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被称为“疠疫”的瘟疫疾病在北京几乎常年发生，只是轻重不同。作为封建王朝的首善之区，统治者历来重视京城防疫。清代北京的防疫卫生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过渡阶段。在清前期，京城防疫卫生事务主要由官办的太医院、临时设立的五城药局，以及民间的善堂、药铺承担。至清末，清政府在参酌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近代防疫卫生体系。
其一，太医院施医给药。每逢京城疠疫流行，太医院往往奉旨承担京城的医治和防疫任务。清前期，太医院在五城设有医药局。顺治十一年（1654）奉旨，“于景山东门外筑房三间，由礼部奏派太医院官施医给药”。康熙二十年（1681），“设厂十五处，于五城地方，派佥都御史督同五城御史，发内帑办理。施医由太医院奏派，每厂医官、医生各一人”。二十一年，“改设东、西、南、北四厂，照旧办理，奉旨以为常例”。（任锡庚《太医院志》）后来，五城药局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奉旨裁撤。
此后，每逢瘟疫发生，清政府仍在京师五城分别设立临时药局、棺局，疫情消失，则随即停止。例如，道光元年（1821）七月，“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有仓猝病毙者”，清政府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慎选良方，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清宣宗实录》）二十七日，五城各按地面设一总局，“贮药备棺，仍间段分设小局二三处及三四处不等，分派员役前往巡视，先以赍药救生为重。其药慎选著有成效良方，赶紧多制，遇病即施”。当天，五城领到随方药四千丸，每城分领八百丸散放。二十八日早，“民间闻风而至，五城顷刻散竣”。八月初一日，又散放药四千丸。（录副奏折，道光元年八月初二日，都察院左都御史那清安等奏为遵旨酌议分城设局救治时疫章程事）经过五城药局多次散放药丸，当年秋季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直至清末，太医院及其在五城分设的临时药局一直是京城防疫的主要医疗力量。除此之外，京城诸多善堂施药，也在防疫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广宁门外的普济堂，就是清代京城一家著名的民间医疗慈善机构，“每年冬月，堂内收养贫病之人，堂外每日施粥，穷民藉以存活者甚众”（《清高宗实录》）。除了普济堂等善堂之外，京城一些商民药铺也往往为京城百姓和来往行人免费施药。
其二，隔离病人，防止传染。清初京城一带天花流行，为避免传染扩散，清廷命令：“凡民间出痘者，即令驱逐城外四十里，所以防传染也。”但由于“所司奉行不善，有身方发热及生疥癣等疮概行驱逐者，贫苦小民移出城外，无居无食，遂将弱子穉（稚）女抛弃道傍（旁）”。见此情形，巡视南城御史赵开心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他建议在城外东、西、南、北分别建四处隔离点，“其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村，令彼聚处，庶不致有露宿流离之苦”。顺治帝采纳其言，随后谕令：“民间男女果系真痘，自当照例移出，令工部择定村落，俾其聚居得所。至身方发热、未见痘疹者，毋得辄行驱逐。”（《清世祖实录》）
其三，取消或推迟大型活动。顺治初年天花在京城流行，为避免传染，顺治帝先后取消多个重要活动。例如，顺治二年十一月初四，“以京城出痘者众，免行庆贺礼”。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万寿圣节，“以京城痘疹盛行，免朝贺”。九年正月初一，顺治帝“避痘南苑，免行庆贺礼”。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京城痘疹盛行，当年朝贺元旦的蒙古王公等“已出痘者许其来朝，其未出痘者，可俱令停止”。（《清圣祖实录》）为防控疫情，道光帝曾谕令将道光元年顺天乡试推迟一个月再举行。
其四，通过粥厂散放药饵，医治患病饥民。康熙十八年京师大地震，因此造成流民甚多，清政府在开办粥厂、赈济灾民的同时，也散放药剂，防止瘟疫发生。康熙十九年四月，康熙帝谕大学士：“天气渐向炎热，老幼羸弱聚之，蒸为疾疫，转益灾沴（lì），朕甚忧焉。”如果饥民内有染疾疫者，令太医院及五城医生诊视。
其五，为防止疫病传染，遣送或劝返流民。每年清明前后，五城粥厂停止，为便于饥民回籍，凡是没有能力回去的，由清政府出资遣送，尤其关注老病者，以防疠疫传染。饥民回乡途中，如果患病，由沿途地方官“留养医治，俟病痊，再行转送”。为预防疫病扩散，清政府也时常劝阻流民进京。乾隆八年十一月，京师流民日多，为避免“薰蒸成疫”，乾隆帝命直隶总督高斌饬各州县，将来京就食灾民，“沿途劝阻回籍，领赈安业”。
除了粥厂这类流动人口聚集的场所之外，即便是平时没有疫疾流行，清政府在一些重大活动、有外来人口聚集时，也都会特别关注疾病的诊治。例如，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各省为祝万寿来京者甚众，“其中老人更多，皆非本地人”，且“时届春间，寒热不均，或有水土不服”。康熙帝命“倘有一二有恙者，即令太医院看治，务得实惠”。
其一，洁除之制。清制，京师内外城街道都有看街兵、街道衙门负责管理，以及日常的清扫。对于事关宫禁、皇帝出行所经御路的清扫更加严格，大清门、天安门、端门由步军负责洒扫。其大城内各街道，如遇车驾出入，令八旗步军修垫扫除，大城外街道由京营负责修垫扫除。皇帝出行时街道和御路的清扫，除了安全防卫之外，实际上也不乏卫生防疫的考虑。
其二，禁止沿街居住铺户倾倒污水、煤渣。清政府规定，城内八旗地面不准开设车店、粪厂，禁止沿街居民、铺户任意堆积炉灰、粪土。各街巷的管理，责令各旗协副尉分段监督负责，而且“每届月底，加结呈报衙门”。（《金吾事例》）外城街道由街道衙门负责，同时，五城司坊官配合监管。
其三，掩埋尸骨。清代京城街头常有因饥寒、疾病而倒毙的贫民。“京城为五方聚集之所，孤客穷黎肩摩踵接，保无有卒病身故者，此等之人一旦倒卧路旁，不惟无亲属收埋，亦并无友朋认识”。（朱批奏折，乾隆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巡视东城陕西道监察御史萧炘奏请酌拨官地收埋无名尸骨事）为及时掩埋尸骨，同时也是为防止疫气传染，清政府规定由五城正副指挥分管各地面尸骨掩埋之事。乾隆六年议准，专门拨地作为义冢。其中，中城义冢位于永定门内香厂；东城义冢二：一设崇文门外文昌宫前，一设东便门外核桃园；南城义冢在广渠门外；西城义冢在广宁门内报国寺后地方及潘家地内；北城义冢在宣武门外黑窑厂。
其四，暑天散放冰块。清代京城多处设窖藏冰，除了供应内廷使用之外，另一个重要用途就是暑天在各城门为行人发放冰块。例如，雍正十年（1732）闰五月，“现今天气炎热”，雍正帝命步军统领衙门“在各门设立冰汤，以解行人烦渴”。又如，乾隆八年六月，“今年天气炎热，甚于往时，九门内外，街市人众，恐受暑者多”。乾隆帝命赏发内帑银一万两，分给九门，每门各一千两，正阳门二千两，“豫备冰水药物，以防病暍”。
清末推行新政后，京城防疫卫生开始出现重大变化。首先在管理上，防疫卫生开始成为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分设5司16科，其中警保司下设有卫生科，负责街道清洁、防疫以及医学堂管理等内容。光绪三十二年民政部成立后，巡警部归并其下，卫生科改为卫生司。相应地，北京内、外城巡警总厅下设立卫生处，主管清道、防疫、食物检查、屠宰、考核医务等。其次是官医院的设立。光绪二十八年，经给事中吴鸿甲奏准，在京城设立官医局，总局设在外城沙土园，内外城各有一处分局。
更重要的是，北京开始出现了专门为民众服务的近代公立医院。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清政府在京城设立内外城官医院（《清德宗实录》）。这是北京卫生防疫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标志。根据宣统元年（1909）八月民政部核定的《内外城官医院章程》规定，官医院内除了设有挂号室、男候诊室、女候诊室、普通养病室、特别养病室之外，还设有专门的传染病室、癫痫病室等，而且特别规定“传染病室及癫痫病室均与其他房屋互相隔离”。内外城官医院的看病挂号、就诊、住院流程几乎与现代医院别无二致，而且“所有来院诊治之人概不收费，惟住院诊治者饭食费须由本人自备”。（田涛、郭成伟整理《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
与此同时，清政府开始参酌西方，制定了一系列涉及卫生防疫的城市管理法规。其中，《预防时疫清洁规则》主要涉及街道马路公共卫生、污水倾倒、垃圾投放与处理、沟渠维护、厕所扫除等内容。例如，第七条规定：“沟渠不准投弃芥土、灰石、粪溺及动物皮毛、肠骨及其他鼠、猫、犬等死体。”《厅区救急药品使用法》则主要介绍了亚莫尼香酒、哥罗定、时疫药水、泻油、吐药、亚莫尼水、烫灼药油、加波力水、止血药水、海碘仿散、辟瘟粉、辟瘟水的功用和使用方法。《管理种痘规则》则是针对善堂、医生开局种豆的管理办法。清末有关卫生防疫的各项规章，为北京城市卫生防疫走向近代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者简介
刘仲华，男，1973年生，新疆焉耆县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从事清史、北京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世变、士风与清代京籍学士人学术》《汉宋之间：翁方纲学术思想研究》《清代诸子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