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后不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便被开缺，此事对时局影响甚为关键。上谕指责翁“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见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辞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故将其开缺回籍。[1]对于翁的罢官，论者多认为幕后尚有不便形诸笔墨的深层原因。其中，有不少学者从清廷中枢满汉关系的角度有所阐述。[2]笔者以为，翁同龢开缺虽与刚毅、荣禄等满洲权贵难脱干系，但仍须全面考量，似不可简单视为满汉矛盾的产物。

一

有关翁同龢开缺的真实原因，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因为翁氏支持皇帝变法、举荐康有为而激怒了慈禧太后，故强令光绪帝将翁罢职。同时也与太后的心腹重臣刚毅、荣禄从中构陷相关。这样的表述很容易将翁的开缺与满汉矛盾联系起来。虽然，当时翁同龢与朝中满洲权贵多不融洽，但也因人而异，他们对翁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

戊戌年春策动将翁罢职最有力者是军机大臣刚毅而非荣禄。由于康有为、梁启超在政变后极力攻击荣禄，将其视为慈禧发动政变的帮凶。[3]受其影响，人们多将荣禄视为排挤翁氏的主要人物，这与实际情况是不符的。

从当事人的角度看，翁同龢本人认为刚毅是此事的直接推动者。翁开缺后，虽自称“人臣黜陟，皆属天恩”，[4]内心却别有考量，对构陷排挤他的幕后人物有所暗示。戊戌年五月十二日，也即翁即将离京的前一天晚上，孙家鼐（燮臣）、徐郙（颂阁）两位老友前来话别，很晚才离去。孙、徐似乎向翁氏透露了什么消息，使翁显得感慨万千。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晚燮臣、颂阁来话别，直至戌正二（刻）乃去，真深谈矣。余何人也，仿佛谢迁之去耶？为之一叹！”[5]这段话，暗藏着翁氏对自己被开缺原因的看法。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最先对翁氏这段深含隐意的话进行了解读：明朝嘉靖年间内阁辅臣杨一清曾用计策排挤走了比自己资历深厚的谢迁。翁同龢显然是用这个典故来暗示自己是遭到同人排挤才离职的。[6]这位同僚正是刚毅。翁离京后，其侄孙翰林院编修翁斌孙向叶昌炽透露，翁之开缺，“木讷令兄（指刚毅──引者注）有力焉”。[7]这说明翁同龢认定自己是遭刚毅排挤而罢官的。翁氏门人沈曾植《寄上虞山相国师》诗云：“松高独受寒风厄，凤老甘为众鸟侵。”又云：“睚眦一夫成世变,是非千载在公心。”[8]所谓“睚眦一夫”亦指刚毅。唐文治也认为系刚毅从中作祟。[9]

诚然，翁同龢在戊戌年被罢官，原因是多方面的。慈禧、光绪对翁各有不满意的地方，而翁氏自乙未后以帝师之尊柄国，内政外交决策俱有参与。因列强为借款、租港事处处挑衅，引发严重的外交危机，清廷进退两难，翁氏身为枢垣领袖，自然难辞其咎。翁的开缺根本上说是由最高统治者决定的。但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翁本人对此避而不谈，将刚毅的排挤视为主要原因。这也不无理由，至少刚毅对翁的排挤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刚毅与翁同龢均系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开始后进入军机处的。甲午六月十三日翁同龢与礼部尚书李鸿藻先奉命与军机大臣等会议韩事，十月初六日他们二人便与刚毅一起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十月十九日原军机大臣额勒和布、张之万致仕，退出军机处。十一月初八日慈禧又命复出的恭王奕入枢，主持政务。这使得甲申易枢后孙毓汶隐操朝政的局面逐步瓦解。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六月初五日声名狼藉的孙毓汶以养病为由请求开缺获准，六月十六日孙氏的追随者徐用仪也被勒令退出枢垣；同时，军机章京出身的礼部左侍郎钱应溥被任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至此，新的中枢班底形成。其中，恭王、礼王在枢垣地位较高，但事权则归诸翁同龢、李鸿藻等汉官，刚毅则因资历浅显，对决策很难有发言权。

许多材料称，刚毅得以入枢与翁氏力荐有关。但翁氏推举刚毅入枢隐含深层寓意。据军机章京王彦威回忆，时朝廷拟选一名满员入枢，确定在荣禄和刚毅之间选择。翁建言，刚毅“木讷可任”，“刚遂入直”。[10]翁同龢乘机将与自己有潜在竞争实力、为人机警的荣禄拒之于枢垣外，却将自认为“木讷”的刚毅援引为同列，这说明，从一开始翁对刚毅即有轻视之意。平时枢臣讨论军政事宜，恭王等亦多与翁商议，刚毅常常受到冷落。刚毅偶有过失，翁氏“恒面规之”，[11]似不留情面，缺乏同僚间应有的尊重。这些平常不易为人重视的小小过节久而久之积成了难以释怀的个人恩怨。刚毅对翁尤有成见，而且带有鲜明的满汉成见。乙未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会晤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秘书时表示，“他对皇帝没有任何影响力，因为翁一手遮天。在内阁里（应指军机处──引者注），汉族官员独行其是，甚至恭亲王和礼亲王都无足轻重。他声言，翁同龢把皇帝引进了一团黑暗里，蒙蔽了他的双眼。”[12]这番言论充满了对翁的不满和仇视。

翁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同样遭到其他枢臣的猜忌。因有毓庆宫授课的差事，身为师傅的翁同龢“每早先至书房，复赴军机处，颇有各事先行商洽之嫌”。[13]军机处恭王、礼王和李鸿藻都很有看法。光绪二十二年丙申正月十三日，受到枢臣的怂恿，慈禧下令裁撤汉书房，从此后翁失去了与皇帝单独商议朝政的机会，只能在每日见起时与诸臣同时被召见。这使枢臣之间权力格局暂时得以平衡。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六月二十五日李鸿藻病逝，八月十五日翁同龢补任李留下的协办大学士，在军机处中成为仅次于恭王、礼王，在汉族官员中权高位重的关键人物。戊戌年春，恭、礼二王与钱应溥因病常请假不入直，二月，因军机缺人，令左都御史廖寿恒入枢。此时翁同龢成为实际上的军机领袖，他与刚毅的矛盾也开始激烈起来。四月，困境中的翁同龢最终丧失太后信任时，刚毅便落井下石，且不遗余力。据称，翁开缺的谕旨即由刚毅所拟，宣旨之日适为翁氏六十九岁生辰，实因“先有成见以辱之者”。[14]

相反，没有直接材料说明，在翁氏开缺过程中荣禄曾有过推动。戊戌年四月二十二日，荣禄由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升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五天后，翁同龢被开缺，荣禄则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荣的升迁与翁的罢黜属于同一批职务调整。但这不能直接说明荣禄对翁有过排挤。翁离京前，荣禄前后两次派人到翁府慰问，并赠送厚礼，翁氏开始坚持谢绝，稍后还是接受了荣禄的馈赠，[15]并于五月十一日再次致函答谢。[16]可见，戊戌年春朝局中翁同龢与荣禄的关系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紧张。但是，这也不等于荣禄对翁毫无成见，在戊戌年春徐桐、张之洞等人发起的“倒翁”政潮中，荣禄也是参与者之一。

二

原来，在翁同龢开缺之前，由于对翁同龢、张荫桓主导的内政外交政策不满，徐桐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手，曾经策动过一场由徐桐举荐张之洞入京主政以取代翁氏的“倒翁”活动。虽然这项计划后来未能成功，但颇见朝中满汉官员彼此联络、欲翻朝局的图谋。

戊戌年三四月间，伴随着胶州、旅大交涉的失败，朝野上下对翁、张和李鸿章等日益不满。一些官员认为，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是因为军机处缺乏一位强有力的通晓时务的重臣掌握全局。据载，“戊戌新学之士渐起，言论过激”，内阁中书杨锐等京官，“虑朝士水火，非得有学术通时事大臣居中启沃，弗克匡救”，遂有引张之洞入枢之议。[17]大约同时，张之洞也认为荣禄是慈禧非常信任的重臣，乃派王之春赴京与荣禄秘密疏通关系，意在入军机。荣禄表示“南皮公忠可敬，无如常熟一掌遮天，两邸皆病不治事，容当缓图”。[18]尽管没有得到荣禄肯定的支持，但得知荣对翁不满的信息对张之洞亦是巨大的鼓舞。不久，在张授意下，其幕僚杨锐“乃与乔树楠说大学士徐桐，并代作疏荐张”。[19]三月二十九日徐桐上折保张之洞来京陛见。疏入，经光绪帝呈交慈禧太后阅，闰三月初二日电谕张来京陛见。此时召张之洞来京的意图，无非是加强中枢的决策能力，甚至意在取代翁氏，朝野已有传言。翁深知此意，当即致书恭邸告以“召湖督事”。[20]召之洞来京的决定也使张荫桓感到危在旦夕。李鸿章在给其子李经方的家书中说，香涛来京“必兼枢译”，张荫桓闻其来京，已经“岌岌不自保矣。”[21]

在徐桐出面荐张来京不久，安徽布政使于荫霖于闰三月初八日“条陈时政”，抨击翁同龢、李鸿章、张荫桓误国无状，建议“速用公正大臣，举荐徐桐、崇绮、边宝泉、陶模、张之洞、陈宝箴以挽国是”。[22]这是对徐桐荐张的配合活动。对于政敌的公开挑战，翁氏并未退缩。闰三月十九日湖北沙市发生教案，翁同龢“乃与张荫桓密谋”，借办理教案紧急为由，阻张入京。[23]当时，清政府因旅大、胶州湾事件仍在交涉之中，惟恐再生事端，遂于闰三月二十四日旨令张之洞回湖广总督本任，“俟办理此案完竣，地方一律安靖，再行来京”。[24]至此，张之洞与徐桐密谋的“倒翁”活动完全落空。[25]近人称，张之洞“生平独立无奥援，惟高阳相国李鸿藻稍左右之，李卒，政府皆不以所为为然。刚毅、翁同龢尤恶之。戊戌景帝召将内用，翁以留办教案阻之，中途折回。”[26]联系到刚毅一贯仇视汉官的倾向，在此问题上他与翁似有默契。

翁、张对张之洞入京的阻挠，引起了激烈的反弹。 闰三月二十七日，即张之洞回任谕旨颁行的第四天，徐桐亲自上折严参张荫桓，并将矛头暗指翁同龢。面对压力，翁开始退缩、妥协。一方面，甚至不顾冒犯天颜，刻意疏远张荫桓。[27]另一方面，又试图讨好徐桐。四月初九日，徐桐八十寿辰，翁赠诗“能扶正气调元手，不坠顽空担道肩”，不乏谀颂之嫌。[28]但是，此时的翁同龢已经失去了慈禧的最后信任，又为一心趋新的年轻皇帝所不满，他的种种自救努力均无法奏效了，二十七日即奉朱谕开缺。

在戊戌三月间发生的张、徐联手“倒翁”事件中，主张改革的地方大员张之洞与思想极端守旧的满洲亲贵徐桐竟能联合行动，这让我们看到，新旧异同因素在当时的朝局与政治斗争中是何等的表面化。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并没有明显的满汉对立问题，至少，徐桐对张之洞入枢取代翁同龢极力支持。同样，在对张入枢态度上，荣禄态度谨慎，反映了他一贯视慈禧意志是听的立场。[29]刚毅既反对翁氏主政，也不愿张入枢。最后，翁承担了阻张的“罪名”，刚毅则进一步排挤翁氏，成为最终的受益者。因此，单纯从满汉关系的角度解释戊戌党争，并不能得出满意的答案。同样，戊戌年春刚毅与荣禄之间的摩擦与矛盾也可作为证明。

本来荣禄与刚毅同为甲午年到京参加慈禧六十寿诞而留京任职的。就资历而言，刚毅并不能与荣禄相比，但二人却同为进入军机处的满员人选。甲午十月因刚毅入直而使荣禄暂时失去了一次进入中枢的机会，但其官阶一直高于刚毅，更重要的是慈禧对他的宠信有增无减。戊戌年四月二十二日，荣禄补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刚毅则由刑部尚书调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接任了荣禄的旧职。二十七日清廷将翁开缺的同时，宣布荣禄署理直隶总督，直隶总督王文韶与四川总督裕禄来京陛见。在新的任命计划中，王、裕显然为入枢之新人。五月初五日，王文韶授命户部尚书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行走，完全取代了翁同龢原来的职位，而裕禄也于五月二十三日入直军机处。但是，有材料说明，在翁开缺前后，慈禧曾经有意向令荣禄进入军机处，但未果。据载“翁既罢，太后意令荣相入值枢廷，力辞，并称去一汉员，应补一汉员”，慈禧乃令王文韶入枢，荣禄出任直隶总督。[30]这只是一种解释。据鹿传霖六月听到的消息说，“荣相本议入枢”，由裕禄代王文韶督直，“乃有人以其与礼邸姻亲，同枢不便为辞挤之使出。”[31] 从后来的情况分析，反对荣禄入枢、将之“挤出”者仍是刚毅。八月政变后，慈禧令荣禄回京入直军机处并入直总理衙门，而以裕禄调任直隶总督，刚毅“尤不快也”。时人比之翁同龢，谓刚毅“有拔一钉乃得一刺”。“（刚毅）自以入直在荣相之先，入对辄妄发发议论，不让人”。[32]二人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庚子年，[33]这是戊戌八月政变到庚子间清廷朝局的一大特点。

三

戊戌政变后，在清廷对翁同龢的处理问题上，荣禄与刚毅的态度也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也可间接说明他们二人在翁同龢开缺过程中所起作用并不相同。

政变发生后，在刚毅操纵下，十月二十一日清廷颁布明发上谕，指责翁氏授读以来不称职，使皇帝未明经史大义；甲午时利用独对之利“信口侈陈，任意怂恿”，致使“主战误国”。更重要的是翁氏“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更是罪无可逭”。[34]这道谕旨正是由刚毅撰拟的。据张謇当时听到的消息，翁氏之案系“刚毅、许应骙承太后意旨，周内翁尚书于康、梁狱，故重有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县官编管之谕旨”。[35]刘坤一也在致友人书中说：“康有为案中诖误，内则有翁中堂，外则陈右帅（宝箴），是皆四海九州所共尊为山斗，倚为柱石者，何以贤愚杂糅至此？若力保康有为以至波及，闻翁中堂造膝陈词，亦是抑扬之语。”[36]张、刘二人对所谓翁氏荐康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别人乘机借康案倾陷翁氏。对此，陈夔龙回忆说：“迨八月政变，康梁获罪，刚相时在枢府，首先奏言翁同龢曾经面保康有为，谓其才胜臣百倍，此而不严惩，何以服牵连获咎诸臣？维时上怒不测，幸荣文忠造膝婉陈，谓康梁如此横决，恐非翁同龢所能逆料。同龢世受国恩，两朝师傅，乞援议贵之典，罪疑惟轻。上恻然，仅传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37]充分的材料和研究表明，翁氏革职事件是刚毅利用康有为在海外散布“翁同龢荐康”说造成的氛围，乘机陷害翁同龢的结果。[38]刚毅不仅极力打击翁氏本人，就连与翁关系密切的军机大臣钱应溥、廖寿恒等人也屡受排挤，迫使二人先后退出了军机处。[39]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夏，慈禧在端王载漪等人怂恿下，不顾部分朝臣的反对，别有用心地“招抚”义和团，对外宣战。他们打着“御侮”的旗号利用义和团朴素的反帝热情，派兵围攻外国使馆，焚烧教堂，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团民中极端仇洋和盲目排外的偏激情绪。这项决策中，军机大臣刚毅与大学士徐桐等沆瀣一气，依仗慈禧的信任，排挤包括荣禄、奕劻在内的稍明外事之员，为所欲为，致使局势失控。载漪、徐桐等人更是趁乱罗织罪名，杀戮政敌以泄私愤。七月，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等大臣，均因反对围攻使馆和对外开战，而被以“汉奸”、“通敌”的罪名遭到杀害。同时，慈禧又下诏处死了戊戌政变后被发配新疆的张荫桓。立山、联元等人死后，载漪、刚毅诸人“犹不慊，将以次尽杀异议诸臣”，长期办理外交的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王文韶均几罹不测，幸荣禄从中力保始免。[40]

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与光绪帝出京逃亡西安。据时人记述，慈禧抵达西安后，对甲午战争后主持朝政的翁同龢深恶痛绝，以为时局一败涂地，皆源于甲午朝臣主战之误，彼辈难辞其咎，萌生杀翁泄愤之心。对此，严复致张元济信函中就曾提到荣禄极力劝阻的情形。该函称：

荣仲华前用骑墙政策，卒以次保其首领。然平心而论，暇者自暇，瑜者自瑜。其前者之调停骨肉，使不为己甚，固无论已；即如老西，既到长安，即欲以待张南海者待翁常熟，荣垂涕而言不可。既至今年正月初六，老西之念又动，荣又力求，西云：直便宜却此獠；此虽出于为己，然朝廷实受大益，可谓忠于所事矣。[41]

该函时间系辛丑年除夕前。信中的“老西”指慈禧，“张南海”指张荫桓。透过这段来自京城士人的传闻，可以看到荣禄调停骨肉（两宫），维护旧僚，确是当时满员中比较开明且有大局意识的人物。即使在政局异常动荡的庚子时期，也很难用单纯从满汉关系的角度来解释一些政治现象，荣禄保翁即是一例。

总体看来，无论是戊戌年四月翁同龢开缺事件，还是戊戌至庚子间整个清廷中枢的权力斗争过程，满汉对立在其中并不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重要因素。至少，从最高统治者慈禧来说，她并不是以满汉的标准来选择用人。在军机处内部，也不存在分野鲜明的满汉对立。这些固然与乾隆以来通过各项制度加以保障的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共同统治政策有关，同样，也与慈禧在几十年统治过程成功使用平衡各派政治力量的手法造成的客观效果有关。可以说，慈禧当政期间极力笼络地方汉族督抚实力派与满洲贵族实现共坐天下的宏图远略达到了预期目的。但是，在慈禧死后的摄政王载沣时代，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宣传的满汉矛盾，特别夸大明末清初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声势上很大，这种宣传对国内社会民众的影响实际很有限。倒是载沣等满洲亲贵集团以他们实在的专权行为，首先在权力阶层内部制造出满汉裂痕，造成了统治阶级的分化和离心离德。一定意义上说，满汉对立在辛亥时期只是出现在统治阶级上层的一种现象，本质上说仍是一些政治集团间利益的角逐，并不涉及两个民族的关系。[42]在这个层面上说，当今学术界常常提及的“满汉关系”作为一种抽象出来的研究视角，在观照历史本身时常常出现蹩脚的地方，这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