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以为凡要研究康熙帝及康熙朝之政治历史文化，陈廷敬则是一个不应漠视的历史人物。因康熙帝在位六十年，而陈廷敬则在其朝中任职五十余年，几乎与康熙朝相始终。且历任中央、工、户、刑、吏、各部尚书直至文渊阁大学士；他还长期任经筵讲官，入直南书房，为康熙帝讲经论学，与康熙帝亦师亦友，深得康熙帝之器重与信任。同时，他又领衔编纂《明史》《清一统志》《康熙字典》等传世典籍，其本人对理学、文学亦造诣深厚，是当时之著名诗人。终其一生，既从政又治学，勤恳辅佐康熙帝治国理政，为康熙时期之社会发展及政治、思想、文化建设卓有贡献，无疑是康熙朝之名儒重臣，故受到康熙帝及朝野上下的高度评价与赞扬。但自晚清以降，却长期淡出人们的视线，受到不应有的漠视。因有学者概括其遭遇谓“生前宦达显赫，死后文名寂寞”（任茂棠主编《陈廷敬研究丛书序一》）。是否果真如此？具体情况如何？今天，我们究应如何评价陈廷敬这类历史人物？颇值得研究思考，笔者因厕身清史研究有年，最近又有缘阅读了王道成先生点校的陈氏之诗文集——《午亭文编》，拟就上述问题谈点浅见。
由于陈廷敬早就淡出人们的视线，今天的读者大多对之较为陌生，欲对之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首先有必要对生平经历、仕途升迁，为人行事略作介绍。
陈廷敬、字子端，樊川，号说岩，月岩，午亭等，山西泽州（今晋城）人，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9），逝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幼承庭训，喜赋诗作文，钻研程朱理学。顺治十五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十八年授检讨，从此步步高升。康熙八年升国子监司业，掌管国学政令，九年升弘文院（不久改为翰林院）侍读，十一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五年转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旋被升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仍一直兼任日讲起居注官，虽然康熙二十二年停止经筵日讲，但作为内阁学士的陈廷敬仍任经筵讲官，每逢春秋两季进行经筵大典，他都要向皇帝进讲。康熙帝曾多次表彰陈廷敬“进讲甚为精详，实于学问政事大有裨益”（《康熙起居注》）。康熙帝晚年在回顾自身的学习经历时还说：“朕政事之暇，惟为读书。始于熊赐履论经讲史，有疑必问，乐此不暇。继而张英、陈廷敬依次进行，于朕大有裨益”（《康熙起居注）。表明熊赐履、张英、陈廷敬都是让他受益颇多的经筵讲官，惟其如此，陈廷敬才得以长期入直南书房，并继张英之后，成为康熙帝的近臣之首。对此，有的清史学者评说：“陈廷敬和康熙之间的密切政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清朝政治的发展。”（高翔《陈廷敬述论》）
陈廷敬从康熙二十三年起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掌全国风纪之责。继而又任工部、户部、刑部及主管全国文职官员任免的吏部尚书、直至康熙四十二年任文渊阁大学士，成为赞理机务、表率百僚的宰辅之臣。在此过程中，尽职尽责，为辅佐康熙帝治国理政，屡屡上疏或进表，诸如《制钱销毁滋弊疏》《劝廉祛弊请敕详议定制疏》《请严督抚之责成疏》《请议水旱疏》及《云南荡平贺皇上表》等等（见《清史稿》及《清史列传》中的《陈廷敬传》），大都针对社会长期存在的弊端，就发展生产、倡俭惩贪、察吏安民、赈灾救荒、国家统一等方面，提出切实的建言和改革主张，既利国又便民，有助于社会安定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陈廷敬在历任各部尚书与大学士的同时，又参与或领衔编纂康熙朝的各种文献典籍，诸如《世祖实录》《太宗实录》《明史》《清一统志》《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且并非只挂空名，而是做了切实的工作，如康熙二十一年，决定恢复《明史》编纂，时原任总裁叶方蔼去世，康熙帝即令：“此缺著陈廷敬补。”（《康熙起居注》）据长期担任《明史》总裁官的王鸿绪回忆，“臣恩诏领史局，惟大学士张玉书为监修，尚书陈廷敬为总裁，各专一类，玉书《志》,廷敬《本纪》，臣任《列传》”（《清史稿·王鸿绪传》）。又如康熙二十五年决定纂修《清一统志》，任命了多位总裁官，时任大学士的明珠请示“此内专委何人”？康熙帝当即明示：“著陈廷敬、徐乾学专理”。（《康熙起居注》）正如大学士张玉书所说：“比年词馆诸臣，奉诏编校典籍，上令非公莫可总其成。”（张玉书《张文贞公集》）而陈廷敬也确不负康熙帝重望，为《一统志》的编纂尽职尽责，花费极大精力，并取得实效。再如《康熙字典》的编纂，康熙帝原本是将此重任交由张玉书和陈廷敬二人负责，但一年后张玉书病逝，此事只能由陈一人承担。《明史》《康熙字典》等，都是康熙帝倡导文治方面具有标志性的工程，而陈廷敬都为之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廷敬在忙于政务，编纂各种典籍的同时，又始终不废读书治学，勤奋著述，在文、史、经、哲各领域都留下大量著作，尤长于诗。据不完全统计，他留世的诗作有2760首，又有解说杜甫诗作的《杜律诗话》；于史方面则有《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涉及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史评；在经学方面，有专门阐释儒家诸经——《诗》《书》《易》《礼》等经典的多卷《经解》。
陈廷敬身为宰辅，位高权重，但却不恋栈，其七十岁时，即呈奏请辞。但康熙帝则以“机务重地，良难其人，不必求去”而拒辞。直到康熙四十九年，他第四次请辞时，康熙帝才不得不允准说：“卿才品优长，文学素裕，久侍讲幄，积有勤劳……览奏以衰老乞罢，情词恳切，著以原官致仕”（《山西通志》）。然而，刚过半年，同朝之大学士张玉书病逝，另一大学士李光地也患病，康熙帝遂又下令陈廷敬，仍“暂到衙门，办理事务”（《康熙朝实录》），直到康熙五十一年四月病死于任上。他的去世，康熙帝极其哀痛，不仅下令隆重治丧，还亲笔写了挽诗：“世传诗赋重，名在独遗荣”，又有祭文“盖在仕籍者余五十年，而秉忠贞者恒如一日”，高度评价其为 “文章宿老，辅弼良臣”。（《康熙御制诗文集》）
综观陈廷敬一生，确为辅佐康熙帝治国理政而鞠躬尽瘁，是对康乾盛世的形成与发展大有贡献的有功之臣。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有关史籍与论著的记载与评价，在其生前与死后却有很大的演变与落差。
前文提到有学者将陈廷敬的人际遭遇概括为：“生前宦达显赫，死后文名寂寞。”这种概括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确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象，但似乎有些过于笼统，并不十分准确。因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在陈廷敬死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上至皇帝，下至王公大臣及文人学士对他仍有很高评价，文名并未寂寞。
康熙帝在陈廷敬生前与死后，都对他有很高评价，称赞其人品“器资厚重，品诣纯深”；认为其学问“经史淹通”，“深通儒术”；肯定其诗作“清雅醇厚，非积字累句之初学所能窥”。陈去世后，康熙帝既写挽诗，又撰祭文，甚至评价他“是极齐全的人”。（陈廷敬《午亭山人》）
与陈廷敬同朝的几位大学士，在陈生前与死后对他评价亦很高：李蔚称赞他：“以学膺简拔，袖然被擢为官僚首，盖极稽古之荣也”（李蔚《陈廷敬北镇集序》）；张玉书说“上之所以眷倚公者，久而益深。而公之所以勤劳事上者，亦久而未艾，君臣相得，昔人谓之千载一时”（张玉书《张文贞公集》）；李光地在陈生前对之就多有赞誉，在其死后还特写了《墓志铭》哀悼他“五十余年，功名始终，全德元老，旷代罕同”（李光地《说岩陈公墓志铭》）。
作为诗人的陈廷敬，其诗作在其生前与死后都广受赞扬，当时的诗坛盟主，王士祯说：“自昔称诗者，尚雄浑，则鲜风调，擅神韵则乏豪健，二者交讥，惟今太宰说岩陈先生之诗，能去其二短，而兼其两长。”（王士祯《渔洋诗话》）清代学者从清初到晚清曾编有多种诗选，大都选录有陈的诗篇与点评，如清中叶沈德潜编的《国朝诗别裁》，不仅收有其诗，还评赞曰：“品质朴茂，风调音节，俱近唐贤。”
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也录有陈的著作，且高度评价其“生前回翔馆阁，遭际昌期，出入禁闼几四十年，值文远昌隆之日，从容载笔，典司文章，虽不似王士祯笼罩群才，广于结纳，而文章宿老，人望所归，燕许手笔，海内无异词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午亭文编》卷首提要）。
在清朝编写的各种史传类图书，诸如《清实录》《康熙起居注》《清史列传》《清史稿》等图书中，都翔实记述了其生平经历及从政与治学的业绩。直到晚清的一些文集与笔记中，还称赞陈“处脂不然，清操肃然”（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这些史实都表明陈廷敬可谓“生荣死哀”。至于人们所说的其死后文名寂寞，则是到晚清以降，在各次社会转型的激烈变革中才出现的。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清朝的统治由盛转衰，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许多有识之士，为救亡图存，掀起一次次社会变革思潮，从经世致用，到变法改良，直至爆发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在各种变革思潮中，无不把批判锋芒，指向腐朽的清朝统治。尤其是在辛亥革命运动过程中，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一再揭露清朝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的野蛮屠杀，痛骂满族统治者为“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斥骂乾隆帝“淫掠无赖”，光绪帝是“载湉小丑”。（谭嗣同《仁学》等）这其中难免夹杂有“严华夷之辨”的华夏正统观，但却影响深广。甚至连鲁迅先生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把满族视为有别于中华民族的外来民族，满族统治下的中国是“失去了全国的土地，大家都做了二百五十年的奴隶”（鲁迅《算账》），既然把包括康熙帝在内的整个满族贵族统治者视为“贱类异种”，那么作为康熙帝“辅弼良臣”的陈廷敬自然是清朝统治者的工具和帮凶，岂止是文名寂寞。
及至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 “民主”，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批判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纲常伦理及孔子、朱熹等儒家代表人物，这在推进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无疑有重大启蒙意义。但也不容否认，新文化运动也有偏激片面之词，如“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号，另如提倡“文学革命”的陈独秀，甚至鼓吹“打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批判“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陈廷敬作为清初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又是“和诗以鸣盛”的台阁体诗派领袖，自然属于批判对象。
待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转折。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在大力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思想文化教育，在学术思想领域重视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但不容否认，在实践中却长期存在“左”的偏向，屡屡掀起各种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直至爆发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当时，除“无产阶级文化”外，一切中外传统思想文化，都被称之为“封、资、修黑货”，陈廷敬这个清代封建统治营垒中的名儒重臣，理所当然的是批判打倒对象，斯文扫地。
总之，自晚清以来，“五四”以降，陈廷敬一直是个被漠视的历史人物。从清末迄今出版的百余种文学史著作中，大多一字不提其名，甚至连专门的《清诗史》也很少提及，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清诗选》，选录了清代诗人150多名，却未收陈廷敬一首诗作。如此这般，久而久之，他自然文名寂寞，受到漠视，直到前些年才有所改变。
1978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学术研究也逐渐冲破禁区。陈廷敬这个历史人物也重新浮出水面。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陈的家乡重新修缮了其故居“皇城相府”，且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廷敬作为旅游热点的历史人物，进一步受到各方面关注，尤其是山西省还成立了陈廷敬研究会，开展各种活动，举办学术研讨会，组织《陈廷敬研究丛书》，陆续出版了《陈廷敬大传》《陈廷敬史实年志》等，这些论著，依据史实，详细介绍了陈的生平事迹，阐述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术思想等各方面成就，肯定他“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文学家、思想家”，为铸造“康乾盛世作出了突出贡献”（《陈廷敬大传》卷首）。这些研究成果推动了陈廷敬研究，使之再度进入学术界视野。
山西与晋城当地在对陈廷敬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筹划重新点校出版陈廷敬的诗文集——《午亭文编》，并得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支持，将之列入《文献丛刊》出版项目。清史编委会主任戴逸先生还特为该书写了《序》。《序》文指出“康熙皇帝曾任用一批汉族文人学士，赐以高官，委以重任”，“参与国家要务，陈廷敬亦在其列”。进而列举史实，说明“陈很注意民生国用和转移社会风气，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官员”，“是辅佐康熙皇帝的得力大臣”，《序》文又特别指出，包括《午亭文编》“在内的清人诗文集是一笔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午亭文编》卷首）笔者认为《午亭文编》点校本的出版及戴逸先生所写《序》文，对于研究陈廷敬及清代历史文化，都很有意义和研究参考价值。
拙文之所以详细勾勒梳理陈廷敬的生平，及各种史籍论著对其评价的历史演变，是想藉此进一步分析，人们对陈廷敬的评价，在其生前与死后为什么会有颇大的差别，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察，学术界在史学研究和人物评价方面，是否存在思想认识与研究方法上的误区？评价陈廷敬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作者简介
王俊义，1937年生，河南封丘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与文化》（合著）、《清代学术与文化史论》（合著）、《清代学术探研录》《俊义文存》，并主编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