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军士是主要的组成份子。为了保卫疆土，墩军被赋予瞭望和传烽的任务。这些位处国防最前线的墩台守军，除承受大自然与敌人的威胁外，也必须面对长官的各项要求。本文结合制度史、生活史与社会史，关注这一群底层士兵的职业生涯与相关待遇，侧重制度运行的动态过程、连锁变化及其衍生的问题。全文分为四部分：首先，讨论士兵的生活层面，包括生活用水、炊爨燃料和各项配备（含鸡猫狗），另又谈到家眷随住与养瞻田。其次，分析墩台的兵力编制、轮值及墩军不得换班、军官私役和卖放免守等弊端。第三，探究墩军的薪水收入，除了月粮之外，因其任务特殊，又加给行粮。不过，薪水常被军官以各种名目苛扣，实际所得有限。第四，涉及御寒的问题。明初以来，官方定期拨给墩军毛袄或胖袄、胖裤、䩺鞋等保暖衣物，但基于各种原因，墩军有时并未享受到这一福利。若干狠心的军官，甚至将胖袄等依高下订价加以勒索，以致没钱的军士不敢领取。墩军防守着帝国的最边缘，而他们也是极为弱势的群体和边缘人。

关键词：明代墩军上班月粮胖袄弱势群体边缘人制度社会史

作者邱仲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二段128号。

前言

烽墩的起源甚早，至晚在秦代已经成为军事预警的一个设施，特别是在长城沿线。其后，历代亦多仿行，明代亦不例外。明朝立国之初，烽堠归属兵部职方部管辖。如洪武十三年(1380)三月，复位六部官制，兵部职方部“掌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数，关防、路引、火禁之设，四夷归化之类”。洪武二十六年成书之《诸司职掌》也记载：“凡边防去处，合设烟墩并看守堠夫，务必时加提调整点，须要广积秆草，昼夜轮流看望。遇有警急，昼则举烟，夜则举火，接递通报，毋致损坏，有误军情声息。”

墩台做为明代边防体系的一环，守瞭与传烽是墩军的主要职责。景泰三年(1452)三月，叶盛出任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分督大同、宣府二镇边储，在《西巡杂诗》第二首中曾经提到：“野狐岭外月苍苍，万里城西路渺茫。行过墩台听人说，艹头昨夜有微霜。”同年十月，他以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协赞独石等处军务，在景泰四年(1453)所写的《观风竹枝》第六首中说：“高莫高似总高墩，眼里滦河清又浑。添土筑墩高百尺，得见阿娘朝倚门。”诗中传达出墩军对亲人的思念，读来令人心酸。

如明人所言：“边军之苦，莫甚于墩军。”墩军与夜不收并称为两大苦役，而这两种兵役都部署在国防最前线，生命安危悬于一线。前此，学者针对墩台与墩军已有许多研究，大约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其一为关于墩军碑的考释；其二为针对墩台或烽燧的考察；其三则是墩台或墩军的制度性研究。另有学者谈及罪犯发配守墩。以上著作对于笔者进一步研究这一主题多有稗益。本文考察的主要对象为墩军，而采取的观察脉络则是制度史的面向，兼及生活史与社会史的视野，藉此探析墩军的生活、工作、生计、待遇及其社会处境，其中特别关注制度设计与实际施行之间所存在的裂隙，及后续的制度调整与军中弊端，要呈现的是动态的制度史与制度的社会史。以下将分几个方面，探讨明代墩军的生计与待遇，包括值勤空间、换班制度、月粮廪俸、冬衣配给等问题。

一、烟墩的生活面貌

墩军防守边境历尽风霜，除必须提防来自敌人的威胁外，有时还会遭遇另类的袭击。而由于墩台所处位置空旷，且多半在山坡或高岗之上，即使是在平原之地，墩身标高数丈，也都高于附近的建筑物，故遭受闪电雷击的机会相对较高。叶盛在《水东日记》就记载这类情事，而且有细致的描述：

霹雳于边墩高处，岁恒有之，震死者或不见其人。其击屋柱、桅杆之类，常见其破处有痕似铁线路，或云蛰龙所藏，或云龙变化而起，又或云毒虫被击，皆不可知。又云雷神极巧，如人被击，火或烧其着体衣一层无遗，其外衣仍存。若一伞，或竹骨皆化，惟盖柄则皆如故。如击塔庙，数佛并坐，其一粉碎，其傍诸佛俨然，亦有移置他处者，此类甚多。惟击发之时，雨辄骤，辄有火，有硫黄气，此则皆然也。

这一记载具有某程度的科学性价值，足证叶盛对于雷击的实况有其认知，亦体现当时人对此一现象的文化性解释。另外，《明实录》载有若干具体的事例，如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六月四日，宣府镇南口墩，“骤雨火发，龙起于刀鞘内”；十二日，天气“复阴雾，雷雨大作，震倾墩台三面，军士有被伤者”。弘治十六年(1503)五月五日，陕西榆林大风雨，“雷雹折木，撒城楼瓦，毁子城垣，移垣洞于其南五十步，震死墩军一家三人”。六月十日，大同中路海东山墩，“有火飞如龙，起自旗竿，守墩卒有焚死者”。明武宗在位期间也有一些记载，如正德五年(1510)六月十二日，雷震万全卫柴沟堡，墩军被打死四人。正德六年(1511)六月九日，雷震大同后卫石泉墩，击死墩军三名。正德十年(1516)闰四月二十七日，蓟州赚狗崖东墩及新开岭关雷火，震伤三十余人。晚明的例子，如万历十二年(1584)正月二十七日，蓟镇喜峰路大风且骤雨，“迅雷冲倒墩台”。万历十九年(1591)五月十日，雷击太平路喜峰口墩台，“折伤官军”。万历四十二年(1614)五月十九日午时，永平辖境内之石火墩台，天雷从东门飞入，击死南兵一名，击伤北军二名，台房及四周垛口火器尽毁。

（一）用水与柴薪

墩台作为守墩军士的生活单元，其硬件的设计与配置，主要浮现于永乐年间的记载。如永乐十一年(1413)十月，江阴侯吴高奏报修筑山西沿边烟墩，东路自天城卫至榆林口，直抵西朔州卫暖会口；西路自忙牛岭直抵东胜路，至黄河西对岸灰沟村，皆设立墩台。墩台高五丈有奇，四周围墙高一丈，外开濠堑，架设吊桥，门道上置水柜，“暖月盛水，寒月积冰”。每墩置官军31人守瞭，以绳梯上下。《明太宗实录》的编纂者说，这些都是永乐皇帝亲自规画。永乐十三年(1415)五月，明太宗又命辽东都司修筑沿边备倭烟墩，“务令高厚，积薪粮可足五月之用。仍置药弩于上，凿井于旁，以严守备。”

墩军的生活用水可以“暖月盛水，寒月积冰”，而边区燃料取得不易，朝廷虽有积薪五月之令，但这仅是一句空话。考虑到墩军生活燃料不足，陕西右参议柴重在正统五年(1440)三月曾经上奏，建议将庄浪各卫粮仓不堪使用的垫席，“计斤均给瞭墩军士家小烧用”。明英宗随后批准这项建议。这些废弃的垫席成为墩军家庭的福利品，在后之后未再见于相关记载，或许仅是昙花一现。而边军为了生活燃料出境樵采，甚至被掳的记载并不少见，其中应该包括墩军在内。

景泰三年(1452)四月十日，提督独石等处都督同知孙安上奏：“墩军言永乐年来，每墩有预备余粮二石，柴水一月，遇警食用，乞如例。”金濂时为户部尚书，以未能确定有无此一事例，移文宣府镇守官员备查，宣府镇守官员亦云查无现行事例。当时，叶盛任山西布政司右参政。后来，他查阅到充纂修的旧册，内有永乐十年(1412)七月十二日明太宗勑命宣府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的内容：“各处烟墩务要增筑高厚，于烟墩上收贮五个月粮食、柴薪，并置药弩于上。就于烟墩傍边开井，井外包围烟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一个烟墩，不知其中有井，务要坚厚，勿致坍塌。”叶盛在记载此事时说：“墩傍开井一事本难行，至今无能行之者，不知当时武安曾覆请否？”

天顺二年(1458)七月，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奏言：“沿边墩台全不得法，一遇贼来，多不能守，以致深入抢掠。访得右通政刘文备知此弊，宜令巡视整理。”明英宗于是勑命刘文前往边境巡视。刘文至该处后，设悬楼、礧木、塌窖、赚坑等，守瞭者便之。实际上，刘文所做处置，乃是重申永乐年间的墩台旧制。据方志记载：天顺二年，朝廷申明守瞭官军之禁：

凡边方山川、城堡疎远空阔处，俱筑烟墩。高五丈有奇，四围城高一丈五尺。上设悬楼、垒木，下设壕堑、钓桥，外设塌窖、赚坑。门道上置水柜，暖月盛水，寒月盛冰。墩置官军守瞭，以绳梯上下，如永乐中所颁法制。守瞭官军，镇巡不时稽察，有违禁者重罪。

众所周知，北方边塞生活用水取得困难，而蒙古人就掐住这一弱点。成化八年二月，宁夏总兵官修武伯沈煜等奏言：“虏众数犯边境，且以粪土湮塞各墩井泉，渴我士马，不可不虑。”另外，墩军为了采薪或取水，亦有被杀掳者。如大同镇沿边墩台，“虏俟守墩军下取水，辄肆戕害”。成化十三年(1477)正月，李敏奉敕巡抚大同兼理军务，莅任之后，“设伏擒之，自是虏不敢犯。”

弘治七年(1494)十一月，兵部奏言：“比来各边虏数入寇，每得厚利，皆由墩台疏阔，烽火不接，及守墩军士困惫所致。”建请命各边镇守官员处置，经明孝宗批准施行，其中提到：“其守墩军，必简精壮者，分为二班，每月一更。若无水之处，则修水窖一所，冬蓄冰，夏藏水。每墩预采半月柴薪于内给用，免致汲水、采薪，为贼所掠。”这里提到的预采柴薪半个月，是比较合理的要求。讽刺的是，十二月间，蒙古骑兵入侵宣府镇独石之马营、野鸡山等墩，又掳走了汲水军士。墩军取水被掳的例子甚多，如嘉靖十二年（1533）八月二十六日，宣府巡抚韩邦奇在奏疏提到：“墩军下墩取水及走报声息，往往为三五零贼即行擒去”。

正如前面叶盛所言，墩台旁凿井极为困难，但还是有少数案例。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总督宣府、大同等处兵部侍郎江东奏言：“怀来南山隘口逼近京师，请修筑墩台御虏，添设守备一员于岔道城，而以口北道参议张镐升兵备副使，无事则屯隆庆，防秋则移驻岔道，提调守备官军。”兵部覆奏，报可。张镐在怀隆兵备道任上，修岔道堡为城，“易土以石，崇其陴墆，高其闬闳”。迤西抵龙爬山，迤东至四海冶，“皆联墩山立”，计筑墩467座，“亘高垣墩，垣内外长壕限隔，品窖从横”。又考虑到怀来守墩垣者，“逼于山麓，艰得井泉”，于是凿井五口，“皆穿至二三百尺，水瀵出，戍者居者咸赖之”。

明朝末年，仍有官员提到墩台储水之事。天启五年(1625)二月，巡按陕西御史蒋允仪上筹边八事，其中仍然建议“将被虏残毁墩台及原无墩台，查明修筑，令墩军有所栖止哨望。又各挑修水舍一处，预为积水，以免墩军取水被掳之患”。另外，宣府镇也有官员曾规划凿井。崇祯十年(1637)五月二十三日，宣大总督庐象升奏请在南山修筑墩台数十座，而“凿井供军，亦是目前急务。每墩台三座，用井一眼，约需井十五六眼，差足供诸军取汲焉。但山原高燥，募夫浚凿，深至三十余丈，始见水泉，每眼约费三四十金”。这是他的规划，后续不知是否真的凿到如此多的水井。

（二）墩台的配备

在墩台上，除数名军士彼此互相照应之外，还有动物相伴（即鸡、犬或猫），组成一个负有军事任务的小团体。明代若干史料对于墩台上的生活空间与内容，有许多细致的记载，其中以嘉靖年间徐充《暖姝由笔》所记最为有趣：

边墙里墩台，四面壁立，高三丈五尺。每台守军五人，报事夜不收一人，炊爨一人。台上层有重屋，置四窗，四人各守一窗注望，虽饮食亦不暂离。鸡一，司晨。猫一，取眼以定时辰。狗一，警夜。皆有口粮。天明，先悬软梯，纵狗从梯而下，周视无虏，则人然后下汲。闲无事，俱习结网巾，双线劳密，价有直一二钱者。置台相度地形，相去一里以至三五里。边墙外濠二重，设栈坑，即所谓陷人坑也。鹿间有投其中，军人闻鸦鹊噪，出墙钓得之。台边齐插荆条。楼土甚细，虑虏或入打，细作过之处，可验脚迹，以凭查究。在两台之中，则两台俱罪。近一台，则量地，罪所近之台。盖军士护刺之迹，平底；鞑子皮袜之迹，当应有路，彼用两皮相合，中缝嵌线，乃山桃木皮也，黄色，俨如金线然，无可推免。

这一记载极具有史料价值，生动地呈现守墩军士的值勤空间与生活形态。七个人与三只动物，各司其职。这三只动物，还配有固定口粮。天一亮，先放绳梯，让狗下去巡视，确定没有敌兵埋伏，军士才下去挑水。白天站在窗口瞭望，即使用饭也不得擅离。没轮到值勤，就织网巾，织得好的，可以卖到银子一二钱。边墙外有品字坑，有时鹿跑到墙边，陷入品字坑，墩军听到乌鸦鼓噪，出墙把鹿钓进墙内，大家可以打打牙祭。至于探查是否有蒙古细作经过，则看墩旁细土上的鞋底印，因为蒙古兵的鞋子缝合线在底，与汉人鞋子是平底的不同。若有，则要量鞋印靠近哪一墩来论罪。可惜《暖姝由笔》未述明所在位置，不清楚是哪一个镇的墩台建置。

另外，嘉靖二十五年(1546)至三十一年(1552)，杨博出任甘肃巡抚，曾在肃州等处创立屯庄墩，每墩周围底宽十二丈，顶宽八丈，高二丈四尺。台上裙墙，墙体高七尺，底宽一尺五寸，顶宽八寸。墩台顶上加盖鸡窝、天棚二层，共高一丈六尺，墩台总高度四丈。可见鸡也是墩台成员之一。

除了动物之外，墩台上的设备不一。嘉靖十八年(1539)，兵部尚书毛伯温、大同巡抚史道与大同总兵梁震等，在大同镇城以北边境议修筑五堡。并于五堡以北挖壕，沿壕外面每隔二里许，筑立墩台一座。每墩起盖房屋二间，合为一间。其各墩应有锅瓮、器皿、旗帜、号带、弓箭、盔甲、鎗刀、火器，各都置办齐全，逐一安放。每墩各选官军六员，令其轮流哨守，“一遇有警，一面酌量贼数多寡，张挂青、黄、白色号带，传示诸路瞭望之人，依照传报”。隆庆年间，蓟镇总兵戚继光在《练兵实纪》记载每座墩台的设备如下：

小房一间，隔为二半间，向边外半间，墩军住；向内半间，百总住。炕各一座，米一石，锅灶各一口，水缸一个，碗五个，碟五个，种火牛马粪五担，盐菜之类不拘。以上墩军备之，空心台系充墩者亦备一分。

大铳五个，盏口、直口、碗口、缨子皆可。三眼铳一把，白旗三面。灯笼三盏，白纸糊，务粗，径一尺五寸，长三尺。以上俱官给。

大木梆二架，每架长五尺，内空六寸，深一尺。要性响体坚之木，不合式者即行改造。每擂梆必双，庶声合而可远。该路采木造与。

旗杆三根，好绳三副。发火草六十个，用房一间覆之，毋令雨湿。火池三座，连草苫盖听用。火绳五条，火镰火石一副。旗杆三根，每根长一丈八尺，要直，每根相去五丈。扯旗绳副，务要新粗，每半年一换。火池每座，方五尺，张口，庶草多火亮。以上俱军采办。

明末许多兵书也都提到墩台的相关配备，如崇祯年间《慎守要录》记载：每墩以五人居之，红旗五竿，火器、木、石、钩、刀、鎗、弩备具，墩上多积狼粪、火种；“其米粮等物，皆限以一月”。另外，《金汤借箸》与《金汤借箸十二筹》亦记载：墩台高三四丈，上下不用阶梯，皆用软梯。每一墩，小房一间，床版二扇，锅灶各一，水缸一。碗碟各五，油烛盐米藏足一个月。种火一盆。以军士五名守之。给铳十门。青、红、白、黑四色大旗各一面。红灯五盏，径二尺，长三尺，煅羊角，染红色为之，上用油盖防雨，下加坠石防风。长竿一根，辘轳车绳全备。

（三）眷属与养瞻田

嘉靖以前，守墩军兵是否有养瞻田，现存史料记载不明，难以臆断。嘉靖二十七年三月，总督宣大都御史翁万达奏到：“大同大边、二边远墩及墙内烟墩，不系紧要者当革。宣府、山西墙外墩台，低薄者当修。其临墙旧墩，宜悉减撤，移墩军驻墙上敌台哨望。仍修瓮城房室，量给荒田，令其携家住种。”此后，大同墩军在俸粮之外，拥有自己的养瞻田亩，稍可补充家计。

万历元年(1573)八月，阅视陕西三边侍郎王遴条陈六事，其中建议仿效先前巡抚余子俊之设计，“每墩置墩院，令墩军随带妻小，不但守边，兼亦自防其家，杜脱逃旷离之弊”。此议获得朝廷批准。或许因为这一圣旨，后来出现相关的墩军碑石。民国三十六年（1947）八月，西北师范学院教授何士骥发现的《深沟儿墩碑》，其碑文如下：

墩军伍名。

口：丁□妻王氏，丁海妻刘氏，李良妻陶氏，刘通妻董氏，马名妻石氏。

火器：钩头炮一个，线枪一杆，火药、火线全。

器械：军每人弓一张，刀一把，箭三十支，军旗一面，梆铃各一副，软梯一架，柴堆伍座，烟皂（灶）伍座，擂石二十堆。

家具：锅伍口，缸伍只，碗十个，箸十双。鸡、犬、狼粪全。

万历十年二月日立。

深沟儿位于今高台县内，这道碑文所记载对象，乃是明代甘肃镇高台所辖下的墩台。赵俪生认为将军士、火器、器械和家具刻在石碑上，在于防止士兵脱逃及器物短损，“凭石点验，以作考核”。将墩军之妻刻在碑上，可能系五名守军乃是垜集勾补，起解同时也“佥妻”同往。可知，其配备简单而“原始”。传烽之物，仅有旗一面，没有灯笼，主体上使用烟灶与火塘。2007年5月在陕西府谷县阳坬村发现的《阳坬墩石碑》，记载的内容与上一块碑文类似：

神木兵备□为申严墩守□奉抚院明文，仰各墩军□此碑常川在墩□挂，□□防□，不许私离□地，□回城堡，□失器□。如违，□以军法重治。若军有事故，即禀守□□□备木瓜园堡操守王济、坐堡李锐。下本守二十墩，西去永宁二十一墩一里零三十七步。

计开：常川守瞭墩军五名。一名刘奉妻□氏，一名赵□□妻□□，一名李生妻郭氏，一名杨文斌妻金氏，一名王宗妻蒋氏。

器物：黄旗一面，锅五口，瓮八口，梆二个。盔五顶，甲五付，弓箭三副，刀三把，□□十根。生铁□尾炮一位，百胜铳三□，三眼炮一杆，小铁炮一个，铅子四十个。火草一个，火线五十条。

东路兵备道提边委官绥德实授百户仵勋

白水县石匠曹登云男曹□儿造碑

万历四年三月□□日□中□干□□坐□□□

碑中所载兵力均为五名，而且也将妻子姓氏勒于碑上，但火器等配备却相当不同，延绥镇显然比甘肃镇好得多。如同上个世纪发现的甘肃深沟儿墩碑，其立碑时间、所属军镇虽不同，但同处于陕西三边的地域内，显见墩军“随带妻小”守墩的制度化。

实际上，自隆庆以来，蓟镇守墩台的南兵，已经以台为家。正因为南兵以墩为家，故其执勤特别认真。万历末年，抽调南兵支持辽西，论者以为不可。万历四十六年(1618)二月，直隶巡按潘汝祯奉命巡关，在奏疏上提到：“沿边烽台，夷虏无日不窥伺，而所惮者，南兵扞御之勇。即南兵渐有妻子之属，视其台如故业，亦日夜慎守焉。傥调选以去，一时岂能补额？即补额矣，一时人地岂能相习？烽台何地，而可若此。”同年七月，兵部尚书薛三才覆奏指出：“蓟门瞭望，全资南兵。每台不过四五名，何堪复有摘发？”又言：“南兵以台为家，妻孥俱栖止其上，故其守瞭最勤，而其食粮亦最厚。”其后，因财政问题，改募北兵，于是旧法无存。故天启三年(1623)十一月，兵部尚书赵彦建议：“蓟镇台兵，始于戚继光剏设，皆义乌壮丁，虏慑服而不敢动。今因粮饷之厚，改募北人，成法尽废，守望无人，非白马关之警，数十里烽燧不传，亦可鉴已。今当仍募南兵哨守，庶有备而窥伺不生。”后续发展尚待追查。

崇祯四年(1631)，陈仁锡在《洛游‧太行道中纪闻‧纪缓边急边》中提到：山西一镇，边分两截，势有缓急。自宼家梁起，至盘道梁、阳方、八角地、椒茆一带，以外有宣府、大同两大镇为其屏障，称为缓边。自地椒茆起，历老营、水泉、偏关、河曲、保德一带，以水泉营邻两哨，河曲、保德邻河套，称为急边。而他的设想是：五里一墩，一墩五军，“一军有地五六亩，室庐耕耘其下”，如此才能形成所谓的“肉铁边”。他在《洛游‧太行道中纪闻‧纪墩烽》又提到：

自水泉以至省城，及各分路墩台，倾圯废坠，不闻柝声。……是必于墩下置田造屋，召人耕住，每墩约得夫四名，每名约得地二十五亩，草屋数间，使其父母、妻子俱生于斯、聚于斯、葬于斯，一切歌诀烽事，童而习之，丝毫无差，一旦闻警，照歌分传，庶不误事。盖余在山海城上，见南兵守城者长子孙，因叹戚将军有法以贻后人哉！

他的设想是：在这些内地的墩台旁，盖房屋、设田亩，招募民夫守墩，每名墩夫分给屯地五六亩甚至二十五亩，使其以家为守。这是颇为理想的设计，但未能实现。而直至明末，大同墩军仍有份额地。崇祯八年(1635)三月初八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杨嗣昌在《西阅大同情形第七事疏》指出：“窃计守边军士，莫要于墩台。查墩军一名，旧有随墩地一分，而今有无多寡不能尽同，当为逐墩清理。附近之地，照军查给，使其更番瞭望，就便耕垦。则墩与地不相离者，军亦与墩不相离，而墩军皆得其所，是藉墩清屯之一法也。”

二、兵力编制与换班轮值

明代北部沿边，地形起伏不一，在防守上常有死角，是否设立墩台，实有天壤之别。如宁夏前卫的马圈儿，“沙堆高丈余者，百十联络，虏骑潜匿，樵牧之人往往被掳”。正德七年(1512)，巡抚都御史冯清筑马圈儿墩，自筑墩后，“一望无际，虏不能潜”。另外，在邵纲堡唐渠之西的罗家洼，“两冈相夹一沟，虏伏沟中，俟堡孳畜出牧，虏逾渠掳掠，追逐常不及”。正德七年，冯清筑墩于北冈上，“瞭至山脚，狐兔皆见，遂息其患”。由此可见，墩台士兵居高临下，视野相对较为宽阔，足以观察附近敌军的动态，提前发布预警讯号，军民可以事先做好准备，免于受到攻击或抢掠。

（一）边民与充军囚犯守瞭

但看守墩台者，不全然来自卫所。如山海关、隆庆卫等处，自洪武年间起，曾役民夫帮守。宣德五年(1431)十一月，监察御史刘敬上奏：“山海、隆庆缘山关口，皆置官军防守，而所在烟墩，又令有司添设民夫守瞭，或七八人，或五六人，实劳民力，乞革去为便。”明宣宗谕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说：“凡军以卫民，民以给军，各有常职，何得虚劳民力，以妨农功？即令罢遣民夫，一委军士守瞭。”但军方对于罢去民夫颇有意见。闰十二月，镇守山海等处都督佥事陈敬上奏：“腹里烟墩，用民夫守瞭，乃洪武间所设，昨皆放遣归农，请如旧制为便。”明宣宗告诉尚书张本：“旧时未置兵守，故用民。今朕已有处分，敬敢妄言，其移文责之。”在此情况下，将领不敢再坚持己见。

甘肃镇若干地方，因兵力不足，抽调百姓协守，甚至妇女亦上墩守望。据明末《肃州志》记载：临水站墩，由临水堡居民“沿门出人，轮流瞭望。或家无人者，妇女上墩瞭高”。嘉靖二十四年(1545)，甘州副总兵冯大伦于临水设伏，仰头望见有妇人于墩上站哨，询问后深为怜悯，于是拨军士瞭望，本堡百姓永远不必再出人力。另位于肃州镇城东北110里边墙上的野猪沟墩，则没有这么幸运，一直都由堡内居民挨家出人守望，“冬则男子瞭高，夏则妇人应数。”

此外，余丁犯罪也是发配守墩的成员之一。如永乐十八年(1420)二月，明太宗勑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瓛：“今后陕西行都司所属军余人等，有犯笞、杖、徒、流、迁徙罪者，就发本地极边处瞭守烟墪。其为事官以下，犯死罪者送京师。”这是余丁充军看守墩台之缘起。

另因墩军颇多逃躲，明帝国对此有更严格的规定。景泰二年(1451)二月，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甘泽上奏：“沿边卫所寨堡墩台守瞭官军，往往逃躲。合照佥都御史卢睿所奏：凡逃躲者提问明白，俱发极边墩堡立功，哨瞭一年，满日还职着役。”此议经景泰帝批准施行。墩军逃避任务的惩罚，是发往更前线的墩台瞭望一年，再回到原来防区值勤。

而为了增加瞭望的人力，边卫将领希望以一般的充军囚犯做为“救火队”。天顺八年(1464)，因巡抚宣府都御史上奏沿边墩台缺人守瞭，朝廷命三法司计议。五月，三法司会奏，申明囚徒守瞭之法：“死罪、五年流、四年徒，照律条年限。每月仍以粮三斗给之。着为令。”在这一命令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故事。天顺七年(1463)初，宣府镇开平卫收到上司明文：“仰将沿边腹里守墩官军，各随地方，从长定夺，或三五个月，或半年，或一年，轮流替换守瞭。”后经该卫左千户等呈言：守墩官军“眠霜卧雪，冐雨冲风，衣食失时，难苦尤甚。”开平卫所辖墩台74座，应守暸旗军373名，但全卫军士扣除各项任务与差役，仅剩92名可以差遣上墩，其中不乏老弱不堪守暸走报之人。为此，镇守独石、马营等处奉御张辁会同镇守右参将都指挥佥事黄瑄等上奏：“开平卫系是独石极边卫分，该用守墩旗军数多，见在数少，不敷更替，万一有警，缺人防守，诚恐误事。乞将法司为事充军人犯，编发本卫，以实边备。”四月初七日，兵部议拟获准，行文移刑部、都察院知会：“今后遇有该问充军囚犯，不分南北之人，先行拟发云州、龙门卫等处缺军卫所充军。”然而，圣旨允准后一年多，却未见法司编发一人到开平卫来。在此情况下，镇守独石、马营等处奉御进保又会同参将黄瑄等再次奏请。成化元年(1465)三月十八日，兵部等于奉天门钦奉圣旨：“兵部知道。钦此。”二十四日，兵部尚书王竑复议：“合无准其所奏，行移刑部、都察院，今后遇该问发充军囚犯，不分南北之人，先行拟发开平并云州、龙门等处卫所。”奉圣旨：“是！钦此。”

而卫所之军丁犯罪，亦以发墩台守瞭为优先量刑。如成化十一年(1475)十月，刑部奏准：“边军犯杂犯死罪、徒、流、笞、杖罪者，例免工役，悉发墩台哨瞭。”其地点如忠义中卫、兴州前屯、山海卫、营州中右二屯卫、宽河守御千户所，白洋、沿河等关口，紫荆、倒马等关，与永平、抚宁、卢龙、蓟州、镇朔、遵化、开平中屯、密云中后、东胜左右等卫，这些卫都濒临边境，都有墩台，“自今旗军、舍余人等，犯罪宜如前例拟断”。以上所属卫所，主要系位于直隶一带。至成化十六年(1480)十二月，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阮勤及镇守中官欧贤等奏准：“自后陕西诸司，凡问过平、庆二府卫所属应徒以上囚犯不能赎罪者，宜从诣兵备副使，令相兼哨望。”此后陕西所属卫所，犯徒刑以上之囚犯未能赎罪者，亦充军守墩瞭望。

（二）正军、余丁与夜不收

自明初以来，墩台有大小之别，故守军亦有多寡之数。如永乐二十一年(1423)八月，勑令怀来、隆庆二卫将士增守黑峪、车坊等处，大烟墩军士十人，小烟墩五人。

早在明朝初年，沿边守墩的兵力就不足，其中的原因之一，常是被调遣他用。宣德八年(1433)正月，甘肃总兵官都督佥事刘广奏：“陕西甘州诸卫所俱临极边，通置烟墪四百三十余处，先尝发兵哨备，比因调遣及屯田，见在军士不足，请取甘州左等十一卫屯军三千六百人还卫，更番守备。”明宣宗批可。

明英宗在位期间，腹里卫所曾经裁减守墩人数。正统二年(1437)十月，监察御史张鹏奏言：宣府蔚州等卫系内地，旧设烟墩七十七座，每墩守瞭军士五人。永宁卫抵怀来卫系边境，每墩旧设旗军二十二人。现今军士调用不足，其五人者应去其二，二十二人者应去其半。事下行在兵部，该衙门复议，建请如其所言，朝廷批准。隆庆卫就属于腹里卫所，其守墩军数略少于常额。据嘉靖《隆庆志》记载烽燧引旧志云：“山嵳峩可以瞭望者，各置烟墩墩口，各拨军三名、夜不一名，专一守瞭。”

陕西河州管辖的烽堠，计有二十一处，天顺二年(1458)设立，“每一处军五名常守”。辽东方面，守墩亦多为五名，如成化元年五月，巡抚辽东副都御史滕昭奏言：抚顺西南抵沈阳九十里间，宜增置墩台三座；西北抵蒲河七十里，该增置墩台一座；至奉集堡十余里，应增置墩台三座。每墩拨军五名哨瞭。兵部复议，明宪宗批准。

弘治七年(1494)十一月，兵部奏准命各边镇守等官员，勘查地形，修理墩堠。沿边每十里或七八里筑一大墩，五里、四里筑一小台，大墩守军十人，小台五人。自边墙至城，每十里或八里，只用大墩，“筑墙围之，环以壕堑”，留一小门，拨夜不收五人戍守，遇警接递传报”。这段话显示，横向的大墩与小台派军士，纵向的大墩则用夜不收军。

有些边镇则依据墩台所在位置，区分为沿边、腹里，或冲要、险固，其防守兵力各有差别。如正德《宣府镇志》记载：“沿边墩台，每墩一座，设立军人五名、夜不收二名，军人专管暸望，夜不收专管走报声息。每数墩设立管墩百户一员，每十余墩设立提调指挥一员。腹里接火墩，冲要处所，照依边墩，每墩七名；险固处所，止用军人三名，夜不收二名。”

一般而言，守墩士卒多半为卫所正军。但正军不足，则抽调余丁。正德八年(1513)，兵部题准：“各卫新增墩台，务要摘拨相应卫所正军前去瞭守。如无军，就佥余丁充守，一例与正军关支粮赏。”这条法令是要保障余丁的权益。

太行山的情况最为特殊，部分墩台以民人守瞭。嘉靖二十四年(1545)，直隶巡按御史黄洪毗条陈紫荆关等处防守事宜，其中提到自保安堡以至马水口等处，自蔚州以至浮图峪等处，自山西以至故关等处，原都没有墩台。乞请降勑兵部，咨文宣、大、山西巡抚衙门，委派官员勘查各路，筑设墩台。有军人驻扎处，每墩拨军士五名居住，其下架炮传烽火。无军人驻扎处，佥居民五名，免其差役，有警时给以口粮，一体传报。其墩必须高广，上盖平房二间，周围筑女墙，设置军器、炮药。真定、保定等府也一起施行。在施行之后，则略有调整。依据嘉靖《西关志》记载，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故关这四关，各墩所在位置有冲要、僻静之别，距离关城亦有远近之异，守墩所用兵种也有不同。以居庸关而言，主体为夜不收军，除关城附近为六到九名，中路长峪城四墩皆为十名，西路横岭口附近夜不收四到六名（无军守墩之七墩亦在此处）、镇边城及西路外口七墩为正军四名之外，其余多为一到二名。紫荆关主体为正军二到四名。倒马关主体二到四名，不足之处抽调余丁守瞭。故关位置偏南，正军的比例较低，新城口一带主要为秋防时征调窑夫五名加正军一名，三关子口附近墩台则超过一半以余丁守瞭，中路鹞子崖附近则佥民壮协守。（参见表一）

嘉靖年间，辽东镇所属的边墩，每墩编制军丁多半在五人上下，腹里墩台则每墩的编制兵力少一些。嘉靖十六年(1537)重修之《辽东志》，与嘉靖四十四年(1565)重修之《全辽志》，所记载墩台守军数，可为左证。（参见表二、表三）而嘉靖《全辽志》又记载路台云：“每台上盖更楼一座，黄旗一面，器械俱全。台下有圈。设军夫五名，常川瞭望，以便趋避。”《辽东志》与《全辽志》所谓的军丁，应系正军与余丁，而《全辽志》所载路台设军夫，乃是指军丁和徒刑之夫。

根据明代辽东残文件记载，盖州、复州、金州三卫，自耀州迤南迷针山台起，至金州旅顺口止，计480余里。沿海陆路原设墩台约140余座，俱在山峰之上，“每台设余丁五名并各衙门问发徒夫，常川瞭望”。这三个卫所所在位置，距离北部边境较远，主要任务为防守辽东湾，故其墩台系由余丁和充军囚犯守瞭。

万历四年(1570)修成之《四镇三关志》，记载蓟镇各路墩台，每墩均为守军五名；辽东镇之烽燧，“各边外总括要路，列置敌台，设兵专守，每台人役，缓者三名，冲者五名，遇警传报”。而昌平镇因系腹里，每墩仅二名。真保镇同样系腹里，“地去宣、大尚远，紫荆等关俱设有墩台，遇警举火传号，因各墩缓急，设人数多寡，冲者三四名或六七名，缓者一二名。山势峙立，视他镇隘口数倍，而各口下亦设军戍守，接连传号”。

必须指出的是，前面表格所载的墩军数，仅是编制上的数字，并非实际情况。实际上，墩军缺额普遍存在于沿边各镇。辽东方面，万历十七年(1589)，张萱在《西园辽东图说》提到：

按辽军之苦，无如守台者，以其粮与众同，而瞭望独苦。且一台之中，仅三四人，其间或有逃亡者，或为虏掳去者，不为勾补，致一台仅存一二人。其台之高者，在山之巅，而薪、水之苦，必竟日乃得一往还，则其人已倦于薪、水，岂有精神为之哨守乎？

张萱这一段话，除述及墩军缺额之外，也指出墩军生活燃料与用水之难。明朝末年，原本颇为精实的蓟镇，缺额也相当严重。崇祯初年，陈仁锡在《輶轩纪闻‧纪边防》评论蓟镇墩台说：“夫墩军所以严烽堠也，额设军兵七人，妇人一人，鸡一只，犬一只，旗号、梆铃，顷刻可达九边。”后因封贡互市，加以裁减，一墩而二名者有之，三名者有之。现今当东夷、东虏交相扰乱之际，应该赶紧恢复墩台旧规：

蓟镇沿边台上，每台南兵三名、北军二名，共知五更，台上梆鼔、烽上鸣锣。今以挑选为名，台上止存南兵三名，初更、二更，梆鼓之声绝然不闻，至三更时方击梆几下，无论烽号人声绝唱，即梆鼓锣声几不闻矣。又每台火器火门皆已锈没，火药经霉，历年已久，惟存炭灰，而硝皆流走，铅子有减无增。路协衙门又无备积火器，如此可谓有备乎？火箭，戚少保定价五分一枝，纸张用花椒、白矾膏过，箭羽又用漆胶，又用丝缚，至今存者，尚是可用。今之火箭，八厘一枝，四厘扣为各衙门使用，实则四厘一枝，一经霉天，羽落无用。差官查墩者，不问火箭之何如，惟计扣存之多寡。至于每墩皆有糇粮，或九石，或十二三石不等，此戚少保之遗制也。每年以新易旧。今糇粮无备，即有皆如灰尘矣。

由此可见明末墩台守瞭之败坏。而自隆庆末年以降，大同边境长期无战事，山西镇除偏关一带靠近边境，防务稍微戒慎恐惧之外，腹里的墩台更是边警罔闻，烽火未传，以致守瞭每况愈下。崇祯初年，陈仁锡《洛游‧太行道中纪闻‧纪墩烽》就提到：

三关墩烽，除水泉一带墙上之墩足观矣。而墙下之墩，自水泉以至省城，及各分路墩台，倾圯废坠，不闻柝声。间有一二墩军，鹑衣鬼面，诘之则曰：“每墩例设一军，例该平、潞、汾三卫军壮前来贴墩。”

恒山边墙以南的纵向各路墩台，在晚明的编制仅剩下一名，主要是由平阳、潞安、汾州三卫贴军戍守，但至崇祯初年甚至无人访守。这种情况，亦见之于恒山的墩台。崇祯八年(1635)，多尔衮率军进攻大同镇，前锋越过宁武关附近的阳方口南下，“直走忻州，意图太原”。山西巡抚吴甡北上移驻忻州，“率民死守，飞调三营将士，檄村民归并堡寨，用火器击贼。”吴甡并亲自巡视中路、东路防务，抵达应州南边的小石口时，见各山之上墩台甚多，特地派人查阅，却无人守墩，诘问守备赵可久，回答说是兵少。应州境内小石口墩台无人看守，或许仅是恒山防线懈怠的冰山一角罢了。

（三）换班不公的问题

守墩人力多寡颇关键，更重要的却是换班制度。唯有正常合理换班，墩军才有精神值勤。宣德四年(1429)八月，阳武侯薛禄奏言：“口外架炮旗军，有自陈五年不代，不胜其劳者。”事下行在兵部议奏。行在兵部复议言：“自今边境架炮、守墩旗军，宜令或一二月，或三四月，皆选精壮者更代。仍籍记姓名，庶有稽考。仍从总兵官选官提调，不许徇私，违者治罪。”明宣宗准此议。

守墩士兵未能合理轮替的问题一直存在。正统元年(1436)初，万全都司署都指挥佥事张孟喆奏称：“沿边守墩旗军，年久未得更代。今各边俱有巡哨官军，可以分拨守堡。其原守堡步军及无马官军，经年在堡闲住，虚费行粮，乞尽退回各卫，轮流守墩。”明英宗命总兵官左都督谭广等会议奏闻。三月，谭广等回奏：“西洋河口等堡，俱系紧要地方，恐达贼犯边，急难堤备，都指挥朱谦等所领拣选官军，专一沿边哨备策应，难以分拨守堡。今照指挥文弘广等所领官军，与柴沟堡及新开口、大白杨等堡相近，合将数堡官军退回，轮班守墩，半年一换。”明英宗随即批准。正统八年(1443)十一月，因宣府总兵官永宁伯谭广等奏言：守瞭旗军，每墩八人，遇冬天风雪寒冷，不胜艰苦，朝廷批准其所建议，将军士增至十二人，分为两班，一月一更，下班之日，不得差遣。

一般情况下，军兵执勤之事，系总兵官的职掌，订定更班周期亦然。但有时文武镇守官员之间看法会相左，如天顺三年(1459)三月初一，大同巡抚李秉被罢为民，罪状之一是：总兵官议将守墩军士二月一更替，李秉觉得太频繁，“欲令守墩台军士六月一代”。李秉之所以会被罢职，其中或许事有蹊跷，但他要墩军半年才一轮替，确实太苛。

充军到边卫的囚犯，情况最为凄惨，常年无法轮休。正统四年(1439)十月，甘肃总兵官定西伯蒋贵等奏：“沿边一带墩台，守瞭旗军，每季更番，已有定例。惟坐事谪发者，经年瞭守，不得休息，无人供给，饥寒困苦，窃恐有误边情，乞如常例更番为便。”明英宗批可。但管墩军官是否就此即让充军守瞭者三月一休？希望是。

明代北边各镇，墩军分班更代的时间长短不一。如弘治《宁夏新志》记载：守瞭每年分为四季，每季用步军944名，派往各墩守瞭。而据档案记载：弘治四年（1491）辽东镇复州守瞭官军，分为两班轮流，半年一换。正德《宣府镇志》记载墩军，则是每年两班，一班二月初一日起，至七月底止；下班八月初一日起，至次年正月底止。

按照规制，卫所旗军应该轮流守墩，但事实未必如此。正徳十一年(1516)八月初四日，兵部尚书王琼复议陕西巡按御史常在所奏关于兵部六事，其一为处墩军以均劳逸。王琼的建议是：“军士之苦，莫过于边军，边军之苦，莫甚于哨守。今御史常在要将各边老家马步军人编定班次，轮流守墩，亦均劳逸以悯人穷之意。合无本部移咨陕西各边巡抚都御史，查议无碍，从宜施行。”常在奏请将“各边老家马步军人编定班次，轮流守墩”，虽经兵部复议认可，但边区军官是否确实执行又是另一回事，或许有些卫所也仅是表面应付罢了。

军士缺额与墩军不得轮替也有一定关联。嘉靖初年，桂萼论甘肃边事曾经提到：因兵士被蒙古所杀及逃亡，名为一万者剩下三五千，名为三千者不满一二千，“其各墩台哨守之人，有经年不得更换者”。实际上，这个问题长期存在，不仅只在军事倥偬之际。

隆庆以后，蓟镇墩军以台为家。万历以后，陕西三边墩军也因陕西三边总督王遴条陈，随带妻小，以墩院为家，从此守墩变成专职，更不可能得到替换。

（四）私役、卖放等弊端

在边区的卫所社会，充斥各种违法乱纪之事，官长以上凌下，墩军被勒索、欺压亦时有所闻。成化六年(1470)六月，户部郎中万翼(?—1490)奏言：各边营堡守瞭官军，其身躯羸壮与家计贫富各有不同，守备等军官或包办月钱，或占为匠役，或令其耕田取税、中盐取利，“故有力者偷安自逸，贫弱者久守墩台”。他建议专遣御史一员来回点视，而令守墩官军每季一更替。兵部尚书白圭等复议：“今各边有警，专人巡视，恐致烦扰。宜移文巡抚官严加禁约，务使差役均平，违者听巡抚、巡按官奏治。”

万翼所指摘“有力者偷安自逸”的背后，乃是卖放的弊端。成化十九年(1483)五月，巡抚大同右佥都御史郭镗等奏言：“虏入大同双山墩，把总指挥郭荣、守墩千户高鉴卖放墩军，乏人瞭望守备。”由于墩军出钱买闲，以致墩上无人看守，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正德末年，延绥巡抚姚镆《巡抚事宜》也提到墩军私役的问题：“访得东西二路营堡墩军，虽有额拨守瞭之名，亦多被权豪势要及把总坐堡官，私役种田、采草等项，守墩者十无一二，以致失误瞭探，任贼往来，肆行抢杀。其被杀被掳之人，亦俱各隐匿不报。似此弊端，所在有之。”

另一个问题是雇人顶替。嘉靖六年(1527)六月，兵部复议山西巡按御史穆相所奏边务时提到：“合行各边镇巡衙门清查，该管地方墩台某处应该添设，某处应该修补，选拨精壮墩军，令其昼夜加谨瞭望，遇警即刻传报。不许积年墩军雇倩怠玩，致贼入境抢掠。”由其所谓“积年墩军雇倩怠玩”看来，似乎雇人守墩存在已久。

在某些卫所，贫穷的墩军往往沦为边缘人。嘉靖七年(1528)春，翟鹏升右佥都御史奉勑巡抚宁夏。在此之前，“军士欲偷安者，率习匠艺，占役于镇守各将领私宅。其差守墩者，类皆贫寒老稚，甲去乙来，频年不歇，甚至夫拨守墩，妻为坐铺”。他到任后，“尽将前项占役查出，共得二千二百七十六人，定为番上之法，昔常守者遂得八月安闲”。此外，宁夏镇墩台亦存在雇人代替之事。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

守瞭之弊，亦多端矣。即其大者言之，溽暑祁寒之日，风雨晦冥之时，军法少缓，则偷安误事，贻害匪细，况许顾代乎！顾代之人，关系匪重，幸其无事则已，有失则即逋焉。烽火不明之弊，实由于此。既禁之后，当执守弗变，不使再误可也。总兵官潘浩能谨□（墩？）堠，迄今人以“潘长城”称之。

这段话指出两个层次的弊端，其一为懈怠偷安，其严重性较小；其二为找民人顶替，受雇之人，无责任心，出事即逃。记载之时，已经下令禁革。引文中提到的潘浩，正德八年(1513)九月至十年(1515)六月任宁夏总兵官。

墩军被勒索，心生怨怼，常造成执勤不力。嘉靖二十三年(1544)，兵部尚书戴金奏到：“山、陕、宣、大各边墩军，月粮加倍，人亦乐从。顾未能供役称食，又由于提墩官多方需索，且三月更番，需索愈频。人相猫鼠，而事焉以济？此虽职役之小，而寔机括之源也。”嘉靖中叶，兵部职方郎中褚宝认为，守备军官必须为守瞭失事负责，原因在于墩军固然有罪，而守备官舞弊犯法才是祸源：“使或两番上墩，而有常例之说。一时下堡，而有采办之说。或潜行请托，以市近便之墩。或公行纳赂，以杜点闸之责。”既然拿了墩军的钱，守备官员“逐纵其所如，不敢谁何。以身相殉之地，不过信宿止歇而已”。

卖放之弊，所在多有，包括一起守瞭墩台的正军也都涉入其中，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充军铁岭卫的军犯张子良、高文翠，被派到铁岭卫偏东的抚安堡老虎川空台哨守。两人因畏惧瞭哨，想到行贿收买的手段，张子良准备银二钱，高文翠准备布二匹，于四月十二日送给在台甲军于堂。于堂收了之后，将两人当即卖放离去，并于次日谎称两人夜间逃跑。

直至晚明，军官还是常将墩军私下调离，从事一些杂差。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二月，辽东巡按熊廷弼在奏疏中提到：修筑边墙与墩台、城堡之时，“所为远加哨望，便于军夫进止者，全赖墩军以为耳目”。辽东东昌备御李维德却将每墩墩军私撤二名，命其出境捕鱼，“止以妇人、小儿登台瞭视”。熊廷弼起初不敢相信，即而至东昌堡时当面质问，李维德自知难以隐瞒，回答说：“三岔河有船二只，旧规每墩拨军一名巡河，非二军也。”

【本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注释从略，文字有改动，引用请核对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