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是文化传播的使者，在明代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来华的传教士逐渐增多，他们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把西方的天文、历算、地理、数学、物理、哲学、建筑、医学、绘画等诸多科学知识带到了中国;同时,又把我国悠久的文化思想介绍给了西欧。语言相通是文化交流的先决条件，来华的传教士首先要面对汉语的挑战。

一、 明代传教士让汉语引起重视

成吉思汗的西征和十字军东征，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激发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研究的热情。这一热潮的推动者主要是传教士和旅行家。到了明代，也就是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旧教国家同罗马教会结成了旧教同盟,并于1540年成立了耶稣会。该会不断向国外发展,中国也成为重要的发展对象。西方传教士的来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朝的意识形态结构,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汉语作为一种纽带和桥梁,是传教士首先要必须掌握的东西，同时传教士也让汉语得到了某些新的发展,让汉语汉字汉文化得以在西方世界大展其风采。

二、 明代传教士对汉语研究上的贡献

十六世纪之前，西方人对汉语并无研究，没有一本专门的著作，只有一些零星地、很不起眼的记录。意大利传教士柏朗嘉宾被法国汉学家韩伯师认为是西方第一位介绍中国语言和文献的人，他之后的人对汉语的介绍也是凤毛麟角，多是印象式，甚至混淆了汉语和蒙语。从明代开始，传教士的努力让西方人对汉语有了新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汉语起源问题的论争和编写汉语书籍。对汉语起源的论争是欧洲汉语研究和整个汉学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事实。传教士在编写汉语有关著作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无论是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极大的影响。编写了大量的词书、语法书等。

三、 传教士对汉语语音研究的贡献

在明代西方人在汉语语音方面的成绩，主要有：

第一,利玛窦等人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创造了在汉字旁加注罗马字母拼音的方法,以便使自己看到拼音就能正确读出汉字,从而为欧洲人的认读汉字和学习汉语提供了便利。

张清常教授指出:“在明朝安徽程君房《程氏墨苑》里收入了利玛窦在1605年写的文言文四篇。前三篇宣传基督教义,后来教会把前三篇合为一卷名为《西字奇迹》。这四篇文章逐字用利玛窦所创制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给注上了音。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用罗马字母完整系统的拼写汉语汉字的宝贵材料。利玛窦的这套拼音方案,原件是未被发现,但可以从这四篇文章的逐字拼写归纳出其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利玛窦、金尼阁制订上述拼音方案的本意在于给西方传教士使用,这种新创造后来在中国,在世界上所产生的巨大深远影响,乃是当初他们意想不到的。”

第二，大量的词书为语音学研究留下了丰富材料。

词书在语音方面贡献很大。十六世纪开始，西方人曾编写过六十多种汉语或汉外对照类词书。欧洲人编写的每一部中外合璧字典是西班牙人拉达根据泉州土音用西班牙文编著的《华语韵编》，这对研究闽南话的发展是很好的历史资料。影响较大的是利玛窦和罗明坚合编的《葡汉辞典》，该辞典先列葡语词条，后列罗马字汉语拼音，最后列汉语对应词，杨福绵曾指出，《葡汉辞典》“可能是学习中国官话的第一部双语辞典。”这个辞典的价值就可见一斑了，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其中的对音来研究明代的官话语音。还有多种语种对照的词典，这些词书为汉语语音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材料。

第三，促进了汉语韵书的改革。

法国传教士、比利时人金尼阁撰写了一部反映分析汉语语音的韵书《西儒耳目资》，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方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为汉语音韵学开辟了一条音素化、精密化的崭新的途径，基本摆脱了中国传统韵书的表音法反切法的局限，成为研究明末实际语音的最好的材料。其中的罗马字母注意符号是汉语拼音方案的源头。

罗常培先生认为，利玛窦的罗马注音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在中国音韵学发展史上，“跟以前守温参照梵文所造的36字母”，后来李光地《音韵阐微》参照满文所造的“合声反切“，应“具有同等的地位”。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把历代认为神秘的音韵学弄得浅显多了，当时的音韵学家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等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还影响到近现代西方汉语研究和我国的文字改革。

其实，最重要的是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先进的语言学理论，让中国传统的语言学或者说是语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们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新的理念，带来了历史比较的角度，观念上的变革让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