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清史”流派的形成
（一）“何罗论战”
“新清史”一进入中国学者视野，很快便引起学术界关注。其出台始于罗友枝（Evelyn S.Rawski）与何炳棣在90年代的数次辩论。1996年，罗友枝在当选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时发表了就职演讲，撰写一篇此后刊发于《亚洲研究期刊》而引起很大争议的文章：《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罗氏《再观清代》主要是针对1967年何炳棣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上小组会议发言：《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在当时，何炳棣的这篇文章得到了普遍认同。时隔三十年后，随着学科研究的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影响，学术研究方向发生变化，以致在历史学界引发了一场论战。
罗友枝对何炳棣三十年前的这篇旧文，开展了公开、集中的批驳。她所撰写的《再观清代》一文，主要是反对何炳棣的“汉化观”。时隔两年之后，何炳棣也开始予以回应，在《亚洲研究期刊》上发表了《捍卫汉化：驳斥罗友枝的<再观清代>》一文，针对罗友枝文章中显而易见的漏洞，进行强有力的反驳。这篇文章后来由张勉励译为中文，分作上、下两篇，发表在中国比较有影响力的历史学期刊——《清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和第三期）上，题名为《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这篇文章让中国学者意识到美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转变，在中国清史研究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在罗友枝的演讲中，她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够维持二百多年统治，成功的原因不是因为“汉化”，而在于清统治者能够有效利用与内陆亚洲诸非汉民族的文化联系来巩固了全国的统一，尤其是在边疆地区。（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何炳棣的基本观点是肯定清代在建造中国“多民族”大帝国的贡献，但统一的大帝国不能分为中原与中亚两部分，更不能以中亚为主，中原为副。大清帝国之所以能有效统治中国，管理人口众多的国家，延续世界史上长久的文明，归功于汉化。何、罗二人之争带动中外更多学者参与讨论，中国学者也开始注意到有这么一群美国学者及其“与众不同”略带“偏激”的观点。在中国大部分学者针对“新清史”的学术研究中，对“新清史”反对“汉化观”的批评异常激烈，因其直接挑战了中国传统历史叙述底线。因此，何炳棣对“汉化”的维护观点得到大部分中国学者的赞成。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关清朝“汉化”的解释，是认为“清廷由于采用制度性的汉化政策，以程朱理学为汉化政策核心，有利于满族八旗封建政权向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演变，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徐泓《“新清史”论争：从何炳棣、罗友枝论战说起》）因此，在何炳棣看来，罗友枝的一些观点未免过于偏执，最终导致在“汉化”还是“满洲认同”中只能选择其一。（[美]何炳棣《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上）》）实际上何炳棣也已经注意到，罗友枝或许并不主要是想在文化的空间内进行论述，而是试图让更多学者注意到族群的认同以及清朝皇帝多元的统治模式。
徐泓在其文章《“新清史”论争：从何炳棣、罗友枝论战说起》中详细论述“论战”的前因后果，其观点无疑更偏向何炳棣一方。何炳棣有理有据的说辞，更能引起中国学者共鸣。何、罗两位学者围绕“汉化”等重要话题的激烈讨论，带动了一个新流派在中国的传播。尽管此时尚未出现“新清史”这一名称，却可看作是其登上舞台的重要标志。随后罗友枝被拉入“新清史”流派中，成为主要代表之一。
与此同时，世界知名杂志《国际历史评论》，也在1998年6月出版了一期专门讨论清朝帝国主义的专号。之后，所谓的“新清史四书”，也就是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晦昧之鉴：清代帝国意识形态下的历史与身份》、欧立德（Mark C. Elliott）《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以及路康乐（Edward J.M.Rhoads）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陆续出版。（《清代宫廷社会史》和《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目前已译成中文）不久，一篇标志“新清史”流派形成的重要文章在2004年的《激进史学评论》上发表，这就是卫周安的“The New Qing History”一文。同时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欧立德等人主编的论文集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一书的出版，使用了“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一词。自此之后，“新清史”作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被明确使用。
（二）“新清史”流派
学术界对“新清史”的认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新清史”概念，认为“新清史”的提法源于美国，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兴起的一股学术潮流，主要以匹兹堡大学教授罗友枝、达特茅斯学院教授柯娇燕、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耶鲁大学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以及德克萨斯大学教授路康乐等人为代表。
在党为《美国新清史三十年：拒绝汉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兴起与发展》一书中，介绍了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学术转变，文中所列举相关学者并不全然属于目前狭义认识的“新清史”流派，从而暗示了一种更广义“新清史”内涵的存在。广义或狭义的“新清史”概念可从学术思潮产生转变的时间，或其人员集中发布作品的年代来区分。定宜庄或许是目前最早关注美国“新清史”动向的中国学者，她认为“新清史”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是罗友枝与何炳棣对于“汉化”争论的直接结果。（定宜庄《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贾建飞与她的想法比较接近。钟焓则明确指出“新清史”概念应该取其“狭义”比较妥当，即主要包含那些以清属内陆亚洲地区及其人群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因为若取其“广义”的话，势必会因范围过宽而难以定义和评论。他列举划定属于“新清史”的三个条件：一是成果的发表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二是学者就职区域主要分布在北美；三是作者学术身份属于西方现代学科定义上的中国学界，而非所谓的阿尔泰学家。（唐红丽《“新清史”学派的着力点在于话语构建——访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钟焓》）
卫周安所撰“The New Qing History”一文，描述了一种广义“新清史”概念。此文在2008年被译成中文，题目即为《新清史》。（[美]卫周安《新清史》）卫周安评介了柯娇燕《晦昧之鉴：清代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身份》、欧立德《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与民族认同》、菲立浦·弗瑞（Phillippe Foret）《规划承德·清帝国的景观事业》、乔迅（Jonathan S.Hay）《石涛：清初的绘画和现代性》、劳拉·霍斯泰特勒（Laura Hostetler）《清朝的殖民事业：近代中国早期的民族志和制图学》、曼素恩（Susan Mann）《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国家》、罗友枝《末朝皇帝：清朝帝制的社会史研究》、司徒安（Angela Zito）《身与笔：中国近代早期作为文本和表演的大祀》等作品。卫周安揭示出，美国学界出现的新的史学研究转向，已经挑战传统研究清史的套路，开始关注满洲的特色，满洲是否被汉化，清朝与中国其他王朝的差异以及清朝是不是一个帝国等问题。此文显示，卫周安显然是在归纳一种广义“新清史”概念，从而把何伟亚、曼素恩等人也拉入“新清史”的大营；研究女性史的曼素恩被列入“新清史”名单中，无疑是出于“后现代”理论对边缘群体，包括妇女史的重视。这种广义的理论归纳途径有利于找到一条清晰的学术脉络，但也容易模糊文中所举例学者之间的差异性。
除此之外，一些非美国学者也因在研究方法与学术渊源上的相似而被认为属于“新清史”流派，譬如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吴劳丽（Laura Newby）。她使用满文资料的动机，以及对边缘地区的再考证，同时源自傅礼初（Joseph Fletcher）的泛欧亚史研究以及“新清史”著作。（何娜《清史研究在英国》）因此，有学者认为“新清史”是由许多同时兴起的、自发的、分散的研究汇集而成的一种学术观点，并非有组织、有负责机构和期刊、有特定目的的学术研究团体，着重清代民族史、边疆史和政治文化史研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新清史”的来龙去脉》）这些成果都将“新清史”纳入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
“新清史”确实带着这样的目的，对民族主义叙事模式、西方中心论、“汉化观”以及朝贡体制等提出一定挑战，并明显带有后现代思想痕迹的去一切中心化的倾向。另外，“新清史”某些研究视角、观点虽作为一种思潮在北美地区很早就已出现，但成为流派并被更多人认识却是在中国，是在中美两国学者“不遗余力”的推广之下而形成。当前，在中国被讨论最为频繁的莫过于“新清史”四书，其次是濮德培、米华健、张勉治以及一些“新清史”第二代年轻学者们。在中国学者看来，这些人是无可厚非的“新清史”代表，其作品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狭义“新清史”观点，是中国学者回应与批判的主要对象。
二、“新清史”流派的主要观点
总体而言，“新清史”流派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1.强调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非汉”的“征服王朝”，主张划清清朝与中国历史上汉族王朝的界限；2.强调清代满洲的族群认同和对满洲特色的研究，反对满族被“汉化”的说法；3.提倡以族群、边疆等视角和新的理论框架来重新审视清代历史；4.提倡采用满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等文献研究清史。（马大正、刘姗姗《坚守国人历史文化认知的底线》）
（一）“新清史”的“内亚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乃至内亚因素的“新清史”流派，渐渐在北美中国学界的帝制晚期历史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钟焓《清朝史的基本特征再研究——以对北美“新清史”观点的反思为中心》）在以罗友枝、欧立德等为代表的“新清史”学者看来，清朝政权里包含了许多非汉元素，这是清朝能够最终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他们注重以及宣扬清朝的满洲特性，而刻意贬低“汉化”作用。所谓的非汉因素主要就是指“内亚”因素。
学界大致认为，“内亚”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提出。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傅礼初以及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人，都对“内亚”进行过定义，但他们定义的“内亚”范围包含众多非中国领土。拉铁摩尔、傅礼初以及“新清史”流派都与“内亚-边疆”范式密切相关，关注点都是游牧社会和“非汉人群”，强调的都是“内亚中心”视角。高亚滨认为这种范式是由拉铁摩尔创立，20世纪60年代又经过傅礼初“整体史”理论的进一步充实，最终在以“新清史”研究为代表的美国内亚史研究中得到体现。（高亚滨《“内亚-边疆”范式与新疆史研究——基于拉铁摩尔和傅礼初相关研究的考察》）“新清史”代表之一濮德培则与之不同，他自称为方便所需，将其分成“内亚”（Inner Asia）与“中亚”（Central Asia）两个概念。其中“内亚”范围被限定在了蒙古（内、外蒙古）、满洲、西藏和新疆。“中亚”则不在中国域内，因此“内亚”只与中国有关，以区别于和“内亚”不同的中国本部概念。在濮德培眼中，以中央欧亚统属内亚和中亚，而只有讨论中国境内时，才会使用“内亚”这一术语，由此，濮德培眼中的“内亚”恐怕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小的“内亚”。程秀金因此根据内亚范围将其分为“大内亚”和“小内亚”，“新清史”代表濮德培是“小内亚”的主要代表。（程秀金《“内亚”概念源流考》）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晰窥见“新清史”认为的“内亚性”在清朝统治中的表现——除汉文化外到底还包含了哪些特性。
对于如何定义“内亚”，至今为止学界对其理解不尽统一。“内亚”学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并非一两个地区可涵盖，关于“内亚”内涵、范围也一直存有争议，而与之相关的“内亚性”“内亚传统”“内亚视角”等衍生概念也被频繁使用。尤其是“新清史”与“内亚视角”的交织和相互影响，使得“内亚”及其衍生概念的清理和反思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史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方法论问题。（祁美琴、陈骏《中国学者研究中的“内亚”概念及其问题反思》）因此，无论“内亚”地理范围几何，大致上无法影响“新清史”的“内亚视角”本质。
近年来，从边缘看中心，也就是通过“内亚视角”观察清朝，越来越流行。尽管这不是一个新方法，在拉铁摩尔、傅礼初等人的著作中都有提倡，却被“新清史”拿来作为挑战“汉化”“中原中心观”的有力工具。欧立德在接受《上海》书评的采访中指出，他并没有说过“新清史”的研究是空前的，而是强调这种看待中国和内亚之间关系的视角，是受了很多学者包括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如西方学者伯希和、拉铁摩尔和傅礼初等人。（郑诗亮《欧立德谈新清史及其争议》）只是在欧立德等人看来，清朝的“内亚”因素已经超越“汉化”功能，这甚至有点矫枉过正、反客为主的意味。
在“新清史”视野里，清朝不能简单地只被当作一个普通的中国王朝，而是在军事、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与内亚相关。作为内亚帝国的大清国，不仅仅是统治的地域包含了广阔的内亚地区，更是在统治思想、统治方式等方面，展现出了与前朝不同的强烈的内亚特性。欧立德的“满洲特性论”是这些观点的集中体现。在挑战汉化、汉族中心主义和朝贡体系模式等概念的同时，“新清史”学者们重新发现了同时作为“一个内亚的”和“一个中国的”帝国的清朝。故此，在“新清史”看来，清朝在文化以及地域上要至少分成两块——内亚与中国，并且清朝所具备的“内亚性”似乎已经超过“汉化”重要地位，日益成为清朝统治空前的广阔领土如此成功的主要因素。对此，一些中国学者不认同，沈卫荣教授就对此明确予以反驳，认为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末代封建王朝，它既是一个外族入主中原的征服王朝，同时它也是其前朝的继承和发展，应当首先是一个“基于中国”的帝国。（沈卫荣《我看“新清史”的热闹和门道1——略议“新清史”语境中的中国、内亚、菩萨皇帝和满文文献》）
刘文鹏也对“新清史”的“内亚视角”进行驳斥。“新清史”学者将满洲特性论泛化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内亚特性，有违以往内亚史学者之本义。他们偏向强调清朝与内亚政权的连续性，将“内陆亚洲”从一个文化概念演绎为一种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概念，逻辑上存在偏差，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新清史”通过“内亚视角”的历史撰写模式，对清朝的非汉因素极为重视，试图以此为突破口，挑战中国传统历史叙事，对“汉化”观形成极大冲击。基于此，“内亚视角”缺陷也变得更为明显，淡化“汉化”作用，无视“汉化”结果，这在一些中国学者对“新清史”的批判中也多次提到。
（二）“新清史”流派对“汉化”的解构
中国大部分学者之所以激烈批评“新清史”流派，主要在于否定了“汉化观”，触及到中国传统历史叙述的底线。面对中国学界的反对之声，柯娇燕多次公开说明自己反对的并不是当代中国学者字典里或研究中的“汉化”，而是费正清、芮玛丽等人构建的“sinicization”（中国学者直译为“汉化”）学术史概念。她曾指出：
（汉化）这也是我认为在中国学者里讨论最不清晰的一项。在我的书中首先对“sinicization”进行批评的是《孤军》（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这些批评是特别针对费正清以及芮玛丽的历史分析,其中我反对的一种历史解释就是“sinicization”……费正清以及芮玛丽的这些不合逻辑的设想，习惯于达成有关王朝长命的大结论。其次，他们设想的身份，无论是个人、种族还是阶级都很单调——你可以是中国人和满洲人中的任何一个，但这个本质的东西可以融合。（刘山山访谈《柯娇燕：我不是“新清史”》）
在“汉化”立场方面，柯娇燕与欧立德都将矛头指向了费正清。费正清提出，“中国人口的众多稠密可能比欧洲更迅速完整地同化‘夷狄’入侵者。因为中国的农业比欧洲更精细，也就产生出更稠密的人口，因此入侵者也就更快地淹没在其周围大量中国人中”。（[美]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在其看来，就像中国人将“夷狄”同化在一个新的更大的帝国中一样，他们也逐渐融合了佛教，从中丰富自己的文化并使之不损害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这也是一直让“新清史”学者在与中国学者辩论时较为头疼的地方，只因他们认为自己反对的并不是中国学者笔下的“汉化”，而是费正清提出的“sinicization”概念。
欧立德也指出同样问题，“因为‘新清史’很注意族群认同、民族认同这类问题，所以把焦点放在‘汉化’这个过程，这是事实。而一开始细致地讨论这个过程，我们就发现每个人对‘汉化’都有自己的理解。”（郑诗亮《欧立德谈新清史及其争议》）欧立德质疑的问题无非和柯娇燕一样，就是“汉化”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是当他们自认为将矛头对准的是费正清的“sinicization”概念时，这个概念翻译成中文一般都称为“汉化”。另外，欧立德并不否定葛兆光提出的“汉化”在明清时期就是“文明化”,但是翻译成英文同样是“sinicization”，于是在其看来，中国学者的“汉化”和费正清的概念就产生了重合，容易令人误解。“新清史”学者的这番表述，试图让自己的研究具备逻辑上的合理性。但中西学者围绕“汉化”的讨论并非一直处于各说各话的层面，“新清史”矛头所指也并非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
中国学者章健认为，“新清史”坚持用Acculturation（涵化），而反对使用assimilation（吸纳，汉化的一个较中性表述），或者sinicization，来表述满族文化变迁。然而满族的群体认同存续与满族汉化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不可也不该被混淆对待。用“涵化”“趋同”作为描述语，更为含混，貌似超越某种“中心主义”，实际上完全掩盖了民族文化融合中的巨大的不均衡性和满汉文化交融中汉文化的主流性。（章健《满族汉化：对新清史族群视角的质疑》）他得出的结论是“汉化说”绝不是“新清史”所理解的，是汉族学者和前辈西方学者（如费正清和芮玛丽）对中国史的带有“汉族本位”的民种族主义立场的解读。至于“汉化说”是什么，他并未做详细解释。无疑，“新清史”将矛头直指费正清等人的“汉化”概念，不过是为了自圆其说。必须指明的是，“新清史”尽管主要针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学者对“汉化”的阐释，并以此来阐释中国历史中诸多重要问题，但他们同时认为“汉化”观或“汉化模式”是民族国家构建的一部分，这一点不容忽视。
（三）“族群”理论的历史学运用
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其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新清史”学者的研究较多地运用了“族群”理论，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研究的族际转向”（ethnic turn in China studies）。因此在柯娇燕看来，其“族群”观的重点体现，是“满洲人”概念在乾隆朝经过了意识形态上的人为建构。由于入关之后“满洲人格”模糊不清，从神话、信仰、谱系、语言等历史资源里重新确立族群认同成为一种必要。“满洲”作为在1635年由皇太极时期所确定的一种新的认同，其文化或者说种族“特性”不过是被皇权（尤其是乾隆时期）建构起来的。这样一种历史书写的方式，也呈现了满洲人从“种族”（race）到“族群”（ethnic group）的“族性”（ethnicity）构造过程。（刘姗姗《文化是帝国的第二属性——关于柯娇燕文化功能的比较研究》）可见在“新清史”流派笔下，判断“族群”属性的是“认同”而非文化表象。柯娇燕对文化功能的描述，使得这一历史过程显得复杂而多变。她对“认同”（identify）理论的运用和推崇，导致她对“族群”的描述具备更强的主观性。
其实这与社科理论尤其是人类学理论中关于“族群”概念有关，在文化与族群之间关系上，“新清史”代表们认为文化并不能作为决定族群认同的划分标准。恰恰相反，能够区分一个人族群的标准主要来自他的个人认同。“新清史”另一个代表人物路康乐也持有这种看法，他对“族群”的表述与柯娇燕较为相似，认为 “满人充分吸收了汉文化，以至于到了晚清，他们已经不再和汉人有明显的区别……满人长时间沉溺于令人愉悦的城市环境中，被各种汉人围绕，几乎所有满人都最终背离了老满人生活方式中的两个中心元素‘国语骑射’。但无论是在满人眼中还是在汉人眼中，满人从没有完全失去他们的独立身份”。（[美]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然而王志通认为《满与汉》这本书，重视族群多样性的研究本属“新清史”学者之特长，但作者对蒙、回、藏等族群的忽视，似乎表明后来者将本书归入“新清史四书”是不合适的。（王志通《重识<满与汉>——兼论“新清史”研究的关系》）也有些中国学者认同这种族群历史构建观点，他们认为满洲共同体的历史性格，随着其成员为应对政治及社会环境变化而不断改塑自我归属意识之特定形态的过程而迭经演变，（姚大力、孙静《“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族群发展的过程。
（四）提倡对满文及其它少数民族文献的使用
“新清史”强调对满文文献的运用。如欧立德认为，“大多数人将会同意，新清史主要方法论上的特征，就是使用汉语外其他语言所撰写的资料。不仅包括满语，而且包括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韩语、日语、彝语，甚至俄语、法语与英语。不过这些资料当中，满语的资料目前仍然占最重要的地位”。因此，欧立德十分推崇阅读满文原文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了解文本内涵。他十分担忧，如果“相当数量被汉译的满文文献译件造成现存满文档案的汉化，那将是相当可怕”。他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满文档案具有什么未来性的话，“新清史”无疑是其重要保障力量之一。
对满文资料重视的原因，其实也是随着族群研究转向，以及从边缘看中心观念提升而浮现。让“新清史”学者尤其痛切感受到的是，对于这些清朝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如何记录、如何看待清朝的统治，仅仅凭借汉文史料还远远不够，从满人自己的文献中才能得到较为真实和客观的答案。清朝统治者与他们来往的官方档案文书，直到清朝中叶甚至以后，也多用满文书写，所以“新清史”学者特别强调对于满文、蒙古文和藏文等少数民族史料的运用，这构成“新清史”的第二个主要特征。定宜庄指出，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热衷于谈论“大一统”的很多学者，迄今仍未自觉到这一点，遑论使用这些文献并使研究有所突破了。有关“大一统”的讨论流于表面，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定宜庄《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
然而，“新清史”对满文材料的提倡走向极端。2016年6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杨珍研究员发表《满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以及《再谈满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价值与局限》两篇文章，指出：尽管以往的清史研究中，出现忽视满文史料倾向，但近年来出现的另一种倾向，即片面强调清史研究必须以满文史料为主，似乎不识满文就无法研究清史，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不可取的。
总而言之，“新清史”在满文材料利用方面既有优点也有缺陷。优点包括：1.史学界进一步重视利用满文材料进行研究；2.对过去“汉化观”进行一定反思；3.利用各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加强；4.重新梳理或发掘过去因证据稀缺而无法解决的问题。
当然，“新清史”在满文文献运用方面的缺陷也十分明显，主要在于：1.强调“汉化”与“内亚视角”或“满洲特性论”之间的分离，似乎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目前杨念群等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并试图找到历史解释的调适道路。2.在“新清史”一些著作中，包括柯娇燕、欧立德等人，对满文文献的运用并不十分充分，甚至汉文文献所占比例丝毫不少于满文。而之前，普遍认可对满文文献充分运用的，莫过于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3.“新清史”论著常出现对满文文献误读或过度阐释，关于这一点在钟焓论著中也多有提及。
“新清史”学者多提倡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以利用其文字记录文献，践行从边缘视角看中心理念。常建华教授就曾经通过“新清史”研究，呼吁对《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史料价值予以重视。尽管一些中国学者从“新清史”对满文文献的利用角度谈其局限性，认为他们对满文掌握的熟练程度令人怀疑。但“新清史”学者的建议与研究倾向，无疑也提高了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重视程度。
三、结语
当前，我们有必要对“新清史”流派作进一步研究，这包括：“新清史”流派究竟如何定义？“新清史”流派理论关键点在哪里？“新清史”在未来可能的发展走向是什么？只有把“新清史”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把美国学界乃至整个西方学界的社科理论吃透了，我们才能把好这个脉。“新清史”作为西方学术界研究视角之一，代表西方学术研究的一种趋势，但绝不是其学术研究的全部。并且，“新清史”流派内部存在差异，而并非铁板一块。鉴于此，我们应对“新清史”保持冷静而客观的处理方式，并呼吁一种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态度。
作者简介
刘姗姗，女，1985年生于安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后，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中西关系史、边疆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