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制造影像的方式，摄影不仅以其生动性、直观性、即时性革新了记录历史的方式，而且因其技术性、实用性、廉价性而成为平民艺术的典范。晚期时期，摄影术既作为一门光学知识，又化身为一种影像技术设备传入中国，将传统手绘影像引向机械造像，开启了中国影像近代化历程。
1839年，法国画家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 Daguerre）发明“银版摄影术”，正式宣告摄影术的诞生。三年后，随着中国门户被渐次打开，摄影术便由西方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等传入中国。
摄影以照相机为基本器械。这一“洋玩意儿”到底为何物？晚清普通民众最初可以说懵然无知。因此，当时不少书刊予以详细的介绍，大略解答了如下三个问题：
其一，照相机的基本构造。照相机主要由镜箱、暗匣、快门等核心部件构成，《格致汇编》《东方杂志》和《女子世界》等期刊皆有文图示其形，并详解了各部件的类别及其性能。下图为《女子世界》所载照相机构造图。
图片来源：志群《普通写真术》，《女子世界》（上海）第2卷第3期，1905年。
镜箱由镜头和暗箱组成。《格致汇编》有文专门介绍了不同形制的镜箱。依其所言，其时主要流行“廉价镜箱”“精制镜箱”“特设镜箱”“通方镜箱”“新式镜箱”“精制镜箱”“表式镜箱”“女性镜箱”“手托镜箱”和“双眼镜箱”等形制。其构造或简单，或复杂；其体量或轻巧，或笨重；其性能或适于远拍，或适于近摄，或适于女用，或适于男用，或适合拍摄静体，或适合拍摄动物，或适于拍摄人物，或适于拍摄山水，或适于随身携带，或适于配置屋内，或适于明摄，或适于暗拍，或适于初学者使用，或适于专业者购置。
镜头为照相机的成像元件。《格致汇编》以图文形式介绍了各种相机镜头的形制和性能，其中着重阐述了“人物镜”“山水镜”“速照镜”“大角度镜”“小角度镜”“跑马镜”的形制。《东方杂志》有文根据镜体多寡将照相机镜头分为“单合式”镜头和“复联式”镜头，又根据“镜面之平凸”将其分为“大角度镜”和“小角度镜”，并述其性能异同。《理学杂志》有文则将照相机镜头分为“单透镜”和“复透镜”，逐类详解其构造和优缺点。这些文献对相机镜头的分类虽然不尽相同，但究其要意，大略阐明一个基本原理，即相机镜头主要由光学玻璃制成的单透镜或透镜组构成，依其焦距长短来划分，略可分为标准镜头、广角镜头、长焦镜头、定焦镜头等。因透镜形式及其组合不同，便在性能上出现差异，形成所谓人物镜、山水镜、广角镜、小角镜、速照镜、跑马镜等。
镜头中除了镜片外，还有一个重要部件光圈。它是一个用来控制光线透过镜头、进入机身内感光面光量的装置。晚清多种期刊文献述及光圈的形制和功能，认为光圈之功用犹如“眼中隔帘，能令透入镜体之光，穿过此圈，愈觉清晰。”值得一提的是，《理学杂志》在介绍光圈的功能时，还论及“光圈值”。光圈值又称“焦比”（F-number），等于镜头的焦距除以镜头口径的直径，既表示镜头的通光量，又表示镜速（Lens speed）的量。F值越大，光圈越小；反之，F值越小，光圈越大；通光量的强弱，又与曝光时间成反比例关系。
暗箱为承装组成照相机的各种部件的载体。《东方杂志》述及其沿革，其中提到意大利建筑师阿尔伯蒂（Leon Batisti Alberti）和英国发明家维吉伍德（Thomas Wedgwood）、福克（Captain Fawke）在照相机制作史上的贡献。阿尔伯蒂研制出最早的暗箱，其构造是：在暗箱前端开一孔，在暗箱后端贴一张白纸作为光屏，被摄物体的反射光经过小孔，即可在暗箱的后端成倒立的实像。这是照相机的前身。维吉伍德利用针孔成像原理，将凸透镜置于暗箱针孔位置上，制成“晦影照相机”，映像效果更为清晰。福克以软皮制作暗箱内腔，能使镜头前后移动，便于调配光距。
快门是照相机的成像控制元件，其类甚多。一般而言，快门速度慢，所拍摄的影像会呈现流动感。若欲将运动中物体拍摄成定格影像，则要用快速快门。《东方杂志》介绍了两种快门：一是焦平面快门（Focal-plane Shutter），装在机身内，曝光速度极快；二是中心快门，也叫叶片快门，由若干个金属薄片组成，类似于光圈。《格致汇编》也介绍了当时流行的几种快门，其中述及后世常用的“用橡皮泡启闭之快门”，谓其最为便捷。
暗匣为放置胶片之匣，论材质有木制、铁制之分，论容量有双片匣、多片匣之别。晚清报刊文献多有介绍，略曰：两片匣为平常室内摄影所用，多片匣多用于露天照相；日常摄影以两片匣为佳，旅客携用则须配多片匣，否则不敷所用。
其二，照相机的成像原理。照相机是利用小孔成像原理制作的，按照光学原理，小孔所成之像为倒立且左右颠倒的实像，其与物体大小之比为小孔到成像屏的距离除以小孔到物体的距离，小孔越小，成像越清晰。《理学杂志》有文以形象的语言阐述相机的成像之理，略曰：相机的构造一如人之眼睛，其凸透镜如同眼球，成像板如同视网膜。相机“镜面之于物象，惟为反射之作用，而非由对象（写映之景物）发光线以集映于镜者也。若暗室中景物之所以倒影者，则由对象所放射之光线，屈折而成，如人之眼球，其网膜即壁面也，瞳孔即圆形之小孔也。虽所映之画像，诚不若肉眼实见之真切，然其原理固无二也”。眼睛视物，根据物体远近，由“筋肉之伸缩”来调节眼球之凹凸，相机成像亦需有“适度之距离而后可”。
其三，照相机的种类。由于镜箱构造不同，相机便形成多种类别。《格致汇编》提及多种相机，《东方杂志》更集中介绍了其时流行的十种相机：一为“寻常摄影器”，构造坚固，可摄大小照片，“藉此营业者，多乐用之”。二为“手提摄影器”，有匣式、折叠式之别，构造轻巧，便于携带。三为“远景摄影器”，镜头前备一远镜，可摄取远地景色。四为“海底摄影器”，其镜可伸入海中，摄取海底景色。五为“微物摄影器”，可用于显微镜上。六为“双镜摄影器”，有镜头两枚，成像呈立体感。七为“多镜摄影器”，其镜头有至八九枚者，一摄即成数像。八为“活动影戏摄影器”，可瞬间连摄数影。九为“纸鸢摄影器”，器体甚小，可装于风筝和鸽体之上，进行高空拍摄。十为“廓大摄影器”，能将小形像片随意放大。
由此可见，晚清文献已将照相机的制作原理、基本构造和类别等基本知识呈现于读者面前。
摄影是通过镜头会聚光线，将景物投影在胶片上，通过冲洗、印放的制作过程得到与实物相同的影像。摄影术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定影和显影，二者所及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感光技术和感光材料。晚清文献对此皆有比较详尽的论述。
一般认为，瑞典学者席勒（Carl Wilhelm Scheele）是照相感光理论的创始者，其后经法国发明家尼埃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èpce）、达盖尔等人的努力，感光技术和材料逐渐走向成熟，摄影由此成为一门重要的成像技术。《万国公报》《东方杂志》等刊对以上学者的生平业绩皆有介绍。尼埃普斯的贡献是，通过感光实验，拍摄出世界上第一张永久保存的照片，其制作工艺是：先在金属板上敷上一层薄沥青，然后将其置于照相暗盒内，用以拍摄窗外的景色，曝光时间长达八小时，最后通过石油和熏衣草油混合剂的冲洗，“金属板上即现影像”。尼埃普斯去世后，达盖尔继续考求摄影之法，最终于1839年宣布发明“银版摄影术”。同年，法国政府购买了这一专利，并命名为“达盖尔法摄影术”。这一技术的基本流程是：先以碘蒸气熏制出具有感光特性的碘化银版，然后在暗箱内将银版曝光，复以水银蒸气熏染被曝光银版，其曝光处便产生影像。
达盖尔摄影法虽然是摄影史上最早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摄影法，但其感光度很低，感光时间很长，不便于用，因此其后又有学者予以改进。《东方杂志》曾述其梗概，其中提及英国化学家戈达德(John Frederick Goddard)、塔尔波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和法国物理学家菲佐（Armand Hipplyte Louis Fizeau）等人的贡献。如其所言，戈达德发现，在达盖尔银版中掺入溴成分后，其感光力更强。菲佐发明了氯化金调色法，使照片显影效果更加持久。塔尔波特研制出“负-正照相工艺”，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著名的“卡罗式摄影法”，从而一举奠定了现代摄影技术的基础。
卡罗式摄影虽较达盖尔摄影法为优，但其感光度仍不够高，因此改良感光材料便成为提高摄影技术的关键。1851年，英国雕刻家阿切尔（Frederick Scott Archer）发明了“火棉胶摄影法”，《东方杂志》述及其操作程序。此法的最大优点是，它能拍摄出像达盖尔式摄影法那样清晰的影像，而成本却不到达盖尔式摄影法的1/10；同时，它像卡罗式摄影法那样，能进行反复印制，而影像质量却远比塔尔波特摄影法精细。但此法也有一大缺陷，即其所用感光材料火棉胶为湿版，不仅制法繁琐，而且不便于携带。因此，后来有人又研制出干版感光材料。
《东方杂志》《振华五日大事记》《普通学报》等刊皆述及干片感光材料研制情况，其中介绍了法国人柯罗酊（M.Gaudin）发明的“柯罗酊干版”，法国人陶配诺（J.M.Taupenot）制作的火棉胶干版，英国人马多克斯（R.L.Maddox）、贝耐特（Charles Bennett）等制作的明胶干版等，其中明胶干版感光速度只有1秒。
诚然，摄影技术的改进并不限于感光材料方面，晚清文献也提及其它方面的进展，如彩色照相法、夜间照相法、水下照相法、腹腔照相法、远程照相法、针孔照相法等。相机定格的永远是瞬间的静止，但人们却渴望留住在时间中流动的画面，于是便有了发明连续摄影的需要。经过多年探索，美国摄影师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于1878年发明“连拍”技术，用以拍摄活动画面，由是引领世界跨入“电影和电影摄像时代”。1879年，《申报》有文报道了这一新发明。
照相机被誉为人类“最理想的记录影像”的工具。自其发明以来，大受世人赏用。据考证，摄影术正式公布两个月后，行销于澳门、香港的英文周刊《广州报》即登载了一位美国人讲述参观达盖尔实验室及观看银版照片的一封信函。这或许是本土国人首次知晓摄影术。1844年，法国人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在澳门、广州拍摄数十幅银版照片，记录下首批中国影像，其中一张为两广总督耆英像。
就笔者所见，晚清最先记录摄影术的著作是成书于1849年的《西海纪游草》。该书作者林鍼曾游历海外，并携一台“神镜”（银版照相机）回国。最早提及照相机的期刊是《遐迩贯珍》。1854年，该刊所载《日本日记》记述美国使团曾赠送日本幕府以火轮车、浮浪艇、电理机、日影像、耕农具等物，其中所谓“日影像”即照相机，“以镜向日，绘照成像，毋庸笔描，历久不变”。《日本日记》的作者为粤人罗森，曾任美国摄影师布朗（Eliphalet M.Brown）的助手，于1853—1854年随美国东印度舰队前往日本。
随着摄影术的输入，作为“营生”的照相业也应运而生。从报刊和私人著述看，香港、广州最早设立照相馆。1845—1846年，西人在香港设馆照相，并在《德臣西报》刊登广告。受西人启发，华人也陆续在香港开设照相馆，至1870年代中期“华人照相馆已经取代洋人照相馆在香港照相行业的霸主地位”，其中以华芳、宜昌、缤纶、时泰、日成、介石等照相馆著称。到了1880年代，香港的照相业已非常兴盛，皇后大道的照相馆吸引着外国游客的光顾。
广州在开埠后也很快传入摄影术。1846年，湘人周寿昌游历广州时，曾目睹新式“画小照法”（摄影术），于日记中记其事曰：“人坐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镜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1861年，桂人倪鸿在广州亲眼目睹了西人设馆照相情形，并作《观西洋人以镜取影歌》，以生动的语言描述了照相馆营业情形及“湿版法”拍照过程，谓其摄影效果“百年之内难模糊”。
踵香港、广州之后，上海至迟于1850年代出现了照相馆。1852年9月，《北华捷报》刊登一则瑞典人和荷兰人合伙在上海开设照相馆的广告信息，谓其“拍摄肖像、袖珍小照、合影、翻拍、景观等等，技艺高超，无人能比”。1862年，英国摄影师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在上海开设森泰照相馆，《上海新报》曾刊登其营业广告。1853年，上海出现了首家华人开设的照相馆，即丽昌照相馆。至1880年代，上海的照相馆已达数十家之多。时人有诗咏其繁盛景象曰：“照相申江几十家,门前罗列尽娇娃。美人一去留真相，付与多情满路夸。”
摄影术入华后大体循着由沿海到内地之路传播。据记载，1860年前后,日本人木村夫妇来到福州,开设了庐山轩照相馆。1872年，粤人在汉口回龙寺开设荣华照相馆。1874年，重庆开设了第一家照相馆。1875年，天津开设了第一家照相馆。1876年，“京师照相馆，近有数家”。至1883年，“照像法中国人皆能之，各省皆有”。19世纪末，京、津分别以丰泰照相馆、鸿记照相馆和恒昌照相馆、武斋照相馆称誉业界。20世纪初，耀华与保昌、宝记、至真并称上海照相业“四大天王”。宣统年间，京师照相馆林立，“门前高挂放大像镜，或为政界伟人，或为花丛名伎，任人观览，以广招徕”。
随着照相业的兴起，其业务广告亦不时见诸报端。如1873年初，《申报》刊载华兴照相馆广告，谓其“得洋人传授照相，药料真实，照相十分清楚”。1888年7月，刊发上海蓉镜轩照相馆发布的“电法照相”广告，谓其“照出之相，神色生辉，且能永存，永无退色之虞”。1894年8月，刊发北京丰泰照相馆广告，谓其摄影技术“京都第一”，“无论照人以及山水、飞禽、跑马，各得其神”。1897年10月，刊发上海耀华照相馆广告，劝说世人“务须照相”，有曰：“人生世上，无论为父母，为夫为妇，为子为弟，随时皆宜照一小像。譬若出外营求，父亲不相见，有此像可慰生离之悲苦。如不幸短命，亦何至如郑庄公之绝地相见哉。故照像之事，所费无几，所益甚大。举世之人，咸宜照一像传留，洵不易之道也。”
照相业的兴起促使照相器材生意的产生，上海报纸曾载有不少出售照相机及照相“药水”的广告；同时，也引致照相技术需求的增长。一些洋行看中了这一市场，专门从事照相技术培训，也有人开设专门照相“学堂”，教授照相各法。由于照相业的兴盛，其时寓居上海的西人还成立了类似摄影协会的“影相会”，“意欲维持照像取乐之人，尽心考求照像理法，互相砥砺，彼此印证，以便会内诸人”探讨改进摄影与格致学有关事项。
摄影术传入中国之初，国人曾心存疑惧，甚者视之为“妖术”，惧其摄人灵魂。据说恭亲王奕訢第一次面对照相机时，“脸色死灰，……担心这个机器随时可以夺去他的性命”。但是，随着照相魅力的展现，国人逐渐由疑惧转为喜好和赞美。《点石斋画报》有文评照相术之神奇曰：“自泰西照相之术盛行于中国，不论人物、草木、楼台、殿阁皆可尽纳于尺幅之中，纤毫毕现，盖其究心于光学也精矣。”《画图新报》曾并列刊登“画小照”和“拍小照”图，通过对比显示出照相与画像之优劣，其谓“拍小照”曰：“栩栩欲活得神似。”而谓“画小照”曰：“五官虽具一无神。”
进入20世纪，照相已成为“中国都市生活的一部分和社会生活近代化的一个标志”，备受世人称赏。《万国商业月报》有文道及照相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益处：“照相之道，由来尚矣。或千里怀人，恍如一室；或神交异地，藉识荆州；或生死已隔，留为纪念；或英雄豪杰，以示景行。如此者不可屈指计，然犹其小焉者也。推而大之，于商业可免冒名之弊，于官事可便逋逃之追，其为利固甚溥也。”《画图日报》有文称：比年以来，照相之法日益进步，“即缩小如累黍，放大至尊丈，无不须眉毕肖”。《万国公报》有文曾力赞照相术之神奇妙用，谓其举凡宇宙所有，无不可入画图，“足以扩见闻而资多识”。
肖像摄影是匠人摄影永恒的主题。摄影术输入后，首先是以肖像照形式进入千家万户的。拍张照片，或悬挂、或摆放在厅堂，或持赠亲朋好友，或者自我赏玩，虽属微末细事，但既可取乐其中，亦可传影于后世，“使人生数十岁或百岁后，复得想像其人，则魂魄虽去，而音容不忘”。因此，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普通民众皆乐于此道。故宫目前即藏有当时所摄照片两万余张。
据载，1866年，清廷派遣斌春使团访问欧洲。出访期间，使团成员不仅造访各种照相馆，而且拍摄了个人肖像，并入乡随俗，与西人互赠照片，对摄影术留下“千百本无不毕肖”的印象。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途经上海时，闻光绘照相楼“摄影精妙”，乃令其至行辕“影照合家欢、对坐、独立、放大诸相”。大学士那桐酷爱摄影，其日记中留下不少照相记录，有自照，有合照。据报道，北京山本照相馆曾奉召“恭照”慈禧太后和摄政王之像。一些照相馆和书局还专门出售慈禧太后、瑾妃的“御容小照”。
其时不仅社会上流人士喜欢摄影，甚至连青楼女子也喜欢留下“倩影一帧，馈赠所欢，既含情脉脉，又不失为最好的广告”。《图画日报》有文称：“每当春秋佳日，青楼中人喜至张园摄影，取其风景优胜，足以贻寄情人，视为普通赠品。”又有文称：“自泰西摄影法盛行后，妓女莫不摄有小影，而尤好以所摄小影赠客。”刊行于上海的《海上惊鸿影》和《艳籢花影》专门登载名妓照片。故有人戏作《新四季相思》调以描摹青楼女子拍照寄赠“恩客”的心态和神态，有“春季里相思艳阳天，我的郎呀做客在天边，拍一个照儿寄郎看”等语。
由于一张真实、传神的照片较之一首小诗、几行文字更易打动人心，更能印刻时光、存留往昔，摄影逐渐从个人扩展到家庭、亲友和社会生活中，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生活记录”。《申报》曾以广告语言描述了摄影留念的功能：
“亲戚故旧联络感情，请来照相；商学旅行留别纪念，请来照相；家庭团聚五世同堂，请来照相；学堂开课团体志盛，请来照相；男女订婚交换小影，请来照相；工艺出票保留成绩，请来照相；各种团体开幕志盛，请来照相；闺阁妆饰一时一新，请来照相；知己订交互相馈赠，请来照相；推广物产编辑样本，请来照相；商店开张门面志盛，请来照相；个人娱乐易地改观，请来照相；各界投考预备摄影，请来照相。”
男女合影是晚清新时尚，《画图新报》即有图描绘了这一现象，其注文曰：“拍照之法泰西始，摄影镜中真别致。华人效之亦甚佳，栩栩欲活得神似。拍照虽无男女分，男女不妨合一帧，不过留心家内胭脂虎，撕碎如花似玉人。”
照片的神奇之处在于能够将一群友人或伙伴的影像聚于一处，成为彼此交情的纪念和见证。因此，晚清组织群体活动时，合影留念已成为常态。《申报》曾多次刊发文人雅士在上海徐园、张园、愚园游览聚会并合影留念的讯息。
由于摄影极具渲染力，其运用很快由肖像摄影为主转向对河山风貌、民俗事象、社会舆情的关注，“摄影针对公共领域实施传播的媒介性质也逐渐开始显现出来”。晚清报刊载有大量反映时事变化的新闻摄影，其中有些反映实业建设情况，如《交通官报》以多幅照片报道了京张铁路的落成仪式；有些反映战事进展情况，如《协和报》用相机连续记录了武昌起义后革命军与清军的交战情况；有些反映海外社会风情，如《小说月报》所载“法京巴黎郭外维萨里风景摄影”，《大同报》所载“英国预备空中递送邮件飞行机之摄影”；有些反映文教卫生动态，如《教育杂志》载有中国化学会留欧支会成员合影，《青年》载有山东学生夏令营和九江冬令营大会摄影，《申报》载有红十字会员合影。有些刊发重要人物的照片，如《新小说》载有慈禧太后照片；《申报》载有孙中山、溥仪的照片；《江苏》以“觉罗氏中兴三杰”为题，刊载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照片；《万国公报》刊载了荣禄、张之洞的照片；《东方杂志》以“养疴中之袁慰亭尚书”为题，刊发四幅与袁世凯有关的照片。
赋诗题像自古为文人雅趣。摄影术传入后，亦不时有人题诗于小照之上，或以自勉，或以抒情，或以明志。如光宣时，江苏人孙懿谦留寓澳门，摄影寄母，并赋诗《自题小像寄慈亲》以表达了游子思母之情：“倩尔南归去，征鸿振羽翰。聊为膝下慰，较胜梦中看。慈亲能见我，我不见慈亲。纵摄镜中影，终为海外人。”1906年，反清革命党人在上海成立竞业学会。学会以“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为宗旨，以《竞业旬报》为会刊。1909年，《竞业旬报》载禹臣作《题竞业学会第一次摄影》诗：
无人无我是耶非，云水天涯怅怅晖。
博得一般忧国泪，不论消瘦不论肥。
风姿鹤鹤貌融融，各自精神各自雄。
几度平原费商酌，买丝难绣绣难工。
同为南北东西客，万里长留爱国魂。
把酒凭栏一洒泪，凄风苦雨满中原。
残山剩水安棋局，坠石悬崖着酒杯。
浩劫未灰心未死，一图麟阁一云台。
1909年，袁世凯开缺回籍。为表“退隐”心迹，他专门拍摄了身披蓑衣、头戴斗笠而垂钓于洹河之上的照片，题诗其上，寄送《东方杂志》发表，有曰：“身世萧然百步愁，烟蓑雨笠一渔舟。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
摄影不仅可以怡情悦性，而且因其具有“痕迹性特征”而被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发挥实证作用。据考证，晚清已出现将照片运用于官府识别人物身份、建立人事档案的事例。如在1884年的一份出境护照中，就发现了使用照片的情况。清末有些部门招考职员或学生入学考试均要求应试者提供照片。如学部规定：凡参加各类考试的考生必须在考前拍照，否则不准参加考试。外务部规定：在录用人员时，应试者需持照片前往面试。因此，拍摄证件照逐渐成为照相馆的经常性业务，照片也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对于照片运用于实证，晚清报刊亦有所反映。如《中国教会新报》载：“香港新设一法，凡匪徒之曾犯事者，立行驱逐出境，不准逗留，未驱之前，先行照出其像，以便识其面目。”《申报》载：虹口捕房将满期应释之犯，“各照一相存案”。《申报》有文论及利用照片认领孩童之事，并认定照相已经突破了玩具的领域，走上了“正用”的途径。
随着摄影术的传入，摄影如同花鸟鱼虫一般触动了人的审美意识，成为新的吟咏素材。晚清文人墨客们在观赏、体验这一艺术形式时，不时留有吟诵之作。如黄遵宪《镜写真》诗云：“镜影婷婷玉有痕，竟将灵药摄离魂。真真唤遍何曾应，翻怪桃花笑不言。”许自立《写真器》诗云：“一台月镜一玻璃，台上缁衣盖得宜。最怕太阳光灼烁，能教造化影参差。青山绿水收都尽，白发朱颜照在兹。除却天然生气外，浅深极点不差厘。”
由上可见，摄影在晚清不仅作为一种传媒手段进入公众视野，作为一种实用工具步入公共管理领域，而且作为一种生活雅趣逐渐融入民众生活，成为其藉以自励、抒情、言志、留念的素材。摄影术传入后，照片成为一种新的记忆方式，记存下无数人间百态，印证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
作者简介
郝秉键，男，1964年生，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历史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晚清思想文化史、科技传播史和日本现代化史研究，主要著述有《清通鉴》（嘉庆卷）、《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晚清光学的传入》《晚清电磁学的传入》和《明治维新管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