囊括万卷、分为六编三十二典的《古今图书集成》，编成于清前期康雍年间，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资料最为丰富的类书典籍，被誉为重要的“百科全书”，足以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相提并论。《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由朝廷组织编纂，成于众人之手，而《古今图书集成》的酝酿与初稿，却基本成于陈梦雷一人。其成书与刊刻的经历，也在明清这三部煌煌巨著中最为曲折。

论“附逆”蒙冤受屈

陈梦雷，清顺治七年（1650）出生于福建侯官的普通读书人家。他幼年聪颖，从小便以才华名动乡里，十多岁成为秀才。二十岁刚过，陈梦雷高中举人，次年又连捷荣登进士之榜，出任近侍帝王左右的庶吉士。三年后散馆，陈梦雷以成绩优异选授翰林院编修，正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前程一片大好。

选任翰林院编修的康熙十二年（1673）底，踌躇满志的陈梦雷回乡省亲，没想到命运的无常，亦由此降临。其时靖南王耿精忠驻藩福建，正在搜罗名士，并秘密联络驻藩云南的吴三桂，策划举兵反清。陈梦雷回到福建不久，即与同样返乡的同年李光地一起，遭到耿精忠的威胁“礼聘”。陈梦雷与李光地同里、同官，“最称莫逆”，又同陷“裹胁”之厄。两人进退维谷，不得已在福州密约，由陈梦雷假意留于耿精忠幕中虚与委蛇，同时寻机“离散逆党，探听虚实”，而李光地则设法还乡，经偏僻小路向朝廷报讯，请兵入闽平叛。

随后耿精忠公开起兵，胁迫陈梦雷出任伪职。陈梦雷托疾“不受事”，却以父母被拘，始终无法脱身。由此期间所作“陷身入污泥，不若鲢与鲤；何如养神威，潜伏渊潭底”等诗句，不难看出其难言的烦闷与痛苦。李光地以“父疾”回到老家，匿迹深山，“挨延半载”始将两人商拟的“请兵疏稿”删改，然后单独具名，以“蜡丸”密送朝廷。

“三藩之乱”平定后，李光地大受康熙帝赏识，青云直上。未得脱身的陈梦雷却被诬以“附逆”之罪，枷送京城，入狱论斩。李返京后将同年探花、时任左赞善的徐乾学所拟救援疏稿上呈康熙帝，却“一语未及”两人曾于福州同谋请兵、陈梦雷不得已留耿营“探听”之秘事。陈梦雷的“附逆”之罪，遂百口难辩。（《福建通志》陈梦雷传）康熙二十一年，陈梦雷虽在众人申救之下免除死罪，但仍被发配山海关外的奉天尚阳堡。

刚过而立之年的陈梦雷万分悲痛，宛如从人间天堂直落地狱的深渊。其《东行口占》诗称：“瘦骨可堪边塞苦，敝裘宁耐朔风寒。临歧不洒伤心泪，忧国当年泪已干。”蒙冤受屈的陈梦雷到达戍所即大病一场，几乎送掉性命。受其牵累，留于侯官老家的老父弱母先后去世，陪同他流放关外的妻子，也病故于离家万里的苦寒之地。

但陈梦雷仍以文人的独特方式，对抗命运的不公。在谪戍东北漫长的十六年时间里，他一直未放弃读书，其渊博学识也逐渐打动了周围的民众与官员。他在戍所开设云思草堂，得到奉天府尹高尔俨及其继任者董秉忠的优礼，“诸公卿子弟执经问学者接踵而至”。陈梦雷一面教书授徒，一面创作著述，先后编撰有《周易浅述》《盛京通志》《承德县志》《海城县志》《盖平县志》等公私著述，既彰显了过人才学，也极大促进了当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感恩遇竭勤修书

陈梦雷于人生困境中异乎寻常的毅力与坚持，也为自己赢得了时来运转的契机。康熙三十七年秋，康熙帝以亲征平定准噶尔之功东巡告祖。陈梦雷闻讯，“匍伏道左”。康熙帝读到陈梦雷苦心创作的“献诗”，十分欣赏，诏令将其赦免归京。次年又以其学识渊博召入内苑，陪侍刚刚晋封为诚郡王的皇三子胤祉读书。康熙帝指令陈梦雷出任寄予厚望之皇三子的读书师傅，既是对其才华的高度肯定，亦是对其人品的充分信任。对于久戍关外的“罪人”而言，更具有“平反昭雪”的特殊意义。

颠沛多年的陈梦雷获返京城，“深蒙圣眷”，于城北获得赐宅、赐田，“笃学好古”的胤祉亦“礼士爱人”。陈梦雷感激知遇之恩，决心编纂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书，以倾心相报。他后来在《进汇编启》中回忆称，自己“赋命浅薄，气质昏愚。读书五十载，而技能无一可称；涉猎万余卷，而记述无一可举。深恐上负慈恩，惟有掇拾简编，以类相从，仰备顾问”。入侍胤祉不久，陈梦雷即着手搜集王府邸藏及自己的藏书，开始摘录分类，酝酿编纂类书。恰好康熙帝也正有编修书籍大典之意，闻知其情，大加鼓励。胤祉回府传达圣意，称“《三通》《衍义》等书详于政典，未及虫鱼草木之微；《类函》《御览》诸家但资词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必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勒成一书，庶足大光圣朝文治”。陈梦雷“闻命踊跃，喜惧交并”，“不揣蚊力负山，遂以一人独肩斯任”。其自发酝酿的个人修书，也上升为亲郡王领衔的文化盛举。

为便于编书，胤祉在邻近其赐园即西郊熙春园的水村一带，购得庭园一所，专作陈梦雷的修书之地。康熙帝还特意临幸其水村别墅中的书斋，御书“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联句相赐。句中以传统文化常用的松、鹤二物，赞誉陈梦雷坚忍不拔、君子贤能的高洁品行，陈梦雷惊喜交加，由此改号“松鹤老人”，称其修书所居曰“松鹤山房”。

类书编纂于康熙四十年仲冬正式启动，陈梦雷“自黎明以至三鼓，手目不停”，竭尽全力。至四十五年初夏成稿三千六百余卷，“自上古至元、明，皆按代编次”，分类约计六千，名为《古今图书汇编》，“规模大略已定”。（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在临水的园林别墅中坐拥图书万卷，从事自己最擅长的读书、修书工作，这应是陈梦雷一生中最为惬意、也是其才华最得舒展的黄金时段。“赐宅在城北，此宅本华胄。扈跸诣西郊，别业多榆柳”，可见其心情之舒畅。

但汇编成稿后，胤祉并未如陈梦雷之愿，将之“进呈御览”。这大概是因为随着太子废立风波的影响，自己亦于康熙四十八年晋封为和硕诚亲王，热心文教的胤祉也难免萌发政治野心。十年后的康熙五十五年九月，胤祉借机进呈陈梦雷已编成多年的书稿，试图为自己增加夺嫡筹码。重视文教的康熙帝果然龙颜大悦，御赐改名《古今图书集成》，又诏开“古今图书集成馆”，任命胤祉为监修、陈梦雷为总裁，令其在原稿基础上再详加校订、扩充，同时以最新的铜活字技术排版刊印。

此后数年，陈梦雷即在熙春园附近的修书馆中，一意增订编校，成效显著。由于类书的篇幅从此前的三千六百余卷扩充至一万卷，工作量巨大，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帝去世，陈梦雷虽已率人完成全书的编纂，但排版、校订、印刷等项尚差最后一步。

受牵累书刊名隐

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帝胤禛继位，开始清算此前曾与其争夺皇位的康熙诸子。参与夺嫡的皇三子允祉（胤祉改名）自难幸免，专侍允祉笔墨的陈梦雷更首当其冲，成为皇室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陈梦雷二十余年的修书梦想，亦被无情击碎。

十二月十二日，即位不足一月的雍正帝发布上谕，称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严令将其父子“发遣边外”，在京子弟亦皆“奏明驱遣”。（《清世宗实录》）根据清宫密藏的旧档，可知陈梦雷私自供奉“大位之牌”一事被雍正帝得知，应是他第二次被流放东北的直接诱因。（杨珍《陈梦雷二次被流放及其相关问题》）但其中更深层的原因，则当与康熙后期允祉曾参与夺嫡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雍正帝在上谕中将《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完全归功于康熙帝一人，称“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今古、汇合经史”。他诏令派人“润色增删，仰副皇考稽古博览至意”，既借以敲打曾经的政敌允祉，更不无攘功之意。

雍正元年（1723）正月初五日，雍正帝下令以蒋廷锡、陈邦彦为正、副总裁，将《古今图书集成》“重行校看”，“逐一改正”讹错与应删、应添字句，“务期竭心尽力”，“以成皇考未完之书”。经过近三年校刊，到雍正三年十二月，以铜活字排版印刷的《古今图书集成》告成进呈。雍正帝亲自作序，高度称赞蒋廷锡等人“阅三载之勤”、“厘定三千余卷，增删数十万言”，彻底抹去了此前允祉、陈梦雷等人的始纂功绩。以致此后一百多年间，人们都将《古今图书集成》归功于蒋廷锡等重校者，而始终其事、辛勤编纂其书二十余年的陈梦雷，反倒湮没无闻。

但历史终究会还人以清白。雍正年间负责“重加编校”的总裁蒋廷锡，就在奏折中明确说道：“查得《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编书馆）已刷过九千六百二十一卷，未刷者三百七十九卷。”而陈梦雷原来招集的编修人马，除陈梦雷本人及其子侄、门生十多人被黜革、发遣外，剩下的60余人仍原盘保留下来，成为校刊增补《古今图书集成》的绝对主力。雍正帝也在奏折中批示：“改印者不必，恐后有论将已成好之书改坏，大有所关。如必有不可处，亦当声闻于众而行”，明确表达了对原有书稿尽量少改、慎改的态度。

《古今图书集成》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