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虎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大型猛兽，也是人类危险的敌人和需要防范的灾祸。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类掌握了农耕技术，渐渐与虎所栖息的山林拉开了距离，人口的密集和防卫能力的加强也使虎不敢轻易接近人类生活区。但当发生聚落分散、战乱、饥荒时，老虎也会因捕食而与人类发生冲突。人与虎在侵害与反侵害的关系中建立了恐惧与希望交织的矛盾意象，并对虎进行了神化和合目性的塑造，虎崇拜由此产生。

虎是早期狩猎民族共同崇拜的动物神之一。虎被作为动物神形成于最原始的自然崇拜，最初被认为具有广义的神性。崇虎是氏族成员之间共通的“殊荣”，代表对勇猛精神的崇尚。包括虎图像在内的原始艺术，既有客观再现，又有想象和夸张的成分。神灵既被人们赋予超现实的力量，也被表现为一种超现实的形象。

最早出现虎图像遗迹的地区，是游牧民族曾经生活过的区域。在宁夏贺兰山东麓的崖壁上，有数以万计的距今约三千年前至一万年前不同时期的岩画遗迹，内容除了放牧、狩猎、祭祀、战争、娱舞等生活场景，还有许多包括虎图像在内的动物图案。甘肃省嘉峪关黑山岩画、黑龙江流域萨卡其·阿梁岩画中也发现了不少虎的图像。这一类图像，有“神面纹”“兽面纹”“饕餮纹”等多种说法，概因其纹饰无法完全对应于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生物。兽面纹应是完全处于蒙昧时代的人们崇尚鬼神及其认知自然的审美化产物。

贺兰山东麓麦如井岩刻虎、大西峰沟岩刻虎（新石器时期）

在春秋战国的墓葬壁画、帛画、画像石上充当魂灵导引者的龙凤，到了汉代，由于“四灵”及神仙观念的影响，被换成了虎。虎呈现为身体蜷曲弯转，如龙或身生双翼的形象，动势更加强烈，既被作为护卫灵魂、引魂及噬食鬼魅的神灵，也是与人相斗的英雄。考古资料显示，早期出现的虎图像，尚能看出虎的形体特征；而到了良渚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直至周代早期，一种极为风格化、图案化的奇异形象被广泛用于玉器、青铜器的器表纹饰。这种纹饰以一种大型猫科动物的面部形象为主体，再掺杂糅合其它动物的面部造型特征，显现为似人、似兽又似神的神秘形象。

青铜器动物首纹饰·商

汉代画像砖、石、壁画中的虎

巧合的是，布老虎的造型与原始时期的兽面纹极为相似。民间艺术依靠记忆承续历史，从这一角度而言，或许布老虎与兽面纹之间的联系并非巧合，母亲巧手下的布老虎并不是乡野村妇的随意绣绘。在封建社会中期已被作为吉祥物而广泛流行的虎形象，延续了始于原始艺术的兽面纹，其中，对称、巨眼、阔嘴是虎的艺术形象的标志性特征。

山西省的布老虎帽子（上图是虎帽的变体狮头帽，一般是给女孩使用。民间的狮、虎在实际制作中很自由随意，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特征区别，一般较多使用的标志特征是耳朵，很多制作者以花边形耳朵再装饰卷曲纹用于标志狮子，以和虎形成对偶关系。）

饕餮纹与布老虎帽的图像对比

在山西的南部、中部和东南部一带，虎造型的布艺制品是家庭中的必需品，甚至就像祖宗牌位一样不可或缺。所不同的是，对待祖宗牌位只有深切的敬畏，是对生命的赋予者，也是家族中最可靠、最强有力的保护者的战战兢兢的供奉；而对于虎造型手工艺品，心理上则是亵玩和敬畏并存的，不管是穿的还是玩具，都带有触手可及的温度，传递了对家族绵延的祈愿。对于虎的地方性解释极为多样，笔者在考察中发现，方圆二十里内就会出现有差异的解释。但是所有地方都有一个对虎造型手工艺品尤其是虎玩具的共同认知，即它是孩子的“保护神”。这一点不仅在山西，几乎全国有虎造型手工艺品出现的地方，对其民俗功能都有同样的解释。

二

崇虎习俗的广泛流播，与自古以来各地出现的虎患有关。历代关于“虎祸”“虎害”的记述很多。我国最早记载的虎患，发生在秦昭襄王时的西部地区：“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明〕陈继儒《虎荟》）东汉时，“宋均为九江太守，郡多虎患。数为民患，常募设槛阱而犹多伤害”。（〔明〕王穉登《虎苑》）“后汉童恢为不其（今山东境内）令，邑有虎患。”（〔清〕龚炜《巢林笔谈》）宋太宗至道元年间的陕西“梁泉县虎伤人”（〔清〕《陕西通志》）；南宋嘉定中期（1208～1224）察院罗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杀”；“南宋保祐二年（1254）江东多虎，有司行襘口之典”（〔清〕褚人获《坚瓢集六集》）。

明清时期，我国西部地区沿山西、陕西经四川到贵州、广西以及云南等相互毗邻的省份，都发生过程度不同的虎患。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北南漳和福建古田还发生过严重的华南虎灾。（谭邦杰《虎》）

在明代中期的福建、广东、广西一带，华南虎引起的较大虎灾就达25次之多。英宗天顺三年（1459），福建莆田县城北依山诸村遭到群虎袭击，人畜伤亡数以百计。宪宗成化八年（1472），又发生了虎灾，伤人畜不减天顺三年之数。到世宗嘉靖年间，虎灾更加频繁。嘉靖六年（1527），虎入广西武缘县城为害；嘉靖七年，福建延平府多虎暴……明代后期，虎灾相对减少，但仍形成很大威胁，如万历元年（1573）七月，福建福宁州，有虎自春至秋在宁德西乡，白昼行村落，人被伤四五十，畜被伤者无算；万历十一年，有虎自福州奔至沙县尤溪，伤人无数。四川地区的重庆府是虎患多发地区，府属江津县在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多虎患，县令黄昭祷于神乃息”。

在清代，江西省约53%的州县发生过虎患，其中有6个州县发生了5次以上虎患。雍正年间的《瑞昌县志》卷六《艺文志•遣虎牒隍神文》载“瑞昌一县半靠山谷而居，清盆等乡多赖樵苏活命，今有良田、乌石等处地方猛虎成群，其遭残齿而死者不下百数十人矣”，致使“有夫妻而不能完聚，抛子女而任其流离，朝为无病之生人，暮作深林之怨鬼”。

云南在清代至少有近50个厅、州、县有虎出没，分布遍及云南东西南北，以滇南、滇西和滇东北分布较广（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五八《物产考•动物》）。

刘石溪在《蜀龟鉴》卷五中粗略统计了清初四川死于虎口的人数：“自崇祯五年为蜀乱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后定”，四川全境范围内均有不少人“死于瘟虎”。清初，川北人口十分稀少，“城市鞠为茂草，村疃尽变丛林”。顺庆府附廓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申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506名，虎噬228名，病死55名，现存223名。新招人丁74名，虎噬42名，现存32名（中国档案汇编明清档案史料集刊之一《明清史料》）。

明清虎患严重，因而灭虎也是“兴师动众”。康熙十年之后，各地基本恢复生产，但虎患依然相当严重，民间自发和官方组织力量打虎，有时甚至出动官兵助剿老虎。钱泳在《履园丛话》卷十四《祥异》中载：“陕西汉中府西乡县出一猛虎，伤人无算，猎户与官兵莫能制之……时村家养牛数十头，正在山上，见此虎至，群牛皆退缩，唯一牛独前，与虎对视久之，忽奋力一角穿虎喉，虎立毙。报之县官，遂将此虎赏畜牛之家，并以银五十两奖之，一县称快。”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统治者马上夺天下，有尚武精神，康熙帝和乾隆帝在木兰围场打死老虎，立碑为纪，标榜神力。人们在把虎当作英雄时，也将虎作为一种显见的物质实体力量的标志。人由惧虎而崇虎，猎虎而崇虎，在现实与理想的愿景中平行而进，从而形成互动关系。

三

人虎冲突实际上是在争夺生存空间和食物资源。虎主要栖息在人类干扰少、有蹄类猎物密度高的森林生态系统中。大面积的森林砍伐，破坏了虎的生境。任可澄、杨恩元编纂的《贵州通志》中记录了明代皇家为建造皇宫、皇陵、王府，三次到贵州大规模采办建筑用木的情况。皇家用木多为楠木、杉木、樟木等名贵木材，百姓生活安定时对木材需求量也很大，砍伐活动多不胜数，以致山林迅速减少。《明统志》记：“楠木、杉木，府县俱有。”到了康熙、乾隆年间，楠木、杉木即使在偏远的深山老林也难觅得，出产这几类树种的贵州，在道光时期的《遵义府志》上还记录有杉木、红豆、浆梨树、水红树、黑达树，到了民国时期的《贵州通志》上已没有了记录，还有的地方比遵义还早就没有了这些树种。《铜仁府志》记载，楠木“旧出深山中，今已伐尽”，杉木“旧产山间，今已伐尽”。（袁轶峰《明清时期贵州生态环境的变化与虎患》）

明清时期由于战乱、灾荒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或迁徙，使大面积靠近城区的田土变成荒芜之地。从顺治元年（1644）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计176年间，据《清实录》记载，全国共发生自然灾害2467次。年均被灾约14次。无论是水灾、旱灾、雹灾、虫灾等自然灾害，一旦发生，首先出现的是粮食减产或颗粒无收。贵州人口据明代官方记载总数始终没有突破30万，这一数字到清初的雍正以前又下降到21388丁数，约计10万人（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由此，一方面百姓的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人烟稀少，为草丛、灌木丛等次生林的恢复提供了有利契机，为虎提供了栖身之所，也扩大了老虎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因要解决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开垦耕地而毁林造田，造成多地林木资源枯竭，山林成了人和虎都要争夺占用的生存空间。

庞尚鹏在《清理大同屯田疏》中写道：“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垦。”清代《秀山县志》卷三记载：川东秀山县一带光绪年间已是“垦辟几尽，无复丰草长林”。无序开垦破坏了山林的植被，虎栖居的山林被大量破坏，使虎的食物链被切断，只得下山觅食，由此也就加剧了虎患的发生。清代陆长春在《香饮楼宾谈》卷一《肉身土地》中记载了在“九边”沿线上的山西宁武县，其境内“多虎，村民被噬者甚众”。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正刚调查客家移民史时，对川渝虎患做过深入研究，他认为当时虎患多以城镇为主：“这与陕晋地区虎患多发生在山区不同，它是流民在开发山区的过程中形成的，川渝虎患则因战乱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或逃往深山避难，反而使城镇空墟荒凉所致。”

进入近代以来，各地虎患记载大为减少。清代同治朝《万县志》卷三《地理志•物产》中记载：四川地区“虎豹熊罴殆无常产，县境四面皆山，在昔荒芜，尚或藏纳。今则开垦几尽，土沃民稠，唯见烟蓑雨笠，牛羊寝讹而已。”清道光年间由王槐龄纂修的《补辑石柱厅新志》引《旧志》中记载：“野禽兽皆居山中，人渐多，虎豹熊罴亦稀矣。”

20世纪初，亚洲野生虎种群规模还较大(10万只左右),分布较广。但由于人类的过度猎杀和栖息地破坏等因素影响，野生虎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现存虎亚种全部都是极度濒危物种，且都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强，公众生态科普意识和科学保护意识的提高，以及对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的严厉打击等，人虎冲突罕见。人们也就只能在动物园或者保护区内看到老虎，或者在文化艺术作品中欣赏到《武松打虎》《二虎斗》《龙虎川》《龙虎斗》《玉虎坠》《虎丘山》《虎西门》的故事了。

作者简介

吴昊，女，山西人。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艺术学）年鉴》执行主编、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艺术学、非遗保护、民间美术。著有《母亲的艺术——从虎图像看民俗符号的文化学意义》，组织并参与编撰多部国家级非遗类图书。在《美术》和《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