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三国时代，文献就有吴王孙权派卫温、诸葛直率兵抵夷洲（即台湾）的记载。至元朝，中央政府更在澎湖设巡检司，实行行政管理。16世纪后，西方殖民者东来，把魔爪伸向我国台湾地区。17世纪20年代，荷兰人继西班牙人之后强占澎湖，并登陆台湾，建立多个据点，至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又击败西班牙，侵占整个台湾。

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民族英雄郑成功（1624-1662）率军25000人，乘大小战船数百艘横渡台湾海峡，开启收复失地之旅。在登陆台湾南部，包围赤嵌城（今属台南市）后，郑成功向侵略者明确表示：台湾“一向是属于中国的”，荷兰人只是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郑军攻克赤嵌后，又围困热兰遮达八个月之久。十二月十三日，入侵者投降，荷兰殖民者统治台湾38年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这是中华民族抗击西方侵略史上的光辉一页。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际，也是清王朝逐步统一全国之时。顺治末年，除台湾及东南沿海部分岛屿外，清王朝已消灭了南明残余势力及农民军抗清武装，基本上完成了对大陆的控制。因此，解决台湾问题也就成了统一大业的题中应有之义。康熙元年（1662）五月初八日，郑成功病逝于东都（台南安平镇、承天府的合称），成功之弟郑袭与世子郑经发生了叔侄夺位之争，结果郑经击败对手，迅速登位。清廷抓住郑氏政权内斗的机会，力图和平统一台湾。七月，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派都司王维明、李振华，总兵林忠前往厦门“招抚”。八月，林忠再赴厦门。郑经与亲信密商后，认为当此内部纷争之际，“不如暂借招抚为由，俟余整旅东平，再作区处”（厦大台研所、一档馆编辑部编《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遂虚与委蛇，作出受抚姿态，同时立即挥师返台，迅速平定内乱。对此，清廷保持警惕，指示前线大员，不要轻易上当。

康熙二年十月，清军攻占金门、厦门，郑经退守铜山（位于今福建东山岛），耿继茂、李率泰再次派人赴铜山招降。此时，郑经因已度过内部危机，态度遂趋强硬，要求比照朝鲜待遇，并称“若欲削发登岸，虽死不允”（《江日升《台湾外纪》）。随即，携眷口及明宗室、遗老撤回台湾。康熙三年三月，清军攻占铜山，至此，郑氏在大陆沿海的主要岛屿全部丧失。面对危局，郑氏集团内部的裂痕也日益扩大，重要将领陈辉、周全斌等纷纷率部降清。清廷亦拟乘势一举武力收复台湾。康熙三年底和四年四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两次出兵，均因遭遇巨风，无功而返。在权衡利弊之后，清廷再度采取和平招抚之策。

康熙元年至十九年间，清廷曾以极大耐心分别于元年、二年、六年、八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先后11次（有时一年几次）与郑氏政权谈判。前三次，清方提出的条件是“削发登岸”，郑经则以仿朝鲜例“称臣纳贡”相抗，未能谈拢。康熙六年八月，清方又派员携福建招抚总兵官孔元章及郑经舅父董班舍书信赴台再议，条件是若郑氏剃发归顺，可册封为“八闽王”，并让予沿海岛屿，但郑经拒绝“削发”。两个月后，孔元章亲自赴台，表示若能称臣纳贡，遣子入京，则可开放沿海通商。但郑经仍坚持“仿朝鲜例”不松口，甚至明确表示“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公然抛出“一中一台”论调，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郑成功关于台湾是“中国之土地也”的定位，这是郑氏政权两岸政策变化的一个分水岭。

在清廷内部，“抚”与“剿”的争论也时有出现。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坚决主剿，他分别于康熙六年十一月和七年四月连上《边患宜靖疏》和《尽陈所见疏》，强调“乘便进取，以杜后患”，“一时之劳，万世之逸也”（施琅《靖海纪事》）。只因此事“关系重大，不便遥定”，清政府遂召施琅进京面议。朝议的结果，以“风涛莫测，难以制胜”的理由，否决了征台论。随后，清廷裁撤福建水师提督，焚沉战船，只设一名总兵镇守海澄（属漳州府），施琅则留京任内大臣，复台之议被束之高阁。

康熙八年五月，16岁的清圣祖玄烨铲除了权臣鳌拜集团，开始亲政。为贯彻对台招抚方针，于当年七月派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至泉州与耿继茂商议，先派人赴台，继又在泉州与郑氏代表谈判。郑方仍坚持照朝鲜事例，不肯削发；清方则允“藩封，世守台湾”，只强调不能“异制别服”，在“剃发”问题上寸步不让。对此，皇帝敕谕中是这样解释的：“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国，郑经乃中国之人，若因居住台湾，不行剃发，则归顺悃诚，以何为据？”（《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这就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即海峡两岸的关系是中国人的内部问题，与中、朝间的两国关系截然不同，所谓“剃发”问题并非简单的民族习俗之争，而是是否应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处理两岸关系。不久，形势突变，收复台湾之议一时趋于沉寂。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平西王吴三桂在昆明反清，由云南经贵州进入湖南，陈兵长江南岸。同时，又分兵入四川，趋陕南。广西将军孙延龄、靖南王耿精忠（时耿继茂已死，子精忠袭爵）、平南王尚可喜长子尚之信纷纷起兵响应。滇、黔、川、湘、桂、闽、陕、粤八省均脱离清朝控制，“天下事几不可问矣！”（《明季稗史初编》）台湾的郑经也乘机渡海至厦门，占据东南沿海的漳州、潮州、惠丰等地。这场“三藩之乱”造成了清廷的极大危机，清政府动员全国一半兵力，縻饷巨万，耗时八年终将其平定下去。直到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兵进入昆明，才宣告了这场叛乱的结束。在此期间，清廷虽力有未逮，仍密切关注台湾事务。

从康熙十六年至十九年四年间，清廷与郑氏政权共接触六次。康熙十六年四月，康亲王杰书率军入闽，连克漳、泉、汀等府县后，即两次遣使以优厚条件招抚郑经。杰书甚至明确表示：“我朝廷亦何惜以穷海远适之区，为尔君臣完全名节之地”，“执事如知感朝廷之恩，则以岁时通奉贡献，如高丽、朝鲜故事，通商贸易，永无嫌猜，岂不美哉！”这些条件已满足了郑经多年来的主要愿望（即“仿朝鲜例”），可郑经却得陇望蜀，又提出占领沿海诸岛并供应粮饷的要求，谈判再次失败。

康熙十七年秋，福建总督姚启圣两次派人劝谕郑经，其函称：“谁无父母？谁无坟墓？与其涉波涛、争尺寸，曷若归乡闾、受朝爵乎？”可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十八年五月，康亲王再派人见郑经，应允如郑经退保台湾，可按朝鲜事例，称臣纳贡而不剃发。这是清廷做出的最大让步，答应了郑经的根本要求，但郑经并无诚意，再次节外生枝，竟提出以海澄作为往来“公所”，并每年索要“洋饷”6万两。谈判又复搁浅。

康熙十九年八月，清军收复海澄、厦门，郑经败归台湾，福建全境悉归清朝所有。清方再次伸出橄榄枝，将军赖塔致函郑经称：“今三藩殄灭，中外一家”，“若能保境息兵，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魏源《圣武纪》）三个“不必”，两个“可也”几乎把清方的谈判条件降到了最低水准，剩下的唯一要求仅是“保境息兵”。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郑经一面表示同意，一面又提出要以海澄为“互市公所”，试图在大陆安插一个“钉子”，此议被福建总督姚启圣断然拒绝。

康熙二十年前后，清廷与郑氏政权间的对峙态势有了重大变化。由于连年征战，郑氏在台湾的统治已是“民心离散，士卒丧气”（林谦光《台湾纪略》），有“故土之思”的郑军士气低落，不少官兵先后向清廷投诚。郑经本人也意志消沉，生活颓废，台湾的郑氏政权江河日下。而清朝一方在平定“三藩之乱”后，稳定了政局，康熙帝又采取一系列措施缓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恤民养民，布宣德化”（《清圣祖实录》），统一台湾的条件终于成熟。

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郑经病逝于台湾，世子克臧继位，旋即被权臣冯锡范等杀害，另立郑经次子克塽（年仅12岁，为冯锡范女婿）为延平王。康熙帝得知郑经病故，即下谕称“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并命姚启圣等“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但前方将帅意见不一，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上《三难六不可疏》，声称台湾断不可取。康熙帝决定临阵换将。七月，玄烨接受内阁学士李光地的建议，任命闲置多年的内大臣施琅为右都督、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太保衔，将万正色调任陆路提督。十月初六日，施琅到厦门上任，立即训练水师，督造战船，加紧征台准备工作。但朝议仍对出兵台湾缺乏信心，“咸谓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清圣祖实录》）。更为可虑的是，姚启圣与施琅在进兵时机上发生尖锐矛盾，双方争执不下。康熙帝只得于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命两人分别统兵回汎，以待再举。如此蹉跎时日，让年已62岁的施琅心急如焚，遂于七月十三日上《决计进剿疏》，疏称：“今不使臣乘机扑灭，再加数年，将老无能为，后恐更无担当之臣，敢肩渡海灭贼之任”，要求“独任臣以讨贼，令督、抚二臣催趱粮饷接应”。

此时，台湾再次派人至闽议和，仍提“照琉球、高丽外国之例”。但时过境迁，两岸形势与两年前已截然不同，清廷收回了“三不必，两可也”的条件。十月十四日，康熙帝颁旨坚称“不可与琉球、高丽外国比”，“若其诚心削发归诚”方可招抚，并指示施琅：“进剿台湾事宜关系甚重，如有机会断不可失。”又命议政王大臣会议征台事，会议结果同意施琅“自行进剿”。康熙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施琅再上《海逆形势疏》称：“臣奉命专征，调集舟师，俟机进发，总期必灭此贼而后已。”当此箭在弦上之际，台湾派人于二月初八日至福州谈判，清方主和之议亦复抬头，四月十六日，姚启圣、万正色联合上疏，反对用兵台湾。施琅顶住压力，再上《海逆日蹙疏》，分析当时台海形势，指出郑氏政权“形势甚蹙，人人思危”，“灭在旦夕”，力主迅速进兵。五月二十三日，康熙帝下定决心，指示从速进兵。六月十一日，施琅在铜山召集出征将领会议，布置出兵事宜。三天后，清军水师从铜山出发，统一台湾之战拉开帷幕。

六月十五日晚，施琅率官兵2万余、战船300艘抵澎湖。郑军主帅刘国轩也集中将士2万余、各种船只200余艘死守澎湖，双方兵力大体相当。十六日，清军发起猛攻，互有伤亡，进攻未能奏效，施琅暂退至澎湖八罩屿。二十二日，施琅重整旗鼓，率战舰230艘发起新一波攻势。清军分三路出击，并留有后队支援。刘国轩也亲率全部战船200余艘列阵迎战，从辰时（上午七至九点）至巳刻（上午九至十一点），双方激战，时南风大作，施琅令火器船乘风出击，郑军大败。清军沉毁敌船159艘，击毙郑军将领300余员，士卒12000余人，另有郑军将领165人率4853人投降，刘国轩仅率残部31艘战船逃回台湾。

澎湖一战，郑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台湾已无屏障可言。但施琅不急于乘胜进攻，而是严格遵照“剿抚并用”方针，等待郑氏来降。他在澎湖严肃军纪，招徕逃民，免除徭役，安定人心。又采取和平攻势，郑重声明：只为公事，不报私仇（施琅父亲等均为郑氏所杀），且优待俘虏，悉释归台。刘国轩、郑克塽决计归降，派人至澎湖，请削发称臣，并要求仍居台湾，施琅不允。七月，康熙帝颁旨谕郑氏“审图顺遂，善计保全”，许诺郑氏若真心来归，将不咎既往，“加恩安插，务令得所”。七月十五日，郑氏使节再至澎湖请降，并缴册印，以示诚意。施琅同意接纳，做出“夙昔结怨，尽与捐除”的保证（连横《台湾通史》）。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军抵台湾。十八日，郑克塽率刘国轩、冯锡范等文武官员剃发、缴册归降。至此，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国家统一大业终于完成。

台湾回归祖国是清代前期的一件大事，也是永垂史册的壮举，不但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台湾回归的历史进程中有几点经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其一，既要坚持和平统一，又不放弃武力手段。清廷坚定执行“剿抚并行，底定海疆”的方针，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以武促统正是台湾走向统一之路的真谛。

其二，既要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处置。清廷强调郑氏政权是“中国人”，坚决反对“仿朝鲜例”。在谈判中坚持“剃发”的原则，但在形势不利时，也曾有所变通。不过归根结底，“剃发”一直没有放弃。

其三，抓住时机，果断决策。台湾统一问题一直拖了22年之久，说明形势复杂，难度很大。但当清、郑对峙态势有了重大变化后，康熙帝即时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果断决策，出兵复台，终于如愿以偿。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经验是不能忘记的。

作者简介

杨东梁，男，1942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左宗棠评传》《甲午较量》《中国清代军事史》等10余部（部分为合著），主编丛书多部，发表文章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