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在晚清以通达洋务、洞察时弊著称。他作过第一任出使英、法两国的钦差大臣，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位值得注意研究的人物。肃顺在晚清朝廷大员中，以延揽人才为重，能泯除满汉门户之见，放手任用汉人，在满人亲贵里头，算得上庸中佼佼。《清史稿·肃顺列传》称他：“睥睨一切，而喜延揽名流。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及举人王闿运，高心夔辈，皆出入其门。”
《清史稿》这一叙述，没有细审当时的史实，和郭嵩焘在京的行迹，说郭“出入其门”，似郭和肃的关系十分密切，郭似有趋炎附势之嫌。这和郭的实际形象是不相吻合的。
查咸丰八年，郭嵩焘以翰林院编修受尚书陈子鹤荐举，奉旨在南书房行走。郭和陈相知，是咸丰三年郭随曾国藩、江忠源在江西办理军务时，陈以丁忧大员，在籍奉命办理团防，郭和他“同居危城两月有余，朝夕会议”1，因而彼此款洽。郭以翰林闲职得入南书房，跻身皇帝近臣，并非肃顺援引。咸丰九年，僧格林沁奉旨办理天津防务，奏调郭嵩焘帮办军务。肃顺托幕友龙皥臣转达，说他想邀郭嵩焘留京，郭没有答应2，郭如与肃顺往来密切，有话自不会通过中间人传达。郭若依附肃顺，肃顺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臣，既要他留京，他还会不惟命是听吗？
肃顺当时任户部尚书，很想整顿部务，兴利除弊，有借重郭的打算。不料被僧格林沁着了先鞭，调走了郭。留又留不住，于是再托龙皥臣，请郭书面陈述户部应行兴革的事宜3。郭就自己所见，作了答复。答复的部分原文载《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编。《摭忆》说该文“作于咸丰十年僧王幕次”。据《郭嵩焘日记》，其实该文作于咸丰九年正月，郭尚未离京。由两人的两次间接交往，可见双方关系并不密切。肃慕郭才，却没有及早荐举任用。郭在当时清廷眼中，并没有被指目为肃党，还可从肃顺被慈禧诛后不久，郭由两淮盐运使擢署广东巡抚一事得到证明。郭如与肃交亲，有肃党之嫌，是不可能获得这样的不次超迁的。
郭并没有如《清史稿》所云出入肃顺之门，其最有力的证明，是郭的日记。咸丰八、九、十年，郭在京期间，造肃顺府不过四次。一次是和龙皥晤谈，并未见肃；一次是照例往三家道贺，其中一家为肃顺，一次是在随僧赴津前，分赴两人处，大概是商谈赴津公务；第四次为咸丰十年新春往包括肃顺在内的各家拜年。另外在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曾“赴文昌馆肃裕亭（即肃顺号）之召”。日记中记友朋宴饮的饭局极多，月必五、六次。而记肃顺邀宴的仅此一回。三年之中，不过四、五次泛泛的交往，两人形迹疏阔如此，足见《清史稿》“出入其门”之说是失实的。
肃顺后来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罪人。薛福成的《庸庵笔记》将他和端华、载垣合称“三奸”。但郭氏在《感事》诗4中，对肃顺毫无指斥之意，反而引张华、晁错相比，隐寓推许之情。平心而论，肃顺在晚清朝廷大员中，明于知人，办事励精图治，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人物。郭氏对他的痛悼，恐遭罗织，只能隐约其词：“众人皆欲杀，吾独怜才。”郭氏的惋借之情，细释诗意，是不难推的。肃顺炙手可热时，郭既未夤缘趋附，希冀升迁肃顺被诛后，郭又没有随声附和，痛加贬斥。于此更足窥见郭氏守正不阿的品格。一个时代守正不阿的人占优势，邪门歪道的动乱才不会泛滥成灾。无论古今，这样的品格都是难能可贵的。
注释：
1、《花随人圣庵摭忆》引《玉池老人自序》。
2、据《郭嵩焘日记》（一）。
3、《郭嵩焘日记》（一）。
4、见《郭嵩焘诗文集》卷10。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88年第9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