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笔记的作者，生活在西洋物质文明不断传入的时代，感受到中国社会从隐到显、从微到巨所发生的变化。闲暇之际，他们不受官史书法的约束，在笔记中记载生活琐事，追逐海外奇谈，尤对传入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洋奇器多有关注，有闻必录，有见辄记，为我们留下大量鲜活翔实的珍贵史料。这些新奇实用的西洋器物，一方面日渐丰富当时国人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士大夫固守传统的文化心态。
一、异域珍奇
明清笔记涉及西洋器物的种类丰富多样，反映了明清以来西洋物质文明在中国传播并逐步受到关注的过程。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七类：
第一类为军事装备，包括武器及望远镜等。最早述及的西洋武器是来自葡萄牙的佛郎机。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弘治以后，始有佛郎机炮，其国即古三佛齐，为诸番博易都会，粤中因获通番海艘，没入其货，始并炮收之，则转运神捷，又超旧制数倍，各边遵用已久。” (古三佛齐是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上的小国，于明正德年间被葡萄牙控制，因此被作者误以为佛郎机来源于古三佛齐)除了新式火器，望远镜作为军事侦察用具在明清笔记中也有所载。据《东行初录》载，“小艇二只自山隙出，张蒲帆驶附镇海，以远镜窥之，见有乌帽蓝袍倚舷而立者，则朝鲜四品鸿胪李应俊也”。清末《西巡回銮始末记》亦载：“洋人登瞭高台,以千里镜向城中窥视,但见烟尘大起,火光连天。”
第二类为生活用品，包括自鸣钟、玻璃制品、织物、食物、西药、香水、香皂、相机、洋烟等。自鸣钟比中国传统计时器更加精美实用，在明清笔记中出现频率很高，如《客座赘语》介绍自鸣钟形制：“以铁为之，丝绳交络，悬于簴（jù），轮转上下，戛戛不停，应时击钟有声。器亦工甚，它具多此类。”《履园丛话》记载，康熙帝命吴廷桢“作御舟即事，韵限三江一绝。吴援笔立就，云：‘金波溶漾照旌幢，共庆回銮自越邦。’正在构思，闻自鸣钟响，宋中丞荦奏曰：‘将到吴江矣’”。从西方传入的生活用品，多以“贡品”之称见诸笔记，如《池北偶谈》和《海国四说》分别记载了康熙和雍正两朝西洋各国进献的大量生活用品。
第三类为艺术品，包括西洋乐器和西洋画作等。西洋乐器有风琴、提琴、扬琴、八音钟等，德龄公主曾在《清宫禁二年记》中提到：“(光绪帝)极爱洋琴，时迫余教之。朝堂中有琴数具，均甚美。”西洋画则以其细腻的手法受到关注。《扬州画舫录》作者李斗认为，西洋画能以假乱真，“移几而入，虚室渐小，设竹榻，榻旁一架古书，缥缃零乱，近视之，乃西洋画也”。
第四类为科技仪器，包括用于测量气候的寒暑表、阴晴表，观测天文的浑天星球、地平日晷、窥远镜等。清人毛祥麟在其《墨余录·西商异物》中，讲一西商“挟资来沪，所居楼面临浦江，中设远光镜一架，长丈余，大如巨竹，窥之，遥见浦东田舍鱼罾（zēng），历历在目。时有村妇荷锄行，后随一稚子，仿佛若可接语者，实在四五里外，是亦奇矣”。
第五类为电器，包括电灯、电报、电话等由电力驱动的西洋发明器物。晚清时，江宁人何荫柟在其《鉏月馆日记》中，描述宝善街相邻的马路“入夜则电气灯、自来火照耀如白昼，真如不夜之城”。
第六类为交通运输工具，包括早期葡萄牙、荷兰人的帆船，后期欧洲“以火蒸水作舟车轮转机动，行驶如风”的火轮船，“不假人马之力而驰行特速，可省运费”的蒸汽火车(梁廷枏《海国四说》)，以及洋马车、汽车等。
第七类为生产工具，包括蒸汽机、挖掘机、印刷机等。对于蒸汽机，毛祥麟有记录：“西人之汲水、印书、推磨、纺织、运车、行舟等事，皆用蒸气之法，以代人工。其蒸釜形圆若球，上有孔，横通二管，作十字形，管两端及背面，各有一孔，釜水滚沸，则气由管出，催动机轮，使自旋转。”
二、取舍之间
由于身受所处时代、地域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作者在笔记内容取舍上，呈现出时间和空间差异。
第一，从时间维度来看，明清笔记成书时间越后，对西器记载越详细，而这又以洋务运动为界。相对而言，明代笔记对西器记载较少，而且，所记往往是同一种西器。清前中期的笔记关于西器的记载越来越多，如《啸亭杂录》对自鸣钟表，《扬州画舫录》对望远镜和玻璃制品，《榆巢杂识》对西洋时辰表，《竹叶亭杂记》对洋表、千里镜、西洋布、玻璃杯、洋枪，《履园丛话》对自鸣钟、玻璃等，都有较多的记载。洋务运动以后，清人对西器的记载更加集中。如同治间毛祥麟的《墨余录》卷一六《志泰西机器三十一则》，连篇累牍地记载了蒸气、机轮纺织、轮船、自鸣钟、入水泳气钟、寒暑表、风雨表、扬声接声筒、照画、吃墨石、水镜、铁道火轮车、电气、电灯、电报、折光镜、凿山机、听肺木、煤气灯、气球等诸多西洋发明。
与此相应，明清笔记反映出从明到清人们对西洋奇器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认识过程。以眼镜为例，明人对眼镜的认识尚属模糊，对其原理完全不解。万历年间，陈懋仁在《庶物异名疏》中称眼镜“若壮岁目明者用之，则反昏闇（àn）伤目”，觉得“殊不可解”。而清前中期的笔记对西洋眼镜的记载，已比较接近科学道理。曹庭栋在《老老恒言》卷三中称“眼镜为老年必需”，又指出：“中微凸，为‘老花镜’。玻璃损目，须用晶者。光分远近，看书作字，各有其宜。以凸之高下别之。晶亦不一，晴明时取茶晶、墨晶；阴雨及灯下，取水晶、银晶。若壮年即用以养目，目光至老不减。中凹者为近视镜。”这说明此时已经认识到眼镜可分为老花镜和近视镜，但仍以为戴眼镜有养目之效。至晚清民国时，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对“眼镜”的介绍则更为清楚和准确，反映出晚清对西器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甚至能用光学原理加以解释。
第二，从空间维度来看，东南沿海地区作者在笔记中对西洋器物记载较多，而内陆作者则记载相对不多。这主要是由于西洋器物接触途径和环境影响所致。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等东南地区得西风之先，有更多机会接触西方奇器。如广东《粤剑编》、南京《客座赘语》、上海《墨余录》等，皆对西器浓墨重彩加以描绘。记载澳门葡萄牙人使用“自然乐”“自然漏”等西器的《粤剑编》作者王临亨，曾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往广东“录囚”，故此对西洋物质文明多有记载。描述澳门葡萄牙人所用“鸟嘴铳”“玻璃杯”“西洋酒”的《贤博编》作者叶权，也有游历岭表(广东)的经历。晚清时，上海作者对西器的描述更加丰富细腻。久居上海的杭州人葛元煦写道：“西人所开洋货行以亨达利为最著，专售时辰、寒暑、风雨各式钟表，箫鼓丝弦、八音琴、鸟音匣、显微镜、救命肚带及一切耍货，名目甚繁。至华人所开，则以悦生、全亨为翘楚，洋广各货俱备。此外大小各铺，南北市亦不下百十家。”他还在《沪游杂记》中记载了大自鸣钟、洋水龙、脚踏车、照相机、电报、针线机器、玻璃器皿、煤气灯、火油灯、自来风扇、轮船、地火、电线、火轮车路、外国影戏等五花八门的西器，令人眼花缭乱。人称“洋场才子”的上海南汇人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也大量记载了抽水机、石印机、电灯、西餐等。
第三，从社会环境因素来看，成书于社会动荡年代的笔记，对西洋武器的描述较多。首先，晚明笔记中所涉及西器，多以火器为主。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介绍火器时谈道：“最利者为佛郎机、鸟嘴。”刘若愚在《酌中志》中回忆后金侵扰东北时说道：“见枢臣王永光题疏，要将宁远城中红夷大炮撤归山海守关，先帝曰：此炮如撤，人心必摇。”其次，在明清改朝易代之际，遗老遗少在叙述前朝抗清往事时，也经常提到西洋武器。徐世溥在《江变纪略》中讲述清兵在攻城时受到精良火器的阻扰，“王氏火器悍精且多，清兵攻城，亦数为所困”。此外，成书于同一时期的笔记，亦多以战争为题，如《过江七事》《江阴城守纪》《东南纪事》《南明野史》《乙酉扬州城守纪略》等。最后，在内外交困的清帝国晚期，以描述军事谈判和战争为主的笔记大量涌现，如《咸同将相琐闻》《湘军志》《武昌纪事》《东行初录》《拳变余闻》《鸦片事略》《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庚子国变记》《西巡回銮始末记》等。
与此相异，成书于承平盛世的笔记，记录的重点多为西洋“长物”。明中后期，罗明坚与利玛窦来华传教，时人得见自鸣钟、望远镜等精美实用的西洋奇器，笔记中所载颇多。在康乾盛世时，清人对西洋奇器的兴趣有增无减。乾隆朝前期撤销宁波、泉州、松江三个海关，只留广州海关允许西人贸易，但此举并没有影响西器继续传入中国，时人对自鸣钟等物的热忱在乾隆朝达到了新的高度。据《啸亭杂录》记载，当时，“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直到鸦片战争之前，清人笔记对生活类西洋“长物”的描述都比其他物品更为突出。这在清中期所撰笔记《榆巢杂识》《竹叶亭杂记》《履园丛话》中皆有所体现。
三、“古已有之”
明清笔记虽然有别于官史，但在文化观念上却较为一致，往往以“中国中心论”的眼光来看待西方物质文明。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多将西洋使者的礼品视为贡物，并将西方各国写作天朝朝贡贸易体系之入贡方。清初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记载：“丙寅年，荷兰噶屡吧王耀汉连氏甘勃氏，差使者宾先巴芝、通事林奇逢等，进贡方物四十种。”
第二，以中国重农观念为正统，以西方重商主义为异端，将西方手工或工业产品视为不务正业的奇技淫巧。梁章钜认为西洋人“善作奇技淫巧及烧炼金银法，故不耕织而衣食自裕”(梁章钜《浪迹丛谈续谈三谈》)。之前，屈大均便将西洋传入的“风琴、水乐之类”，视为“淫巧诡僻而已”。
第三，认为所谓西方“长物”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体现了“西学中源”这一倾向。明清笔记常将西洋奇器视为古已有之，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钱泳在其《履园丛话》中认为，唐代便发明了类似自鸣钟的计时器：“张鷟《朝野佥载》言武后如意中海州进一匠，能造十二辰车，回辕正南则午门开，有一人骑马出，手持一牌，上书‘午时’二字，如旋机玉衡十二时，循环不爽，则唐时已有之矣。”稍后的徐时栋在《烟屿楼笔记》中认为，西洋传入的诸多奇巧之物，“如指南车、量地表、日影尺、晴雨表，无非中华遗法，特彼处专以技艺为仕进之阶、致富之术”。清末民初况周颐的《餐樱庑随笔》仍持此种心态，指出起重机和留声机的核心技术在中国都能找到端倪，只可惜“未能精益求精而底于成耳”。古已有之的观念，实际上是为了抚慰时人的失衡之心。
四、穷极工巧
当然，随着西方先进物质文明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国人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在经历了异国文化入侵的短暂不适后，西器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开始得到肯定。自鸣钟增强了国人的时间观念，新式火器在战争中所向披靡，西洋乐器丰富了宫廷的文娱生活，新的历法更为精确，而较晚出现的电报、电灯、火车等则更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清人笔记对此有普遍反映，书中越来越多地出现“精致”“奇巧”等溢美之词。成书于同治年间的《庸闲斋笔记》指出，“天下之巧，至泰西而极。泰西之巧，至今日而极”。陈恒庆在撰写《谏书稀庵笔记》时，已从“古已有之”的观念中走出，大加赞赏西方活字印刷术，指出“刷墨压纸，皆机器为之，敏捷灵活，出人意外。计购活字全分，须二千元，可用数十年不坏”。晚清何刚德尽管抵触西洋物质文明，但也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海邦机器益发达，衣食住之舶来货，一一尽美，且日本货比国货为廉，吾不免为习俗所移。”(何刚德《客座偶谈》)以守旧著称的慈禧太后，在面对精美的西洋器物时，也无法掩饰喜爱之情。据《清宫禁二年记》记载，慈禧对两广总督所贡昂贵珍珠不以为意，却对德龄母亲和姊妹所进巴黎面镜、香水、香皂等化妆品“极形感悦”。
随着西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生活中，国人开始理性地承认西洋先进器物确有长于中国传统器物之处。《眉庐丛话》的作者况周颐感慨西洋火器远胜于传统的十八般武艺，“世俗称美人之材勇，辄曰十八般武艺，无一不精。斯语也，传奇演义家多用之，盖在百年或数十年前。迄今沧桑变易，火器盛行，往往一弹加遗，乌获孟贲无能役，快剑长戟失其利”。
面对与西洋国家逐渐拉大的差距，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中国的没落进行反思和批判。晚清笔记《清代之竹头木屑》对反洋务论者刘锡鸿进行了抨击，认为“中国铁路之不能早开，实因刘锡鸿之折所阻，四万万人为奴之祸，实基于此”。面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衰落，《水窗春呓》总结出中国不如西人之处有三，即“枪炮精良一也，测量准确二也，步法严锐三也”。
需要指出的是，国人在接受西洋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出现了对西方器物盲目推崇的倾向。继昌在《外交小史》中记载，有留洋背景的崔国因“每见酒瓶、荷兰水瓶等，必拾而藏之”。《西巡回銮始末记》则描绘了当时病态的社会风气：“今乃大异：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袴，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意。嗟彼北民，是岂知人世有羞耻事耶!”
五、“师夷长技”
《万历野获编》载，嘉靖十二年(1533)，广东巡检何儒招降佛郎机国，得其蜈蚣船铳等制造之法，并于操江衙门仿制火器，“中国之佛郎机，盛传自此始”。清初周亮工在《闽小记》中记载，福建龙溪县人孙孺理制造的“一寸许之自鸣钟”，是闽中五项绝技之一。不过，当时仿制技术并不成熟，能仿制西器者寥寥。迈入清中后期，随着“师夷长技”思潮的蔓延，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仿制不再是怀才之人的兴趣爱好，而成为国家层面的工业行为。这一时期的笔记，更多地记载了在洋务派人物领导下的大规模仿制行动。《庸闲斋笔记》记录了李鸿章和曾国藩对西洋枪炮及轮船的仿造：“李爵相……于同治四年，先在上海开机器局，以制造洋枪、洋炮及铜帽、洋药诸军火。比督两江，于金陵亦设制造局。曾文正公再督两江，仍踵行之。嗣福建创造轮船，文正公亦令于上海兼造。”“洋人所能者，我尽能之矣。”《张文襄公事略》记载了张之洞“试造浅水兵轮，筹设华侨领事，创办水陆师各学堂，奏开汉阳铁厂，创办机器纱织局，兴办京汉、川汉铁路”，称赞其敢为人先。《西巡回銮始末记》中提到，学习洋务不能过分依靠洋人，“若事事仰赖洋人，无论縻费太多，亦并不能广及；况厚币聘请，未必果为上等工师”，应该培养能够自制坚船利炮的本国人才。
虽然举国上下大开仿制西器之风，但仿造之路极其艰难。多数仿品在细节上与西洋器物相差甚远。朱彭寿在勘察江南制造总局及龙华镇分局后，在其笔记《安乐康平室随笔》中指出，“所用工匠，又皆未经教练，不过仿照洋式，以意为之，以致所出之械，一经逐件拆卸，厚薄宽窄，互有参差，彼此不能调换”。某些国产制品虽然能仿造出相同外观，却没有西器的核心技术。《庸闲斋笔记》叙述左宗棠“前在杭州时，曾觅匠仿造小轮船，形模粗具，试之西湖，驶行不速，以示洋将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据云：‘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后为其他事务所累，终未落实。作者陈其元感慨道：“惟事属创始，中国无能赴各国购觅之人。且机器良楛，亦难骤辨，仍须托洋人购觅，宽给其值，但求其良，则亦非不可得也。”效仿西法之途虽然艰辛，但至少让有识之士看到了希望，他们认为：“日本变法维新，未及十年，一切皆由本国主之。以华人之聪明才智，何至远逊东洋？是在一转移间而已。”言语间充满了自信与乐观。
结语
明清笔记弥补了中国传统官史记载西洋物质文明东进的缺失和不足，为我们展示了西器东传中一幅幅生动的图景，让我们得窥在西洋文明东渐的社会环境下，士大夫和部分国人对西方外来物质文明做出的真实回应。从总体上看，国人认识过程，经历了一个从顽固自傲的“古已有之”论，到体认精巧并倾心接受，再到“师夷长技”以图自强的过程。然而，有些国人在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中，盲目崇拜西洋物质文明，这些早期的“崇洋媚外”思想，为后来“全盘西化”观念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作者简介
谢贵安，男，1962年生，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和明清文化史。出版《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等专著多部。
谢盛，男，1987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史。出版《明代宫廷教育史》（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