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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北京的佛教寺庙(2020年第20期)
作者:郑永华 史文锐 责编:

来源:中华文史网  发布时间:2020-11-19  点击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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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为三大“世界宗教”之一,于东汉或其稍前由西域传入中原,此后逐渐形成以汉传佛教为主,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并存的格局。清代沿袭元明两代尊崇、利用佛教的基本政策,对佛教寺庙多加保护,并创建了许多恢弘壮丽的伽蓝梵刹。据统计,延至清末,北京上规模的宗教建筑共551座,其中属于佛教的寺庙就有358座,占北京所有宗教场所总量的近三分之二。民间口耳相传的老北京“八大庙”,除白云观、蟠桃宫、东岳庙为道教宫观之外,隆福寺、护国寺、妙应寺、普渡寺、雍和宫都是著名的佛教寺庙。北京多数建于清代以前的重要佛寺,历经朝代鼎革与社会动荡延续下来,也与清代的保护和修缮有着莫大的关系。

总体而言,在辽、金、元、明发展壮大的基础上,清代北京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寺庙均进一步趋于繁盛,从不同方面展现出北京佛教文化的繁荣风貌。

一、北京汉传佛教寺庙

北京的汉传佛教历史悠久,寺庙众多,香火旺盛。西山的潭柘寺相传始于晋代,为北京汉传佛教最早的佛寺之一。作为隋唐幽州(今北京)以及辽南京、金中都的相沿之所,清代的南城成为北京汉传佛寺最集中的地方,佛教文化氛围也最浓厚。许多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包括始于唐代的法源寺、始于北魏的天宁寺、始于明代的长椿寺、康熙年间重修的法华寺等,都座落在此。清末民国年间,老北京将“崇效寺的牡丹、花枝寺(即极乐寺)的海棠、天宁寺的芍药、悯忠寺的丁香”誉为都城花事“四大天王”,其中的三个寺庙即位于南城。悯忠寺为法源寺古称,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久的名刹。《元一统志》载唐太宗亲征辽东,回师途经幽州,为哀悼阵亡将士,诏建佛寺,赐名“悯忠”,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竣工。唐末增建雄伟壮观的佛阁,成为幽州标志性建筑,传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的俗语。辽代该寺毁于地震,咸雍六年(1070)修复,改称“大悯忠寺”,奠定了此后的基本格局。明正统二年(1437)修葺,易名“崇福寺”,民间仍以“悯忠寺”称之。清初以“好佛”著称的顺治帝于寺内建立戒坛,康熙帝又御书“觉路津梁”匾额,并亲笔为寺院藏经阁题字。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发帑重加修饬”,次年竣工,赐额“法源寺”,遂以“法源寺”知名。唐代悯忠寺为幽州律宗传播中心,清代更被清帝钦定为律宗寺庙,以传授戒法见重。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高宗再次整修,御书“法海真源”匾额。法源寺在顺、康、雍、乾四朝屡受皇恩,可见其所受重视。

法源寺在北京佛教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寺内保存有唐代《无垢净光宝塔颂》《悯忠寺藏舍利记》《承进为荐福禅师造陀罗尼经幢》,以及辽代《燕京大悯忠寺菩萨地宫舍利函记》等石刻、经幢,皆为珍贵的佛教文物。辽代著名的《契丹藏》,也是由高僧诠明在寺内编纂完成的。金代宋钦宗赵桓被俘北上,曾囚居于此。宋末遗臣榭枋得抗元失败,亦在寺中绝食身亡。基于其深厚的文化传承,清代法源寺深受皇家重视,百姓间也遐迩闻名。乾隆年间的《龙王菩萨灵井记》,谓法源寺“胜幡所树,津逮诸方。香积之厨,日食千指”。法源寺为民众祈福还愿的香火之所,也是京城文人聚吟雅集的胜地。清代顾炎武、翁方纲、纪昀(纪晓岚)、洪亮吉、蒋士铨、何绍基、龚自珍、林则徐等名士,都曾在寺内咏颂唱和。以金石著称的藏书家王昶有诗赞称:“宝塔开兰若,珠幢记竹林。教犹传讲律,时已阅辽金。紫褐名谁考?苍苔字半沉。戒坛春雨细,花外语幽禽。”嘉道年间著名的宣南诗社,也在此留下了众多佳作。法源寺早期以海棠闻名,《法源八咏》第一首即礼赞海棠之诗,后来又以丁香著称。丁香在佛教文化中具有特殊含义,称为“西海菩提树”,是中国西部的佛教圣树。每当丁香盛放,满院繁华,有“香雪海”之誉,法源寺因而获得“香刹”的雅称。民国初年,经学家王闿运曾召聚一百多人在此赏咏。十年后,印度大文豪泰戈尔来华,也在徐志摩、林徽因等人陪同下游观。台湾作家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则以佛寺的暮鼓晨钟,见证维新变法的历史悲剧,并将这座千年古刹与时代恩仇、家国情怀、民族命运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法源寺屡经修缮,最终定型于清代,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佛学院、佛教图书文物馆所在,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传播和佛学研究的重镇。

清代分布于京城内外的其他汉传佛寺,亦各以其特殊机缘,产生了殊胜影响。如城内康熙三十八年(1684)重建的广济寺、雍正九年重修的隆福寺,以及康乾时期多次重修的西郊万寿寺,都是著名佛寺。乾隆帝三次在万寿寺中为生母举行的祝寿活动,更轰动一时。觉生寺(今大钟寺)是清代创建汉传佛寺的代表。觉生寺于雍正十一年敕建,次年竣工。雍正帝以“以无觉之觉,觉不生之生”,赐名“觉生寺”。殿内悬挂“慧照澄心”御匾,又有《御制觉生寺碑》,称其“右隔城市之嚣,左绕山川之胜,宜为寂静清修之地”。山门现存“敕建觉生寺”匾额,据说也是雍正帝御书。乾隆八年,又将弃置于万寿寺地上的永乐大钟移来悬挂。明末以来沉寂一百多年的永乐大钟,再次在京北轰然重鸣,民间遂以“大钟寺”称之。觉生寺内的永乐大钟以“五绝”著称。一是形大量重,为世界现存最大铸钟之一。二是全钟铭刻《诸佛名经》《法华经》等佛经23万多字,为铭文字数最多的古钟。三是钟声奇妙,明清时据说可传数十里,“其声谹谹(hóng,形容声音宏大),时远时近”。四是铸造工艺高超,采用泥范法一次铸成,天衣无缝。五是结构巧妙,以八根斜柱将重达数十吨的巨钟安然悬挂,令人叹为观止。作为皇家寺庙,清高宗多次至寺中祈雨。乾隆五十二年,又辟为专用的祈雨场所,一直持续至清末。清代每逢亢旱,或皇帝亲临,或遣派亲王、大臣拈香,钟鼓齐鸣。民间相传除逢年过节外,永乐大钟“非祈雨不鸣”。这里也是老北京的八大庙会之一,自新年初一至十五开庙半月,祈福还愿、烧香拜佛者摩肩接踵。引人注目的还有庙外的跑车和走马等活动,“打金钱眼”民俗也广受欢迎。每逢庙会,民众登梯观赏大钟,同时往钟上的小口(即所谓的“金钱眼”)投掷铜钱,以占求年运。《京都竹枝词》记称:“觉生寺里大钟悬,蛾眼青蚨意爽然。世事看来当尽买,吉祥一卜也须钱”,反映了觉生寺在民众间的影响。

北京西山附近,同样具有众多的汉传佛教寺庙,著者如翠微山八大处的灵光寺、“三山五园”范围内的卧佛寺、房山贮藏石经的云居寺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名刹历史底蕴丰厚,清代多经重修扩建,或钦命住持,或赐予匾额,或驾临寺庙,培育出浓郁的宗教氛围。京西最著名的潭柘寺,康熙二十五年钦命震寰律师住持,此后建毗卢阁、三圣殿,又重修大雄殿、祖师殿等,“一时轮奂,崖壑交辉”,成为“西山诸刹之冠”。戒台寺也繁荣一时。戒台寺始于唐代,原名慧聚寺。辽代创建戒坛,声名渐起,有“天下第一戒坛”之誉。入清后康熙帝、乾隆帝到寺巡幸,并亲书匾额。乾隆十八年高宗《初至戒台六韵》称“名刹近千载,渡河斯偶寻”,又谓“便教促归跸,余兴寄高岑”,此后遂以“戒台寺”之名传世,地藏会、五显财神圣会等民间香会定期来寺朝拜。戒台寺内多古树,尤以九龙松、卧龙松、活动松等著名,文人学士竞相咏赞,乾隆帝亦曾题诗,谓为“老干棱棱挺百尺”。晚清时期,戒台寺又以恭亲王奕而受人瞩目。光绪十年(1884),被慈禧免去一切职务的奕避赴戒台寺“养疾”,此后“归隐”于此,长达十余年。奕出资修葺罗汉堂、千佛阁等建筑,又在自己居住的北宫院内栽植牡丹,甚至将原恭王府的假山和家具也搬了进来,因而有“第二恭王府”之称,并以黑牡丹、千层牡丹等花中名品而获“牡丹院”雅号。经过奕的长期经营,戒台寺雕梁画栋,牡丹院兼得北方古朴与南方秀美的古典园林之长,声誉大增。每逢牡丹花期,京城前来赏花的达官游人,络绎不绝。

京北则以红螺寺为代表。此处唐代就建有佛寺,历金、元、明诸朝,皆为京北名刹。清初摄政王多尔衮、清圣祖曾亲临红螺寺,康熙三十三年又得到大修,奠定了清代繁盛的基础。清代中后期,经高僧际醒、印光先后努力,红螺寺成为净土宗的“圣地”。际醒(1741-1810)字彻悟,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人,先在潭柘寺、香界寺参学,后主持广通寺、觉生寺,“遐迩仰化,道俗归心”,誉为法门“第一人”。嘉庆五年(1800),际醒退居红螺山,创建“净土道场”。前后十年,声名远扬,朝鲜、东南亚的僧人亦慕名前来。世人称“海内净土,首推红螺”,际醒也被奉为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继承际醒弘法事业者,又有清末印光。印光(1861-1940)为陕西郃阳(今渭南合阳)人,先在湖北莲花寺、陕西双溪寺等地修行,光绪十二年闻红螺“净土道场”之名,远赴京北。印光在红螺寺挂单三年,攻读际醒遗经,净业大进。光绪十九年,他协运《龙藏》赴浙江普陀山法雨寺,随留寺内闭关苦修,六年后设立“净土道场”。此后数十年间,印光广说佛法,为佛教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有“民国以来第一尊宿”的美誉。印光是净土宗中兴的重要人物,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他求学悟道的红螺寺也成为净土宗重镇,有“南有普陀,北有红螺”之说,可见京北红螺寺在佛教界尤其是净土宗中的重要影响。

二、北京藏传佛教寺庙

藏传佛教寺庙的创建与崇祀,为清代北京佛寺的又一文化特色。藏传佛教传入北京始于元初,当时的“帝师”八思巴深得元世祖尊崇,成为全国佛教领袖,对于元代的稳定与发展、促进藏蒙汉文化交流,均做出过巨大贡献。清代吸取历史经验,入关前即与喇嘛教建立了密切联系。定鼎北京后,又将尊崇藏传佛教定为基本国策,此即清高宗在雍和宫《喇嘛说》碑中所言“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清代在蒙藏地区,先后确立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四大活佛体系。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发展,也达到新的历史阶段。清代《都门竹枝词》所说“琳宫梵宇碧崚嶒,宝塔高高最上层。冬季唪经门外贴,相逢多少喇嘛僧”,就是藏传佛教繁盛于京城内外的生动写照。

在元、明两朝的基础上,清代在北京修缮、创建了众多藏传佛教寺庙,其中记入《理藩院则例》者,就有弘仁寺、嵩祝寺、大隆善护国寺、正觉寺等32座。琼华岛上永安寺与西城妙应寺中的白塔,更成为城内标志性的宗教建筑。永安寺白塔始建于顺治八年(1651),为清代入关后最早创建的喇嘛庙之一。康熙、乾隆年间多次重修,又增建善因殿、慧日亭、见春亭等建筑,遂成为清代御园中一座美轮美奂的藏传佛教寺庙。妙应寺白塔始于元代,是国内最早最大的覆钵式佛塔,民间俗称为“白塔寺”,其设计制造者即著名的尼泊尔工匠阿尼哥,成为中尼两国文化往来的历史见证。清代对寺内白塔屡有修葺,又入藏乾隆帝亲书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藏文《尊胜咒》,影响进一步增大。乾隆五十年的“千叟宴”,就在该寺与乾清宫内同时举办,为一时盛事。明代以来,白塔寺就有京城士女“绕塔”之风,到清代又形成繁盛的庙会,并酝酿出“八月八,走白塔”的京城习俗。紫禁城内的中正殿、雨花阁、梵宗楼,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与山后的须弥灵境,畅春园内的恩慕寺,圆明园内的正觉寺,以及城内的五塔寺、弘仁寺、嵩祝寺、普度寺,西山法海寺,海淀慈佑寺等等,都由藏传佛教僧人主持。这些规模宏伟的喇嘛寺庙,在清代民众中间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城北双黄寺、由雍亲王潜邸改建而来的雍和宫,以及位于“三山五园”中的香山昭庙。

清代北京流传有“南有双黄寺,北有双黑寺”之说,指的是安定门、德胜门以外四座深具特色的喇嘛教寺庙。双黄寺为“同垣异构”的东黄寺、西黄寺之合称,东西并立。双黑寺为一街相隔的前黑寺、后黑寺之合称,南北相峙。东黄寺始于清初,为顺治八年迎接五世达赖来京觐见时,于明代“普静禅林”基础上葺修的“喇嘛庙”。作为五世达赖驻锡(僧人出行,以锡杖自随,故称僧人住止为驻锡)的讲法寺院,东黄寺此后由黄教喇嘛执掌。康熙三十三年,清圣祖又发帑整修,并亲书匾额、对联。雍正年间,东黄寺成为青海敏珠尔呼图克图的驻锡寺院,在京师各寺中更名声鹊起。乾隆三十四年东黄寺进行第二次大修后,雄伟的大殿独具特色,有“京城寺庙第一大殿”的美称。民间广泛流传“东黄寺的殿,西黄寺的塔”,将东黄寺大殿与西黄寺的“班禅塔”相提并论。

西黄寺的建立,《日下旧闻考》等史籍定于雍正元年。不过顺治年间为五世达赖敕建的“达赖楼”即位于此,因此该寺之源也可追溯至清初。乾隆三十四年,西黄寺也进行了大规模修葺。乾隆四十五年,不远万里前来为乾隆帝祝寿的六世班禅又驻锡达赖楼内,西黄寺“再度成为藏传佛教徒瞩目的中心”。不久六世班禅感染天花病逝,高宗痛悼,率王公大臣至寺祭奠,赐黄金7000两在寺西修建清净化城塔,以安放班禅衣冠。此后雄伟的清净化城塔成为双黄寺中最令人瞩目的建筑,西黄寺的影响也迅速扩大。清末十三世达赖入京朝觐,亦驻锡于此。在民众眼中,双黄寺最重要者为一年一度的“打鬼”(即“跳布扎”)仪式。据研究,黄寺“跳布扎”的传统可能源于清初五世达赖举办的“诵经驱祟”活动。雍乾之后,以西黄寺为中心的“打鬼”渐成民俗,吸引了广大民众的目光。《京华春梦录》记称,每届城北黄寺上元“打鬼”,“是日万人空巷,裙屐杂沓”,可见其受民众欢迎的程度。

双黄寺东南即名闻遐迩的雍和宫。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清代规格最高的皇家寺院。雍和宫原是清圣祖第四子胤禛的雍亲王府邸,胤禛登基后列为“龙潜禁地”,称“雍和宫”。乾隆九年,清高宗将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派总理事务王大臣管理。乾隆末期,清高宗在平定西藏叛乱后,建立金瓶掣签制度,又御制《喇嘛说》立于雍和宫中,谓“活佛转世”当以“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由朝廷钦赐的特制金瓶,一藏拉萨大昭寺,一藏北京雍和宫,专门用于蒙藏、青海等地转世“灵童”的掣签确认,大大加强了清廷对于藏传佛教事务的管理,雍和宫也因此成为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雍和宫有天王殿、雍和宫殿、永佑殿、法轮殿等建筑,生动体现了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寺内五百罗汉山、檀木大佛和楠木佛龛,并称“海内三绝”。铜铸须弥山、竖三世佛、六道轮回图,以及清高宗亲笔抄写的佛经,也是极具特色的佛教文物。雍和宫每年举办大愿祈祷法会、喜迎新年法会、金刚驱魔神舞(即俗称的“打鬼”)等盛大法事,在京城内外口耳相传,吸引了大量信众。

香山昭庙于乾隆四十二年底四十三年初开工,修建过程中,又将其与六世班禅来京朝觐之举联系起来。昭庙全称“宗镜大昭之庙”,藏文音译“觉卧拉康”,意为“尊者(即释迦牟尼)神殿”。主殿供奉的旃檀释迦牟尼佛,拟自拉萨的大昭寺。但其整体建筑风格,却与承德的须弥福寿之庙“如出一辙”,因而民间同样以“班禅行宫”称之。昭庙采用乾隆时期特有的“平顶碉房藏汉结合式”,寺后有标志性的七层八角琉璃万寿塔,体现出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多元性。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九日,清高宗亲自驾临香山,同六世班禅一起为昭庙落成开光庆典。事后又将御制《昭庙六韵》立碑于庙内的清净法智殿,赞叹“雪山和震旦,一例普庥嘉”。这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藏区和平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上承辽、金、元、明佛教文化的发展,清代北京的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都处于繁兴之时,寺庙壮丽,香火旺盛,直至清代晚期方逐渐衰落。清代佛教教派的精英与领袖人物纷纷来京,弘传佛法,开展活动。其皇家寺庙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均冠于全国。清代北京深厚的佛教文化,也日益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旧京琐记》记载,老北京最著名的“四大庙市”,有“逢三之土地庙,四、五之白塔寺,七、八之护国寺,九、十之隆福寺”,其中三个就属于佛教寺庙,隆福寺更成为北京庙市之冠。清代北京以佛教寺庙为中心形成的庙会,货物云集,“精粗毕备”,同时融祭神祈福、休闲玩乐、戚友交往于一体,深受民众喜爱。佛教文化因素也逐渐与本土民俗及传统节日水乳交融,成为北京历久相传的传统文化内容。

作者简介

郑永华,男,1968年生,湖南邵阳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有《清代秘密教门治理》《姚广孝史事研究》,主编《北京宗教史》等专著。

史文锐,女,1969年生,山西阳泉人。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党校副教授,著有党史、党建以及北京历史文化方面的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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