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离京前，戴逸老师给我布置任务，让我借此机会给他家乡人介绍清史编纂的情况；此外，还要求我不要讲得太学术化，让我少讲他，多讲清史编纂工程本身。清史纂修是新世纪一项重大的历史性、基础性的学术文化工程。这项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牵挂的，这“牵挂”二字不仅显示出国家的重视程度，而且听起来十分亲切。我想至再三，决定从三个角度向大家介绍清史纂修工程的进展，分别是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实施，以及我们的总主持人戴逸老师。关于清史纂修，我还写过一篇《修一部信史和良史——清史纂修工程简述》，已发表在张海鹏主编的《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上，更详细的内容大家可参阅此文。
一、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
关于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我将从四个方面略作介绍，为便于大家记忆，大致可以用数字“三、四、三、四”来概括。
（一）第一个“三”，我用“继承”两个字来概括
近七百年来国家修史三次。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修元史，是第一次；1645年清顺治帝下诏修明史，康熙年间启动，实际纂修六十年，至乾隆朝完成，是第二次；第三次是1914年，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下令成立清史馆修清史，历时十四年成书。馆长赵尔巽自知所纂清史为“急就之章”和“未成之书”，遂名《清史稿》。因时局纷乱、经费拮据，《清史稿》仓促杀青，识者谓其虽有一定学术价值，但修撰者多为清朝遗老，许多问题记载失实，讹误甚多，评论不公，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贬抑殊甚，被国民政府列为禁书。当时曾考虑拨款五十万元拟重修清史，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搁置。此后台湾当局又作《清史稿校注》，但限于人力财力及缺乏史料，仅修订了部分《清史稿》，且后续无音。
所以说，这第一个“三”，说明我们的清史纂修是对我国易代修史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
（二）第一个“四”，我用“酝酿”两字来概括
清朝历史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同今天社会现实联系紧密。不仅中国的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科技、外交、边疆民族等诸多方面问题，也大多由清代演化、延伸而来。要深刻了解中国国情，就离不开对清朝历史的科学认识。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领导人曾有四次纂修清史的动议。第一次，新中国成立之初，董必武同志向中共中央建议编写两部书，一部是清史，一部是中国共产党史。毛泽东主席对清史亦深有兴趣，也曾多次和范文澜等谈话中谈到清史。第二次，1959年周恩来总理曾委托吴晗考虑制定纂修《清史》的规划，时逢“大跃进”时期，各种运动太多，编史工作未能落实。第三次，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共中央宣传部周扬筹备纂修清史，为此召开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关山复、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和戴逸为委员，并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酝酿多年的《清史》编纂工作刚要启动即被搁置。第四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一位史学工作者写信给邓小平，重提国家纂修《清史》之议，邓小平十分重视，把这封信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虑。在长沙制定社会科学“六五”规划时，曾经考虑过清史编纂问题，但由于当时经费紧张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干扰，仅启动了《清史编年》和《清代人物传稿》两个项目，清史纂修工作再次搁置。
所以说，这第一个“四”，表示了清史纂修工作尚处在酝酿阶段。
（三）第二个“三”，我用“预热”两个字来概括
新世纪初，围绕清史纂修有过三次重要的活动。第一次是2000年12月，戴逸接受《瞭望》杂志社记者采访时，提出“纂修《清史》，此其时也”（《瞭望》2001年第8期）。第二次，2001年3月，李文海、王晓秋分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提交“纂修《清史》正当时”的提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作为纂修清史的重要承担者，受国家委托，一方面召开专家研讨会，论证纂修清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开始起草纂修清史的工作方案。第三次是2001年4月6日，《光明日报》刊载文章，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李文海等邀请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朱家溍、蔡美彪、龚书铎、郭成康、王晓秋、马大正、朱诚如、成崇德等专家学者共商纂修清史大事，一致呼吁尽快启动纂修清史的工程，（《光明日报》2001年3月7日）遂有学术界十三人联名向中央申报“纂修《清史》建议书”。
所以说，这第二个“三”，可以称之为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前的预热阶段。
（四）第二个“四”，清史纂修作为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正式启动
这个“四”是指四次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2002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经过周密调查和审慎考虑，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批示，做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决定。第二个时间节点，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和相关部委，从学术、人才、资料积累、国家财政等方面反复论证，于2002年10月成立以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为组长，十五个部委和相关单位领导参加的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十五个部委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档案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第三个时间节点是同年12月成立了以戴逸为主任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四个时间节点，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会议，议定了指导清史纂修工作的五点意见，提出“编纂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会议指出：时至新世纪，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学术文化日趋繁荣，清史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纂修高水平《清史》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新修清史的基本目标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协助下，集中和动员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清史和其他学科的优秀专家，团结合作，齐心协力，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一部能够反映新中国理论水平、学术水平、科学水平的大型《清史》著作，使之成为新世纪学术发展、文化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成为能够反映当代文明水平的传世之作，这对于发展我国的学术事业，增强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人民日报》2003年1月29日）第四个时间点表示我国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了。至于这四个时间节点中，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到底定为哪天，在此之前我们一般将2002年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作为正式启动的日期。不过最近跟戴逸老师商议，他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因为当时的李岚清副总理召开了关于清史纂修的大型会议，他认为应该将2003年1月28日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的日期。如果以该日期为准，从2003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到今年已走过十六个年头，到我们2018年提交送审稿是十五年。十五年基本完成清史纂修的送审稿，今天正值戴逸学术馆正式开馆，如果大家感兴趣，也欢迎到图书馆翻阅一百零六卷的《清史》送审稿。
简言之，整个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过程经过了继承、酝酿、预热与启动四个阶段，用数字表示就是“三、四、三、四”。
二、清史纂修工程的实施
清史纂修工程的实施过程，历时长，情况复杂，为方便大家记忆，我用三个“五”来概括。
（一）第一个“五”，是指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实施迄今为止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体裁体例的讨论与总体设计。自2003年至2004年，在全国召开了七次体裁体例研讨会，其中包括戴逸老师带领我们在台北召开的一次研讨会，研究清史编纂总规划，原则确定《清史》全书的总体框架，将之分类分卷。与此同时，这一年内还完成了清史研究状况与科研力量的调研。一是全面了解国内清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动向和研究队伍情况；二是了解国外近十年来清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动向；三是全面收集、整理二十世纪国内学者清史研究著述目录，编制索引；四是在全国范围调查编史人员，建立清史专家人才库，以作为立项时遴选作者的参考；五是对历史上修纂《元史》《明史》以及《清史稿》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研究，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第二阶段是项目的招标与委托立项。自2004年年初到2005年，基本完成清史各大部类的立项工作。在这两年之中，编委会共召开十一次立项评审会议，共立235个项目，其中主体工程147项，包括通纪11项、典志65项、传记25项、史表23项，还有图录的专项项目23个。之后到2007年12月，清史编纂项目陆续增至284个，其中主体类项目173个，基础、辅助类项目111个。
第三个阶段从2005年的下半年开始一直到2011年。经过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们完成了五大部类173个项目初稿的撰写。关于初稿的撰写，我们对项目主持人还有要求，即除了完成初稿以外，还要提交写这部书的资料长编。所以尽管每个项目的字数不完全一样，一般都是30万字左右，多的有40万字，少的大致是20到30万字之间，但是资料长编一般是这个项目字数的五倍，甚至还要多。所以可以想见我们文字的量也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这是第三个阶段，2005年到2011年我们完成了初稿。
第四个阶段是2008年12月到2018年9月。从2008年12月份开始，我们把已经完成初稿的《清史》进行了审改，分成一审、二审、三审，审改过程很复杂，因为毕竟参加这项工作的有一千多人。尽管我们有严格的体裁体例方面的编撰要求，但是每个人的理解程度和行文风格还是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很难做到浑然一体。但是作为这部书，它必须是一个整体，这就需要学者不断打磨。其中发生了一件特别让人困惑的事——2014年以后，我们开始意识到这部书存在很多重复交叉和遗漏的地方，当时戴逸老师就提出要“三查”，什么叫“三查”？就是查重复、查矛盾、查遗漏。因为是集体创作，它会存在不少交叉重复的地方。通纪里面讲到的，传记里面也会讲到，典志中相关的内容也会讲到。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写，也许根据不同的史料依据，就会出现差异，甚至于有时也会出现很重大的遗漏情况。我们中间就发生过一个很大的笑话，当时听得大家既是吓一跳又是捧腹大笑。在我们核对传记名单的时候，突然发现里面没有慈禧太后！纂修清史怎么能把慈禧太后遗漏了！要说怎么会遗漏？按说应该将慈禧太后放在光绪朝卷中，同时在传记中又有妇女卷，事实上慈禧太后放入妇女卷里也是可以的。所以妇女卷的主持人认为慈禧应该放在光绪朝卷，而光绪朝卷的主持人则认为慈禧会被放在妇女卷里面，结果两边都没放。因为慈禧这个人物太显眼了，所以被发现了。还有一些中等级别的人物更容易造成遗漏。同样，重复也是这样。有些卷说了，另一些卷又说了，而且有的因为说的太过于详细，时间、地点、战争过程、战争人数，根据不同的记载，就又发生了不一致的地方。如果作为一篇学术论文问题不大，但是在我们这部书里就不行。因为这部书将来是一个整体，如果发生这些问题的话，对这本书来说就是个硬伤。我们有次开玩笑说，如果这部书出来以后，人家对我们的《清史》进行校勘，弄出来上百成千不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很严峻的问题。单个问题都不大，但是合到一起那就成了大问题。所以实际上从2014年以后，我们对“三查”下了很大的功夫，由于体量太大，面对将近4000万字的书稿，怎么看都顾东顾不了西，难度很大。当然因为现在有科技手段，我们采取的是根据我们的学术经验和技术手段，通过确定主题词，利用电脑将有关的段落统统调出来，进行对比。我们现在设立有将近60个主题词，但是覆盖面还是太窄，还没有完全覆盖全部内容。我们现在也还在进一步加工，进一步修改，发现的很多问题虽然都不是颠覆性的，而是很碎很细的问题，但是正是这些很碎很细的问题，如果搁到一起的话，就会成为大问题。所以第四个阶段是一直到去年的9月，我们这部书稿从编委会的角度完成了送审稿，五大部类一共印了106卷105册。不过，还有四卷附录没印出来，我们的第一册是前言和目录，将来第一册我们准备还要扩展一个内容，要把参与这项工作的作者名字通通搁上。一千多人的名字，全部编入也是很大的一个篇幅，但这里面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大家都付出了心血，目前这项工作也正在做。这样第四个阶段是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的9月，我们主要进行了审改工作。
第五阶段是审读和出版。2018年9月我们把《清史》送审稿上报中央，因为这个项目是中央批的，因此第五个阶段是从2018年9月份开始的，下面到底还要延续多长时间还不好预测。2019年9月中央专门把送审稿的审读工作交给了2019年1月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由他们来负责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审读。审读工作的领导小组已于今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我也去参加了此次成立会。审读工作有明确的要求，严格的程序，当前我们除了做好审读的配合工作外，还要继续进一步打磨、修饰书稿，每一部类的专家们都在照常工作，按照我们自己查出来的问题进行修改。同样，根据审读的意见，我们还会继续修改。现在出版社已介入，出版社还有三审三校，到正式印刷出版，估计时间不会短，大家要有充分的耐心。
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大问题实施里边的五个阶段。
（二）第二个“五”，是指《清史》的五大部类
根据戴老师的设计，五大部类包括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我们称之为新综合体。简言之，通纪实际上就是一部清代通史，这是20世纪初以来章节体的体裁体例，典志、传记、史表是二十四史的传统体例。图录是个创新，因为《清史》它有编图录的可能，有地图、有绘画、有照片，以图证史、以图明史，正好现在也进入读图时代。所以《清史》既吸收了20世纪西方国家修史的章节体的体裁体例，也继承了传统二十四史的体裁体例。
在五大部类中，通纪是全书的核心，是全书的纲领和主干。我们应该做到内容系统、史实准确、观点鲜明，要表现清朝一代由崛起、兴盛、中衰到灭亡的历史发展大趋势，要写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各个演进阶段的基本特点。通纪以记载史实为主，同时应该有必要的紧密结合史实的议论，要揭示出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所以我们对这部通纪费心最多，戴老师更是直接负责通纪的督校，可以说，将近400万字的九卷通纪，戴老师几乎做到一句一字地修改。
典志记叙清代典章制度和广泛的社会生活。典志在撰写体例和方法上，很有必要借鉴方志学家所总结的以小见大、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方法，使得内容多样的各个篇目在总的体例和风格上能做到基本一致。典志中地理志，人口户籍志，这都是历史上传统二十四史里有的；也有一些传统史书上没有的，例如讲中外关系的邦交志，专门讲边疆治理的边政志。所以典志的内容非常丰富。
传记的作用不仅在于表现传主个人，更重要的是反映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设立传记是为了克服章节体史书“见史不见人”的整体缺点。我们根据人物在清代历史中所处地位、重要程度的不同，以及生平活动史料的多寡，分别设立专传和合传；对于生平活动联系紧密，并且主次地位分明者，还可以设立总传和副传。
传统的史家重视史表，对于史表的基本功能，今天仍然应该重视。史表的设置和撰写，还应该具有显示历史演进的阶段性的意义，并有助于显示清代历史的特点。我们的史表包括30个史表，涵盖了皇帝家族的系谱，皇子的系谱，皇后、皇妃的系谱，大臣的系谱，还有清代进士的系谱等等。进士表收集了清代进士5万多人，清代的进士我们大概都收录进去了。而且，我们史表里还有外国驻中国的使领表，中国驻外国的使领表以及中外约章表。
图录前面已经提到，是《清史》的一个重要的创新，以图补史、以图明史、以图证史，更能够形象、直观地反映历史风貌。我们的图录共十卷，每卷收图600幅左右。为了编好图录，我们从2003年一直到2007年，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收集了包括照片在内的有关图片大约20万张。我们原先的设计是图录分十卷，每一卷收800张图。后来戴老师说太多了，量太大，建议把800张改成600张，这样等于我们最后是从收集的20万张图片里边选出6000多张图片，包括清代的地图、绘画以及近代以来的照片。
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的学术内容，我想下面再花点时间对传记的情况做一些介绍。我们的传记实际是28卷，但还在不断调整。比如说我们传记原来有妇女卷，经过修改加工后，认为妇女卷独立成卷，有点不伦不类，为什么呢？因为一些重要的妇女人物，比如像慈禧太后，将她放到妇女卷里去，实在太不合适了；同时，原来的《清史稿》里面，收录了大量的烈女，而现在烈女没有必要收录了，所以最后我们考虑把妇女卷给撤了，把妇女卷里有关人物分到不同的其他各个卷里去，这是一个变化。再者从传记所收录的人物总数来看，现在收录了各类人物3400余人，而《清史稿》收了多少呢，收了4740人，在《清史稿》这4740人当中，其中烈女占了610人，但我们现在当然没有烈女这一项。我们的《清史》传主，包括了皇帝、后妃、诸王、中枢大臣、封疆大吏、南明人物、降清人物、移民、文苑、学术、农民领袖、科技人士、宗教人士、工商人士、维新人士、革命党人，还有诸艺，即各种各样的艺人，包括体育、武术、工匠等等。比如大家可能听说过，清代有一个专门造房子的雷氏家族，《清史》里面都收录了；另外还有外籍人士，除了在清政府任职的，还有在华时间长、小有名气的外国人等等。人物的涵盖面和代表性远远超过了《清史稿》。当然我们对人物的记述主要是介绍事迹，评议不多。再从资料来源来说，也远远超过了《清史稿》的传记。我们传记材料的来源首先是清代的满、汉文等史料；其次是历朝的实录，清代官方和私家所修的文书文献，还有传主的年谱、墓志铭和传主个人的文集，以及相关的地方志资料。特别是档案，我们在最后修改定稿的过程中，专门将其作为一项内容又进行筛查，凡是传主有档案且我们没有用的，都会再做一些补充。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撰写工作跟文献档案的收集，实际上是同步进行的。有些初稿已经写成，而档案却刚刚整理出来，所以存在写稿人还没来得及用档案的情况。因此在最后的修改过程中，我们尽量补充，希望传记中所引用的史料都能够有档案文献的使用。总之，新修《清史》的传记和《清史稿》相比，在体例叙事方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将反映历朝历代大事的皇帝本纪，改为反映一代君主经历、素质和作用的传。一般皇帝的传，字数都控制在1万到1.5万字，最少的传记字数大概要保证不少于一千字；另一个是坚持求真求实的原则，严格把握历史的真实性，避免《清史稿》在评价人物时所存在的历史时代偏见。因为《清史稿》的纂修者基本上都是清朝遗老，他们对包括孙中山在内，以及洪秀全等太平天国相关人物，都以“匪”相称。这种评价当然是不符合现在的评价标准。
（三）第三个“五”，是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持编辑和出版了五套丛书
根据戴老师的总体设计，他把写这部《清史》叫做主体工程，另外还有个基础工程，就是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从2003年就开始主持编辑和出版五套丛书，这就是第三个“五”。五套丛书包括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编译丛刊、图录丛刊，共出版图书242种，3603册，总字数超过20亿字。特别是文献丛刊，我们收录了清代一些名人的文集，有翁同龢文集、康有为文集、梁启超文集、张謇文集，还有李鸿章文集、袁世凯文集等等。另外在戴老师的坚持下，我们还编了清代诗文总集汇编，从六万多篇清代的诗文中间，选了四千种，汇编成800多册。大家要有兴趣的话，这五套丛书就陈列在戴逸学术馆里。
我在我们内部也说过，在清史纂修工程中，一百多本的《清史》当然是我们的主体工程，但是从学术角度看，生命力最强的不是这一百多本的《清史》，而是我们基础工程中的五套丛书。我们整理和编译的这些文献档案，收集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著作、国外相关档案，包括俄罗斯出版的17-19世纪俄中关系的档案文献，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另外还有一些外国人写的回忆录，包括当时英国到清朝来的著名人物写的回忆录等等，都非常有用。五套丛书的出版为21世纪清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总之，我们希望并相信，这次纂修清史应该成为清史研究进程中的一个坐标，它既是20世纪清史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又是21世纪清史研究的一个崭新起点，清史纂修工程的成果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
三、我们的总主持人戴逸老师
第三个问题就是讲讲我们的总主持人戴逸老师。戴老师不让我讲，我违反了他给我的指令。不过戴老师是一个非常忠厚温和的学者，他是能理解和谅解的。关于这个主题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谈。
（一）第一个角度是我和戴老师。戴老师是我的老师辈，他年龄大我一轮，他属虎我也属虎。他今年周岁93，我周岁81。我知道戴老师比较早，是在上大学的时候。1958年我大学三年级，上中国近代史课，参考书是戴老师当时刚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我当时还是学生，对他的书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文采，他对问题分析的精到之处，确实是高山仰止，所以我最早知道戴逸是通过他的这本书。1960年我大学毕业，在山东大学上了三年研究生，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等待分配，1964年从山东济南到北京，当时中国社科院还没成立，所以是进入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
到北京后，紧接着1964、1965年是四清、劳动锻炼，1966年后又是文革十年。真正开始搞研究工作是1975年以后。那时候民族研究所给我分配了一个任务，研究清代历史上的准噶尔问题，是外交部的交办任务。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去请教人民大学的戴老师，当时他刚从北师大清史研究小组返回人民大学，所以我直接跟戴老师打交道是1975年。
1975年以后，联系基本上没断。特别是1987年我从民族研究所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开始是副主任，后来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专门研究边疆的研究机构，于2014年改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2002年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2010年72岁时退休，不过研究工作并未中断。我在主持边疆中心工作的过程中，跟戴老师业务上多有交往。我把他看作老师，他把我当成朋友。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戴老师对我主持的边疆史地研究工作的开展，确实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我们有什么活动邀请他参加，他肯定参加；邀请他发言，他肯定讲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高见。此外，他还担任过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发展研究中心的顾问。当时我们新疆发展研究中心请了四位顾问，一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一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府主席，第三位是我们社科院的一位副院长，第四位就是我们尊敬的戴老师。戴老师有个最大的优点，他不是“顾问、顾问，顾而不问”，他是真给你出主意。需要他出场的时候，他真会出场，十分平易近人。
（二）第二个角度是我成了戴老师纂修清史的助手。2002年我成了戴老师的部下，当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我担任副主任，一直是做他的助手，他是我名正言顺的领导，从2002年到现在，有17年了。17年来，在戴老师带领下，我参与了新修《清史》的设计、立项、撰写、审改、定稿五个阶段的学术组织工作，并先后分工负责典志组、史表组、篇目组、编审组、文献组、出版组、秘书组的学术联络工作。这几年来不说每天见面，至少开头几年是每个礼拜都要见一次。现在因为他年龄大了，我们不让他来上班，说你别来了，我们到你家去就行了。
在将近四十多年的交往中，尽管他的学术人生不是我作为学生辈能来评价的，但从我的角度，觉得大致有三点，值得我很好地学习，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他做学问的同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远的不说，在编纂清史过程中，国家发生什么事，特别是涉及到边疆，因为我是研究边疆的，所以清史纂修过程中间，凡是涉及到边疆、民族、中外关系的问题，他首先会找我来问。因为我的信息也比较多，各种各样渠道都有，民间的有，官方的也有。比如说前几年关于“南海仲裁案”，围绕这个问题，戴老师当时特别跟我说：“在我们的边政志里边，要设海洋篇，在海洋篇里面一定要把南海诸岛的清代情况都讲清楚，而且还得跟国家的口径一致。”他的政治敏感性是他学术素养的本能反应。另外，前几年我们跟印度在洞朗边界的对峙。洞朗边界起源的一个条约，就是1890年光绪年间的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在我们《边政志》里面也有记过，他特别又把我找去，让我好好看一看。我们编写清史的专家，特别是编委会二级组的专家们，在这方面都还是心里有数，没有稀里糊涂的人。但是戴老师的这种政治敏感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他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唯物主义这些方面都十分出色，这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还涉及到一个政治敏感性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这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
第二，他严谨的治学风格。我发现他学术风格的严谨表现各个方面，都是细微末节的，这点确实值得我们后辈学习，是我们的楷模。当然有关戴老师学术研究的文章很多，都提到过这一点，举了很多例子，我就不重复了。
第三，他待人宽厚，是个很好相处的老人，没有架子。我们编委会主任、副主任开会，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愉快在哪？愉快在氛围的和谐。不是说我们没有争议，我们有争议，甚至有几次戴老师提一个想法，我们副主任统统反对，听完以后，戴老师突然明白了，说怎么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也不生气，始终坚持学术民主，所以我们也有什么说什么。有时候说了，他当时不接受，但是过了一两天，他会说“你们这个主意还是比我好”。因为戴老师喜欢下围棋，他有一句口头禅，“是不是我又下了臭棋了？”所以跟他处事也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不像有些他这样身份、年龄、地位的人，有时候可能很不好相处，听不得我们这些比他年轻的人对他想法的不同意见。当然戴老师也有他的短板，科研组织不是他的长项，所以在科研组织的问题上，他有的时候会犯书生气的毛病。但是我们几个副主任在这方面还是各有所长。我主持中国社科院一个研究所十几年，这次跟我一起来的朱诚如教授，他曾是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行政组织能力也是很强的。我们还有位副主任成崇德，原来是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所以在科研组织上确实有我们的优势，这样正好互补。正因为他待人宽厚，所以大家很好相处。
所以总体上我觉得作为戴老师的旁门学生，从2002年到现在又是在戴老师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能够遇到像戴老师这样一位老师，于我而言确实是人之大幸。
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马大正，男，1938年生于上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马大正文集》《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边疆研究论稿》《中国边疆治理通论》《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新疆史鉴》，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卫拉特蒙古史纲》等7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