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敬（1630—1712），字子端，号说岩，晚号午亭，清代泽州府阳城（山西晋城市阳城县）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后改庶吉士，历任经筵讲官（康熙帝的老师）、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曾主持编修《康熙字典》。他还两度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风纪之责。康熙四十二年（1703）任文渊阁大学士，成为赞理机务、表率百僚的宰辅之臣。

陈廷敬以清勤廉慎的从政之道，为康熙盛世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反贪倡廉、肃清吏治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和措施。他正直敢言，屡屡上疏或进表，诸如《请严考试亲民之官以收吏治实效疏》《劝廉祛弊请敕详议定制疏》《请严督抚之责成疏》《直陈言官建白疏》《制钱销毁滋弊疏》等等，大都针对社会长期存在的弊端，就发展生产、倡俭惩贪、察吏安民、赈灾救荒、国家统一等方面，提出切实的建言和改革主张，对于康熙朝整肃和廉洁吏治发挥了显著作用。　

《请严考试亲民之官以收吏治实效疏》

清代法律规定，除正途之外，还有两种异途的入仕方式，即捐纳与恩荫。所谓捐纳，头绪纷繁，既可捐在任的官缺，也可捐国子监的贡生和监生出身，或者捐官衔、捐封典等荣誉，甚至可以靠捐纳使罢官复任，减免职官考课等。捐纳又分作两种：一是常行捐，凡捐贡监出身、官衔、封典等为常行，清朝从未间断；二是暂行捐，凡捐实官为暂行。原规定只有遇到特殊情况和特别恩典才可捐，实际上暂行捐的次数也非常多，后来竟成了清朝的一个重要财源和吏源。三藩叛乱期间，清朝用兵西南，政府财政困难，大开捐纳之门。捐纳虽然可以暂时缓解财政困难，但副作用极大，不仅是贪污腐败之渊薮，而且大大降低了官员的整体素质。捐纳入仕者的素质明显低于正途出身者，他们“或生长富贵、未识诗书，或年力未强、不阅民社，一旦膺百里之任，不免措置乖方，有伤吏道”。（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另外，出钱捐官的人大都是“将本求利”，当上官后很少有不鱼肉百姓的，他们中饱私囊，残民害政，工于应酬，钻营巧滑，更造成衙门的严重腐败。

针对这种情况，陈廷敬向康熙帝上《请严考试亲民之官以收吏治实效疏》，提出对捐纳正印官者进行考试。疏中写道：“亲民之官，其职至重，至于文移簿书期会讼狱之事，皆身自经理，不得假手胥吏，使夤缘为奸其事又甚难也。”（亲民官员对于文移、簿书、期会、讼狱之事，都要亲自料理，不能假手于下属胥吏。）正是由于“亲民之官，其职至重”，因而需要有一定治理能力的人担任（“须略晓文义之人委以民社之寄。”），“而与民最亲者，无逾于知府、知州、知县者矣。”州县官作为“亲民之官”，是真正负责地方实际事务的基层官员，他们虽然处于官僚系统的底层，但由于数量庞大，且直接面对民众，对民众的影响最大、最直接，“官贤则民先受其利，官不仁则民先受其苦”，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对州县官的选任。陈廷敬根据当时兵部有考试武举、吏部有考试招民知县的先例，提出要严格对亲民之官（知府、知州、知县）的选用，建议对知府、知州、知县，“有未经考试遂行捐纳者，于选除之时，仍行考试”。但考试不用八股文，而是考以有实用价值的时务策一道、判一道，要“严加防察，毋得令其代请传递，徒应虚名”。这一建议得到康熙帝的认可，对于提升清朝地方官素质、擢用循良、夯实“吏治之始基”起了很大的作用。

《劝廉祛弊请敕详议定制疏》

崇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俭可养廉，俭朴多了，私欲虚华就少了。俭为廉之根，廉为俭之果，崇俭有助于官员守住清正廉洁的底线。陈廷敬十分注重保持节俭之风，从政五十余载，官至宰辅，生活上却很节俭，他常说“我自长贫甘半饱”，因此有“半饱居士”之雅号。对于家人，陈廷敬也引导教育他们清廉自持。山西省阳城县的皇城相府（陈廷敬故居）至今还存有《陈氏家训诗》：“百岁光阴易掷梭，痴儿莫得等闲过，起家绍业由勤俭，处事交人贵缓和，酒饮三杯须用止，书攻万卷未为多。……”陈廷敬之弟陈廷弼出任临湘知县时，他写诗嘱咐“宦途怜小弟，慎莫爱轻肥”，即莫贪图轻裘肥马，要保持节俭之风。他还写诗“凭寄吾宗诸子姓，清贫耐得始求官”，教导出去做官的家里人不要看重功名利禄，要保持清廉的节操。他还时常嘱咐家里人，凡行为不端、送礼请托者，一律不准进家门。这些无不折射出陈廷敬节俭清勤的良好家风。

康熙帝平定三藩之后，经济日渐复苏，国家日益富庶，但随之而来的奢靡之风也日渐兴盛，官宦之家锦衣玉食、轻裘锦绣者比比皆是，官员攀比导致的贪腐之风也越来越严重。陈廷敬深感担忧，痛心疾首，于是向朝廷上《劝廉祛弊请敕详议定制疏》，指出贪廉这两方面，是做一个合格官员的关键。然而奢俭这两者，又是造成贪廉的根由。要使官员清廉，就先要使他们养成节俭的品质（“贪廉者，治理之大纲，奢俭者，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先使之俭。”）对于某些官员不能廉洁奉公的因由和危害，陈廷敬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认为，古时候，从衣冠、车马到服饰器用，办理婚丧大事，都要贱不得逾贵，小不得加大。现在由于与身份、地位相应的威仪不明晰，奢侈之风未消除，以至贫穷的人办事节俭反受讥笑，富有的人铺张而无人反对，使得大家竞相奢侈，成为一种风气。于是，贪污求利，触犯法律的事就跟着多起来，而且日趋严重。（“古者衣冠、舆马、服饰、器用，贱不得逾贵，小不得加大。今或等威未别，因而奢侈之习未尽化也……绮纨之服，机丝所织，花草虫鱼，时新日异。旧者尤新，新者已旧。贫者循旧而见嗤，富者即新而无厌，转相慕仿，积以成风。外官之任者，或拥仆从数十百人，衣轻策肥，车马阗咽，震惊道路。”“由是则富者黩货无已，贫者耻其不如，冒利触禁，妄冀苟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好尚嗜欲之中于人心，犹水失堤防也，是教化之所宜先务矣。”“欲教以廉，当先使俭。”“其始由于不俭，其继至于不廉，其卒至于天下饥寒。”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陈廷敬奏请敕廷臣严申定制，以挽颓风，建言通过朝廷立法，严格衣冠服饰等级的方式，禁奢靡之风。“敕下廷臣，博考旧章，官员士庶官服、衣裘、饰用之制，婚丧之礼，有宜更定者，斟酌损益，务合于中。”“至若外官，舆马仆从，不得过奢。制度既定，罔敢浚越，则节俭之风，庶可渐至。”

康熙帝认为陈廷敬的上疏切中时弊，遂交大臣讨论，并下旨“务须返朴还淳，格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务实，崇尚书俭至意”，要求严格奉行定制，禁革奢靡，避免因官员奢侈贪腐而误国。虽然囿于思想认识的局限，借助衣冠器物方面严格的等级制度来倡俭戒奢在今天看来颇有不解，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建议了。

《请严督抚之责成疏》

陈廷敬主管过吏部，也主管过都察院，对吏治十分熟悉，他认为吏治之重点在于督抚，因为总督管辖数省，巡抚专任一方，得其人则事治民安，失其人则奸丛滋弊。康熙二十四年八月，陈廷敬又上《请严督抚之责成疏》，针对胥吏贪得无厌、骚扰百姓的情况，他认为督抚应以上率下、以身作则，朝廷应加强对督抚的考察和责任追究。

奏疏开篇即提出“今天下之事，系于督抚”，提出督抚的职责在于“察吏安民”，考察和指导吏员，使百姓长期安定下来，并不是让吏员只明察于理事，尽自己的职责就够了。陈廷敬驳斥了“民自犯法耳，于督抚何尤”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借用孔子的话说明“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要使百姓不触犯条令，不如先行上之教。行上之教，就要首先检查督抚。“上官廉，则吏自不敢为贪；上官不廉，则吏虽欲为廉而不可得”，有鉴于此，“方今要务，首在督抚得人”。要慎选督抚，选官应以公心爱民勤政廉洁为准。他们要不为利欲所动，自己身正，才能管好吏员，吏员也不必整日想着如何曲意逢迎、巴结上司，都留心为民办事，百姓就能够休养生息。他还建议，应给督抚下一通令，凡保荐州府县官，必须考察他们有没有不法行为。对违犯者严加惩处，这就会起到以一儆百的作用。对于督抚的考察，不仅要看他是不是廉洁奉公，为群吏做出了榜样，还要看他有没有讲读律令，向老百姓宣传礼法和圣谕。（“为督抚者，既不以利欲动其心，然后能正身以董吏。吏既不以曲事上官为心，然后能加意于民”，“夫然后民可徐得其养，养立而后教可行也”。）而皇上考察督抚，则应以洁己教吏，一心养民教民为称职。

为将考核落到实处，他还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考察督抚的建议：“督抚保荐府州县官也，须要第一条，实填一本官无加派、无火耗、无黩货词讼、无朘削富民十九字；第二条，实填一本官实心奉行上谕，每月吉，聚众讲解，乡村、乡约讲解二十二字，如保荐不实者，请勅部将保荐之督抚、具揭之司道，并所保荐之官严议处分。”这样就迫使督抚保荐州府县官时，必须考察他们有没有不法行为。对违犯者严加惩处，这就会起到以一儆百的作用。

《请严督抚之责成疏》受到康熙帝的高度重视，将此疏下部，要求“如所请通饬督抚，嗣后保举开列实绩，以无加派火耗等事为第一条，实心奉行上谕，每月吉，聚众讲解为第二条。如保举不实，督抚降二级调用，司道府降三级调用”，并作为定例执行，对整肃吏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直陈言官建白疏》

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官”，关系最要，清代科道官员可广泛查阅院部机密档案，掌握大量机密。为维护皇权，保证监察的效果，清代在打击朋党的同时，也严厉反对科道官徇私阿党。规定凡科道官员所上奏折，不可与人商量，如本人自行泄露密奏，或私自存留底稿者，一经发觉，治以重罚。然而在一次次的党争之中，科道官经常沦为官僚们党同伐异的工具，他们勾结权贵纠劾异己，或者以弹劾而谋私利者，屡见不鲜。这种科道官参与党争，各自为党争效力，肆情弹劾对方的情况，必然大大降低监察机关的权威性与监察法的严肃性。还有一些科道官则是因循推诿，明哲保身，“上下推诿，以为固然，彼此相安，以苟岁月”，这也势必要削弱监察法的权威与职能。因此，陈廷敬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期间，多次告诫下属，要洁身自好，严格杜绝与官员之间的互相宴请拜谒等不正之风，凡有建言，不许提前泄露给堂官僚友，严禁“指使嘱托之弊”，同时也绝不能毛举细故，敷衍塞责。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陈廷敬又上《直陈言官建白疏》，请皇帝申饬科道官以期清除陋习。第一，言官应省事而择言。陈廷敬认为“科道之设，所以广耳目而申献纳，于人才之邪正、吏治之贪廉、事关生民利害者必正言无隐，而后克副斯职。如中外臣僚果有奸贪不法，因革事宜，果有纪纲关系者，则当切实指陈，否则与其生事以塞责，不若省事而择言。盖专欲以塞责了事，则不免毛举细故，剔摘成例，驯至于刻薄繁碎，不急之务，而无禆于圣朝宽大经久之规。”因此，“与其生事以塞责不若省事而择言”，“若能省事而择言，则必持重而养锐，言不轻发，发而必当，使不肖之徒有所警戒顾忌而不敢恣意为非。”第二，条奏贵乎简明。针对群臣对皇上“万方臣庶共矢讴歌”的情况，陈廷敬有自己冷静而理性的思考，认为“进言之体贵乎简明”，“言官于条奏建白之时缀述数端，既不足以扬盛美之万一，而于言事之体有不当然者”，言官不应当拍马屁，“以无补之繁言琐渎圣听”，因此建议皇上“严勅科道官，不得踵习前弊，多引烦词。如有不遵，量加处分。庶几息便辟之风，作謇谔之气”。

《直陈言官建白疏》充分体现了陈廷敬刚正不阿，实事求是的高洁品质。陈廷敬正直敢言，曾两次领衔都察院，身为左都御史对全国监察事务可谓尽心尽责。其在任上，惩贪制恶，不畏权贵，一心为公，使贪官污吏闻风丧胆。

陈廷敬辅佐康熙帝长达半个多世纪，一生居官恪慎清廉，鞠躬尽瘁，素以廉洁传世，“清贫耐得始求官”便是他一生始终奉行的为官之道。康熙帝称赞他“恪慎清勤，始终一节”，《清史稿》给他以“清勤”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作者简介

焦利，女，1968年生，山西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副社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行政管理改革》主编、编审。长期从事中国法律史和监察法制史的研究，著有《清代监察法及其效能分析》《清朝反贪大案》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