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幼习书法，将书法视作圣学修养，更作为认同儒学的一种表现。三藩初定后，他提到“治道首崇儒雅”，“今四方渐定，正宜振兴文教，翰林官有长于词赋及书法佳者，令缮写陆续进呈”，意在以文化认同表达清朝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一、南书房书事

从康熙十年（1671）到十六年，康熙帝专门向承袭明代董其昌书风的沈荃学习。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康熙书法作品，也是始于康熙十年，反映了他研习书法进入了新阶段，也与这一年开经筵、行日讲和设文学侍从有关。

康熙十六年设南书房，初期活动主要是讨论经史、研习唐诗、欣赏诗词与创作练习。陪侍皇帝观书写字，是南书房翰林的主要任务之一。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熙帝赐观内府珍藏王羲之真迹三轴，怀素真迹二轴，颜真卿真迹二轴，苏轼真迹二轴，蔡襄真迹一轴，黄庭坚真迹一轴，米芾真迹一轴，朱熹真迹一轴，赵孟頫真迹二轴，周文矩画董其昌字共一轴，宋初拓《淳化阁帖》全部。以上皆书法极品，张英等称千载奇遇。二十三日，临摹王羲之《乐毅论》小楷。二十四日，命高士奇侍观《御制元旦进衣太皇太后前表文》，高士奇赞曰：“皇上楷书深得《乐毅论》兼黄庭坚笔法。”康熙帝则说：“朕向来作书，必连书数十字，然后取古人法帖证之，豁然有会。”

南书房以书法知名者除高士奇外，还有沈荃、沈宗敬父子等人。沈荃久值南书房，康熙帝多次召入内殿，讨论古今书法，凡御制碑版及殿廷屏障，常令其书写。沈荃“每侍圣祖书，下笔即指其弊，兼析其由，上愈嘉其忠益”。康熙帝向沈荃学书也留下佳话，据说沈荃“尝于御前临米海岳帖，上见其笔秃，取凤管一，亲吮毫以授”。

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康熙帝命将御书1427幅展阅分类，以备颁赐。翰林院编修査慎行参与其中并作《南书房敬观宸翰恭纪》，称赞皇帝书法“冠绝千古”，“于晋魏六朝以逮唐宋元明诸臣名迹，无不手模心赏，要皆弃所短而取所长，集古今之大成，为帝书之第一，而纸尾必署云，临某某书，我皇上圣不自圣”。

二、教子习书

康熙帝重视皇子特别是皇太子的书法练习，要求他们“晨夕侍朕习学”，日以为念，即一字一画无不躬亲详示，勤加训诲。

康熙二十五年，皇太子允礽十三岁，康熙帝对大学士勒德洪等说：“今皇太子自六岁至今，所写满汉字一并发出，尔等传詹事会同较阅，将不到处来奏。”起居注记载，太子所写满字书《贞观政要》和汉字书《古人格言》“书法端重藏锋，俨然名帖。每张皆皇上逐日朱笔点阅者”。太子勤奋好学，历年亲写所读书本及临摹楷法，大小字有八竹箧之多。尽管臣下对允礽书法的评价有过誉之嫌，但自幼在皇父及老师汤斌等督促下练习，皇太子习书上乘，当是事实。

四十一年九月，允礽患病滞留德州期间，康熙帝与大臣交流书法经验，特命内侍引诸臣至行宫左厢，看视皇四子、皇十三子书联。可见他们的字是拿得出手的，也说明康熙帝教子有方。康熙五十七年两广总督杨琳请安，朱批：“朕安。广东地方苦热非常，特赐御书扇并三阿哥、四阿哥、十阿哥书扇各一柄去，不必具折谢恩。”

康熙帝对皇子练习书法要求严格，皇九子允禟的管家秦道然曾说：“圣祖嫌八爷的字不好，命他一日必要写十幅呈览，八爷不耐烦写，央人代写了欺诳圣祖。”皇子中最不辜负皇父要求的是后来继位的雍正帝，他曾经说：“朕早蒙皇考庭训，仿学御书，常荷嘉奖。”

三、赐臣御书

三藩之乱平定后，清廷治国从军事转向内政，重视吏治问题。二十一年五月，康熙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颁发直隶各省督抚。此一御书实为官箴，表达了他对于清廉政治的期望。

康熙帝单独御赐督抚书法，集中在康熙五十年之后。康熙帝不时巡幸畿辅，视察水利工程，还在保定白洋淀一带打水围，既是操练也是娱乐。直隶巡抚赵弘燮承担扈从与接待任务，君臣交往，互动较多。在康熙帝眼里，赵弘燮出身勋臣世家，对于清朝与他本人忠心耿耿，赏赐也颇多。赵弘燮将康熙帝御赐匾额、对联挂于保定的巡抚衙门内，还把御赐诗文送回宁夏老家刻石保存纪念。

赏赐阁臣御书时，君臣之间往往讨论书法。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康熙帝召大学士明珠、学士常书、詹事朱马泰至殿前，出为已故江南总督于成龙御制亲书碑文以示，并传谕：“朕素留心书法，兹在外间中书此笔墨，尚欠精良，特赐尔等阅之。”阁臣赞扬康熙帝的书法得到古代书法名家的精髓，请将御制于成龙碑文镌石颁给诸臣。步军统领隆科多负责京师安全，受康熙帝信任。康熙帝曾赏隆科多“御书奇字扇”，隆科多则说“见字体美观，且苍劲有力，由此可知圣躬福寿安康，奴才不胜欢悦”。

四、赐匾文化场所（一）赐匾教育机构与祠庙

康熙帝赐匾文化场所，表达对儒学正统意识形态的尊崇，以自己深厚的汉文化修养，隐喻统治国家的合法性。

康熙二十三年东巡曲阜，拜谒孔庙，赐匾“万世师表”，标志着尊孔与崇儒进入新的阶段。二十五年，应湖南布政使张仲举疏请，御书“学达性天”四字匾额，颁发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又以湖南长沙岳麓书院为宋儒张栻、朱熹讲学之所，一体给匾，并颁《日讲解义》经史诸书，表达了对于宋儒的尊敬与儒家文化的认同。

赐御书于名公巨儒祠庙。二十六年五月，康熙帝为周公庙碑、孔子庙碑、孟子庙碑分别亲书碑文。四十二年六月，康熙帝御书“阐道醇儒”匾额，命悬直隶景州董仲舒庙。四十四年又从福建学政沈涵请，御书“程氏正宗”匾额，令悬杨时祠；“奥学清节”匾额，令悬罗从彦祠；“静中气象”匾额，令悬李侗祠；“霜松雪柏”匾额，令悬胡安国祠；“紫阳羽翼”匾额，令悬蔡元定祠；“学阐图畴”匾额，令悬蔡沉祠；“力明正学”匾额，令悬真德秀祠。

给京师的标志性文化教育机构赏赐御书自然不可缺少。四十一年七月，御书“广育人才”扁额，赐顺天府义学悬挂。四十四年十一月，国子监告成，御书“彝伦堂”匾额悬之。

对于地方书院也赏赐御书以资鼓励。五十四年十月徐元梦到任浙江巡抚，修缮旧书院，拣选各府县士子读书，特向康熙帝求匾字求书。不久得到御笔匾一，《渊鉴》及法帖一套，《孝经》法帖一卷，《古文渊鉴》一部，《渊鉴类函》一部，《日讲四书》《易经》《书经》各一部。六十一年九月，御书“学道还淳”匾额，命江苏巡抚吴存礼悬于苏州府紫阳书院。

（二）赐额五台山等佛教名山寺庙

山西五台山又名清凉山，早在康熙十七年五月初十日，康熙帝即召高士奇至懋勤殿，侍帝书“五台圣境”四大字，并差人到五台山菩萨顶送去御笔匾额。

二十二年二月，康熙帝首次到五台山，随差的偏峨、佛保领各行匠役到各寺度量尺寸，以便赐匾赐幡。据《清凉山新志》载，“康熙二十二年圣驾巡历清凉山，琳宫梵宇遍加修葺，洒翰赐额，流辉五顶，勒铭刊碣，永垂忆禩，诚为千古旷典”。扈从康熙帝的高士奇提到“上亲题御书，分赐诸寺，天章瑰丽，炳烛名山，隆古所未有也”。据记载，康熙帝所赐御书匾额有51个之多，其中菩萨顶的“灵峰胜境”“五台圣境”御题不仅保留至今，而且成为五台山的标志性符号。

康熙帝为五台山寺庙所写碑文有南台普济寺、东台望海寺、东台演教寺、北台灵应寺、西台法雷寺、菩萨顶大文殊院、射虎川台麓寺、殊像寺、碧山寺、台麓寺、罗睺寺、涌泉寺、广宗寺、显通寺、棲贤寺、中台菩萨顶、白云寺等17块。其中康熙三十九年殊像寺、碧山寺碑文，四十年台麓寺碑文，四十一年罗睺寺、四十四年涌泉寺碑文，四十六年白云寺碑文，均由来自内廷的刻字高手“内务府序班”梅裕凤勒石美化。

（三）御赐专祠、名胜书法

对于为朝廷尽忠的大臣，康熙帝也御赐表彰。三十四年，专祠致祭原任福建总督范承谟，因其“遭遇耿逆之变，守节尽忠”，乃御书“忠贞炳日”匾额，赍敕到闽，悬挂专祠。专祠致祭巡海道副使陈启泰，特赐御书匾额“忠毅流芳”。三十七年七月，允贵州布政使王毓贤请，建其父原任四川提督王之鼎祠于殉节地贵阳府，御书赐额“忠节垂芳”。四十四年六月，从工部员外郎高其佩请，康熙帝御书“荩忱义烈”匾额，“赐殉耿逆之难原任江西建昌府知府高天爵”。四十六年，浙江巡抚线一信疏请建双忠祠于温州，纪念三藩之乱时矢守孤城、慷慨授命的原任温处道陈丹赤、永嘉县知县马琾，遂赐御书匾额。

康熙帝也为庙宇祠堂及名胜之地赐匾题字。二十五年十一月，御书“定海山”三字匾额，悬于宁波府定海山。四十二年八月，遣翰林院侍读学士宋大业，赍御书“光辅紫宸”匾额，悬挂于衡山南岳庙。

康熙帝也为神灵赐匾。四十三年二月，封淮神为长源佑顺大淮之神，赐御书“灵渎安澜”匾额。六十一年七月，御书“协顺灵川”匾额，命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悬于尖山江海潮神庙。

五、南巡赏赐御书

康熙帝在六次南巡中，频繁在名胜古迹、寺院公署题写匾额对联，赏赐大臣书法作品，尤以济南、曲阜、淮安、扬州、南京、苏州、杭州为多，以此表达接续中国道统与治统，显示皇帝的文化修养与艺术造诣，以文化认同获取政治认同。康熙帝南巡可以视为文化之旅，影响了后世皇帝，成为一种统治方式和政治文化。

首次南巡是在康熙二十三年，致祭泰山，象征天命所归，颂清功业，接续中国历史“大一统”之治统；致祭孔子则表明接续儒家道统，同时也表明了治统所归。而南巡归途致祭明太祖，则在于承认明朝统治的合法性，以争取汉族士大夫人心。从康熙帝御赐书法产生的政治文化影响来看，御赐曲阜孔庙大成殿“万世师表”匾额意义重大。

第二次南巡是二十八年，康熙帝一行抵达终点杭州，在杭州城住了6天。大禹治水，国人皆知，康熙帝南巡视察河工、祭祀禹陵是重头戏，政治意义非同凡响。康熙帝特地书写“地平天成”四字，悬之禹庙，赞扬大禹治水的开创之功。令地方官修理禹庙，毕备仪物，表达尊崇遐慕之怀。

第三次南巡在三十八年。康熙帝对大学士伊桑阿等说：“明洪武乃创业开基有猷有为之君，前日朕诣陵奠醊，见其园寝已皆颓圮，敕该督抚同职造府官量加修理。”康熙帝御书“治隆唐宋”四大字黄绫一幅，命直郡王及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张玉书赍送洪武陵，设香案行礼，将御书交与织造府官曹寅收贮，俟修理完毕悬挂。

第四次南巡在四十二年，提倡清官、整饬吏治是此次南巡的特点。过济南府，康熙帝亲书《督抚箴》一篇及御制诗，赐山东廵抚王国昌，又观趵突泉，御书“源清流洁”匾额。

第五次南巡在四十四年，康熙帝大量赏赐官绅御书，加以勉励，当然这也是对于官绅敬仰君主、进奉礼物的回馈。特别是赐予原任两江总督傅拉塔祠堂御书“两江遗爱”匾额，意在树立模范循吏形象，歌颂贤良官员。

第六次南巡在四十六年，江南的自然风光令康熙帝流连忘返。扬州天宁寺、苏州虎丘是当时引人注目的公共空间，特别是虎丘，可以说是江南的地标。“天光云影”之匾，说的是康熙帝登临虎丘眺望青空，俯瞰山下则是最为难忘的山水江南。

康熙帝的书法扬名天下，因而当朝就出现了仿冒者。五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在处理折本时获知，有人控告革职钱塘县知县王毓美在家“悬皇上御书匾额”，康熙帝说：“朕屡次南巡，见沿途各处有刊立御制诗文者，亦有刻书售卖者，此非朕躬所作，皆系伪书。”

康熙帝对书法的喜爱也影响了雍正帝和乾隆帝，特别是乾隆帝无比崇敬祖父，多有仿效。乾隆帝也有六次南巡，更喜欢到处题词，后世将其称作“乾隆遗风”。殊不知“乾隆遗风”渊源有自，乃出自其祖康熙帝。

作者简介

常建华，男，1957年生，河北张家口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清前期史，著有《清朝大历史》《乾隆事典》《清朝的国家与社会研究》等，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