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和《清实录》分别是明、清两朝政府修纂的编年体的本朝皇帝专史，主要内容是皇帝在位时的国家大事，而关于皇帝本人的历史叙述，主要集中在每部实录第一卷卷首的序言，本文称之为“弁言”。“弁言”集中反映了修史的主导者(皇帝与权臣)及所属史官(编修、修撰等)的立场和观点。由于每部实录是当朝皇帝为先帝所修，因此其立场基本上倾向于歌颂和赞美，对皇帝进行正面的描述甚至是主观塑造。本文试图通过明清两朝实录对皇帝形象的塑造，比较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和相异之点，以窥探中国皇帝实录撰述上的史学共性和因朝代不同而呈现的个性差异。明、清两代都是中国的正统王朝，秉承着中华文化的传统和血脉，因此无论明代还是清朝，都保持着中国传统的实录修纂制度，然而，明、清两朝之间，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那就是明朝是以汉民族为主建立的王朝，而清朝是以少数民族满族(前称女真)为主建立的王朝。明代以前，女真-满族处在中华文化圈的边缘，被视为“夷狄”；其入主中原后，必然会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同时开始汉化过程，这在其所修实录中定会有所反映，因此《清实录》对其皇帝形象的塑造便会出现有别于《明实录》的地方。将明清两朝实录对皇帝形象的塑造进行比较，通过探讨其塑造手法和形式的异同，进而探察明清两朝共有的中国本质和因统治民族不同所产生的细微差别。
对明清实录在皇帝形象粉饰上的探讨，可追溯至晚明时钱谦益的《太祖实录辨证》，①晚近笔者对明初诸帝形象的探讨，也是该问题相关的前期研究。②本文以明清两代实录对皇帝形象塑造所作的比较与探讨，目前似未见类似的成果，故不揣冒昧，试一探之。
一、 相同的塑造
明清实录对皇帝形象的塑造，应用了很多的手法或形式。虽然明清两代统治民族不同，但对皇帝形象的塑造却有很多共同之处，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文化所具有的共性。
明清两朝实录都是当朝皇帝为其故世的父兄先帝所撰，因此在塑造皇帝形象时，多以正面形象示人。其塑造手法，应用了神化、美化、圣化、德化和仁化诸方面，使皇帝的形象高大亮丽。下面逐一分析。
(一)神化
对皇帝进行神化，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惯用手段，是“君权神授”观念的典型表征。像汉高祖出生前其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③唐太宗出生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④等描写，莫不如此。明清实录在描写皇帝诞生时，不厌其烦地虚构各种祥瑞异象，特别是“红光”“紫气”“奇香”“异梦”等奇兆，以证明其非俗子凡胎，与芸芸众生不同。《明太祖实录》卷1“弁言”称，太祖朱元璋之母陈氏梦中服用神授药丸而怀上他，醒后告诉了丈夫。次日，朱元璋便降诞人间，当时“红光满室”，光芒闪射，邻居误认为失火，都奔来相救，结果并无火灾，“人咸异之”。朱棣出生时被作了明显的神化处理：“上初生，光气五色满室，照映宫闼，经日不散。”⑤《明仁宗实录》卷1“弁言”描写仁宗朱高炽降诞时云：“是夕，仁孝皇后梦冠冕执圭者上谒，寤而生帝。”《明宣宗实录》卷1“弁言”也说宣宗出生时“众望见光气五彩腾于宫闱之上”，还说他出生前夜，乃祖太宗“梦太祖高皇帝授以大圭，命曰传之子孙，永世其昌”，不久宣宗诞生，太宗和仁孝皇后“心咸异之”。宪宗皇帝诞于宫闱，“生时，红光满室”。⑥孝宗出生时，实录虽未写红光紫气之象，但写了“有雷风之异”，且突出孝宗“颅骨耸起，俨如龙形”。⑦甚至出生于藩邸的世宗，其实录也将之塑造成天命所归的形象。据《明世宗实录》卷1“弁言”称：“诞圣之日，宫中红光烛天，远近惊异。其年，黄河清，庆云见于翼轸者，楚分也，盖识者已知为受命之符矣。”据笔者统计，明代太祖、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宪宗、孝宗、世宗八帝，实录俱描写了异象，一般是光、红光、五彩光气、五彩祥云、雷风之异，或梦见神人出现。
清廷来自关外，本属阔略疏放的满人，但由于汉化的加深，始对前三朝实录不断修改，⑧故其所纂《清实录》也仿效汉族实录对清朝皇帝进行神化。实录称努尔哈赤的母亲喜塔喇氏“孕十三月乃生”，以表明太祖异于常人；又借“望气者”之口称“满洲将有圣人出，戡定众乱，统一诸国而履帝位”，⑨以表明努尔哈赤为天命所归。《清世祖实录》卷1“弁言”对世祖出生亦作了充分的神化，说孝庄文皇后“方娠时，有红光绕身，衣裾间如有龙盘旋状”。女侍“皆惊以为火，近视之不见”。诞生前夕，孝庄文皇后梦一神人抱一子授之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孝庄文皇后醒后告诉了太宗，太宗说：“是异祥，子孙大庆之兆也！”次日，福临诞生，顿时“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香气弥漫数日”。这一记载与《明太祖实录》神化朱元璋出生场景大同小异。《清圣祖实录》卷1“弁言”称康熙帝之母孝康章皇后佟氏，生圣祖前，“诣慈宁宫问安。将出，衣裾若有龙绕”。太皇太后见而异之，问佟氏，得知其有娠，对近侍说：“朕曩孕皇帝时，左右尝见朕裾褶间有龙盘旋，赤光灿烂。后果诞生圣子，统一寰区。今妃亦有此祥徵，异日生子，必膺大福。”至上诞降之辰，“合宫异香，经时不散。又五色光气，充溢庭户，与日并耀”。这里在写康熙帝诞生时，不仅虚构了场景，而且还通过孝庄太皇太后之口，把《清世祖实录》虚构的祥瑞场景加以强化。像龙绕、异香、五色光气等神化元素，这里均配置整齐。《清世宗实录》卷1“弁言”在神化皇帝形象时，另辟蹊径，使用了月亮的符号，称世宗母亲孝恭仁皇后吴雅氏“嘉祥肇集，尝梦月入怀，华彩四照。已而诞上”，还称“诞生之夕，祥光煜爚，经久弗散，阖宫称异”。虽无异香之述，但用了祥光来弥补。
明、清两朝都是在中后期实录中，改变了对皇帝形象进行神化的措施。明穆宗、神宗、光宗、熹宗诸朝实录，对皇帝的出生，放弃了神化的努力。这一做法，也为《清实录》所效法。《清实录》自高宗实录以后，在记载皇帝降诞时，很少用异象祥瑞的标配符号进行神化。高宗出生时，实录“弁言”只说其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诞上于雍和宫邸”，未描述任何异象和祥瑞。此后的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德宗、宣统诸帝，其实录的“弁言”在他们出生时皆未作神化处理，而多强调是人事所定。这是因为皇位已稳，无需强调“天命攸归”。这一变化当然是历史观念的进步。
(二)美化
明清实录基本上都将所记载的皇帝，塑造成相貌不凡、举止得体的形象。这是对皇帝形象所做的美化处理。明代皇帝中，不乏长相不俗之人，但由于朱元璋的独特基因，使得后嗣帝王不少都长相奇怪；清朝皇室爱新觉罗家族的基因，虽然有削瘦苗条的特点，但在当时却缺乏皇帝所应有的奇伟特征，然而，在实录中，他们均被塑造成相貌奇杰的美男子。
《明实录》对本朝皇帝的外貌多予以正面描述。《明太祖实录》将长相丑陋的朱元璋，写成“姿貌雄杰”，⑩说他“日章天质，凤目龙姿，声如洪钟，奇骨贯顶”。(11)《明太宗实录》卷1“弁言”对太宗的长相也有不俗的描述：“上貌奇伟，美髭髯，举动不凡，有善相者见上，退谓人曰：‘龙颜天表，凤姿日章，重瞳隆准，太平天子也！’”《明宣宗实录》卷1“弁言”用太宗之口称赞刚刚出生的朱瞻基“天日之表，且英气溢面”；并在太宗登基时，年方四岁的宣宗被抱出来示人：“仪容俨恪，屹如巨人。”如果说宣宗被描写成身材高大的话，那么英宗则被描写成头大的特异形象。据《明英宗实录》卷1“弁言”形容道：“上天质秀杰，龙颅魁硕，迥异常伦，巾帽皆须式样加广大为之，乃克适用”，且相貌威严，“居常顾盻之际，烨然有威，立其侧者，皆若上旁睨之，不敢稍怠肆也”。实录对宪宗皇帝的长相描写是“群臣见上相表奇异，玉色和粹，无不惊服。上广额丰硕，方面大耳，目睛如漆，黑光彩射，左右侍者皆莫敢仰视”。(12)孝宗的长相，也被《明孝宗实录》描写得十分奇绝：“上隆准高额，颅骨耸起，俨如龙形。”(13)
受到汉族政权所修实录的影响，《清实录》对本朝皇帝的外形也特别维护。《清太祖实录》卷1“弁言”称努尔哈赤“及上生，龙颜凤目，伟躯大耳，天表玉立，声若洪钟，仪度威重，举止非常”。皇太极被实录加以美化：“上天表奇伟，面如赤日，严寒不栗，龙行虎步，举止异常。”(14)《清世祖实录》卷1“弁言”称福临“天日之表，龙凤之姿，仪范端凝，见者慑服”。《清圣祖实录》卷1“弁言”称圣祖“天表奇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洪，徇齐天纵。稍长，举止端肃，志量恢宏。语出至诚，切中事理”。雍正帝被实录描绘成“天表奇伟，隆准颀身，双耳丰垂，目光炯照，音吐洪亮，举止端凝”。(15)《清高宗实录》卷1“弁言”对乾隆帝的相貌进行了美化，称：“天挺奇表，珠庭方广，隆准颀身。发音铿洪，举步岳重。规度恢远，嶷然拔萃。”嘉庆帝被实录塑造成“天表奇伟，隆准丰颐，举止凝重，神明内蕴”(16)的形象。《清宣宗实录》卷1“弁言”称道光帝“天表挺奇，宸仪协度，颀身隆准，玉理珠衡”。《清文宗实录》卷1“弁言”称咸丰帝“发音铿洪，举步岳重”，未突出其外貌，但强调其声音洪亮和步履稳重，也算是扬长避短。光绪帝则被实录形容为“生而岐嶷，英姿天挺，隆准龙目，广颡修颐”。(17)《清宣统政纪·序》则对溥仪的长相是通过“天钟圣哲，星流虹渚之祥，生而神灵，日角龙颜之表”这种套话来加以美化。
(三)圣化
明清实录都乐于将各自所写的皇帝，塑造成生而知之的形象；不仅如此，还把他们刻画成努力学习的榜样，对皇帝形象加以圣化。耳聪目明、智慧超凡之为圣。实录就是要把皇帝塑造成天赋异禀且好学勤奋的典范。
《明太祖实录》在描述文盲朱元璋时称其“既就学，聪明过人”。(18)《明太宗实录》卷1“弁言”称朱棣“比长，聪明睿智”，“勤学好问，书一览辄记，终身弗忘。五经子史皆该贯，而旁通天文地志、百家之书，得其要领。日从明儒讲论，无厌倦意”。宣宗被实录作了圣化处理，说他“稍长”则在宫中“喜册”，初出就学便“智识益广，襟度益弘”，特地借太宗之言赞扬他“好学之笃，夙夜孜孜，日诵万言，心领要义”。(19)孝宗之子武宗在为其父所修的实录中，把孝宗描绘成“圣性聪颖，每背诵所授书，未始错误”，“凡听讲之际，专心注目，不移视听”的聪明好学的形象。(20)世宗皇帝在其子穆宗、孙子神宗为其修纂的实录中，更是一位好学聪慧的典型。据《明世宗实录》卷1“弁言”称：“上生五岁，即颖敏绝人，献皇帝口授以诗，不数过辄成诵。语以读书、作字、问安、视膳之节，与夫民间疾苦、稼穑艰难，靡不领略。稍长，通《孝经》大义，问先王至德要道之旨，献皇帝为之讲解，上意感悟。献皇帝大奇之。”穆宗的好学也是实录刻意渲染的内容：“出阁讲读，每儒臣进说经义，必注目敛容听受之，虽风雨不辍。”(21)看来明朝皇帝在其实录的塑造下，都成了聪明好学的圣人。
清朝实录也不甘落后，对本朝的皇帝都作了圣化处理。《清太祖实录》卷1“弁言”称太祖努尔哈赤“凡所睹记，一经耳目，终身不忘。众称为英明主”。皇太极被其实录圣化成“言辞明敏，威仪端重。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的聪明形象。实录又称他“性嗜典籍，披览弗倦……甫三龄，颖悟过人”。(22)其实，清太祖、太宗时代，女真-满洲人的文化水平都不太高，适于阅读连环画和插图本图书，(23)但是，为了表明他们的文化素质高，是文明人而非“夷狄”，清朝实录都竭力将他们的皇帝塑造成天生聪明、勤学不倦的形象。世祖以后，清室入主中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其文化水平不断提升，实录突出了他们在文化上取得的成就，在客观描写的同时，仍有拔高之嫌和塑造之意。《清世祖实录》卷1“弁言”称世祖“聪明英睿”，“稍长，颖敏轶伦。六龄即嗜观书史，尝曰：‘父皇自幼读书，予亦欲读书。’每披览所及，一目辄数行下。不由师授，解悟旁通，博于经籍，以是太宗皇帝甚钟爱而属意焉”。把福临写成天才，一目数行，且不由师授，显然把他当成超人予以圣化。圣祖康熙也被其实录进行了圣化：“读书十行俱下，略不遗忘。自五龄后，好学不倦，丙夜披阅，每至宵分。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洞彻原委。”实录又称他“且多艺多能，允文允武。著作则上媲典、谟，吟咏则直追雅、颂。精娴细楷，妙擅擘窠”，(24)也是极尽歌颂之能事。康熙帝出生在北京，生长于中原，置身于汉文化的环境，因此其汉文化水平很高，自是事实，但像实录这样的吹捧，显然是作者刻意塑造的结果。实录通过对康熙帝的圣化，以突出清朝皇帝文化水平之高，甚至超过汉人，以此证明满人并非不知礼仪的“夷狄”，而是知书达礼的华夏正统。类似的圣化现象，在以下各朝实录中也广泛存在。如雍正帝被其实录圣化成“幼耽书史，博览弗倦，精究理学之原，旁彻性宗之旨，天章浚发，立就万言。书法遒雄，妙兼众体”的形象。(25)《清高宗实录》卷1“弁言”也将乾隆帝塑造成圣人，称颂他“自六龄就学，受书于庶吉士福敏，过目成诵，课必兼治。进业日勤，动契夙悟”。乾隆本身比较重视文化素养，在书法和诗歌上随处题咏，水平不高，留下的数量不少，但实录说他学习上“过目成诵”和“动契夙悟”，显然过分了。嘉庆帝在治学和文化上并无突出表现，但《清仁宗实录》卷1“弁言”却刻意塑造其“天藻浚发，英词炳蔚，援笔立就，动成典则”的形象。清朝皇帝文化素质的形象提升，固然与他们在汉文化包围下急起直追有关，但也与实录修纂者有意塑造密不可分。
(四)德化
明清两朝实录对各自所描绘的皇帝，均进行了道德塑造，将他们拔高成道德高尚的楷模，加以德化处理。在实录修纂者的笔下，皇帝不仅是天之骄子，而且是人间的道德典范，集孝、友、恭、俭于一身，为世所景仰。
明代实录对本朝诸帝的道德形象之塑造，特别留意和用心。朱元璋被其实录塑造成孝顺和节俭的形象。据《明太祖实录》卷1“弁言”称“事亲至孝，侍奉左右不违意”。同书卷257称其临死“遗命丧葬仪物一以俭素，不用金玉”；又称他“摧奸暴，佑良善，宽仁爱人，专务德化”。(26)朱棣被其实录塑造成“仁孝友悌出于天性”，“虚己纳善，宽仁爱人，意豁如也”的道德形象。(27)《明宣宗实录》卷1“弁言”称宣宗“稍长，在宫中孝敬日隆”，并借太宗之口称赞他“孝友英明，宽仁大度，年未一纪，体具志宁，动必中规，言必合道”。《明英宗实录》卷1“弁言”称九岁的英宗在乃父宣宗去世之际，“哀疚之诚、怆惨之容，已出于圣性之天然矣”，以塑造其至孝的形象。甚至将其塑造成友爱至上、心胸宽广之人。当朝廷遣使到瓦剌告诉被俘的英宗，说初六日郕王已经即位，结果“上皇闻之喜”。(28)至于宪宗，实录也说他“侍膳问安，孝敬备至”。(29)世宗也被实录描写成“仁孝诚敬，聪明英毅，又躬有圣人之德”的形象。(30)明代皇帝被实录写得德义无亏，品行高尚。事实上，明代皇帝多长养深宫，意志不坚，德行不彰，显然他们的道德形象是实录塑造的结果。
清朝皇室本出自女真-满洲，明代以前尚处在部落制时代，自有游猎民族所拥有的剽悍民风和原始道德，但随着占据辽东和入主中原，社会风俗日渐汉化，道德水准也向中原看齐。在反复修改的太祖、太宗两朝实录中，皇帝的道德行为一步步被改纂成符合中原的标准。(31)在今天流行的定本(雍乾校订本)《清太祖实录》卷1“弁言”中，努尔哈赤被描述成“至诚御物，刚果能断，任贤不贰，去邪不疑”的“英明主”形象。皇太极被实录形容为“天锡睿智，恭孝仁惠。诚信宽和，圣德咸备”。(32)对于康熙帝，《清圣祖实录》卷1“弁言”也作了德化处理，称其“至孝性成，继志述事”，“奉事太皇太后、皇太后，竭诚尽敬，历久弥殷”。刚愎残酷的雍正帝被其实录描述成：“性尤纯孝，婉愉爱慕，悉本乎至诚。逮事孝庄文皇后、孝惠章皇后，备膺慈眷，侍奉圣祖仁皇帝、孝恭仁皇后，尽礼尽敬，仰惬欢心。偶遇圣祖违和，必躬亲汤药，问视惟虔，昼夜无少懈。圣祖常称为诚孝焉。”实录还特别说他“谊敦友爱，值二阿哥罪废，众议当幽禁，上独涕泣不能起。圣祖为之动容”。(33)事实上，雍正是通过夺嫡篡位，对同气相连的兄弟杀伐无情，而此实录则将之塑造成“友爱”的形象，不能不令人生疑。《清高宗实录》卷1“弁言”也塑造了乾隆帝的品德，称他对父亲“竭奉欢养，尽孝殚诚，问视滋谨”，“惟以恬静冲和，内葆明德”。《清宣宗实录》卷1“弁言”则描写宣宗“天性纯孝，晨昏问视，养志无违”，说孝淑睿皇后去世后，他“悲深罔极，擗踊逾恒”，仁宗“俯鉴肫诚，每值忌辰及清明、中元、冬至，必命躬亲行礼，用遂孝思”。而宣宗“孺慕衔哀，屡形章句，数十年如一日”。仁宗称他“忠孝兼备”。实录将他写成“有大能谦，不矜不伐，圣人之功，超迈前古，圣人之量，亦夐越寻常”，总之德行无亏。《清文宗实录》卷1记述咸丰帝“博慈颜之愉悦，勖同气以匡襄。惟孝惟友”；当孝全成皇后故世时，他“悲深罔极，擗踊哀伤”，其父宣宗“俯鉴肫诚，每值忌辰周年，必命躬亲行礼，用展孝思”，而咸丰帝“孺慕衔悲，屡形章什，二十余年如一日”。这段对文宗孝行的描写，实抄自《清宣宗实录》，可见《清文宗实录》的作者已无辞可写，只好抄袭了事。至于光绪皇帝，《清德宗实录》卷1“弁言”形容他“圣德夙成”，“俭约本乎性初，嗣后三十四年，器用服御，不敝不改”；又言不由衷地称赞他“孝事宫闱，圣情肫挚，承迎娱悦，无所不尽其诚”。其实德宗为慈禧所软禁，根本无孝事宫闱之心。实录这样写无非是一种主观的道德塑造而已。
(五)仁化
实录中皇帝形象的仁化与德化同类，但仁化重在塑造皇帝的仁治，把他们描写成爱民如子、勤政治国的典范。仁者爱人，皇帝的爱人，就是通过对国家的治理，而将仁爱施诸天下臣民。这是明清两朝实录共同津津乐道的内容。
《明实录》将朱明皇帝刻画为勤政爱民的仁君。《明太祖实录》称赞太祖“疾作”时仍“日临朝决事不倦如平时”，(34)结果殉职于宫中。太宗朱棣被其实录作了如下的仁化处理：“时出访民疾苦，劳来抚循，百姓爱戴而力行节俭，故国内无事，上下咸和，年谷屡丰，商旅野宿，道不拾遗，人无争讼，规摹宏远。”(35)即使像明熹宗这样贪玩的皇帝，《明熹宗实录》卷1“弁言”也说他“念光皇大业未究，雅志继述，践祚之初，委任老成，摉罗遗逸，振鹭充庭，称盛理焉。时四方多故，上宵旴靡遑，辽左及滇黔相继请帑，无不立应。大臣行边，恩礼优渥，将士陷阵，恤典立颁。又虑加派苦累，每有诏谕，谆谆戒守令加意抚字，毋重困吾民。其轸念民碞如此，故能收拾人心，挽回天步，虽有炀灶假丛之奸，而得人付托，社稷永固于苞桑。庙号曰熹，盖称有功安人云”。显然，这是明代实录用“仁化”的手法，对皇帝形象处理的结果。
《清实录》也善用“仁化”手法，将本朝皇帝塑造成仁治之君。《清太宗实录》卷1“弁言”称赞皇太极“善抚亿众，体恤将卒。无论疏戚，一皆开诚布公以待之。自国中暨藩服，莫不钦仰”。顺治帝被其实录写成“广罗俊乂，酌定章程，采纳群言，执中乾断，廓清六宇，怀保兆民，靖寇乱于崇朝，致恬熙于中外”，说他“宏一统之业，肇开创之模”。(36)《清圣祖实录》卷1“弁言”称康熙帝“大德好生，民物在宥，励精求治，日理万几。六十余年，孜孜如一日。户口繁增，风俗淳美，远过唐虞之世。料敌制胜，庙算如神，辟前古未辟之封疆，服从来未服之方国。巡阅河工，指授方略，淮黄底定，世赖平成”。八岁即位后，孝庄太皇太后问他有何打算，他回答道：“惟愿天下乂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雍正帝被实录描述为“抚驭臣民，乂安中外，揆几达变，振纪饬纲”；说他“仁渐义摩，熙熙皞皞，共游于尧天舜日之下”，赞扬他“措海宇于晏安，登民物于康阜”。(37)《清高宗实录》卷1“弁言”形容高宗的仁治是：“上下感孚，天人归与”，“继绳一体，锡天下臣庶无疆之庥”。自嘉庆帝以后的清帝，治绩不佳，国势下颓，但他们的实录无一例外地对其作仁化塑造。签下第一个丧权辱国条约的道光帝，《清宣宗实录》卷1“弁言”竟称他“率土归心，天人翕从，符应昭著，用以寅绍丕基，锡天下臣庶无疆之福”，又赞他“深仁厚泽，锡庆垂裕，于万斯年”。虽然实录竭力对他进行仁化，但因内容苍白而显得空洞无物。被英法联军赶出北京的咸丰帝，其实录竟称他“寰海归心，天人协应，贻万亿年无疆之庥”。(38)在咸丰统治的时候，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京城失陷，圆明园被焚，何来“寰海归心”？这位无能的皇帝除了逃亡热河、签订城下之盟，带来百年耻辱外，可来“贻万亿年无疆之庥”？实录虽欲作仁化塑造，不免空穴来风，终成无病呻吟。至于《清德宗实录》卷1“弁言”称光绪帝“所以厘百工而熙庶绩，遵成宪而焕新猷”，还说他“至夫昌明教育，亭毒黔黎，靡不一秉慈谟，蔚为辰告。用是觐光扬烈，缵十三载中兴耆定之庥，创制显庸，开亿万禩宪政文明之局，天人协运，中外归心，懿欤盛哉”，虽然所说并非皆是虚言，但是由于光绪受到保守的慈禧太后的阻挠和挟制，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虽然后来重启“新政”，但革命军兴，大势已去，人心已失，哪里能“开亿万禩宪政文明之局”，又如何会“天人协运，中外归心”？
综上所述，明、清两朝实录对各自皇帝的塑造，从出生时天命所归、祥瑞呈现的神化，长相奇伟、举止不凡的美化，生而知之、勤学好问的圣化，孝友兼备、谦和淡定的德化，到爱民如子、勤政治国的仁化，用各种手法进行描述和书写，从不同侧面将皇帝塑造成立体的光辉形象。通过比较，明、清两代的实录在皇帝形象的塑造上并无本质的不同，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和强大的统和能力，它不仅使汉族政权所修的《明实录》呈现“为尊者讳”的特点，使少数民族政权所修的《清实录》也呈现相同的面貌。
然而，在比较了明、清两朝实录之后，也发现二者在皇帝形象塑造上呈现出一些细微差异。下面加以分析。
二、 相异的塑造
(一)神化个人与神化民族
明清实录虽然在神化皇帝上有惊人的一致，但二者之间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即《明实录》只神化皇帝个人，而《清实录》则连本民族一起神化。
《明太祖实录》卷1的“弁言”中只神化了朱元璋出生时的场景：“(后被迫封为太后的其母陈氏)方在娠时，太后常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取白药一丸置太后掌中，有光，起视之，渐长。黄冠曰：‘此美物可食。’太后吞之，觉，以告仁祖(朱元璋父亲)，口尚有香气。明日，上(朱元璋)生，红光满室。”该处实录还进一步描写道：“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此后的明代历朝实录也只是对皇帝本人出生进行神化，绝口不提对本民族汉族的神化。
然而，《清实录》则首先对女真-满族的起源进行神化。《清太祖实录》卷1“弁言”记载：
长白山……山之东，有布库里山，山下有池曰布尔湖里。相传有天女三：曰恩古伦，次正古伦，次佛库伦，浴于池。浴毕，有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爱之，不忍置诸地，含口中。甫被衣，忽已入腹，遂有身……寻产一男，生而能言，体貌奇异。及长，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天生汝以定乱国，其往治之。汝顺流而往，即其地也。”与小舠乘之，母遂凌空去。子乘舠顺流下，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蒿为坐具，端坐其上。是时，其地有三姓争为雄长，日构兵相仇杀，乱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见而异之。归语众曰：“汝等勿争。吾取水河步，见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虚生此人！”众往观之，皆以为异，因诘所由来。答曰：“我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觉罗氏，名布库里雍顺。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乱者！”众惊曰：“此天生圣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为舁，迎至家。二姓者议曰：“我等盍息争。推此人为国主，以女百里妻之。”遂定议，妻以百里，奉为贝勒。其乱乃定。于是布库里雍顺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国号曰满洲。是为满洲开基之始也。
又载：“历传至后世……布库里雍顺之族被戕，有幼子名范察者，遁于荒野。国人追之。会有神鹊止其首，追者遥望鹊栖处，疑为枯木，遂中道而返。范察获免，隐其身以终焉。自此后世子孙俱德鹊，诫勿加害云。”在这里，实录将女真-满洲的族源，神化为天女佛库伦，媒介则为神鹊衔的一枚神异的红果。这就将满族塑造成神的后代。与此同时，实录也将女真-满族的图腾——喜鹊作了神化处理，称之为“神鹊”，记载了它保护爱新觉罗先祖的神话。
之所以出现明清实录的上述差异，是因为朱元璋所属的民族汉族已经存在数千年之久，其族源被《史记》等书追溯为炎帝与黄帝，早为人所共知，《明实录》已无需再作叙述和神化；而努尔哈赤所属的民族女真-满族，虽然可以追溯至金朝所属的女真，清初期也曾认可，甚至将国号取名为“金”(史称“后金”)，但后来决定另起炉灶，不仅改国号为清，而且将族名改为满洲，并讳言与女真的关系，因此，今天流行的雍乾校订本《清太祖实录》便将努尔哈赤所属民族的初祖神化为天女所生。《清实录》对满洲族源的神化，与对努尔哈赤个人的神化一样，都是实录修纂者的有意为之。
(二)文化与武化
明清两朝实录在圣化各自的皇帝时，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把他们写成天生聪明、勤学好问，文化水平很高的样子。然而，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区别，那便是《明实录》很少赞扬皇帝个人的武功和勇力，而《清实录》则将皇帝塑造成孔武有力、武功高超的形象。换句话说，明清两朝实录都重视皇帝的文化，但《清实录》除重视文化外，还重视武化，而《明实录》则对此很少提及。对皇帝个人勇力和武功的描述和夸饰，是重文轻武的农耕民族汉族所修《明实录》羞于启齿的现象，却为游猎民族满族所修实录津津乐道，反映农耕民族与游猎民族之间价值取向的明显差异。
《明实录》写皇帝，甚少圣化其个人武功和勇力。记载朱元璋事迹的《明太祖实录》，其卷1“弁言”中从未提及他武功高强。《明英宗实录》卷1“弁言”对英宗的聪明好学，一味浓墨重彩地描绘：英宗“稍长，能知书。宣宗皇帝命近侍以经书劝上读讲，辄喜动颜色，至或以玩好奉之，若不经意然”，并不在意他是否拥有武功。《明实录》偶尔在谈到皇帝的武功时，也是先扬后抑。如实录在描写仁宗朱高炽“闻读书辄喜”、“书册翰墨不去手”的同时，提到了他的武功：“稍长习射，数日辄造精艺，发无不中。左右问‘何若是巧也’？曰：‘心志既正，无难者。’”但是话锋一转，说他“绝口不自矜。盖于驰射及奇巧玩适之具，志非所好，独好学问，日从儒臣论说不厌”。(39)《明实录》中唯一对皇帝个人武功作正面叙述的是《明宪宗实录》，卷1“弁言”称，宪宗“读书，音向洪亮，不数遍即作字运笔有法，尤便习骑射”，但只是一笔带过，并未作过多夸奖。其实，明代皇帝中，个人武功比较高强的还有不少，如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靖难之主太宗朱棣和文武全能宣宗朱瞻基，以及以武为庙号的明武宗朱厚照，但是，前三人的实录对其武功并不刻意炫耀，而描写朱厚照的《明武宗实录》，则对其恃勇好斗、善用蛮力的尚武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40)以上事实充分反映了宋朝重文轻武之后农耕民族的社会风尚。
然而，《清实录》在极力圣化帝皇，渲染其文化才能的同时，则不忘塑造清帝的武功和勇力形象。除了《清世祖实录》卷1“弁言”未提及世祖的武艺外，其他的实录多赞美皇帝的武功和勇力，称赞他们箭无虚发、勇力绝伦。努尔哈赤被其实录称赞为“英勇盖世，骑射轶伦”。(41)《清太宗实录》卷1“弁言”夸赞皇太极“勇力轶伦，步射骑射，矢不虚发”。甚至描写他“凡遇劲敌，辄亲冒矢石”。实录称康熙帝“挽弓十五钧，用矢十三握。左右骑射，发必中的”，(42)极力炫耀其武功。《清高宗实录》卷1“弁言”称乾隆帝在木兰秋狝时，“甫上马，熊突起，控辔自若”。圣祖命他“学射于贝勒允禧，学火器于庄亲王允禄，肄辄擅能，精传家法”。实录夸他“每呈彀宫门，习围南苑，闿体审机，叠发奇中，垂髫英武，观者莫不钦为天授，而神枪宝韘，准的具存，贻诲有深焉者”。《清宣宗实录》卷1“弁言”称道光帝“[自]幼神武，智勇天锡”。说他在侍奉高宗围猎时“引弓获鹿，喜动天颜”。并用大量篇幅描写了道光用火枪抗击林清天地会起义的事迹，说他“大胆差人至所内，取进撒袋、鸟枪、腰刀”，见“五六贼在养心门对面南墙外膳房房上”，于是“大胆在宫内放枪，将一贼打坠”，看见“又有两三贼仍在墙上，一贼手执白旗，似有指挥”时，“复将执旗贼打坠”。可谓浓墨重彩地渲染其武功和勇力。《清文宗实录》卷1称咸丰帝“陈经偶暇，练艺习劳，常制枪法二十八势，曰棣华协力，刀法十八势，曰宝锷宣威，皆宣宗所赐名”，并不讳言皇帝对武功的喜好。
明、清实录的上述不同，反映了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在实录书写上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也并非不可逾越，除了上述清帝外，清代其他皇帝的实录，如清世宗、仁宗实录，以及穆宗以下诸帝的实录，均不再突出皇帝的个人武功和勇力，则说明《清实录》的审美趣味已经汉化。虽然朝廷一再要求满洲子弟不废武功，保持骑射传统，但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本身却渐失骑射武功，实属无可奈何花落去，其实录也不再以武功勇力相标榜了。
(三)嫡子与非嫡
明、清两朝实录对皇帝形象的塑造，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那便是由于汉、满民族继承制不同，造成了嫡庶观念的区隔，导致皇帝形象书写上的差异。
明朝作为汉民族为主的王朝，实行的是宗法制下的嫡长子(正妻所生长子。若长子去世，则嫡子以次递补)继承制。某些篡位的皇帝，其子孙为了突出父祖的正统地位，便在所修的实录中宣称该皇帝是皇后所生的嫡子，把他塑造成理应继位的合法储君。朱棣便是通过“靖难”篡夺皇位的统治者，他的儿子仁宗和孙子宣宗在相继修纂的《明太宗实录》中便把朱棣打扮成太祖正妻马皇后所生的嫡子。其实，朱棣乃太祖与碽妃所生。(43)
清朝满族皇帝没有宗法制观念，也不按嫡长子继承制传位(笔者用“非嫡”来概括)，因此其实录在描写皇帝事迹时，因皇帝无需考虑“嫡”与“非嫡”的合法性问题，故其实录不用篡改皇帝的出身。《清太宗实录》卷1“弁言”在写太宗身世时，直书太宗是太祖高皇帝的第八子，并且并非元妃(原配)所生：“初，太祖高皇帝未成帝业，时元妃佟甲氏生子二，长褚英，赐号洪巴图鲁，再赐号阿尔哈图土门；次代善，赐号古英巴图鲁。继妃富察氏，生子二：长莽古尔泰，次德格类。”最后才说：“孝慈昭宪敬顺仁徽懿德庆显承天辅圣高皇后叶赫纳喇氏，诞育圣子，即上也。”这段记载中，特别指出太祖的元妃是佟甲氏，所生二子是褚英和代善，次妃是富察氏，所生二子是莽古尔泰和德格类，皇太极只是皇帝的三妃叶赫纳喇氏所生。至于实录称叶赫纳喇氏为“孝慈高皇后”，乃是后所追封。显然，《清太宗实录》并未像《明太宗实录》那样，将皇太极打扮成元妃佟甲氏所生。由于清朝没有推行嫡子继承制，是否元妃所生无关紧要，因此实录没有必要篡改太宗的身世。
由于清代没有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皇位继承全在皇帝的心意和喜好，因此《清实录》在塑造皇帝的储君形象时，便刻意记录皇帝对意中人的态度和语言。如《清太宗实录》卷1“弁言”称皇太极“自幼命名，太祖甚钟爱焉”；及长，“圣心默注，人望攸归”。康熙帝被其实录刻意描述道：六岁时，曾经与皇二子福全、皇五子常宁一起被世祖询问各自的志向，皇二子回答说是“愿为贤王”，而康熙回答说：“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世祖“于是遂属意焉”。(44)《清世宗实录》卷1“弁言”称雍正帝作皇子时，“军国大计，亦多咨决；禋祀钜典，恒令恭代”。圣祖尝谕诸大臣曰：“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令尔等永享太平。”实录说“盖天心默定，神器攸归人矣”。乾隆帝也被其实录有意写成受到乃父的钟爱，有传位于他的意愿。雍正元年正月，世宗继位后的首次大祀之典——祈谷礼成，世宗特地召弘历(乾隆)“入养心殿，赐食一脔，意已为他日付托之本，志早先定，仰告昊苍，故俾承福受胙也”。是年秋八月，雍正帝御乾清宫，“密书上名缄固”，藏于“正大光明”匾额后。(45)此后的实录，对嘉庆帝、道光帝、咸丰帝等均进行了类似的描述和处理。
如果说《清实录》对先帝将储君的名字置于“正大光明”匾后的描述是据实直录的话，那么对皇帝继位前被先帝所中意的记载，则是一种刻意的史料选择，甚至是一种虚构和塑造，把所载皇帝塑造成君意所属的储君形象，从而为其后面的继位进行铺垫和气氛的烘托。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与清代无嫡子继承制密切相关。
(四)杂音与同调
将明清两朝实录比较后，笔者还发现一个特点，便是《明实录》对本朝皇帝的态度比较复杂，既有正面称颂也有负面诋毁，《清实录》则只有赞扬而甚少诋毁。换句话说，即《明实录》在塑造本朝皇帝形象时有杂音，而《清实录》在塑造本朝皇帝形象时则保持同调。究其原因，乃在于《明实录》反映的对象(皇帝)与读者都是汉人，而《清实录》反映的对象是满族皇室，而其读者则大多为汉人。于是，《明实录》是在没有“外人”干扰的情况下，较容易地出现了内讧，从而在其皇帝形象的塑造上产生了杂音；《清实录》则是在有“外人”可能看笑话的背景下，清廷内部一致对外，从而在其皇帝形象的塑造上形成了同调。
《明实录》的主旋律仍是为当朝皇帝唱赞歌，但像建文帝、代宗、武宗、神宗、熹宗诸帝，在他们死后修纂的实录并未遵循或完全遵循主旋律。一种情况是像建文帝、代宗这种被推翻的皇帝，被取消了修实录的待遇，分别写入《太宗实录》和《英宗实录》时，都是作为负面形象来塑造，不仅未赋予其出生时的红光祥云之异，甚至对他们的经历多有诽谤。如实录称，太子朱标薨时，太祖说“长孙弱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46)便是对建文帝进行诋毁，对朱棣作了拔高。实录还直接将朱允炆塑造成僭越篡位者，说太祖崩后，“皇太孙遂矫诏嗣位”。(47)实录将建文帝塑造成反面典型，从而烘托朱棣靖难和登基的顺天应人、力挽狂澜的形象。(48)二种是像武宗，后嗣皇帝对其嫉妒和暗恨，把他当作好大喜功、荒唐不经的形象来描述。由于大礼议之争，使“外来户”朱厚熜受到强烈的羞辱和刺激，于是恨屋及乌，对根红苗正的前任皇帝、其堂兄武宗心生嫉妒和恨意，在自己主持修纂的《明武实录》中，对武宗的形象进行了负面的塑造，无情讽刺了武宗好动、贪玩、违禁出游、荒淫好色、狎亵妓女、抢人妻妹、禁民间养猪、视国家大事如儿戏等一系列荒诞无耻的行径。(49)三种是像神宗、熹宗这种结仇士大夫的皇帝，在士大夫们为其修纂的实录中，遭到明刺暗讽。神宗由于滥派矿监税使和国本之争，与整个大明王朝的文官集团为敌；熹宗则由于支持阉党镇压东林党人，受到东林党人的痛恨，因此，两位皇帝在文人士大夫所修的实录中，均受到了明里暗里的批评和讽刺。神宗被塑造成负气、贪财、好色、拒不纳谏、听信内臣的昏君形象。史臣们甚至将雒于仁奏本对神宗酒、色、财、气抨击的奏疏内容暴露于实录中。黄仁宇对此感到十分惊讶。(50)熹宗则不仅被塑造成贪玩、昏庸的形象，而且被暴露了出身卑贱、母为选侍的事实。(51)可见，《明实录》在其修纂过程中，前帝与后帝，皇帝与大臣，大臣与史官都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在对皇帝形象书写时，也就出现了不同调的杂音。
与《清实录》相比，《明实录》是对皇帝作过负面塑造的史书。《明实录》中产生对皇帝形象负面塑造的原因，主要是明代皇位传承过程中出现的断裂现象导致一些皇帝非正常登基，前后任皇帝产生了相应的矛盾，致使现任皇帝对前任皇帝产生不满，从而鼓励史臣对前任皇帝进行直书，甚至有意识地进行抹黑和负面塑造。这种情况虽不普遍，但的确存在。另一方面，皇帝作为上层建筑的代表，有时也与作为意识形态代表的儒臣发生冲突，后者利用史书对皇帝的过错予以揭露，使其负面形象暴露于世。
《明实录》对上述皇帝形象的负面塑造，只是主旋律中的变音和杂声，未能改变作为官方史学代表著作的实录对皇权讴歌的实质。然而，与《清实录》一直保持对皇帝形象的正面塑造相比，《明实录》的杂音又显得十分独特和难能可贵。《清实录》在讴歌皇帝时的同调，简单重复，缺乏变化，难以树立其立体而真实的形象。
中国最后的两部实录《明实录》和《清实录》，对明清两朝的皇帝形象通过神化、美化、圣化、德化和仁化的手法进行了正面塑造，把他们粉饰为天命所归的神仙，长相奇伟、举止不凡的美男，天赋异禀、勤勉向学的圣人，德性崇高、孝友兼备的模范，勤政治国、爱民如子的仁君，树立了高大英明的形象。然而，在《明实录》中，由于统治链条的断裂造成的“今上”对前帝的嫌怨，以及史臣对君主的不满，也使其部分实录在描写皇帝形象时进行了负面塑造，产生了杂音。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所修的《清实录》，在正面塑造皇帝形象上，向汉族所修实录看齐，迅速掌握了各种塑造手法，使其皇帝的形象显得高大英武。与《明实录》不同，《清实录》由于清廷急于在汉人面前树立正面光辉的形象，因此一直保持讴歌的同调；它还在神化皇帝个人形象时，连带将其民族起源也作了神化；对皇帝个人武功和勇力则大力宣扬，不避讳皇帝为庶出的出身，并着力描写先帝对未来储君的默识暗赏。明清两朝实录所产生的上述差别，实原于农耕民族与游猎民族各自特性的差异，而两朝实录对皇帝形象塑造的一致性，则又反映出明清两朝皆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清朝在史学上不断加强的汉化倾向。
注释
①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载《牧斋初学集》卷100-卷105，《四部丛刊初编》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
②谢贵安：《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谢贵安：《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谢贵安：《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谢贵安、谢盛：《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述与塑造》，《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
③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41页。
④薛居正等：《旧唐书》卷2《本纪第二·太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页。
⑤《明太宗实录》卷1，“弁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下引《明实录》各部版本皆同此。
⑥《明宪宗实录》卷1，“弁言”。
⑦《明孝宗实录》卷1，“弁言”。
⑧孟森：《读清实录商榷》，《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88页；谢贵安：《清实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40～457页。
⑨《清太祖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⑩(18)《明太祖实录》卷1，“弁言”。
(11)《明太祖实录》卷257，“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辛卯”条。
(12)《明宪宗实录》卷1，“弁言”。
(13)《明孝宗实录》卷1，“弁言”。
(14)《清太宗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5)《清世宗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6)《清仁宗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7)《清德宗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19)《明宣宗实录》卷1，“弁言”。
(20)《明孝宗实录》卷1，“弁言”。
(21)《明穆宗实录》卷1，“弁言”。
(22)《清太宗实录》卷1，“弁言”。
(23)努尔哈赤君臣对明朝的绣像版《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有深厚的兴趣。参见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24)《清圣祖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25)《清世宗实录》卷1，“弁言”。
(26)《明太祖实录》卷257，“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条；“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辛卯”条。
(27)《明太宗实录》卷1，“弁言”。
(28)《明英宗实录》卷183《废帝郕戾王附录第一》，“正统十四年九月癸巳”条。
(29)《明宪宗实录》卷1，“弁言”。
(30)《明世宗实录》卷1，“弁言”。
(31)参见谢贵安《清实录研究》，第372～381页。
(32)《清太宗实录》卷1，“弁言”.
(33)《清世宗实录》卷1，“弁言”。
(34)《明太祖实录》卷257，“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条。
(35)《明太宗实录》卷1，“弁言”。
(36)《清世祖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7)《清世宗实录》卷1，“弁言”。
(38)《清文宗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9)《明仁宗实录》卷1，“弁言”。
(40)参见谢贵安《明实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50～351页。
(41)《清太祖实录》卷1，“弁言”。
(42)《清圣祖实录》卷1，“弁言”。
(43)谈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47页；傅斯年：《明成祖生母纪疑》，《“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1932年；吴晗：《明成祖生母考》，《清华学报》(第十卷)，第3期，1935年7月，又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42～556页。
(44)《清圣祖实录》卷1，“弁言”。
(45)《清高宗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6)《明太宗实录》卷1，“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条。
(47)《明太宗实录》卷1，“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条。
(48)参见谢贵安《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
(49)关于《明实录》对武宗形象的书写，可参看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350～351页。
(50)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4～257页。
(51)《明熹宗实录》卷1，“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