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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艽野尘梦》看清末秘密会党对军队的渗透(2019年第16期)
作者:郑永华 史文锐 责编:

来源:中华文史网  发布时间:2019-12-11  点击量: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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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人称“湘西王”的陈渠珍(1882-1952)撰写了一本被后世誉为“奇人、奇事、奇情、奇文”的《艽野尘梦》(艽,qiú,荒远,此处“艽野”代指青藏高原)。该书描绘了清末西藏的自然山川、社会实况,也详细记录了清末秘密会党在军队的活动情况。当时入驻西藏的清军主要由内地抽调而来的川军组成,其中有很多即为“袍哥”,亦即哥老会成员。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西藏后,正是在军中会党成员的主导下,驻藏清军发生内讧,史称辛亥“拉萨事件”,对鼎革之际的西藏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学界尚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拉萨事件”是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但也有学者认为,整个事件不过是清军中的哥老会首领以抢掠资财为目的、并导致西藏局势严重败坏的“兵变”。作为事件亲历者的陈渠珍,在《艽野尘梦》中详细叙述了入藏清军中会党的所作所为。通过该书,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清末发生在西藏边陲的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也可以借以窥测清末秘密会党对军队的渗透。

宣统元年(1909)英军入侵西藏,主持政教事务的十三世达赖先向清廷求援,随又恐清军入藏后不撤,令藏地军民阻截。其时清军已集结成都,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的陈渠珍上《西征计划书》,随被任命为援藏军一标三营的督队官,进藏抗英平乱。陈渠珍在工布江达、波密等战役中表现英勇,升任管带,与其他清军一起驻扎于波密春多寺(今波密县倾多镇倾多寺,为西藏著名“桃花沟”的中心地带),亲眼见证了入藏清军“兵变”时哥老会成员的表现。

据陈渠珍回忆,在拉萨兵变之前,驻藏左参赞罗长䄎前赴波密出任协统,以节制诸将。上任途中,罗长䄎就听其参谋周春林谈到:“哥老会势力,已布满全藏,军队尤甚。前此败退鲁朗,乃军队不服从官长命令,而惟彼中会首意旨是从,致有此败。今兵气益鹗张,官长拥虚名而已。我军远屯塞外,脱有事变,危险不可言矣!”罗长䄎为清末乙未科(1895年)进士,虽然出身文职,但学贯中西,通晓军事,其父罗信南又为湘军中的重要将领,因而对湘军中哥老会的危害素有所闻。故他在拉萨听到哥老会之名即“深恶之”,此次受命到前线统领入藏诸军,在参谋多次提醒下,遂决意对军中的哥老会“严加整顿,以除后患”。(《艽野尘梦》)

不久发生的偶然事件,促使罗长䄎将其设想付诸行动。当时驻守春多的清军排长王雨膏,因处罚部下违纪兵士稍有“失当”,被军中哥老会组织得知,即由一清军正目(相当于班长)出面在郊外“传堂”,责以跪刑。罗长䄎从所居春多寺楼上望见军中的排长竟然向一位班长长跪不起,迷惑不解,遂派参谋前去查问。周春林回报说,这是军中哥老会在执行“帮规”。罗长䄎闻讯大为震怒,认为堂堂军队之中,“排长处罚一士兵,而正目挟哥老会之力,竟可使排长长跪,尚成何军队耶!”下令严查军中的哥老会组织。不久,他便得知入藏清军“官兵入会者,已占全军百分之九十五。其总公口为‘聚集同’,分仁义礼智信五堂,以川人刘辉武、甘敬臣等为首领,即彼中正龙头也。本营(即陈渠珍管带之营)军需张子青副之。其重要首领,共十三人。其时甘、张等六人驻德摩;余七人驻波密”。罗长䄎侦知其情,决意痛加惩处,遂于1911年12月27日“遣马弁持密札往德摩,令管带保林执甘(敬臣)、张(子青)等六人杀之。驻波密首领七人,则密令(周)春林五日后捕杀之”。罗长䄎自以为两处同时动手,布置妥帖,万无一失。未料突起的变故,不仅给他本人带来杀身之祸,更导致整个西藏局势亦因之大坏。

恰在此时,武昌起义的消息通过《泰晤士报》传递至拉萨。波密军中哥老会成员得知其讯,很快哗变:“次日午刻,炮队队官湛某,亦四川驻防之旗人也,忽被士兵杀之。继而官长被杀戮、被殴辱、被驱逐者踵相接。盖今晨已得拉萨密信,各部纷纷扰动。”当日深夜二更,发动兵变的哥老会又围攻协领所居春多寺,罗长䄎连夜逃至陈渠珍营中,狼狈躲避。此时他捕杀哥老会首领的密札尚未暴露,但清军统帅的权威已顷刻瓦解。《艽野尘梦》记录了一个细节:“后一护兵,为(罗)长䄎携一狐裘至。兵士某,即前夺之,曰:‘我辈寒甚,参赞无需此矣!’”可见其概。随着事态的发展,哥老会的气焰愈发高涨。陈渠珍记称:“时军队解体,哥匪横恣,三五成群。在余室内,亦明目张胆,‘对识’叙礼。其首领,即贱如夫役,亦庞然自大。众起立,余亦起立。众敬礼,余亦敬礼。号令无所施,权谋无所用,听其叫嚣,天日为暗。”入藏川军随即失去控制,甘敬臣、张子青等哥老会头目前赴拉萨,“将谋大举”。变乱的哥老会成员则终日噪动,“但闻拉萨来人甚多,不时秘密会议,内容无从刺探。终日乱兵呼朋引类而至。余虽深恶痛恨之,亦不可如何也”。管带陈渠珍因平素与营中军需官亦即哥老会副龙头张子青素有交情,近侍司书、卫士亦多会党中人,故未受伤害。但作为协领的罗长䄎,则很快噩运降临。不久,离军避居的陈渠珍得其司书驰马相告,谓“参赞(罗长䄎)已被(哥老会)义号赵本立,陈英等勒死于山下喇嘛寺矣”,并嘱咐陈渠珍早做“戒备”。稍顷,陈英即率军中哥老会气势汹汹地来到陈渠珍居处,“入门,即大言曰:‘罗长䄎阻挠革命,已杀之矣。’”陈渠珍心中惊恐,“一时不能答”,稍后始称大家身处藏境险地,“此耗传出,恐于我军不利”。陈英等声称“我等与长䄎同命。彼不死,我等首领不能保”,同时又谓“革命事重,推公出而领导。请明日即行”,要陈渠珍立即前赴拉萨。陈渠珍“唯唯应之”,随又“默念参赞被杀,余日与豺虎为伍,能幸免乎?!不觉泪下”。陈渠珍此处仅叙罗长䄎被勒死,但其实况则要惨烈得多。据后人回忆,哥老会中的某位首领搜寻到罗长䄎之后,“以绳缚之,系马尾后,鞭马曳行,凡数十里,至喇嘛寺,罗已气绝矣”,随又将其尸体焚毁,其惨其酷,可谓见者惊心。

罗长䄎因前任协统钟颖入藏时“毫无营规”,决意乘波密平定之机查禁哥老会,很大程度上实属整顿入藏清军的要举。但付身藏事、有平定波密之功的罗长䄎,竟因此遭遇奇祸,入藏清军亦因之解体,正是辛亥之际秘密会党在清军中严重渗透的缩影。哥老会是以下层游民为主的结社组织,与天地会、青帮并称为清代有名的“三大会党”。哥老会大约于清代中期在长江上游地区兴起,在四川境内多称“袍哥”。其后随着船工、水手的活动,逐渐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两湖、江浙一带发展。晚清时期,哥老会又渗入到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湘军体系中,并随着湘军的驻防与裁撤蔓延至全国各地。据曾国藩记载,早在咸丰末年,哥老会就已在湘军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曾文正公批牍》)时人估计,湘军“勇丁入会者,亦十之三四”。(《辟邪纪实》)同治五年(1866),户部尚书罗惇衍曾奏称:“各营勇纷纷拜会,名曰江附会(即江湖会),又一名帼老会(即哥老会),其匪首则称为老帽,出入营盘,官不敢禁。”(《清实录》)左宗棠因此感叹说:“自顷啯噜变为哥老会匪,军营传染殆遍。”(《左宗棠奏疏续编》)虽然早在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就在湘军营规中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曾国藩全集》)同治六年,左宗棠又奏上《拿获会匪正法片》,随经清廷颁谕:“嗣后军营武职人员,如有入会为匪……现系充当勇丁,即照勇丁一律科罪……其游勇随营勾结为匪者,无论有无官职,获讯确实,即行正法。”光绪十七年(1891),军机处又寄发上谕:“各省哥老会匪,最为地方之害”,“著各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地方文武,随时留心,实力查缉”。(朱批奏折,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张煦奏)次年,清廷正式颁发《严办会匪章程》,不断加大查禁力度。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查禁过程中“专主内严外宽之说,但问其有罪无罪,不问其是会非会”(《薛福成选集》),查禁哥老会的效果大打折扣。以致到清末时,哥老会在军队中的渗透情况更加严重。如陈渠珍营中的哥老会成员张子青,即利用其担任军需官的机会,不仅优待伤兵,结纳人心,同时“凡官长兵夫过往者,子青遍交欢之。挥金如土,供应极丰。于是藏军(指入藏清军)识与不识,皆慕其名。士兵尤倾向”,一跃成为军中哥老会的副龙头,也成为军中一呼百应的实权人物。(《艽野尘梦》)

正是借助其在军队中的巨大影响,包括哥老会在内的秘密会党,也在清末鼎革的社会变动中发挥出重大的历史作用。史料记称:“长江一带,凡充当兵丁之人,亦大半来自会党。”(《新世纪》1903年第42期)这自然引起革命党人的积极关注。湖北科学补习所就专门设有负责新军工作的干事,不断将青年学生、会党成员输送入伍,以努力扩大新军中的革命因素。后人回忆,贵州新军中的初级军官和士兵,“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袍哥阶级”。(《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云南新军步兵第73标、第74标中的目兵(兵卒中的小头领)和中下级军官,甚至“没有不参加哥老会的”。(《云南文史资料选辑》)陕西新军中,也有很多人是会党成员。其中辛亥革命前一年建立的哥老会通统山,在坐堂大爷张云山的积极活动下,初开山堂就吸收了一千多名哥弟,“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军士兵”,几乎占到新军总数的四分之一。陕西哥老会还在新军中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系统,“标有‘标舵’,营有‘营舵’,队有‘队舵’,以联系他们的哥弟”。(《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会》)陕西会党因此成为当地反清革命的主要力量。会党首领通过“三十六兄弟歃血结盟”、林家坟会议,与革命党人结成联盟,陕西各地遂以武昌起义为号角,“一时泉涌风发,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关中四十余县,数日之间,莫不义旗高揭矣”(《辛亥革命纪事》)。被会党严重渗透、驻扎于昆明附近的新军第73标、第74标,则成为云南“重九起义”的主力军。贵州省城首先发难的陆军小学和新军营,其骨干绝大多数也都是哥老会成员。其他活跃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山西乃至内蒙、新疆、西藏等省军中的会党势力,同样积极投入反清武装斗争之中,为各省革命的发动与独立,立下了很大功劳。

学者指出,清代中后期,名目繁多的会党组织在各地迅速涌现,“绵延数百年,遍及廿余省,会员之众,实难数计,声势之盛,撼地震天,而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达到最高峰”。(魏建猷:《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前言)会党与新军之间的关系,成为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内容。清末新军中有不少人属会党成员,或出身于会党。流落江湖的许多会党头目也曾为营伍中人,或与军队联系紧密。会党和新军之间互相渗透,兼有会党、新军两种身份者渐成普遍现象。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高潮的迅速形成,与各地会党对军队的渗透是分不开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学者认为,相当数量的清朝新军和防营士兵加入会党,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成为“清王朝君主专制制度大厦的支柱行将摧折的信息”。(陈辉:《关于辛亥革命时期长江会党的几个问题》)这些情况值得后人深思。

作者简介

郑永华,1968年生,湖南邵阳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有《清代秘密教门治理》《姚广孝史事研究》,主编《北京宗教史》等。

史文锐,1969年生,山西阳泉人,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党校副教授,著有党史、党建以及北京历史文化方面的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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