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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共时性君权”理论反思(2019年第29期)
作者:王美珏 责编:

来源:中华文史网  发布时间:2020-01-06  点击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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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学术流派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罗友枝、柯娇燕、欧立德、路康乐等。概而述之,“新清史”有如下特征:一是强调对满文、蒙文、藏文等少数民族史料的运用;二是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及内亚诸民族对清朝的影响;三是试图割裂清朝与历代中原王朝的关联,将其视作一个有着更加辽远疆域与多样民族的帝国。事实上,“新清史”并不“新”——它与日本20世纪30、40年代以来“征服王朝”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以致“新清史”并不能与上述早期日本东洋史研究划清界限。基于此,我们在肯定“新清史”对既有清史“定论”带来新思考的同时,更应对其研究中出现的偏差、错误,从学理层面予以讨论。近年来,柯娇燕的“共时性君权”理论曾引起国内外清史学界热议。本文希冀对此一理论再作反思。

一、何为“共时性君权”理论?

“共时性君权”理论,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曾提出:“满清皇帝对中国人是一个支配者——皇帝,但对蒙古诸侯则不然,是一个继承成吉思汗直系之权利的封建君主。”(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后经柯娇燕进一步凝练、提升,此理论才为学界所熟知。

柯娇燕认为:“清朝皇权在于它的表达方式,我称为‘共时性’(汉语为‘合璧’,满语为Kamcime)。即清朝的法令、实录及纪念物都是精心设计的……它体现出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共时性表达方式。”具体而言,她强调清朝统治下的各大人群——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彼此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缺乏深度交往,甚至在分布空间上也被清朝君主有意识地深深隔离,其中又尤以汉族和其他几大人群的关联最为疏远。清朝皇权这一象征符号,遂成为联结各大区域及人群的唯一纽带——清帝是内地汉人的天子、皇帝,是满洲旗人的汗王、族长,是蒙古各部的可汗,是文殊菩萨化身的转轮王,是清真寺的保护者等,并以不同身份对不同区域施以平等的、各不相同的统治策略。(柯娇燕《半透明的镜子:清代帝制意识形态下的历史与认同》)这便是所谓的“共时性君权”理论。

目前,国内学界对“共时性君权”理论的探讨,主要是以清帝的多重形象问题为驳斥重点。第一,清帝更为看重来自汉地的“天子—皇帝”形象,并将其作为一种“自称”,在公开政治活动中大量使用;第二,清帝将“文殊菩萨化身的转轮王”等形象视作“他称”而接受,且更多用于“私”之场合;第三,相较于“合璧”,“同文”才是清帝最为强调的政治信念与终极理想。而且,汉、满两种语文在使用中有着明显的优先性,并非“毫无差别的平等呈现”。(钟焓《清朝史的基本特征再研究——以对北美“新清史”观点的反思为中心》)

然而,我们对“共时性君权”理论的反思不应止步于此。还需对其另一立论基础予以审视——清帝“分而治之”的封禁政策下,内地汉人是否真的同边疆民族区域的人群在关联上最为疏远?二者是否真的在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层面缺乏深度交流?

二、正视清代封禁政策

解决这一问题,绕不开对清代封禁政策的再次讨论。柯娇燕及其他“新清史”学者,一再强调清朝治下的内地、边疆人群存在巨大隔阂,并着重体现清帝主观意识层面的“有意为之”。其表述背后,对清代封禁政策存在理解性偏差——清帝出于不同目的封禁东北、蒙古区域(封禁东北,可独占东北人参、貂皮等,又可维护满洲旧俗,还可用作退守之处;封禁蒙古,可阻止蒙汉接触,维持蒙地旧俗),确实对边疆与内地的诸多交流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阻碍,但意识到这种差异却不代表可以任意偏离史实且将其无限“放大”。

首先,封禁政策只是清统治者维护“大一统”的策略、手段,而非最终目标。1644年(顺治元年),清王朝以非汉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并逐步形成前所未有的稳定疆域。这种构建于广袤疆域之上的“大一统”,显然为清帝实行差异化民族政策提供了可能与前提,实际上也成为其多元治理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清帝对边疆区域“从宜从俗”“分而治之”,以及有意将内地与边疆人群隔离开来,实则是为了更加有效地维持统治。这在“多元型帝国构造”理论中也有所体现——“利用内地汉人对北方民族的恐惧感对其进行牵制,以便维护自己的统治”。(高月《清末东北新政研究》)它为封禁政策提供了传统思维之外的另一重解释。总之,“封禁”只是策略,一旦时移势迁,调整抑或放弃也绝非不可能。清末“封禁”之演变,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其次,封禁政策由顺康初行,到乾嘉转严,再至咸同松动、光宣解禁,大体历经了一个“由松至紧、由紧至松、最终取消”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我们可以有所侧重地进行表述,却不能因此走入以偏概全的误区。“共时性君权”理论,显然将目光聚焦于“封禁”厉行时期,却选择性忽视与规避“封禁”过程中的松动,以及最终禁令废止。梳理史料可知,清代“封禁”在实际执行中一直表现出一种“禁中有弛、弛中有禁”“时禁时弛”的矛盾性、反复性特征。其中,既有禁令本身存在缺口,如许贸易之人、孤身佣工等验明出关,又有内地流民在生存压力下迸发出的强大冲击,当然也有清帝因时因地的调整,如乾嘉诸帝允许流民在灾荒年份出关等。迨至清末,受边疆危机的影响,封禁政策更是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呼声中被彻底废除,并代之以移民实边、兴办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新政举措。

毋庸讳言,在封禁政策的演变过程中,清帝也会有一个心理调适的过程——从坚持边疆封禁到认可既成事实,再到主动进行整合。可以说,封禁政策连同清帝对其认知,皆非一成不变。而“共时性君权”理论,显然有“管中窥豹”之嫌。

三、清代边疆与内地的交流与融合

在“封禁”之下,清代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并未真正中断,而是以不同的潜流方式仍在继续。清中后期,受内外时局影响,以及边疆民族区域近代转型的内在需求,双方的交流互动愈加频繁,所谓禁令也就沦为一纸具文。现以东北、蒙古地区为例,稍示说明:

清前中期,囿于封禁政策,内地汉人出关受阻。但是,此间进入东北的汉人(顺康时曾招民开垦),尤其是清政府大量派拨东北的“流人”(有罪见徙者)与“站人”(供东北边台、驿站驱使的三藩余部),都为当地复合型文化注入新的汉文化元素。后因水旱灾害等自然环境变迁与人地矛盾激化等社会环境变迁,特别是边疆危机之下的新政推行,内地汉人大量进入东北地区。可以说,东北农耕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的繁荣,以及当地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文化教育方面所显现出的满、汉融合现象,都堪称双方交往密切之佐证。

就蒙古地区而言,很早便有“雁行人”(前往蒙地春去秋回式劳作的内地汉人)与“旅蒙商”(进入蒙地经商的内地汉人)的存在。当然,他们也是封禁政策下的特殊产物。他们由最初学蒙语、习蒙俗,到后来长期定居蒙地、迎娶蒙妇,使得内地民人在蒙地,特别是靠近长城一带,形成星罗棋布的汉人村落。源自汉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随之在蒙古社会“复刻”,并出现彼此融合的情形。时至清末,以振兴蒙务、启牖蒙智为主要内容的“变通旧例”,更是标志着蒙地封禁政策的彻底破产。

随着清代边疆与内地的交流日深,所谓双向隔离状态也慢慢消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大体呈现出“相向而行、融合发展”的基本趋势。具体而言,农耕经济在边疆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攀升,以及边疆与内地的商贸往来密切,使得边疆经济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强;清后期以来,“行政建置的内地化和在更高、更广意义上的全国政治一体化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它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清代内地汉文化进入边疆民族区域,与当地文化互相影响,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融并存”发展趋势。而且,在此过程中,原先以“族属”为标志的文化特征也逐步地向以“地域”为标志的文化特征过渡。上述正是对“共时性君权”理论见“异”不见“同”的有力辩驳。

尤须一提的是,我们必须警惕“共时性君权”理论的现实政治意图。事实证明,清亡后“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清帝逊位诏书》),是包括清统治者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前述内容,对反思“新清史”学术流派“共时性君权”理论的错误,对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都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简介

王美珏,女,1988年生,山西长治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边疆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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