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广召人才以后，随着眼界的开阔，日益认识到文化典籍的重要性。元至正二十六年六月，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以后，命有司访求天下遗书，藏于秘阁，以资阅览。[1]洪武元年，朱元璋建都南京，命徐达北伐元大都。大将军徐达进入北京，封元宫廷府库图籍宝物。[2]史称：大将军收秘书监图书、太常法服、祭器、仪象版籍和元奢章阁、崇文阁等秘室图书，尽数载运南京。”[3]朱元璋旋又颁诏天下，广求古今书籍。接着，朱元璋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实堂中，召四方名儒教授皇太子和诸王。洪武三年，朱元璋置秘书监，掌管宫廷藏书。于是，明初以文渊阁、大本堂为中心的宫廷藏书体系建立了起来，宫廷藏书也日益丰富。

   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迁都北京，朱棣虽然不遵太祖的遗命，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了江山，但在治国理民和文化政策上基本上沿袭太祖的方略，依旧重用和依靠士子，尊孔崇儒，发展和繁荣文化。

   永乐四年，成祖裁政之暇到便殿看书。成祖问及宫廷藏书文渊阁的情况，学者解缙回答：尚多缺略。成祖当即说：“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4]成祖遂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四出，访求遗书，明令：“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5]永乐年间大量书籍征入宫中，丰富了宫廷藏书。于是，成祖命儒臣利用所藏，完成了一部大型著作《永乐大典》，书修成以后，入藏文渊阁，成为“购募天下遗籍”的直接成果。[6]

   北京宫室建成以后，成祖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北京从此成了明清两代的都城，北京紫禁城也就成了明清五百年间宫廷藏书的处所。早在永乐十七年，成祖即遣侍讲陈敬宗前往南京，取文渊阁所藏古今书籍，自一部到一百部以上，各取一部运送北京。[7]当时，太子监国南京，领命遣修撰陈循，遵旨如数选取运送，共计取书一百柜，装船十余艘，水运到北京，“于是宋、金、元来皇家之旧藏，群集于北京之文渊阁矣”。[8]《永乐大典》运到北京以后，入藏宫中文楼。

明代宫廷藏书直承宋、辽、金、元宫廷藏书，其递衍情况朱彝尊先生作过系统总结。朱彝尊说：“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秘书监文籍，节次解发见丁特起《孤臣泣血录》，而洪容斋《随笔》亦云：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所储书籍，靖康荡析之后，尽归于燕。元元平金也，杨中书惟中于军前收伊、洛诸书，载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构首请辇宋三馆图籍，宋之实录正史皆完。当时，敕平章政事太原张易，兼领秘书，有诏许京朝官随时借观。由是言之，文渊阁所藏，乃合宋、金元所储，而汇于一，加以明永乐间南都所运百柜”[9]除了宋、辽、金、元原有宫廷藏书和永乐时精选自南京文渊阁的百柜宫廷典籍，还有征集的天下遗书。这就是明初宫廷藏书的构成。学者陈登原先生在考察了宫廷藏书的递衍以后论述说：“汉唐以来，公家藏弆，均在长安、洛阳二处；至赵宋，始集中于汴京；南渡后，金人辇而致北，宋人聚而在南；及元建大都，又致临安之书，而燕都藏弆之地位始以显著；明成祖以北京所蓄，益之以南都所聚，北京乃为官家收藏之中心矣。”[10]

   成祖以后，长子朱高炽即继位，．为明仁宗。仁宗、宣宗时期经济发展，宫廷藏书进一步丰富。钱大昕《文渊阁书目跋》，说：“仁、宣二世，世既升平，文物益盛。”[11]宣德时期，宣宗尝前往文渊阁，披阅经史，和少傅杨士奇等讨论经史大义，宣宗多次赐诗杨士奇等。宣德八年，宣宗朱瞻基命杨士奇、杨荣在馆阁中选择能书的数十人，取五经、四子和《说苑》等副本，分贮广寒、清暑二殿和琼花岛，用于皇帝随时观览。还有通集库、皇史成等收藏有大量的档案和图书，史称当是之时，典籍最盛，宫廷藏书极大地丰富。清张廷玉说：“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12]

   正统时期，杨士奇进奏说：“文渊阁所贮书籍，有祖宗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向贮左顺门，北廊，今移于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点勘，编成书目，请用宝钤识，永久藏彝。”英宗朱祁镇批复：可。杨士奇便领人点验库藏，于正统年间编出《文渊闺书目》，所记只是书名，没有卷数，计文渊阁藏书四万三千二百册，约十万卷以上。[13]

   明代宫廷只注重收书、藏书，不注重保管，也没有什么整理和校书活动，因此，明代的宫廷藏书一直管理不善，损毁、散失严重。杨士奇说：本朝御制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自永乐十九年南京取回来，一向于左顺门北廊收贮，未有完整书目；近奉圣旨，移贮于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写完一本总名曰文渊阁书目。[14]明自太祖到正统时期，立国几近百年，宫廷藏书却一直没有书目，可见其藏书混乱和无人整理。

   孝宗、武宗以后，宫廷藏书的混乱和损失日益严重：有大臣以其地面卑湿、损毁过甚进奏说，宜重建新馆，移贮宫廷藏书，并派员逐一整理。皇帝虽然接受了奏请，派员前去整理，但收效甚微。正德十年，大学士梁储等奏请派员检视内阁和东阁残缺的宫廷藏书，中旨命原管主事李继先等前往检视，并次第修补。[15]可是，由于管理不善，制度不严，大臣们随意窃取藏书，李继先也监守自盗，借机窃取宋刻精本，因此，宫廷藏书越发损毁，丢失严重：阮葵生曾说：当时杨廷和在阁，升庵挟父势，屡至阁翻书，攘取甚多；又典籍刘伟、中书胡熙、主事李继先奉命查对，而继走则盗易其宋刻精本。”史称弘治以后，宫廷藏书，“典司者半系赀郎， 于四部之旨懵如，且秩卑品下，馆阁之臣借阅者往往不归原帙。值世庙而后，诸主多不知文，不复留意查核，内阁之储，遂缺佚过半”。明神宗万历年间，。张萱奉旨编《内阁藏书目录》，张萱说：“视前所畏，十无二三，所增益者仅近代文集、地志，其他唐宋遗编，悉归子虚乌有。”[16]清张廷玉也指出：“先是，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摺，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迄流贼之乱，宋刻元镌胥归残缺。”[17]

（本文转载自向斯著《天禄珍藏》）

[1] 《皇明大政记·卷一》

[2] 《命将征讨考·弇州史料前集卷五》

[3] 《国史经籍志·序》

[4] 《明史·艺文志》

[5] 《典故纪闻·卷六》

[6] 《明会要·书籍》

[7] 《明史·艺文志》

[8] 《古今典籍聚散考·卷二》

[9] 《续通考·卷一百四十一》引

[10] 《古今典籍聚散考·卷二》

[11] 《文渊阁书目跋》

[12] 《明史·艺文志》

[13] 《文渊阁书目》

[14] 《文渊阁书目题本》

[15] 《明史·艺文志》

[16] 《明史·列传》

[17] 《明史·艺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