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中国农历辛亥年，是个极不平常的年份。在这一年，保路运动、武昌起义、袁世凯复出等一系列事件接连发生，对时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一年，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行将落幕，历时268年的大清王朝在最后125天里土崩瓦解。在引发结束帝制的这场变革中，几乎每一个重大环节都留有庆亲王奕劻的踪迹，他与辛亥政局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密切，他的所作所为对政局走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组阁加剧政局动荡
1911年5月8日清廷设立责任内阁，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冀图以此缓和时局，渡过统治危机。
责任内阁的设置，“其阁员之配置则仍本之摄政王”，体现了摄政王载沣的组阁意图。载沣之所以要在辛亥年急于成立责任内阁，目的是为了平抚立宪派、地方督抚以及其他官僚利益集团对其施政的诸多不满，并以此转移民众斗争的视线，达到消弭革命与内乱的双重目的。
实际上，载沣选择奕劻出任总理大臣，实有迫不得已之苦衷。虽受慈禧太后遗命监国，但载沣生性懦弱，缺乏慈禧那样的威望，加上年轻无经验，无法应付当时动荡复杂的局面和朝廷内部激烈的党争。而奕劻则不然，他身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数朝，“系四朝老臣”，又长期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和军机处，门生故吏与社会关系遍布朝廷内外，尤其于列强各国及北洋集团、地方督抚等方面，其私人关系“俱有阅历”，可谓树大根深，盘根错节。载沣要想渡过危机，就不能不借重奕劻稳定政局。此外，载沣用奕劻组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欲借奕劻平衡他与隆裕太后之间的权力之争。
然而，让清廷始料未及的是，奕劻内阁一出台，便因为阁员中满汉人数比例失调，被国人视为“皇族内阁”，遭到各种政治派系的反对。
内阁成员“满人占多数”，以及总、协理均由昔日军机处要人担任，加剧了国人在满汉关系和新政诚意这两个关键问题上的猜忌与不满。1911年5月10日的《申报》载文道：“内阁总理大臣一席，竟授之庆邸而以那桐、徐世昌为之副，当此政治机关之嬗代，而以旧军机之人物位置之，吾不知其果能一新政局、奉承圣旨而慰人民之望否乎？”
急于想借立宪进入权力阶层的立宪派更是针锋相对，认为“自阁制有派庆邸为总理大臣及另设副理大臣之两说宣布后，早为舆论所反对。谓庆邸不足当总理之任，副理为各国阁制所无，理当修改。今钦定阁制颁发而曾不稍变其宗旨，则是政府绝不以舆论从违为意，而实行宪政之神髓先亡”。（《对于钦定阁制之疑问》，《申报》，1911年5月10日）“自初十上谕发表后，一般稍有智识者，无不绝望灰心于政府。”（《新内阁史·发表后之舆论》，《时报》，1911年5月18日）奕劻内阁出台不久，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即请都察院代递“呈请亲贵不宜充任内阁总理折”，要求政府于皇族外另简大臣充当组织内阁之总理。矛头直指内阁总理大臣奕劻。
地方督抚也同样不依不饶。责任内阁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力，改由各省交内阁统辖，这让地方大员完全不能接受。因此，封疆大吏欲借立宪抵制中央集权，对新成立的责任内阁明确表示反对。两广总督张鸣岐认为：“我国颁定阁制，新内阁今已成立矣，然发政施令有不厌天下之望者，辙借制诏为护符，仍诿其责于皇上，阳袭责任内阁之名，阴背责任内阁之实。”他明确提出：“确定内阁之责任，不以政权私之懿亲之手。”
奕劻于危难之际受命组阁，本意在刷新政治、收揽人心，却不料刚上台便遭到立宪派与地方督抚的联合攻击。“庆邸侦知联合会反对皇族内阁后，即谓盛宣怀曰：‘我本不愿干此事，屡次恳辞，监国不允，今日被他们攻击，殊觉无谓。但当初大家劝我就任，岂不是侮弄我吗？’”（《庆内阁果将辞职耶》，《申报》，1911年6月15日）在四面受敌的情形下，奕劻心灰意冷，遂以“德薄能鲜，不能胜任愉快”为由，屡辞内阁总理大臣一职。但奕劻的消极与不作为，更授反对派以口实。这种朝野纷争的结果，使本来危机四伏的宣统政局变得更加糟糕。
立宪派与督抚的合流及对清廷的离心离德，是辛亥年政局发生转变的隐机，是清朝总危机爆发的前兆。“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张孝若《辛亥革命前后》）奕劻组阁致使人心尽失，不仅没有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反而导致政局更加失控，其结果与组阁初衷南辕北辙。
二、引发保路运动
1911年5月9日，奕劻任内阁总理伊始，即签署了铁路干线国有令，最终引发了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的保路风潮。
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为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给事中石长信的名义上奏，并得到载沣支持。“监国初尚迟疑，嗣盛因湘鄂两省官绅于粤汉铁路借款签押一事纷纷反对，且两湘士绅均预备递公呈于都察院反对此事，故即假石长信之一折，在监国前极力怂恿收回国有，遂有前日之谕。”（《干路收归国有之主动力》，《申报》，1911年5月18日）奕劻内阁成立第二天就匆匆通过这一引爆政局的法令，显然是载沣早就决定好的。奕劻对此并不情愿，甚至以辞职来卸责。《申报》1911年10月3日发文说：“此次庆王辞职之故，实为川路之事与己不同意，既不同意而强使之为内阁总理以同负责任，则其心有不甘，而其辞职也亦宜。”签署铁路干线国有令引发保路运动，“坐失全国之信用”，保路运动又成为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这一系列因果相递关系，实为奕劻所始料不及。但作为总理大臣，奕劻内惧于载沣之令，外惧于列强压力，虽然明知不妥，但最后还是屈服权势并签署了这项引爆政局的文件，显然是难辞其咎。
三、荐袁出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第二天上午，当军谘府的值班官员拿着瑞澂发来的急电，请示毓朗怎么办时，这位军谘大臣不再像往日那样坚决不让奕劻插手军事，相反却相当痛快地表示：“这是内阁的事，我们不用管，还是让内阁去办吧。”（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在这种情况下，奕劻只得召集紧急会议，匆忙商讨应对之策。
10月14日，奕劻、那桐、徐世昌联合推动载沣起用袁世凯。“闻内廷议起用袁项城，监国不应，且哀泣。”（剑农《辛亥革命始末记》）奕劻对载沣说：“当前这种局面，我是想不出好办法。袁世凯的识见、气魄，加上他一手督练的北洋军队，如果调度得法，一面剿一面安抚，确实有挽回大局的希望。不过这件事要办就办，若犹豫迟延，就怕民军的局面再一扩大，更难收拾了。并且东交民巷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说’。”那桐、徐世昌也从旁附和。载泽是反对这个建议的，不过他也拿不出什么办法。载沣同隆裕太后商量，隆裕也束手无策。最后，奕劻“再三力保”，并且力辞内阁总理大臣一职，建议由袁世凯担任，于是“（隆裕）太后主起用袁，议乃定”。这样，就在当天，清廷发布上谕，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负责督办剿抚事宜。
奕劻力促袁世凯出山，除了希望袁世凯帮助他支撑局面、力挽狂澜，以袁为助力来平衡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斗，亦是其主要目的。然而，奕劻没有料到，袁世凯复出，已不再具有昔日庆袁联盟性质，而是袁一枝独秀的局面。袁世凯复出前，国内政治势力主要是清政府与南方革命军之间的博弈，政局前景并不明朗。由于袁世凯复出，国内各种政治势力重新出现分化组合之势，形成清皇室贵族集团、袁世凯集团、立宪派集团、地方督抚实力派以及革命党集团相互博弈的复杂局面。其中，立宪派集团、地方督抚实力派将收拾战乱局面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清皇室同样希望袁世凯做第二个曾国藩，“消灭”南方革命军。而南方革命党也在积极争取袁世凯同意共和、反戈清廷，就是列强在华势力也由支持清室转而扶植袁世凯。袁世凯一时成为可以决定时局走向的重要人物。袁世凯复出后，主张与南方谈判议和。以此为转机，南北双方开始由对立走向和解，各方也由军事博弈转向探索建设适合国情的国体与政体上面，捉摸不定的政局逐渐稳定并日渐明朗起来。这个结局，奕劻在向载沣担保袁世凯“没有别的问题”时，同样意料不到。
四、推动清帝逊位
袁世凯复出掌权后，政局进一步向共和方向倾斜。
（一）袁世凯方面
袁世凯执掌清王朝军政大权之后，权力欲望骤然滋长，这棵奕劻在清廷危难之际搬出来的救命稻草，已经不会再按奕劻所愿倾力拯救清王朝了。相反，袁世凯要抓住这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既利用革命政权，也利用清政府，上下其手，翻云覆雨。“从危机开始时起，袁世凯便看起来对解决的办法颇有把握。尽管满洲人和共和派同样地讨厌他，两派都觉得他靠不住，他却善于使他们觉得少了他不行。他用辞职加以威胁，迫使清廷作出一个又一个让步，直至退位。他给列强以这样的印象，仿佛惟有他才是威望服众，才能保证国泰民安并维持中央政权。他在军事上对共和派谨慎相待，与共和派谈判，利用其对外来干涉的恐惧，使后者把共和国总统的宝座奉献给他。”（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二）革命党方面
自从武昌事起后，除北方六省外，其他各省纷纷独立响应，南北方代表虽然已经开始上海谈判，但南方代表明确表示出了“不妥协态度”。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明确表明了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绝不妥协的立场和决心。
（三）立宪派及其他力量
武昌起义后，共和已成为国人追逐的潮流所向，张謇为首的立宪派迅速倒向革命派，各省督抚或作壁上观，或起而响应共和。1911年11月12日，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监国摄政王载沣递文，指出“川鄂事起……旬日之内，望风离异者，十有余省。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他们希望载沣“幡然改悟，共赞共和”。这期间，南方和谈总代表伍廷芳亦致函奕劻，“请皇上及监国逊位，同赞共和”，指出“舍此别无良策”。12月，北方谈判代表唐绍仪叠次来电，称南方“极言共和不可不成，君位不可不去，并言东南各省众志佥同，断无更易，语甚激决”，“彼党坚持共和，不认则罢议，罢议则决裂，决裂则大局必糜烂”。1912年1月3日，“驻俄公使陆徴祥，联合驻外各国公使，电请清帝退位”。（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15日，前两广总督袁树勋致电清廷，请早定共和政体；同日，岑春煊亦电清廷，请认共和政体。19日，清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奏请“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更重要的是，早在1911年12月31日，就连清政府卧榻之旁的直隶滦州也发生了新军官兵要求共和的武装起义。接着，又传来天津巨绅劝直隶总督陈夔龙“俯顺潮流，从权独立”的消息。
（四）列强方面
1911年12月24日，英国公使朱尔典在巴尔敦陪同下拜会庆亲王和袁世凯。此次会谈，奕劻得到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列强不会再像咸同时期那样用武力帮助清政府干涉革命；二是清政府亦不可能从列强那里得到财政援助。这让奕劻感到沮丧。31日，《盛京时报》报道说：“庆邸目前照会某某两国政府，略谓对于保存清廷须加意护卫，惟某国答复极为冷淡，且述今日之中国不必以君主政体为是云云。”报刊的报道大致表明了外国列强的态度。
更让奕劻难堪的是，在面临财政恐慌要求借款时，“四国银行考虑借款申请的唯一条件是：赋予袁世凯同革命党人议和的全权，并进行革命党人所要求的不论多大程度的改革”。这将意味着“将满人逐出内阁，重新安排高级官吏，取消满人的一切特权”。（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不仅如此，列强非但不帮助清政府，反而要求清政府与革命党妥协。英、德、法、美、日、俄六国政府联合发出警告，“劝革清两方面，各派委员，迅速妥协，中止现在战斗为要”。（马震东《袁氏当国史》）1912年1月12日，外国商人团体上海商务理事会干脆致电奕劻，公然要求将“建议皇上退位作为和平解决的一项预备措施”。
列强的态度让奕劻彻底明白，借助列强武力干涉已经不再可能，外国列强无意再帮助清廷维护帝制。
在这种情势下，奕劻认识到清王朝大势已去，用清帝逊位来换取袁世凯与南方临时共和政府对皇室、皇族的优待条件，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至此，奕劻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他不再对清王朝的保全存有幻想，而是利用自己“最得隆裕太后之宠信”的有利条件，开始说服隆裕太后有条件地交出政权。最终，在袁世凯与革命党的内外压力下，“皇太后似已内命庆亲王就目前时局问题与日、英两国公使磋商”。在剥夺载沣摄政，同意袁世凯与革命党议和，直至最后同意清帝逊位等涉及清王朝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隆裕太后皆听从了奕劻的主张与建议。
在南方临时政府、袁世凯集团与奕劻三方合力推动下，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逊位诏书。很快，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南北重新统一，政局暂时趋于稳定。奕劻为辛亥乱局画上了句号。
作者简介
马平安，男，1964年生，河南卢氏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治史、晚清史，著有《近代东北移民研究》《晚清变局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走向大一统》《北洋集团与晚清政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