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酒事，酒本身自然是第一。此外同样重要的两项便是饮酒方式和酒器。而酒器之名目、时风影响下的酒器之造型与纹饰、酒器在不同场合的使用，又同前两项紧密相关，以此共同构成一个时代的“酒文化”。
元代从西域传来蒸馏酒，时名哈剌吉，不过时至明代，出现在南北宴席上的仍以黄酒为多。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五“烧酒”条曰：“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又述其利弊，道“烧酒，纯阳毒物也”，“与火同性，得火即燃，同乎焰消。北人四时饮之，南人止暑月饮之。其味辛甘，升扬发散；其气燥热，胜湿祛寒”，“过饮不节，杀人顷刻”。
相形之下，黄酒自然温和得多。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酒”条曰“士大夫所用惟金华酒”，这是明代中后期时候的境况。而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刘廷玑《在园杂志》卷四“诸酒”条尚云“京师馈遗，必开南酒为贵重”。直到晚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四“绍兴酒”一节仍曰“今绍兴酒通行海内，可谓酒之正宗”，“实无他酒足以相抗”。
《金瓶梅词话》故事发生地点的山东清河虽为托名，但作者选取的素材该是以北方为主，而书中提到的酒，诸如金华酒、浙江酒、麻姑酒、南来豆酒（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云两浙各郡邑所出名产皆以地得名，所举诸物有“金之酒”，即金华酒。麻姑酒产江西，见《本草纲目》卷二十五《酒》。豆酒，宋应星《天工开物》第十七《麯蘖》“酒母”条曰：“近代浙中宁、绍则以绿豆为君，入麯造豆酒，二酒颇擅天下嘉雄。”），都是南酒，即便烧酒，亦为“南烧酒”，虽然这是很低档的一类。
篠田统《中国食物史研究》“明代的饮食生活”一节说道，“酒类，连烧酒都标明南烧酒，非常推崇南方的酒，但尚未有绍兴酒的名字，通常推举的是金华酒，也能看到苏州三百泉酒的名字”。“这时候的白酒不是现在的高粱酒，后者明代称作烧酒或者火酒。至于白酒盛夏也要温后喝，这白酒可能和《齐民要术》中的用法一样，指的是浊酒”。
刘公公送给西门庆的自酿木樨荷花酒，也还是以黄酒为酒基的配制酒，这些都与史料记载相一致。因此之故，明代的饮酒通常仍是习惯热饮（其实清代也还是如此。《红楼梦》第三十八回道黛玉“拿起那乌银梅花自斟壶来，拣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冻石蕉叶杯”，斟了半盏，“看时却是黄酒，因说道：‘我吃了一点子螃蟹，觉得心口微微的疼，须得热热的喝口烧酒。’宝玉忙道：‘有烧酒。’便令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
只是酒注自元代始已不再流行与温碗合为一副，器中酒冷，可以炉火随时烫热，明人习称为“盪”，有时候所谓“筛”，也是这样的意思。如《词话》第五十七回，西门庆又叫道：“开那麻姑酒儿盪来。”第三十五回，“把金华酒分付来安儿就在旁边打开，用铜甑儿筛热了拿来”。又第四十六回，书童道：“小的火盆上筛酒来，扒倒了锡瓶里酒了。”
明陆嘘云《世事通考·酒器类》因列有“既济炉”，其下注云：“即水火炉也。”明末话本小说《鼓掌绝尘》第一回记述几人道观饮酒的光景，曰许道士“唤道童把壶中冷酒去换一壶热些的来”，道童便“连忙去掇了一个小小火炉，放在那梅树旁边，加上炭，迎着风，一霎时把酒烫得翻滚起来”。
辽宁省博物馆藏明人《汉宫春晓图》中的一段，是三个女子在山石边摆了小桌投壶饮酒，旁边侍女捧着酒注，山石侧后的高桌一侧放着酒坛和炭篮，火炉上坐着酒瓶，炉前侍女持扇，“加上炭，迎着风，一霎时把酒烫得翻滚起来”，正是如此情景。
明佚名《汉宫春晓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常用的小火炉便是也用来烹茶的风炉，出现在明代绘画中的多是如此。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盪酒往往不把盛酒器直接放在炉火上加热（当然用酒壶直接加热是省便之法，这样例子也不少。《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六回，小玉与玳安说：“壶里有酒，筛盏子你吃？”于是“下来把壶坐在火上”。），而是置于注了汤亦即热水的容器，则与炉火直接接触的原是汤器，如此，在加热过程中方才对酒毫无损伤。
且看明李士达的一轴花卉图，画幅左下方一个火盆，盆中燃着的炽炭围了一个提梁壶，敞开的壶口露出一截斜插在里面的瓶颈（今藏嘉兴博物馆，此为参观所见并摄影。），这是盪酒的场景自无疑问。
明李士达花卉轴局部
嘉兴博物馆藏
《词话》中的酒事，多为西门庆家的酒事，那么也可以说是明代豪门富户之家的酒事。它当然无法与宫廷宴席相比，——不可能有彼之规模，也不可能有彼之排场，如《朱瞻基行乐图》所绘一个人的饭桌那样的排场。胸无点墨的暴发户，酒事中更不可能有士子才人的雅韵风流，文震亨《长物志》所倡言的度越俦俗之清奇又岂是西门大官人所能梦见。
袁宏道作《觞政》，以历代酒经、酒谱等为内典，庄子之文、屈子之赋、《史记》、《汉书》、陶集、白诗等有酒事并酒趣、酒韵者为外典，又特特举出《水浒传》与《金瓶梅》为逸典。《金瓶梅词话》自然不是“酒话”，不过西门庆在世的七十九回里倒有七十七回不曾离了酒，而为作者所驱遣的诸般酒事每每一石三鸟藏了布算，或草蛇灰线埋下线索，种种物理人情正可见明代酒事中的世相百态，辅“觞政”为“逸典”，袁中郎读《金》有得也。不过这里不是讨论小说，而是特欲借此一枝写实的笔去认识明代酒文化，因为此前任何一部书，关于酒事，都没有如此入微传神的细节刻画。
明代的饭桌是逢到吃茶点心、用酒饭的时候才临时摆下，并且可以依据主人的需要随处安放。如《词话》第三十四回，西门庆陪应伯爵在翡翠轩坐下，因令玳安放桌儿。又第三十六回，西门庆陪安进士游花园，“向卷棚内下棋，令小厮拿两桌盒，三十样，都是细巧果菜鲜物下酒”。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一个深宅大院里高起一座露台，上面支了布篷，下设酒桌，中间一具攒盒，四士围坐，一边立着两个童子，其中一人捧酒壶，栏杆旁的童子扇着风炉烹茶，是相类的情景。
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何等式样、何等大小的桌子，也要依人物多寡、人物的尊卑亲疏乃至就食地点临时择取。明宋诩《宋氏家规部》卷三“奉宾客”一节说道：“凡有贺谢多仪而来，必留，列卓，特致诚敬。”“凡有执贽而来，必留，列卓，特致诚敬，或馈以馔，或侑以币，视齿德尊贵隆以殊礼绝席。”“凡初识，留饮必列卓；凡常见，留饮必团坐。”“列卓宜丰（用官卓），团坐宜杀（用宴几，倪云林制，有长、中、短七卓，纵横共七十有六则）。”
“杀”与“丰”相对言，减也。官卓即大桌，《词话》第五十五回道翟管家为西门庆洗尘，“不一时，只见剔犀官桌上列着几十样大菜，几十样小菜，都是珍羞美味”，正所谓“列卓宜丰”。而同书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迎请宋、蔡二巡按，“只见五间厅上湘帘高卷，锦屏罗列，正面摆两张吃看桌席，高顶方糖，定胜簇盘，十分齐整”，却是列桌的极尽丰美了。末后西门庆令手下把两张桌席，连台盘、执壶等金银器具都装在食盒内，共二十抬，一并送至二巡按的船上。如是体面的行贿与受贿实为酒事的一大妙用。当日蔡御史留下饮酒，席间西门庆央及蔡至两淮巡盐任上早放他几日盐引，蔡遂满口应承。
此前西门庆说动同官夏提刑共通贪赃枉法放走杀主夺财的苗青，也是先用了酒桌上的功夫。第四十七回，西门庆把夏提刑邀到家来，“门首同下了马，进到厅上叙礼，请入卷棚内宽了衣服，左右拿茶上来吃了。书童、玳安走上，安放桌席摆设”。“须臾，两个小厮用方盒拿了小菜，就在旁边摆下，各样鸡、蹄、鹅、鸭、鲜鱼，下饭就是十六碗。吃了饭，收了家火去，就是吃酒的各样菜蔬出来，小金把锺儿，银台盘儿，金镶象牙箸儿。饮酒中间，西门庆慢慢提起苗青的事来”。
小金把锺
北京朝阳区三里屯明墓出土
银台盘
大英博物馆藏
这里的“小金把锺儿，银台盘儿”，原是合成一副的金盏银台，同书第七十二回，西门庆往王招宣府中赴席，与林氏见过礼之后，“因见文嫂儿在傍，便道：‘老文，你取付台儿来，等我与太太递一杯寿酒。’⋯⋯文嫂随即捧上金盏银台”，即此。较之连同桌席一并送给巡按御史的金台盘成副虽然差了一等，却也不是家常所用，正如第四十九回西门庆陪着蔡御史月下饮酒，“于是韩金钏拿大金桃杯满斟一杯，用纤手捧递上去”，——酒器的使用总是用了心思的。
（文章节选自《物色：金瓶梅读“物”记》，标题为编辑所拟）
作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以对明代社会生活巨细无遗的描写为后世称道。而从名物角度对《金瓶梅》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和专门研究，本书当是第一部。作者说：“《金瓶梅》开启了从来没有过的对日常生活以及生活中诸般微细之物的描写。”但《金瓶梅》书中铺设线索、结构故事的一器一物，究竟何器何物，样态如何，以前很少研究。
本书援引考古发现，查考相关文献，并以图证的方式一一道来，如冠帽首饰（金井玉栏杆圈儿、金头莲瓣簪子、珠子箍儿、金丝䯼髻、金厢玉观音满池娇分心……）、盒具（拜帖匣儿、螺甸大果盒、戢金方盒……）、床（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黑漆欢门描金床）、酒器茶具（银执壶、团靶钩头鸡脖壶、杏叶茶匙……）等诸般日常用具，均为作者的笔触所照亮，从而使我们辨识物色，见出明代生活长卷中若干工笔绘制的细节。
“物色”一语出自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第四十六章，即“物之色”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