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为三大“世界宗教”之一，于东汉或其稍前由西域传入中原，此后逐渐形成以汉传佛教为主，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并存的格局。清代沿袭元明两代尊崇、利用佛教的基本政策，对佛教寺庙多加保护，并创建了许多恢弘壮丽的伽蓝梵刹。据统计，延至清末，北京上规模的宗教建筑共551座，其中属于佛教的寺庙就有358座，占北京所有宗教场所总量的近三分之二。民间口耳相传的老北京“八大庙”，除白云观、蟠桃宫、东岳庙为道教宫观之外，隆福寺、护国寺、妙应寺、普渡寺、雍和宫都是著名的佛教寺庙。北京多数建于清代以前的重要佛寺，历经朝代鼎革与社会动荡延续下来，也与清代的保护和修缮有着莫大的关系。
总体而言，在辽、金、元、明发展壮大的基础上，清代北京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寺庙均进一步趋于繁盛，从不同方面展现出北京佛教文化的繁荣风貌。
一、北京汉传佛教寺庙
北京的汉传佛教历史悠久，寺庙众多，香火旺盛。西山的潭柘寺相传始于晋代，为北京汉传佛教最早的佛寺之一。作为隋唐幽州（今北京）以及辽南京、金中都的相沿之所，清代的南城成为北京汉传佛寺最集中的地方，佛教文化氛围也最浓厚。许多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包括始于唐代的法源寺、始于北魏的天宁寺、始于明代的长椿寺、康熙年间重修的法华寺等，都座落在此。清末民国年间，老北京将“崇效寺的牡丹、花枝寺（即极乐寺）的海棠、天宁寺的芍药、悯忠寺的丁香”誉为都城花事“四大天王”，其中的三个寺庙即位于南城。悯忠寺为法源寺古称，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久的名刹。《元一统志》载唐太宗亲征辽东，回师途经幽州，为哀悼阵亡将士，诏建佛寺，赐名“悯忠”，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竣工。唐末增建雄伟壮观的佛阁，成为幽州标志性建筑，传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的俗语。辽代该寺毁于地震，咸雍六年（1070）修复，改称“大悯忠寺”，奠定了此后的基本格局。明正统二年（1437）修葺，易名“崇福寺”，民间仍以“悯忠寺”称之。清初以“好佛”著称的顺治帝于寺内建立戒坛，康熙帝又御书“觉路津梁”匾额，并亲笔为寺院藏经阁题字。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发帑重加修饬”，次年竣工，赐额“法源寺”，遂以“法源寺”知名。唐代悯忠寺为幽州律宗传播中心，清代更被清帝钦定为律宗寺庙，以传授戒法见重。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高宗再次整修，御书“法海真源”匾额。法源寺在顺、康、雍、乾四朝屡受皇恩，可见其所受重视。
法源寺在北京佛教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寺内保存有唐代《无垢净光宝塔颂》《悯忠寺藏舍利记》《承进为荐福禅师造陀罗尼经幢》，以及辽代《燕京大悯忠寺菩萨地宫舍利函记》等石刻、经幢，皆为珍贵的佛教文物。辽代著名的《契丹藏》，也是由高僧诠明在寺内编纂完成的。金代宋钦宗赵桓被俘北上，曾囚居于此。宋末遗臣榭枋得抗元失败，亦在寺中绝食身亡。基于其深厚的文化传承，清代法源寺深受皇家重视，百姓间也遐迩闻名。乾隆年间的《龙王菩萨灵井记》，谓法源寺“胜幡所树，津逮诸方。香积之厨，日食千指”。法源寺为民众祈福还愿的香火之所，也是京城文人聚吟雅集的胜地。清代顾炎武、翁方纲、纪昀（纪晓岚）、洪亮吉、蒋士铨、何绍基、龚自珍、林则徐等名士，都曾在寺内咏颂唱和。以金石著称的藏书家王昶有诗赞称：“宝塔开兰若，珠幢记竹林。教犹传讲律，时已阅辽金。紫褐名谁考？苍苔字半沉。戒坛春雨细，花外语幽禽。”嘉道年间著名的宣南诗社，也在此留下了众多佳作。法源寺早期以海棠闻名，《法源八咏》第一首即礼赞海棠之诗，后来又以丁香著称。丁香在佛教文化中具有特殊含义，称为“西海菩提树”，是中国西部的佛教圣树。每当丁香盛放，满院繁华，有“香雪海”之誉，法源寺因而获得“香刹”的雅称。民国初年，经学家王闿运曾召聚一百多人在此赏咏。十年后，印度大文豪泰戈尔来华，也在徐志摩、林徽因等人陪同下游观。台湾作家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则以佛寺的暮鼓晨钟，见证维新变法的历史悲剧，并将这座千年古刹与时代恩仇、家国情怀、民族命运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法源寺屡经修缮，最终定型于清代，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佛学院、佛教图书文物馆所在，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传播和佛学研究的重镇。
清代分布于京城内外的其他汉传佛寺，亦各以其特殊机缘，产生了殊胜影响。如城内康熙三十八年（1684）重建的广济寺、雍正九年重修的隆福寺，以及康乾时期多次重修的西郊万寿寺，都是著名佛寺。乾隆帝三次在万寿寺中为生母举行的祝寿活动，更轰动一时。觉生寺（今大钟寺）是清代创建汉传佛寺的代表。觉生寺于雍正十一年敕建，次年竣工。雍正帝以“以无觉之觉，觉不生之生”，赐名“觉生寺”。殿内悬挂“慧照澄心”御匾，又有《御制觉生寺碑》，称其“右隔城市之嚣，左绕山川之胜，宜为寂静清修之地”。山门现存“敕建觉生寺”匾额，据说也是雍正帝御书。乾隆八年，又将弃置于万寿寺地上的永乐大钟移来悬挂。明末以来沉寂一百多年的永乐大钟，再次在京北轰然重鸣，民间遂以“大钟寺”称之。觉生寺内的永乐大钟以“五绝”著称。一是形大量重，为世界现存最大铸钟之一。二是全钟铭刻《诸佛名经》《法华经》等佛经23万多字，为铭文字数最多的古钟。三是钟声奇妙，明清时据说可传数十里，“其声谹谹（hóng，形容声音宏大），时远时近”。四是铸造工艺高超，采用泥范法一次铸成，天衣无缝。五是结构巧妙，以八根斜柱将重达数十吨的巨钟安然悬挂，令人叹为观止。作为皇家寺庙，清高宗多次至寺中祈雨。乾隆五十二年，又辟为专用的祈雨场所，一直持续至清末。清代每逢亢旱，或皇帝亲临，或遣派亲王、大臣拈香，钟鼓齐鸣。民间相传除逢年过节外，永乐大钟“非祈雨不鸣”。这里也是老北京的八大庙会之一，自新年初一至十五开庙半月，祈福还愿、烧香拜佛者摩肩接踵。引人注目的还有庙外的跑车和走马等活动，“打金钱眼”民俗也广受欢迎。每逢庙会，民众登梯观赏大钟，同时往钟上的小口（即所谓的“金钱眼”）投掷铜钱，以占求年运。《京都竹枝词》记称：“觉生寺里大钟悬，蛾眼青蚨意爽然。世事看来当尽买，吉祥一卜也须钱”，反映了觉生寺在民众间的影响。
北京西山附近，同样具有众多的汉传佛教寺庙，著者如翠微山八大处的灵光寺、“三山五园”范围内的卧佛寺、房山贮藏石经的云居寺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名刹历史底蕴丰厚，清代多经重修扩建，或钦命住持，或赐予匾额，或驾临寺庙，培育出浓郁的宗教氛围。京西最著名的潭柘寺，康熙二十五年钦命震寰律师住持，此后建毗卢阁、三圣殿，又重修大雄殿、祖师殿等，“一时轮奂，崖壑交辉”，成为“西山诸刹之冠”。戒台寺也繁荣一时。戒台寺始于唐代，原名慧聚寺。辽代创建戒坛，声名渐起，有“天下第一戒坛”之誉。入清后康熙帝、乾隆帝到寺巡幸，并亲书匾额。乾隆十八年高宗《初至戒台六韵》称“名刹近千载，渡河斯偶寻”，又谓“便教促归跸，余兴寄高岑”，此后遂以“戒台寺”之名传世，地藏会、五显财神圣会等民间香会定期来寺朝拜。戒台寺内多古树，尤以九龙松、卧龙松、活动松等著名，文人学士竞相咏赞，乾隆帝亦曾题诗，谓为“老干棱棱挺百尺”。晚清时期，戒台寺又以恭亲王奕而受人瞩目。光绪十年（1884），被慈禧免去一切职务的奕避赴戒台寺“养疾”，此后“归隐”于此，长达十余年。奕出资修葺罗汉堂、千佛阁等建筑，又在自己居住的北宫院内栽植牡丹，甚至将原恭王府的假山和家具也搬了进来，因而有“第二恭王府”之称，并以黑牡丹、千层牡丹等花中名品而获“牡丹院”雅号。经过奕的长期经营，戒台寺雕梁画栋，牡丹院兼得北方古朴与南方秀美的古典园林之长，声誉大增。每逢牡丹花期，京城前来赏花的达官游人，络绎不绝。
京北则以红螺寺为代表。此处唐代就建有佛寺，历金、元、明诸朝，皆为京北名刹。清初摄政王多尔衮、清圣祖曾亲临红螺寺，康熙三十三年又得到大修，奠定了清代繁盛的基础。清代中后期，经高僧际醒、印光先后努力，红螺寺成为净土宗的“圣地”。际醒（1741-1810）字彻悟，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人，先在潭柘寺、香界寺参学，后主持广通寺、觉生寺，“遐迩仰化，道俗归心”，誉为法门“第一人”。嘉庆五年（1800），际醒退居红螺山，创建“净土道场”。前后十年，声名远扬，朝鲜、东南亚的僧人亦慕名前来。世人称“海内净土，首推红螺”，际醒也被奉为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继承际醒弘法事业者，又有清末印光。印光（1861-1940）为陕西郃阳（今渭南合阳）人，先在湖北莲花寺、陕西双溪寺等地修行，光绪十二年闻红螺“净土道场”之名，远赴京北。印光在红螺寺挂单三年，攻读际醒遗经，净业大进。光绪十九年，他协运《龙藏》赴浙江普陀山法雨寺，随留寺内闭关苦修，六年后设立“净土道场”。此后数十年间，印光广说佛法，为佛教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有“民国以来第一尊宿”的美誉。印光是净土宗中兴的重要人物，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他求学悟道的红螺寺也成为净土宗重镇，有“南有普陀，北有红螺”之说，可见京北红螺寺在佛教界尤其是净土宗中的重要影响。
二、北京藏传佛教寺庙
藏传佛教寺庙的创建与崇祀，为清代北京佛寺的又一文化特色。藏传佛教传入北京始于元初，当时的“帝师”八思巴深得元世祖尊崇，成为全国佛教领袖，对于元代的稳定与发展、促进藏蒙汉文化交流，均做出过巨大贡献。清代吸取历史经验，入关前即与喇嘛教建立了密切联系。定鼎北京后，又将尊崇藏传佛教定为基本国策，此即清高宗在雍和宫《喇嘛说》碑中所言“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清代在蒙藏地区，先后确立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四大活佛体系。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发展，也达到新的历史阶段。清代《都门竹枝词》所说“琳宫梵宇碧崚嶒，宝塔高高最上层。冬季唪经门外贴，相逢多少喇嘛僧”，就是藏传佛教繁盛于京城内外的生动写照。
在元、明两朝的基础上，清代在北京修缮、创建了众多藏传佛教寺庙，其中记入《理藩院则例》者，就有弘仁寺、嵩祝寺、大隆善护国寺、正觉寺等32座。琼华岛上永安寺与西城妙应寺中的白塔，更成为城内标志性的宗教建筑。永安寺白塔始建于顺治八年（1651），为清代入关后最早创建的喇嘛庙之一。康熙、乾隆年间多次重修，又增建善因殿、慧日亭、见春亭等建筑，遂成为清代御园中一座美轮美奂的藏传佛教寺庙。妙应寺白塔始于元代，是国内最早最大的覆钵式佛塔，民间俗称为“白塔寺”，其设计制造者即著名的尼泊尔工匠阿尼哥，成为中尼两国文化往来的历史见证。清代对寺内白塔屡有修葺，又入藏乾隆帝亲书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藏文《尊胜咒》，影响进一步增大。乾隆五十年的“千叟宴”，就在该寺与乾清宫内同时举办，为一时盛事。明代以来，白塔寺就有京城士女“绕塔”之风，到清代又形成繁盛的庙会，并酝酿出“八月八，走白塔”的京城习俗。紫禁城内的中正殿、雨花阁、梵宗楼，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与山后的须弥灵境，畅春园内的恩慕寺，圆明园内的正觉寺，以及城内的五塔寺、弘仁寺、嵩祝寺、普度寺，西山法海寺，海淀慈佑寺等等，都由藏传佛教僧人主持。这些规模宏伟的喇嘛寺庙，在清代民众中间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城北双黄寺、由雍亲王潜邸改建而来的雍和宫，以及位于“三山五园”中的香山昭庙。
清代北京流传有“南有双黄寺，北有双黑寺”之说，指的是安定门、德胜门以外四座深具特色的喇嘛教寺庙。双黄寺为“同垣异构”的东黄寺、西黄寺之合称，东西并立。双黑寺为一街相隔的前黑寺、后黑寺之合称，南北相峙。东黄寺始于清初，为顺治八年迎接五世达赖来京觐见时，于明代“普静禅林”基础上葺修的“喇嘛庙”。作为五世达赖驻锡（僧人出行，以锡杖自随，故称僧人住止为驻锡）的讲法寺院，东黄寺此后由黄教喇嘛执掌。康熙三十三年，清圣祖又发帑整修，并亲书匾额、对联。雍正年间，东黄寺成为青海敏珠尔呼图克图的驻锡寺院，在京师各寺中更名声鹊起。乾隆三十四年东黄寺进行第二次大修后，雄伟的大殿独具特色，有“京城寺庙第一大殿”的美称。民间广泛流传“东黄寺的殿，西黄寺的塔”，将东黄寺大殿与西黄寺的“班禅塔”相提并论。
西黄寺的建立，《日下旧闻考》等史籍定于雍正元年。不过顺治年间为五世达赖敕建的“达赖楼”即位于此，因此该寺之源也可追溯至清初。乾隆三十四年，西黄寺也进行了大规模修葺。乾隆四十五年，不远万里前来为乾隆帝祝寿的六世班禅又驻锡达赖楼内，西黄寺“再度成为藏传佛教徒瞩目的中心”。不久六世班禅感染天花病逝，高宗痛悼，率王公大臣至寺祭奠，赐黄金7000两在寺西修建清净化城塔，以安放班禅衣冠。此后雄伟的清净化城塔成为双黄寺中最令人瞩目的建筑，西黄寺的影响也迅速扩大。清末十三世达赖入京朝觐，亦驻锡于此。在民众眼中，双黄寺最重要者为一年一度的“打鬼”（即“跳布扎”）仪式。据研究，黄寺“跳布扎”的传统可能源于清初五世达赖举办的“诵经驱祟”活动。雍乾之后，以西黄寺为中心的“打鬼”渐成民俗，吸引了广大民众的目光。《京华春梦录》记称，每届城北黄寺上元“打鬼”，“是日万人空巷，裙屐杂沓”，可见其受民众欢迎的程度。
双黄寺东南即名闻遐迩的雍和宫。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清代规格最高的皇家寺院。雍和宫原是清圣祖第四子胤禛的雍亲王府邸，胤禛登基后列为“龙潜禁地”，称“雍和宫”。乾隆九年，清高宗将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派总理事务王大臣管理。乾隆末期，清高宗在平定西藏叛乱后，建立金瓶掣签制度，又御制《喇嘛说》立于雍和宫中，谓“活佛转世”当以“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由朝廷钦赐的特制金瓶，一藏拉萨大昭寺，一藏北京雍和宫，专门用于蒙藏、青海等地转世“灵童”的掣签确认，大大加强了清廷对于藏传佛教事务的管理，雍和宫也因此成为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雍和宫有天王殿、雍和宫殿、永佑殿、法轮殿等建筑，生动体现了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寺内五百罗汉山、檀木大佛和楠木佛龛，并称“海内三绝”。铜铸须弥山、竖三世佛、六道轮回图，以及清高宗亲笔抄写的佛经，也是极具特色的佛教文物。雍和宫每年举办大愿祈祷法会、喜迎新年法会、金刚驱魔神舞（即俗称的“打鬼”）等盛大法事，在京城内外口耳相传，吸引了大量信众。
香山昭庙于乾隆四十二年底四十三年初开工，修建过程中，又将其与六世班禅来京朝觐之举联系起来。昭庙全称“宗镜大昭之庙”，藏文音译“觉卧拉康”，意为“尊者（即释迦牟尼）神殿”。主殿供奉的旃檀释迦牟尼佛，拟自拉萨的大昭寺。但其整体建筑风格，却与承德的须弥福寿之庙“如出一辙”，因而民间同样以“班禅行宫”称之。昭庙采用乾隆时期特有的“平顶碉房藏汉结合式”，寺后有标志性的七层八角琉璃万寿塔，体现出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多元性。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九日，清高宗亲自驾临香山，同六世班禅一起为昭庙落成开光庆典。事后又将御制《昭庙六韵》立碑于庙内的清净法智殿，赞叹“雪山和震旦，一例普庥嘉”。这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藏区和平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上承辽、金、元、明佛教文化的发展，清代北京的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都处于繁兴之时，寺庙壮丽，香火旺盛，直至清代晚期方逐渐衰落。清代佛教教派的精英与领袖人物纷纷来京，弘传佛法，开展活动。其皇家寺庙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均冠于全国。清代北京深厚的佛教文化，也日益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旧京琐记》记载，老北京最著名的“四大庙市”，有“逢三之土地庙，四、五之白塔寺，七、八之护国寺，九、十之隆福寺”，其中三个就属于佛教寺庙，隆福寺更成为北京庙市之冠。清代北京以佛教寺庙为中心形成的庙会，货物云集，“精粗毕备”，同时融祭神祈福、休闲玩乐、戚友交往于一体，深受民众喜爱。佛教文化因素也逐渐与本土民俗及传统节日水乳交融，成为北京历久相传的传统文化内容。
作者简介
郑永华，男，1968年生，湖南邵阳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有《清代秘密教门治理》《姚广孝史事研究》，主编《北京宗教史》等专著。
史文锐，女，1969年生，山西阳泉人。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党校副教授，著有党史、党建以及北京历史文化方面的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