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八年（1433年）的冬天，对于明朝君臣来说，显得极为特殊。明宣宗朱瞻基更是格外兴奋，为了犒劳来自天方国的使臣，他决定用前所未有的大礼迎接他们。

朱瞻基同志萌心大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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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这一年，天方国使者向大明进贡了麒麟。这是中国古书上最典型的祥瑞，是宣德朝太平盛世的写照。

不过，宣宗皇帝不知道，天方国所进贡的神兽如今的学名，叫“长颈鹿”。

明朝沈度作《瑞应麒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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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方国随处可见的“神兽”，在大明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宝贝。宣宗皇帝用了无数财宝赏赐天方国。

这仅仅是明代“朝贡体系”的一个缩影。海外国家可以用一些普通的货物，通过“朝贡形式”来换回无数金银珠宝。

供应充足，款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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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明朝可不觉得自己亏。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更需要的是象征性的宗主权。

在宋元看来，南海代表着贸易和利益；在明朝看来，南海代表着礼仪和朝贡。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最终导致了其海运和国运的不同发展。

朱棣同志心中的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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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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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在取得政权之后，一直试图营造一个理想的国家——一个可以自给自足、循环自生的太平盛世。因此，海洋在他的眼中，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出于对商人和国外势力的敏感，洪武皇帝在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后，颁布了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的诏令。这道诏令，是对中国蓬勃发展的海商力量又一次重击（元末战争对海商发展也起到了毁灭性作用）。

自此，漂浮在这个庞大国度东南一隅的海洋萌芽被摧毁，中国回到了大陆国家的老路上。

永乐元年（1402年），朱棣攻下南京，随后“支动天下十三省的钱粮”，集福建、江浙等数百余的造船工匠前来造船。

国家支持下的航海事业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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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年，郑和率领着一支约二百五十膄船，近三万余船员的庞大队伍，开启了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航行。

郑和同志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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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海洋文明的兴起标志之一，迪亚士领着几只帆船到达好望角的时间，要比郑和船队从南京到东非海岸的时间，整整晚了86年。

虽然中国人的行动更早

但欧洲人迈向了另一个大洋，中国人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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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船队的基本“套路”，是船队每到一国，便向当地国王宣读诏书、赏赐宝物。由于 “赏赐厚谊”是朝贡体系的基本原则，每一个受册封的国家，都能受到极为丰厚的奖励。由于赏赐物品往往是进贡物品的数十倍，一些小国便非常热衷于朝贡。

郑和七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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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船队有一套相当精密、高效、成熟的管理体系。其主要把船队分为五部分：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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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船相当于大型舰队中的旗舰，是郑和船队的主体部分，也是其中规模最大的船舶。

马船，是船队中的负责运输马匹及下南洋中所需或得到的大量货物的船舶。

郑和宝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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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船，便是存储粮食的船舶。

坐船，是船队中的大型战舰。是郑和船队中诸位将领坐镇的船舶，也是诸位将领的居住之所。

战船，是郑和船队中最为“花哨”的船队，也是储备兵器的船舶。

郑和航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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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世纪之前的欧洲远航中，许多船员由于缺乏维生素C而死于坏血病，但在郑和船队中，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船队在运输的大量瓷器中栽种豆芽，用豆芽可以有效补充船员的维生素含量。

这种办法，不仅保护了瓷器的安全，也保护了船员的安全，堪称古人的创新智慧。

中国人以后一定会把这货种到火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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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反对声自船队开始建造时便持续不绝。一方面是因为远航劳民伤财，不符合朱元璋留下的祖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让一个太监代表国家形象，有失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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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烈的反对声中，1433年4月，第七次下西洋的郑和病逝于印度西海岸的古里，随即被安葬于今印尼的三宝垄市。郑和的去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中国再未派出相当规模的船队。郑和下西洋，经常被史学家认为是古代中国海洋文明发展的巅峰。

值得注意的是，与下西洋运动平行的，是官方严厉禁止民间下海。这就是明代航海最显著的特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当庞大的郑和船队航行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时候，永乐帝仍然规定民间“片板不许下海”。1433年8月，在海商、水手、渔民犯禁下海事件屡屡发生的情况下，宣德帝敕令沿海官员“严通番之禁”，进一步强化了海禁政策。

只许国企下海，不许百姓下海的永乐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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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禁政策至嘉靖帝，达到最为严厉的高度，最终导致了沿海倭乱等一系列反抗。

在海禁政策的影响下，由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成为当时唯一的海外贸易形式（除了贡使外，严禁外国人私自贸易）。随着郑和下西洋运动的结束，外国朝贡贸易逐步萧条，能保持一定的联系的，也仅是周边国家了。

萧条的市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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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市舶司主要有三所：广州市舶司（原先为太仓附近，后因离京城过近，移至广州，主要为东南亚诸国所设）、福州市舶司（原为泉州市舶司，后为了压制泉州海商势力，移至福州，主要为琉球所设）、宁波市舶司（主要为日本所设）。三所市舶司都经历过设而废，废而复设的坎坷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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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元年（1522），当时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生活用品严重依赖于大明的输出，朝贡是当时获得中国商品的唯一合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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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家大名使团由于代表权问题发生冲突，最后爆发了“宁波争贡”事件。其中一使团袭击了当地的武器库，攻击了另一使团和宁波市区与市舶司。不少中国官民都在这场混战中丧生。

嘉靖二年（1523），一支来自弗朗机（葡萄牙）的舰队闯入广东江屯，要求广东官府与其进行和平贸易，并建立相关据点。明代官方断然拒绝，并命令备倭官对其进行驱逐，爆发了“西草湾之战”。这场战争最终以以弗朗机人全军覆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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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争贡”和“西草湾之战”共同给了明代朝贡贸易一记重拳。这两次纷争最终导致了三所市舶司的废黜。而由于日本使团的野蛮表现，中日贸易，除了此后嘉靖18年，嘉靖26年的两次进贡，便彻底中断。

尽管如此，日本和葡萄牙都未放弃与中国贸易的机会。葡萄牙在1557年，以“借地晒货物”为由非法占领了一个称之为“妈祖”的小城，即如今的澳门。

澳门“殖民地”一直保持到葡萄牙帝国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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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后期，市舶司保持相对稳定主要在于三个原因：倭乱程度的减轻、德川幕府控制下的日本趋向稳定、大明财政短缺需要资金补助。

地方官员的利益当然也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地方对于海洋贸易的需求使得中央不得不维持市舶司的存在。

废立市舶司，绝不仅仅是表面上是一道诏令那么简单的事。

恢复朝贡的同时还能限制民间海商，这主要依靠强大的海军实力，明军舰船甚至配备了“水雷”等武器。

“备倭都司府”“备倭官”皆是当时为了防海而设立的官员，他们不只担负抗击倭寇的责任，也有打压民间出海势力和保证沿海安定的职能。

清代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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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继承了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与市舶司制度。但是与明朝不同的是，清朝统治者所面临的，已经不是明朝当初的境遇。

明朝所处的国际环境相对平静，外国扩张势力未敢觊觎，但清朝的国际环境却越来越险恶。原先对华朝贡的许多小国已经被外国所殖民。朝贡体系到了清代，已经彻底局限于周围国家了。

比如琉球，就被日本步步蚕食了

清朝曾经数次试图打破海禁，但最终都由于沿海不稳定而再次封锁。毕竟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顺畅运转，可控性一定是最重要的。在清朝皇帝们眼中，混乱的沿海政局和在明朝时一样令人讨厌。

无法控制的局势背后，恐怕是清代海军的孱弱。这主要受到以下三点因素所影响：

第一，清代海军的定位很低。

明代建国战争运用到了水军（例如至关重要的鄱阳湖水战等，虽然这是内河的），因此明代统治者会重视水军建设。而清代的建国战争主要依靠的是步骑兵。在制海权的重视程度上，清代肯定不如明代。

乾隆版轻骑

然而你见过乾隆版海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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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海军在前期的作用不大。

明代倭乱严重，且日本正处于混乱的战国时期，沿海压力大。而清代的日本，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台湾也已经收复。因此，沿海相对稳定，水军作用不大。

然而两百年后

日本再次发展为海洋强国并侵略大陆

是清朝统治者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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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熟悉海洋的东南汉人不受信任。

清代统治者对汉人始终不能完全信任，自然不会允许大量汉人出海。他们无法确定，这些看上去已经归顺大清的汉族良民会不会掌握海洋上的军权，而变成动荡的因素。与其为了蝇头小利去冒动乱的风险，还不如不发展水军。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大清的海洋思想非常闭塞，一直到了西方人的坚船利炮达到家门口才长叹一声水师落后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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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极的意义看，一个运转良好的朝贡体系是鼎盛的中央王朝维持周边稳定的利器。

天朝上国就像一个家族的长者，接受周边小国的贡品和叩拜，并给回更多的礼品。表面上的吃亏实则换来了整个东亚乃至环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稳定。

但是从消极的意义看，缺乏竞争的海洋环境让中国统治者沉迷在河清海晏的虚假梦境里。

对外国压力的躲避式弹压，让中国彻底丧失了从大陆走向海洋的机会。

无论是大明还是大清，本质上都是要为中国近代在海上吃的大亏负责的。这个责任的主要载体，便是朝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