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十几头云南野生亚洲象迁徙的消息牵动人心。据调查，象群从2020年3月开始离开原栖息地云南西双版纳进入普洱市。之后，象群首次进入玉溪市峨山县界内，朝着昆明方向前行。一年多的旅程里，它们曾迎来小象新生、同伴离群……直至靠近城市、“造访”人类、悠游远足、重返故地……一路吸引大众的关注，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影响。新华社报道：“在绿水青山之间，象群所到之处，百姓悄然避让。”不仅没有发生人象冲突，这群象还“自带流量”刷爆网络，一时间成为出圈的“网红象”。法新社报道：由于严格的禁猎法律保护，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濒临灭绝的亚洲象数量正在增加的地方之一。过去30年里，中国的野生大象数量翻了一番。报道援引研究亚洲象多年的西班牙野生动物专家阿希姆萨的话说：“最让我惊喜的是，这些大象非常健康，也很顽皮。尽管它们在人口稠密、不熟悉的地区游荡，但它们看起来过得很好，非常开心。”美国媒体报道，中国云南迁徙象群“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大受欢迎”，美联社网站刊发的文章称赞：“中国游荡的象群成为国际明星。”柬埔寨网站Khmerload指出：“在云南，一群大象迁徙数百公里，走累了就躺下睡觉，也没有伤害他们，真的很和谐。”面对如此罕见的迁徙，人们一路关爱保护，谱写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篇章。

一、历史上大象的南迁

在中国历史上，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大象在不断迁移，主要是南迁。据考证，四千年前，大象还在中国北部地区经常出现，而今天的野象仅存于中国西南的保护区里。

大象的分布曾经非常广，除了大洋洲和南极洲外，其他各洲几乎都能发现它们的踪迹，但随着气候环境变迁，现在大象也只存亚洲象和非洲象两种，其中亚洲象目前濒临灭绝，在我国境内仅存300多头。

我们经常可以在100万年至50万年前的文明遗址中挖掘出大象化石。考古证据表明，在远古时期大象曾经遍布中国的华北、东北、西北各地，是人们狩猎的对象。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就出现了商王猎象的文字，“今夕起雨，获象”，描述了商王在傍晚下雨时捕获了一头象的事情。我们比较熟悉的河南简称“豫”，在《说文解字》里是“象之大者”的意思，也许可以推断地处中原的河南在过去能够经常看到大象。

从西周开始，大象的活动范围已经从中原转移到江淮流域，北方人对大象或只是一种“想象”了。至秦末汉初，一部分象群再次从江淮流域南迁到现在的两广、云南，以及越南和缅甸一带。当时秦末南海郡尉赵佗趁乱兼并桂林、南海、象郡，成立了南越国，南越国相当于现在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其中的“象郡”或因盛产大象而得名。

偶有一些大象还残留在江淮地区，三国时期孙权把大象这种土特产送到许昌，成就了“曹冲称象”的美谈。北宋之后，大象在这个地区的踪迹几乎消失殆尽，却在福建的一些地方史料里出现了关于大象的记载。到了晚清，大象逐渐聚集在两广和云南地区，但也并不多见。

古代中国的大象经历了无奈而漫长的南迁过程。在数量上，大象也从曾经可以组成象队随军作战的规模，进入到现在的稀有保护动物行列。大约自宋朝以后，居住在北方的人们就很难见到大象了，仅在皇家礼仪中才能看见这种可爱的动物。

二、大象的命运

在深厚的中华文化里，“大象”二字包含了太多的意蕴。《老子》第四十一章，宏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虽然此处“大象”是形象本源的意思，和今天说的动物大象很不同，但内涵上，“大象”总是象征美好、宏大。大象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瑞兽，它总与祥瑞相连。因为“象”与“祥”音近，大象还代表着吉祥如意。

然而，大象有着漫长的被人类奴役和屠杀的历史。至少在商朝，大象就被用来作战了，商纣王就曾经使用大象攻击黄淮之间的东夷部落，正是乘着这次商朝征战东夷内部空虚之际，周族出兵讨伐而一举灭商。周公旦为了纪念这次伟大战役，创造了礼乐“三象”，内容是表演象乐和象舞。遥想纣王用象队征战东夷的场景，此时的礼乐表演似乎又带着一丝嘲讽。由于大象庞大而壮实的身躯，在春秋时期楚昭王曾摆出“火象阵”：在大象尾巴上点火，接着把它们赶入敌人的阵营。冲进敌营的大象因生理的疼痛而疯狂地碾压、践踏敌方兵士，令敌军望而生畏，最终不断后退，纾解了楚国困局。

人们很早就知道大象智商高、通人性，可驯化成为载人、载物的工具，还能用来耕种、表演和娱乐。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开始驯化大象，用于宫廷仪仗队。

元朝仪仗中有负责准备物资的队伍——顿递队，驯象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元史》有载，“顿递队有象六，饰以金装莲座，香宝”。舞象在元朝也是统治者休闲娱乐、宴请宾客的必备项目。

明朝时为训练朝会庆典使用的大象，还设置了专门的象房。弘治八年（1495），朝廷在宣武门内西城根就建了一所“驯象所”，并设立大象饲养员“象奴”一职进行专门照顾，乍一听，大象地位被尊崇抬高到超越了喂养者。

清初农民军领袖李定国善用象阵作战，“象十三，俱命以名，封大将军，所向必碎”。顺治十一年（1654），“清兵来援，定国故匿上骑，用步卒进。清兵驰之，卒左右避，突出象，蹴踏腾越，敌骑惊仆，大军乘之，死伤遍野，获器械无数”。（《李定国纪年》）

有清一代，大象在北方更为稀奇，只有部分官员可以在皇家仪式中看到。来自朝鲜的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录了他第一次在避暑山庄看到大象的情形，那时乾隆帝的仪仗队里有两头大象。据清朝档案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宫廷豢养的大象数量多达39头，有象房至少42间。如此多的大象对食物的需求量也很大，给清廷造成一定的负担，后来宫廷喂养大象的数量就逐渐减少了。光绪年间，有不丹和印度马戏团来到北平，带来了狮子、大象和老虎的表演，还在颐和园内给慈禧表演了大象戏，慈禧看后非常高兴，给了表演者不少赏赐。

随着西方马戏团的入驻，大象不再仅为宫廷御用，而走向面向大众的舞台。1881年，在繁华的上海，交70文钱就能到宝善街的吉庆公栈观看老虎表演。同时，沪上报纸登出“新到一只暹罗大象，可听懂人类语言，会磕头跪谢”的广告，这头大象由来自安南的象奴进行引导表演，观看地址是四马路的一品香番菜馆，每人100文的费用，远超观看老虎表演的70文费用，可见当时人们对大象的兴趣之高。

至于民国，大象要么被送往马戏团，要么进入动物园，无论在哪里，通过表演供人娱乐都无可避免。1933年，上海的文庙路市立动物院购买了一头印度大象，还准备设立水族馆，开展第一届芙蓉鸣禽比赛，据说报名十分踊跃。随着电影技术的出现，电影中也开始添加大象等动物情节，吸引人们前往观看。

从古至今，大象都难以摆脱被奴役的命运，或作为打仗、交通、表演工具，或成为买卖的商品。人类对大象的捕猎有着很长的历史，象牙十分珍贵，象皮可以做成盾牌，尾巴可以做成装饰品，这些都成为人类屠杀大象的“理由”。甚至有专家认为，它们最终会像猛犸一样灭绝。随着人类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野生大象的命运终于逐步得到改善。

三、结语

今日中国这十几头野生亚洲象北迁复南归的故事，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和称赞。象群迁徙过程中，各级政府、当地群众和动物保护组织协同配合，根据象群活动轨迹，结合周边地形、水源和食源条件，研判迁移线路，细化诱导和防控方案，加强亚洲象活动区监测与管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疏堵结合，“盯住象”“管住人”，保障象群食源，减少人象遭遇，为人与动物和谐共生提供了经验与范例。

近年来，我国亚洲象保护成果显著，在加强栖息地保护管理、采取有效措施缓解人象冲突、重视亚洲象异地保护、加强公众生态科普意识和科学保护意识的培养、对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亚洲象国际保护合作等方面做出了努力和探索，亚洲象从1985年的180头左右增长到了现在的300头左右。种群的快速增长，体现了中国动物保护工作令人瞩目的成绩，也给世界带来了惊喜。

亚洲象的迁移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涉及生物学、生态学、动物行为学，乃至社会学和管理学的跨学科和多学科问题，其具体原因和应对措施有待跨学科多部门持续研究。

作者简介

刘姗姗，女，1985年生于安徽。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后，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中西关系史、边疆史地，在《历史档案》《新史学》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