清朝国史馆任过总纂的缪荃孙拟定传目，并任儒林传、文苑传和康熙朝大臣传的写作，又分工审改乾隆以前大臣传。夏孙桐总阅嘉庆以后列传，撰嘉道咸同诸朝大臣传、循吏传、艺术传。金兆蕃任太祖太宗朝大臣传、列女传，修改后妃传。张尔田撰后妃传原稿，由吴昌绶改定，张氏还与夏孙桐共定康熙朝大臣传目。章钰担任忠义传。金兆丰、马其昶任光宣朝列传。王树楠任咸同大臣传。朱孔彰、师辙父子任咸同光大臣传。邓邦述、李岳瑞等人亦参与列传的撰写。诸人有分工，但因人员到馆与否的变化，写作时有交叉。朱师辙讲述此种情形：“列传撰人甚多，在馆诸人，几人人皆有。以余论，虽以咸同列传为主，而康乾以来各朝，皆曾补撰。盖每朝皆出于众手，惟每朝有主体撰人；又重修整时，归何人为主，则其负责为多。”（《清史述闻》，转见许师慎辑《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2页，台北国史馆1979年版；下引一些文章亦转见此书，仅注《汇编》册页）《清史稿》的表分成皇子世表、公主表、外戚表、诸臣封爵世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等十类，对此用力最勤的是吴士鉴，任宗室世系、皇子、公主诸表。吴廷燮撰大臣年表。刘师培担任出使大臣表。唐邦治作军机大臣年表。 

　　《清史稿》传表的作者不乏有成就的史家，缪荃孙的学术活动在年谱、日记诸章业已说过，不必赘述，他如吴廷燮著作等身，有《晋方镇年表》、《东晋方镇年表》、《唐方镇年表》、《北宋经抚年表》、《明督抚年表》、《永乐别录》、《宣德别录》等，是制作年表的专家。吴士鉴著有《九钟精舍金石跋尾》甲乙编，张尔田撰《清列朝后妃传稿》，吴昌绶作《清帝系后妃皇子皇女四考》，唐邦治写作《清皇室四谱》、《吴郡通典备稿》，朱孔彰著《咸丰以来功臣别传》，朱师辙作《商君书解诂定本》和《清史述闻》，金兆丰作有《中国通史》、《清史大纲》、《晏海澄先生年谱》及《校补三国疆域志》，章钰著《胡刻通鉴正文校宋纪》。这些人的写作，保证了《清史稿》的一定的质量。传表作者中，还有文学家，各在其领域颇有成就，如古文家马其昶。但是他们不一定懂得史法，写作中往往忽视交代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影响传文的质量。所以朱师辙在上引文字之后又写道：“撰传之人，不谙史例者亦众。并有倩人代撰者，其代撰之人更不知学术，则不能用者自多。”传表的撰稿人水平不一，又没有认真通稿，势必造成传文水准的参差不齐。 

　　史馆开设之初，留意于搜集原始材料，以传记资料而言，设馆当年发布《征集私家传记碑铭墓碣等通告》，要求“上自名公钜卿，下逮山林隐逸，以及齐民之中，凡有忠孝节义，一行可传，曾经硕彦名流著有上项文字者，其后代裔孙见此通告后，务将原文并著者姓名”，抄录给该馆。（见《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面意见汇编》上册第9页，下面简称《汇编》）该馆接收了清朝国史馆诸种传稿，满汉臣工、忠义、儒林、文苑、循吏、列女传均在其内，还有大量档案。清国史馆有传记的，清史馆将之作为立传的参考，但其人是否立传，传文如何写法，吴士鉴的《纂修体例》认为，原来有传的大臣中，“既无勋绩，又无章奏，更无著述者，皆从删削，将其人散列于大臣疆臣表中。”即不予立传。凡是立传的，就以原传为基础进行修订：“其人足以入史传者，先以国史馆旧稿为底本，参以私家传状碑铭，……其不足者，再求之名人专集，证以官书档案。”（见《汇编》上册第101页）看来人们是按照他的意见做的，只是没有能够贯彻始终。如金兆蕃纂太祖朝诸臣传四十篇，含正传四十人，附传三十一人，子孙从附者九十七人，他认为取的人较多，因为开国时期功臣多，不得不如此。由于这个时间的人碑传文少，所以写作时，“但以国史本传为蓝本，折中于实录，而以同时诸臣传相证，稍有异同，必参互考核，求归于一，脱漏纰误，知必不免。子孙袭爵皆据《（清）文献通考》、《八旗通志》，两书修于乾隆季年，此后皆当考补，子孙或有功业，尤宜附见。”（《金兆蕃上清史馆长第一书》，见《汇编》上册第86页）他依据太祖朝人物传记史料的特点，进行写作，态度认真且勤奋，但也自知有不足，因清国史馆的著作本身有局限性，其没有完成的书，需要另觅材料编写，而当时还未能下功夫。金兆蕃在此是做得比较好的，由此可见《清史稿》成功的地方，是在于利用清国史馆的成果，而清朝官书不足的地方，其不方便使用的，也就缺漏了，这也是《清史稿》缺陷的地方。夏孙桐在《上清史馆长论清史稿现尚不宜付刊书》讲其嘉道两朝大臣传定稿了，但咸同两朝的原稿，“事实泛取家乘野记，核之官书多有舛牾，名为修正，实同重撰，即此两朝，非经年不能就绪。至于光宣两朝，一代结局，关系尤重，国史本传，不如先朝之矜慎，私家议论，又多党派之偏私，所谓定哀之间，尤难著笔。初稿取未去允，详略未当，尤应慎加论定，非可草草。”至于他和金兆蕃约定的分头审查各人纂修的传记，更没有时间去作了，因此印刷应当从缓。（见《汇编》上册第188页）可是赵尔巽不理睬他的合理意见，照印不误，于是传记的质量问题就严重了。即稿子未能修改，特别是清朝国史馆本来就不成熟的咸同光三朝的传稿，需要大量加工而没有进行，光宣人物传稿更是草率。这就是《清史稿》留给读者的无法弥补的遗憾。即使有清代成品可以使用的，清史馆诸人也因时间仓促而未及充分吸取，比如李光涛发现吴廷燮编写《疆臣年表》，不知道档案中有《顺治朝督抚年表（草本）》，他因而作《清史馆顺治朝疆臣表订误》一文。（见《汇编》下册第1193页）总之，《清史稿》里嘉道以前的传表，因有清朝国史馆的成品可以利用，质量稍微好一些，咸同光宣诸朝的传记可资利用的成果少，质量又差一些，于是传文参差不一，谬误百出者不在少数。 

　　（二）《清史稿》的传记史料价值 

　　（1）《清史稿》传记特点     

　　《清史稿》人物传记的数量之多，是第三章说过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和即将交代的《清国史》之外，诸书所不能企及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在万人以上，《清史稿》有多少，不知有没有人计算过？许曾重在《国防研究院本清史小议》文中云《清史》附录的人名索引，约24000人，（见《汇编》第三编第367页）这样，《清史稿》所见的人名可能有两万人，当然远不是每个人都有传记，不过上万人的传记总是有的，而这传记包含着正传、附传和附见三类。 

　　《清史稿》列传的人物属于有清一代，社会层次也齐全。它的人物，上起明末清初，开国期的活动家，诞生于十六世纪后期，活跃于十七世纪上半叶；下迄清末民初。清代三百年间的各个时期的人物，纪录在书中了。这些人物，上自宗室贵胄，下至平民男女，各种社会阶层的人物都有，但是以贵族和中上层官员为多，孝义传、列女传中的平民以至贱民，就其绝对数量说也可能上千，但是处于小量部分，不可能与上章绍述的家谱传记的平民成份相比。 

　　包含有清一代各个社会阶层的上万人的传记，这是《清史稿》人物传记的一大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增写新内容，弥补清国史馆传稿的某些不足。《清史稿》相当多的传文系据清国史馆传稿改写的，有些人的原来传文受到写作时代政治环境的影响颇有缺陷，而《清史稿》将之改正过来。如卷二百九十五的隆科多传，与《清史列传·隆科多传》比较，发现增加两处，一是在叙述隆科多系佟国维之子后，加“孝懿仁皇后弟也”一句；二是原传未提传主与雍正帝的关系，新传就此添了“圣祖大渐，召受顾命”的话。这种增加，文字虽少，却很重要，正是与皇家、与皇帝的密切关系，使他在雍正初年飞黄腾达。因为他后来出了大事，清国史馆就隐瞒了他受顾命的事情，《清史稿》写作时代已经没有清代写作时的那种政治因素的干扰，如实写来，隆科多的传记就比以前的接近真实了。《清史稿》也有他种传记专书所没有的人物传记，如康熙帝的兄长、裕亲王福全等皇室重要人物，《清史稿》为他们立了传。 

　　第三个特点是对某些人物的特性的把握比较准确，因而评论公允；对汇传中某些类型的人物能找到一些共同的特征，循吏传的评述尤为显著，下面将有机会具体说明。 

　　关于《清史稿》传记史料，拟就循吏传、孝义传、列女传三个汇传作分别的考查，或许能了解得具体一些。 

　　（2）《循吏传》的史料 

　　循吏传三卷，写了正附传人物一百一十六人，详见其目录。（【附录1，2页】）属于这个范围的官员，是亲民的守令，少数升任藩司、臬司的也在其内。循吏的政绩大都表现在：平均赋役，减少征耗，惩治税收中的胥吏侵蚀和豪猾代纳之弊；役民以时，不在农忙时开办工程；兴修水利，疏浚湖泊蓄水，建筑河堤防洪；临灾赈济，遇大灾，不待报告上司，先开仓赈济饥民，不怕为此而丢官；兴办学校，重视对士子的培养，或办书院，或修缮学宫，或聘名师，或亲赴学塾讲学，甚或给童生减免差役；施行教化，针对地方的敝俗，进行说教，或反对淫祀，或整治械斗，或宣讲圣谕，建立乡约；懂民情，遇事从实办理，尤其是对地方上所出现的特殊事件，尽量大事化小，防止扩大事端，如发生抗粮、抗暴以及重大盗窃案件，均不同造反联系，只是处理为首者数人，释放从人，不事株连，这一点尤为突出。循吏自身廉洁奉公，自奉甚俭，捐赈、捐建学舍，而本身有的穷无积蓄，卸任后无力返乡，或死于任所，家属无力料理后事，更不能扶柩回籍。循吏本身际遇虽有很好的，但不幸者也许更多，令人读后为他们鸣不平，深感其时世道的不济。本书作者的这些认识，皆从阅览循吏传而来，下面介绍《清史稿·循吏传》几个人物的状况，也可见《清史稿》人物传记的价值。卷477《循吏二·牛运震》，牛氏，山东滋阳人，雍正进士，乾隆初出任甘肃秦安县令，“开九渠，溉田万亩。县北玉锺峡山崩塞河，水溢为灾，运震率丁夫开浚，凡四日夜，水退。缘山步行，以钱米给灾户。”前任误审马姓五兄弟为盗，不服上告，却将一人监毙狱中，牛氏审实，为之昭雪。当地文教落后，乃设陇川书院，“日与诸生讲习，民始向学”。固原发生兵变，捕捉三百人，督抚召他去出主意，他“请释无辜，入城慰喻。斩三人，监候四人，余予杖徒有差，反侧遂安”。他自己被劾免官，“贫不能归”，只好留在兰州的皋兰书院讲学。（北京中华书局本第43册第13021页）同卷邵大业传，传主任苏州知府，盗狱久不决，见犯人断胫折踝，因而说：“尔等亦人子，迫饥寒至此，犹茹刑颠倒首从，误连非罪人，何益于尔。”感动了一个盗窃犯，说“官以人类代我，我不忍欺”。于是案子就定下来了。他因乾隆十六年南巡供应事，被降职，又因在安徽六安州任上的盗案受降级处分，乾隆三十四年“坐妖匪割辫事罢职，谪戍军台，数年卒。”其实他所至兴水利，以劝学为务。（第13023页）同卷兰鼎元，任广东普宁令，“在官有惠政，听断如神。……调权潮阳县事，岁荐饥，多逋赋，减耗粮，除苛累，民争趋纳。妖女林妙贵惑众，置之法，籍其居，建棉阳书院。以忤监司罢职。”（第13010页）卷476黄贞麟传，传主顺治进士，授职安徽凤阳推官，江南逋赋案发生，蒙城、天长等县不作预审，先各逮捕绅民百余人，致使监狱不能容纳，黄氏要求将他们先放回家，验实之后再捕人，最后，“保全者五百家”。河南优人朱虎山，游食太和，土豪范之谏为陷害昝姓仇家，诬其藏匿故明宗室，徒谋不轨。这样严重性质的案子没人敢审，他审系诬告，最后京师复审，维持原议。颍州民吴月教案，株连千余人，捕役为索财而诬指无辜为吴党，杀人，民众救助被害者，又被指控为党人，上司发兵围困，把拘捕的百姓送到凤阳监禁，黄氏审实，释放无辜，惩办捕役。但不久他被诬告解职。后任户部主事，因失察仓粮被盗罢职。（第12979页）同卷骆锺麟，顺治间官陕西周至县令，“为政先教化”，创办延陵书院，聘请大学者李顒主讲。擢常州知府，“属邑岁例馈漕羡三千金”，拒绝接受。（第13980页）卷478石家绍传，石氏道光进士，历官知县、署知府，“自大吏、僚友、缙绅、士民、卒隶无不称为循吏”，然很谦逊，曾说：“吏而良，民父母也；不良，则民贼也。父母，吾不能；民贼也，则务不敢，故其为民佣乎！”（第13055页）“民佣”，不知是否他创造的词，但在官员以父母自居的时代，实在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阅读这些传记，有的写得稍嫌干巴，可是多数有情节，甚至写出传主的思想感情，既纪录了这些人的个人历史，又提供研究清代吏治史的资料。事实上《清史稿》在《循吏一》小序中对清代的吏治发表了如下的见解：“论者谓有清一代，治民宽而治吏严。其弊也，奉行故事，实政不修，吏道媮而民生益蹙。迨纪纲渐隳，康雍澄清之治，邈焉不可见。”（第12968页）含蓄地表示，清代的所谓严于治吏，大体是表面文章，只在初期好一点，而通常是蠹吏害民。说的比较中肯。 

　　（3）《孝义传》的人物资料 

　　《清史稿》的《孝义传》三卷，为二百二十二人作传。所谓孝是对父祖长上尽孝道；兄友弟恭是为友；义是讲的义行，即对族人、乡邻以至更大范围人群的照顾。孝义传是叙述这三种范畴的人的历史，并把他们区分为事亲尽礼、依礼处理家难、遇大难能全其亲、殉亲而死、为亲复仇、友于兄弟、屡世同居等类型，分别说明。在二百多人的传记中，给人印象尤深的是孝子在极其艰难困苦中孝亲，事奉寡母的尤多，百折不挠的万里寻亲，替亲复仇，为社会造福的义行。下面请读者自阅附录二刘龙光等人的传记文。（【附录2，1页】）因为仅仅附录一页的内容，读者难于有较多的印象，还是由本书作者作些介绍。卷284《孝义一》写顺天府永清张姓乞丐，乞讨养母，以土穴为居，一个大雪天，魏知县路过其地，听到地下传出歌声，奇怪地询问是怎么回事，张某告云为乃母做生日，唱歌劝乃母多吃一点，魏知县颇为感动，以其母的名义给张母粮食和布，以个人的名义给张十两银子，张接受了粮布，说粮布是“官母赐我母，不敢不受”，而给他银子不要，因为不知道县官这个银子是从那里来的，不便受用。还说我的母亲八十岁，我年六十一，要老老实实做个清白的百姓。（第45册第13751页）孝以养母，清白为人，虽是乞丐，然而见识过人。同卷写崇明县吴氏四孝子，乃父在贫困时将他们卖为人奴，然而四人皆挣钱赎身，开店铺娶妻，孝养父母，为加快轮流服侍的机会，让老人每顿饭吃一家，四家把给父母的零用钱放到一起，好让他们随意使用。乃父偶尔赌博，他们暗中给博徒钱，让他们输掉，以博得乃父欢心。（第13736页）卷285李中德传，云传主是汉军旗人，康熙初年乃父从征福建，他与母从军陕西，事毕回京，乃父已先回，并娶妾生子，不认乃母，他委婉求父，不被接纳，只好奉母另居，及至乃父病危，才允许乃母回家。其父死，妾亦亡，乃母“抚妾生四子如己出，中德亦友爱如父在时”。（第13757页）同卷李敬跻传，传主系云南人，乃父因诖误罪遣戍卜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他为侍奉乃父，行程一万四千里，路上遇到暴雨，仆人和马匹都丧失了，步行前进，路人可怜他的孝心，给他食品。见到乃父，后者让他回去侍养祖母，他又往回赶，如此往返三趟。乾隆二十二年他中进士，到福建做知县，想把父亲赎回家，及至到了那里，乃父病死，他也因哀痛生病，不久亡故。（第13767页）同卷直隶新城任骑马，因其父被马姓所害，遂改名骑马，表示要报父仇，为此而不结婚，终于杀死仇家，投县自首，知县可怜他，要为他开脱，问他是否系斗殴，他说不是，就是为报杀父之仇。他还以堪舆出名，县官要他看官宅，他不去，并说：“官宅不同于民，若言不利，且兴役，是以吾言扰民也。”是一个颇有见识的人。他死后，直隶总督曾国藩给予“孝义刚烈”匾，以示旌表。（第13785页）卷499写了几个屡世同居的家族，其中河南偃师任天笃家族九世男女一百六十余人共爨，受到乾隆帝赐诗和旌表。这个家族的信条是，“教子弟毋侈，毋急利，毋入城市，毋传述时事。务耕田读书，惟许学医，亦毋取酬，不则执百工业以佐家。”平常的生活是生产劳动，不打扮，没有私人财产。寡妇可以不下厨，衣食方面给予优待。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能够不分家，回答说是“不忍”。历史上唐高宗问屡世同居的张公艺家族何以能团聚，他们写了百个忍字，即忍让相处，克制矛盾。而说不忍，是不忍心析产分居，是从积极意义着想，思想境界比张氏又高一筹。（第13793页）同卷江苏泰州秀才王联与友人沈某在金陵应乡试，沈病不能与试，只好返乡，王联为送朋友而放弃考试，路上沈某病躯发出异臭，王亦不嫌弃，沈迅速死去，王将其灵柩送回故里。（第13804页） 

　　《孝义传》还写了叶成忠、杨斯盛、武训三人传记，引起后世评论家的不同看法，认为破坏体例，甚至谓叶、杨之事亦不足道。究竟如何处置为宜，先看三人事迹。叶成忠（1840－1899），字澄衷，浙江镇海人，幼孤贫，至上海做小贩，后来发家，兴办缫丝厂、火柴厂，大兴善举，置祀田，兴义塾，设医院，出资四十万两银子建设澄衷学堂，“又建怀德堂，佣于所设肆者死，育其孤，恤其嫠，困乏者岁时存问，毋俾冻馁。乡人为之谚曰：’依澄衷，不忧穷。’”（第13811页）杨斯盛，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到上海作建筑工，后从事营造业发家，出资建广明小学、师范传习所、浦东中学，用银十八万两，创设上海南市医院，成立土木业公所，设立义学，又赈济海潮死难居民，出资修路，改建桥梁，此外建宗祠，置义田，救济族人故友。临终，只以十分之一的财产给子孙，其他的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第13812页）武训（1838－1896），山东堂邑人，乞讨养母，母卒，且乞且佣，以不识字为苦，立志存钱办义学，为此不娶妻，积累三十年，有田二百三十亩，遂兴办义塾，对教师和学生都很恭敬，以感化他们努力教学和学习。后又在临清办义学，资助馆陶僧人建设学塾。他原没有名字，只因行七，故人呼之为武七，官方为表彰他，为之起名曰训。（第13812页）光绪帝封他为义学正，赏穿黄马褂，他坚辞不受。叶氏和杨氏所从事的职业和社会福利事业，是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发生而出现，是有近代意义的，他们的义行与传统社会有不少的区别。武训的兴学是传统式的，但从来自社会下层人士的做法看，同近代开发民智联系起来看，是不寻常的。与他们相类似的人物，社会上还有一些。《清史稿》的作者可以说是捕捉到这种社会新现象，故而在孝义传将他们有所表现，这是应当肯定的，只是他们还认识不足，没能从传目方面表达出来。进入孝义传的人物，有极少数官员和为数不少的读书人，更多的是平民。俗云贫家出孝子，《清史稿·孝义传》写出了符合于社会实际的历史。 

　　（4）《列女传》的史料 

　　《清史稿》的《列女传》有四卷，正附传人物六百零九位，如果计算附见人物，当然还要多了。它将传主分成八类，即贤母、孝女、孝妇、贤妇、节妇、贞妇、贞女、烈妇，可知它不单是烈女传，而是将烈妇、贤孝妇女都包括在内的。从写作的实际情形看，烈妇数量多，四卷中占了两卷，她们或遇暴不从而死，或殉夫而亡，或将翁姑送终和儿子成人后殉夫于九泉。贤母里大多是名人的寡母，因为她们含辛茹苦地培养出好儿子，为官方所肯定，社会所传扬。贤孝贞烈女子中相当多的人家庭经济拮据，她们的节孝更加难于做到，因而倍受人们的注目。贤孝贞烈女子的某些行为，今人可能已不好理解，而对某些行动可能又容易认识，重要的是在于深入分析。在分类里没有才女一项，而传记内却有不少这类人物。传内写了一些传主的语言，颇能传神，只是写得少了些，让人看到女性的行动，而难于看透她们的精神世界。下面不依《清史稿·列女传》的分类，而从女子的精神面貌着眼，看《清史稿》如何介绍她们的历史。 

　　（甲）追求尽妇职的女子 

　　常言女子三从四德，既是讲思想品德，又是说处事能力，都是规范的妇职，从父从夫从子，如何从？不仅是思想顺从，还要会顺从，能尽孝，能相夫育子；女子要四德具备，德的贞顺，言的辞令，容的婉悦，功的纺织，言容功要的是能力；所以讲妇职，是对女子的要求以贞顺为前提，相夫育子的能力为主导，说白了是能够很好地从事女红中馈。《清史稿》提供了一些典型。清代后期政论家冯桂芬的母亲谢氏，在儿子中榜眼后教训他道：“人必有职，女红中馈，妇职也，易尽耳；汝当思尽其职。”她是为儿子做官尽职说的这番话，同时表明她尽力从事自身的女红中馈的妇职，她守寡时家道中落，又遭火灾，她不忧贫，勤恳地把家庭生活安排好。（第46册第4027页）遵义举人郑珍之母黎氏，寡居奉侍祖姑和婆母，家贫不能让几个儿子全上学，独令长子珍就读，而教导不遗余力。她讲到妇职是要反复地进行：“妇人舍言、容、功，无所谓德。言只柔声下气，容只衣饰整洁，工则针黹、纺绩、酒浆、菹醢，终身不能尽。”（第14028页）坚持去作，难就难在这里。冯氏讲女红中馈容易，是针对做官不贪污而言，并非真容易，倒是黎氏讲的实际。无论是冯氏或黎氏，她们都把尽到妇职作为人生目标。 

　　贫穷人家，或者寡妇家，中馈往往没有固定来源，要靠女红去创造，以此上侍舅姑，下抚儿女，她们的尽妇职就更难了。江西高安黄家寡妇廖氏，其寡媳刘氏，孙子才三岁，遇上一把火，破产了。廖氏伤心地对刘氏说，这是老天爷的安排，实在是没法活了，还不如一起死掉。刘氏不这么认识，她说起火也是常事，我们重新治家，于是卖掉簪环，做生意，经营得法，富裕起来，但是廖氏年老性情变坏，刘氏委婉劝解，不听，下跪求情，于是两人抱头痛哭，过后没事了。（第14048页）献县张守仁妻梁氏，少寡，有祖婆老瞎病瘫，她做佣工养活老人，老人可能久病而性情暴躁，对孙媳动辄怒骂，甚而抓破她的脸，梁氏照常侍候她。别人劝梁氏改嫁，她说，我今天走，祖婆明天就会饿死，我做孙媳的怎能这么办，实在是不忍心呀。（14041页）秦安人高明妻刘氏，早寡，抚幼子令其学，家贫，以缝纫维生，每天做活都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夜晚燃灯，母子一缝缀一读书，一天儿子睡着，发现有泪痕，忙问是否病了，回说是饿的，刘氏辛酸地说：“儿不惯饿，我则常耳！”（第14071页） 

　　尽妇职，还要靠才智去经营。直隶曲周人王勤在天津经商，父母与妻岳氏居住山东临清，当乾隆后期王伦起事将进攻临清时，居民纷纷逃难，岳氏说这时不可走，否则与众多的难民互相蹂躏，不得逃生，即使王伦部众进城，要百姓帮助守城，不会抓人。公婆听了她的话，没有动身。迨到王伦部进城、清军将要攻城时，她说要赶快走，因现在王伦忙不到抓人，先逃的人早走了，路上不会拥挤，比较安全，否则清军一到就走不成了。按她说的做，果然平安回到家乡。（第14047页）扬州商人马叔籲，妻丁氏，兄弟三人分家，老大因打官司破产，丁氏可怜他们，向丈夫建议与他们一起生活，丈夫接受了，她对夫兄和嫂，像待公婆一样尊敬，把自家陪嫁的衣装首饰都交公，老大能做买卖，家里又富起来。可是弟弟要办的事，请示嫂嫂，常常不能如意，因而不高兴，说家里的财产原来都是我的，嫂子怎么这样！丁氏劝解道：“始让而终怒，人其谓我何？”以息事宁人，维持家庭的和睦。（第14047页）桐乡人濮某富而无子，妻不许其娶妾，将万贯家私给予出嫁吴姓的女儿，可是女儿认为父亲应当有后，向母亲建议不听，于是偷偷在自己家里为父置妾，而且生了儿子，送回娘家，把她母亲气得收回给她的全部财物，她的丈夫吴生因失财要谋害她，她不得已自经死。（第14030页）保了父家，牺牲了自己。 

　　（乙）忠实于爱情的殉情 

　　殉情的故事，在古典小说和戏剧里常见，生活中极少，但是也能见到。《清史稿·列女传》写了两位。常熟人张廷桂，常客游在外，死于抚宁。丧柩归里，安葬之时，其妻章孔荣投身墓穴，为家人拉住，殉身未果。三年终丧之后，又自经，被发觉解救，但是到了次日晚上，最终投水死去。死前作绝命辞数章，结束章云：“忆往事兮，双泪沾巾。相当年兮，妾病沉昏。感君爱兮，信誓殷情。云妾殁兮，君必身亡。嗟今日兮，命不由人。君先亡兮，妾岂偷存！痛万里兮，生会无因。轻一命兮，地下从君。求神明兮，引我孤魂。觅天涯兮，不惜艰辛。得伴君兮，死已欢欣。十七年兮，夫妻深恩。食糟糠兮，敢怨君贫！中路诀兮，命蹇时屯。丧葬毕兮，不死何云？伤幼女兮，失母谁亲？死为君兮，此外奚论！”（第14159页）原来丈夫在妻子重病时表示过同生死的爱心，不幸丈夫先走了，妻子出自内心要跟随而去，虽说是众人拦阻未得立即殉情，实因有幼女在，放心不下，三年过来，狠狠心，撇下女儿，追随夫君于地下。这是纯真的殉情，读其辞令人鼻酸。山东掖县陈三义，聘妻王氏，因病失明，其父怕影响王家，提出退婚，三义说，我下聘时她眼睛是好好的，现在才失明，如果当时就娶回来，现在也是看不见，我怎么能因此而毁聘约呢！即讲信义而不抛弃。后来结婚，三年了，王氏幸运的重见光明。但是，不久丈夫亡故，妻子说：“夫不负吾，吾岂负夫！”自缢而亡。（第14166页）双方讲恩情信义，患难同当，生死与共。有的妻子因为要抚养幼孤，不能够死，但哀思终身。浙江仁和人顾若璞，及笄之年与黄茂梧结婚，十三年恩恩爱爱，闲暇互相唱和，及至丈夫先亡，妻子“帷殡而哭，不如死之久矣”，但是有两个儿子需要抚养，只好活下来，辅导儿子读书，同时自己也作些词赋，表达怀念丈夫的感情，写得多了，汇成集子，因丈夫平日用功的地方叫做卧月轩，遂取名《卧月轩稿》，可见哀思之情的深厚。（第14049页） 

　　（丙）守节、殉夫的思想观念 

　　以夫为天与从一而终的观念。嘉庆初以上书言事而出名的洪亮吉的母亲蒋氏，夫亡，投水殉夫不成，以女红养子，并教读经书，当讲到“夫者妇之天”句，哭得死过去，被人救醒过来，大叫“吾何戴矣！”（第14025页）没有了丈夫，就是失去了（所）天、（夫）君、（夫）主，自认为是丈夫的附属品。丈夫死后的活着，是为丈夫的子女活着，而不是为自己。文学家袁枚的妹妹袁机，自幼许给高家，后来高家称儿子有病要退婚，袁机说“女从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坚持着嫁了过去，但是高子赌博，虐待袁机，甚至要出卖她，不得已回到娘家，迨到高子死，她很痛心，一年后亡故。（第14089页）从夫的理念害得她一生的不幸。抚宁人杨某，聘妻樊正，杨某病废，其家要求退婚，樊母同意，为她另外许配，她听说后，夜间偷跑几十里路到高家，翁姑不接受，父母也来接，她说：未婚夫得病，是天意，我做病人的妻子，也是天意，违背天意一定没有好结果。你们非要我改嫁，我只好自尽。家长无法，只好让他们结婚，所幸的是后来丈夫身体康复了。（第14086页） 

　　自觉的名节观。涪州农家子王如义，与妻向氏结缡不到一年暴亡，婆母要她改嫁，死活不从，家贫，将要强迫她改适，乃投江自杀，事前写有绝命诗十首，序云：“（我）孤苦茕独，人劝以非礼，衣食事小，名节事大，惟一死以明志。”临入水时往江桥柱上粘贴“名节江中见”五字书。（第14162页）把生活的苦看作是小事，而为亡夫守节才是大事。江苏华亭张氏，是金景山的童养媳，为人行事端庄，但容貌不佳，未婚夫因此故意不和她成亲，直到病危，犹对其母说，她不是儿的妻子，儿死后一定把她嫁出去。迨其死，她矢志不嫁，有人劝她说，未婚夫并不要你，还守什么，她回答说：“我知夫死妇节而已，不知其他。”（第14088页）知道“妇节”，使她终身未嫁。江苏溧阳人狄听，官监察御史，道光十九年七月卒，下月儿子殇逝，九月其妻王氏自缢，留绝命书给丈夫同年，道其追随丈夫于地下的过程：“夫亡当即死，诸君俱言抚孤重，故未敢尔。孤又夭，复何言？念两世单传，不可无后，今已立后，可报舅、姑、夫子地下！”书末写着：“我自归家去，人休作烈看。”表示是自觉殉夫，不是要当烈女，别人也不要这样看待她。而这句话是康熙间钱塘县林邦基妻曾氏绝命诗中的词句。（第14163页）如皋人、待缺知县冒树楷，早卒，妻周氏抚孤成立，儿子也做了官，要给她请旌，她拒绝接受，因为她把守寡看作是平常的事情，并因此教导儿子：“妇节常耳，人子于其母，奈何欲假以为名哉！”（第14080页）可见王氏、曾氏、周氏等人把守节殉夫变成极其自觉的观念，行动起来，已是下意识的事了。 

　　以再嫁为耻辱，这是大多数孀妇的心态。滦州王曰琦妻魏氏，早寡，子殇，立族人子为后，家贫，撅草根、树叶、糠秕为食品，别人劝她改嫁，不予理睬，十余年后为嗣子娶妻，遂向亲戚说：今天我才实现志愿，假如我那时改嫁了，不过得一个温饱而死。人都怕贫苦，我不这样，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是苦。（第14071页）她认为人生就是苦，将守寡看作是平常自然的事情。肃宁人许骆氏，丈夫与翁姑相继亡故，家极贫，号哭于市，得人帮助，安葬了亡灵。人家问她为什么不再嫁，她说，我乞讨为生，虽然是丢人的事，但比改嫁要好一些。结果穷饿而死。（第14073页）嘉庆时贾国林妻韩氏，夫早亡，曾经对人讲：“顾为贾氏妇，即饿死，岂可失清白！”她说的是别人，但也是自况。（第14077页）兴县曹王氏，早寡，儿子是哑巴，与邻居少寡者相约，不再结婚，过了十五年，其人改嫁了，她认为那人不能实践诺言，拒绝再同其往来。（第14075页）不仅自身守节，还特别看不起“失节”者。 

　　这些妇节观念，业已在一些人的思想深处扎根，变成为内在的东西，所以实践就成为平常的事情了。 

　　（丁）以受人怜悯为耻辱。 

　　有的寡妇生活艰难，但很有自尊心，不乐意接受他人的同情和舍施。蠡县魏庞氏的祖婆徐氏、婆母董氏都是节妇，夫亡无子，以女红孝养两世孤孀，有人可怜她们，多给她织布的钱，她不多要。两位老人相继谢世，好心人要周济她发丧，她说如若是借给我，我必然归还，“如不使我偿，是视我非人也！”无论如何也不接受，于是借贷，很快以加紧织布的所得偿还对方。雍正三年，该地大水无收成，县里发救济，派人告诉她去领，她说我固然没有食粮，但是领朝廷的粮食要不要归还？人家说这是赈济的，不要偿还。她就说要还我就领，否则我一个妇女无功报答朝廷，白拿白吃，我可不做这种事情。来人还想说服她，她拴上门，不再答话。县令派衙役给她送来一石米，她不要，衙役说知县是为表彰你的节义，再不要推辞了，她才接受。（第14072页）崇善人邓汝明妻刘氏，当康熙四十一年大灾之时，官方设立粥厂煮粥赈饥，刘氏已经五天没有吃饭了，邻居家招呼她一同去领粥，她把这种类似要饭的行为看作是可耻的事，高低不去。没有饭吃，就去投水自杀，被打鱼人救上岸，等到渔人走了，她再次入水溺死。（第14072页）她们自强、自立，靠自家劳动维生，宁死不给他人、社会增添麻烦，实现做人的尊严。 

　　（戊）艰辛忍性，砥砺终身。 

　　一般地讲，寡妇多贫穷，同时受人歧视，挨人欺负，所谓孤儿寡母的日子不好过，只有孀妇感受最深刻。但是他们怎么熬过来呢？其艰辛忍性的心理痛苦不亚于生活方面。 

　　户部侍郎田雯的母亲张氏，三十多岁时丈夫死于任所，扶柩千余里回到原籍德州，教养三个未成年的儿子，经历三十余年，“阖户辟绩，以礼自守。”到七十岁，儿子和亲邻要给她做寿，她不答应，说：“礼，妇人无夫者称未亡人，凡吉凶交际之事不与，亦不为主名。”如果做寿，“宾客填门，为未亡人称庆，未亡人尚可以称庆乎？三十年吉凶交际之事不与知，而今日更强我为主名，其可谓之礼乎？处我以非礼，不足为我庆，而适足增我悲耳！”因为是未亡人，什么事也不能出头，没有欢庆，惟有悲怆。不要说社交大事，即使在家中，“每岁时   腊，儿女满前，牵衣嬉笑，辄怦怦心动，念汝父之不及见。故或中坐叹息，或辍箸掩泪。”“幸汝曹皆得成立，养我余年，然此中长有隐痛。”（第14020页）掩泪、隐痛，是思念丈夫的恩情，也是不能殉夫的歉疚，以“未亡人”活着，怎能痛快。她处处事事以礼为准则，以此磨炼自己。干余女子李訚，明末许字淮王世子朱由桂，清初未婚夫出亡，她守贞一辈子，作咏金环的诗，云“红炉经百鍊，不失本来真。”（第14065页）艰难百炼，以此自警。陕西三原县秦甲祐妻刘氏夫亡，又值岁饥兵燹之世，教育两个儿子，不论社会环境如何，个人都要学好，她说：“年荒，众人之荒；学荒，则吾儿之荒也。兵乱，众人之乱；心乱，则吾一家之乱也。”（第14066页）重要的是心不能乱。她的人生哲理是个人要把握自己，关键是坚定意志，对于她来说是坚持从一而终的观念活下去，将儿子培养成人。昆明人邹邢氏，寡而贫，有人劝她再嫁，她回答道：“吾能忍饥寒，不能忍耻。”（第14068页）因为不能受失节的耻辱，饥寒就算不得什么了。她守寡以终，忍饥耐寒，动力就在于以再嫁为耻的思想砥砺自身。临清人胡源渤妻董氏，十五岁守寡，做了八十年的嫠妇，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生前有人问她守节容易吗？就此问题，她与那个人作了一连串的对话：回答说容易；人家又说没有丈夫的生活有何味道，回云如同不出嫁，不就是那样；又问如何造成心里的平静呢，回说要在勤劬中寻求心静：“饥而食，倦而寝，不饥不倦，必有事焉，毋坐而嬉。吾尝为人佣，治女红，必求其工。求工，则心专，心专，则力勤，力勤，则劳而易倦。倦则寝，寤则兴，毋使一息闲，久之则习惯矣。”（第14068页）用强力的劳动，不使有余暇，也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如此心安理得，没有杂念，自然不生是非。其实，这也是一种磨炼过程。常宁人李有成妻王氏，临终向儿媳们讲：“吾寡居四十余年，耳目如聋聩，未尝妄视听，汝曹其识之。”（第14068页）寡妇要有寡妇的样子，四十多年不走样，磨炼的功夫到家了。杨震甲妻杨氏，杨三德妻马氏，张壶装妻牛氏，都是秦州人，三人的丈夫都出游在外，久不归家，她们与守寡没有两样，又都善事孀姑，杨氏生有子女，抚养成立，另二人无子，将族人子立后嗣。乡人把她们当作楷模，歌颂道：“马牛羊（杨姓的杨字谐音），立人纲。夫远客，姑在堂。胸中冰，头上霜。”（第14076页）用冰清玉洁形容她们矢志不移。 

　　列女传中的人物，《清史稿》的作者通通加以表扬。其实在那些人物生活的清代，在旌表、赞叹之外，也有批评的，认为有些寡妇的行为是自找苦吃，不值得，是“愚妇”。清亡以后，多数人仍对她们给予尊敬，而批评之声音也大了起来，同情之外，以为她们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评论中的是是非非，读者可以自取其说，也可不予理睬。重要的不是表扬或批评，而是要能够理解这种社会现象，说明女子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行为。当然，所谓理解，包含尊重的意思，即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不必过多地说三道四。时代不一样了，理解历史人物，尊重他们的生活道路的选择，也不是要向他们看齐。今人自然应该从今天的社会环境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以上说了《清史稿》三种汇传的传记，每一种里又有身份、经历、性格不同的诸多类型，再将大臣传和其他汇传合在一起观察，本书虽然远远没有作全面介绍，但亦可知《清史稿》的列传的人物，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不同职业，林林总总，煞是齐全。 

　　（三）《清史稿》表的传记素材 

　　《清史稿》有十种表格，是以身份、职务以及民族划分的。进入表内的都是贵胄大僚，大部分人在列传里有专传或附传，然而也有未被立传的，据说清国史馆有传稿的人物，有一千二百人没有被《清史稿》接受，但是他们的任职及时间都反映在表里了，不是太大的遗憾。 

　　表格记录某个爵位、职务，在某个时间由何人承袭或担任，对于这个爵位和官职来讲是资料充实的，事情是清楚的，但对每一个任职的人的历史来说，是简单的，片段的，不过对在书中没有传记的人，还是提供了某种信息。如卷178《部院大臣年表》，依朝年分卷立表，表内分列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都察院、理藩院八个衙门的满汉尚书、满汉侍郎诸项，项内填以任职官员姓名及其变化，如顺治元年的户部满尚书栏内书写英俄尔岱，可知英俄尔岱在这一年任尚书。因为介绍表格不易说清，而一看原样，则一目了然，故本书于此多加附录。附录三，即系《部院大臣年表》复印件。（【附录3，4页；清史稿第22册第6322－6325页，第6363－6365页】）卷202《疆臣年表》，乾隆元年的甘肃巡抚，原为许容，二月被免，由刘于义接任。见附录四。（【附录4，2页；清史稿第26册第7633－7635页】）卷209《藩部世表》将某藩部某爵位某年由某人承袭写明，见附录五。（【附录5，3页；清史稿第28册第8311－8313页】）《交聘表》为正史所无，系《清史稿》所创造，依朝年分国家填注使臣姓名及任职月份，如光绪元年郭嵩焘以兵部左侍郎出任驻英国大臣，许钤身为副使，见附录六。（【附录6，3页；清史稿第29册第8781－8785页】）由几个附录材料，读者不难了解，《清史稿》的表能够提供清人传记的部分资料。 

　　（四）《清史稿》列传的误失 

　　列传的错误，出在立传与否和内容等方面，概要地说： 

　　缺少应该立传人的传记。在清代历史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物，按理应当立传而却给忽略掉了，如侍郎赵殿最、太监李连英、豪奴刘全，需要立传或作附传，可是没有做。反映立传标准掌握不好，或者工作疏漏。 

　　出现一人二传的重复状况。女学者王照园、循吏兰鼎元、巡抚谢启昆、副都统乌什哈达等人有本传，或者又有附传。 

　　繁简失当。由于作者史识的不足，有的该详而不详，当简而不略。如卷295年羹尧传，年氏是军事家，青海用兵及处理善后在清史上是重要事件，传记对善后事宜十三条简单一提，不足以表达他的作用。对人物的有价值的著述普遍地舍而不讲，如毕沅传不提他主编《续资治通鉴》，王先谦传不说他纂辑《东华录》，贺长龄传不写他主编《皇朝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这些书无论是对作者本人，还是读者，都是不可忽视的。 

　　史实不准确。时间、地点、人名、事件、情节、制度的叙述中，真是错误百出，或大或小，或隐或显，不一而足。有的粗看尚可，一认真就把毛病挑出来了，如果再对照其他文献阅读，则更会发现谬误。比如前面讲过列女传中的袁机传，说高家以儿子有重病要求退婚，所以引起袁机那一番话，其他文献则说高家害怕伤害袁机，才编造了那个理由，因此《清史稿》没有把事情说明白，反而令人误解高家儿子真是有病。卷479循吏冷鼎亨传，谓传主对民间进行教化，“以《孝经》证圣祖《圣谕广训》为浅说，妇孺闻之皆感动。”（第43册第13088页）康熙帝发布的是“圣谕十六条”，雍正帝作的是《圣谕广训》，作者将它张冠李戴了。卷280朋春传云，康熙十五年“授（朋春）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调本旗满洲。”二十一年，“寻擢朋春正红旗满洲副都统”。（第34册第10136页）朋春任满洲副都统职，究竟是康熙十五年，抑二十一年？紧挨着的叙述就自相矛盾，令读者无从取择。卷256董卫国传，云传主于康熙二十一年调任湖广总督，遭到廷议，康熙帝保护他，“月余，卒，赐祭葬。”（第32册第9797页）如此写法，使人以为他是在康熙二十一年的当年死亡的。经查《清史列传》卷七其本传，知董氏是在康熙二十二年受廷议，并亡故。《清史稿》在二十一年任职后，忽视了年代，把下一年的事紧接着写出来，于是将传主的谢世提前了一年。诸如此类，无庸再举。好在有一些专题文章，讲到了另外的种种错误。《清史稿》正是由于这类毛病，令人不敢相信它，名誉大减。本书作者不敢誉其为好书，这是大原因。 

　　要想了解《清史稿》各种误失的详情，佟佳江著的《清史稿订误》一书应该可供查阅。该书由吉林大学出版社于1991年梓行，对《清史稿》的一些志、表、传的记载不准确文字作出订正，主要是地理志、职官志、皇子世表、公主世表、藩部表、诸王传等部分的，并非对全书作出批评。 

　　（五）《清史稿》的传记工具书 

　　有关《清史稿》的工具书不只一部，如武作成编的《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在清史稿艺文志原有书目外多所增加，又制作书名、作者姓名索引，便于检索。这是书目的工具书，与人物传记小有关系，如查考人物有何著述，但对人物传记资料而言，联系就很有限了，所以不去说它。下面仅介绍传记专门工具书。 

　　《清史稿纪表传人名索引》。何英芳编，中华书局1986年梓行，上下两册。索引所收录的，系本纪中的十二皇帝之名，十种表中的人名，列传里的传主，即本传、附传、附见、传主先世的姓名（附见中无事迹、无官爵不录）。人名下注出其传记资料所在《清史稿》中的册、卷、页码，并加星号于本传、附传页码之后，以便读者先找出该人传记材料集中的处所，而所指出的册页号码，系中华书局1977年版本的。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编排，书后附有笔画索引以备读者使用不同的方法检索。详见其《例言》，并附录于后。（【附录7，1页】）《清史稿》的列传部分多达三百余卷，人物过万，没有人名索引，要寻找某人的传记所在，相当的费时费事，以至一时查不出来。因此《清史稿》的读者有此一编在手，得到很多的便利。 

　　此外，房兆楹等人编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孟森编的《清史传目通检》（《清代史传通检》），与《清史稿·列传》的人名索引亦有关系，容至第十四章再叙。 

　　（资料来源：《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