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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从《金瓶梅》看明代酒事
作者:扬之水 责编:

来源: 中华书局1912  发布时间:2018-08-20  点击量: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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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酒事,酒本身自然是第一。此外同样重要的两项便是饮酒方式和酒器。而酒器之名目、时风影响下的酒器之造型与纹饰、酒器在不同场合的使用,又同前两项紧密相关,以此共同构成一个时代的“酒文化”。

元代从西域传来蒸馏酒,时名哈剌吉,不过时至明代,出现在南北宴席上的仍以黄酒为多。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五“烧酒”条曰:“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又述其利弊,道“烧酒,纯阳毒物也”,“与火同性,得火即燃,同乎焰消。北人四时饮之,南人止暑月饮之。其味辛甘,升扬发散;其气燥热,胜湿祛寒”,“过饮不节,杀人顷刻”。

相形之下,黄酒自然温和得多。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酒”条曰“士大夫所用惟金华酒”,这是明代中后期时候的境况。而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刘廷玑《在园杂志》卷四“诸酒”条尚云“京师馈遗,必开南酒为贵重”。直到晚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四“绍兴酒”一节仍曰“今绍兴酒通行海内,可谓酒之正宗”,“实无他酒足以相抗”。


《金瓶梅词话》故事发生地点的山东清河虽为托名,但作者选取的素材该是以北方为主,而书中提到的酒,诸如金华酒、浙江酒、麻姑酒、南来豆酒(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云两浙各郡邑所出名产皆以地得名,所举诸物有“金之酒”,即金华酒。麻姑酒产江西,见《本草纲目》卷二十五《酒》。豆酒,宋应星《天工开物》第十七《麯蘖》“酒母”条曰:“近代浙中宁、绍则以绿豆为君,入麯造豆酒,二酒颇擅天下嘉雄。”),都是南酒,即便烧酒,亦为“南烧酒”,虽然这是很低档的一类。

篠田统《中国食物史研究》“明代的饮食生活”一节说道,“酒类,连烧酒都标明南烧酒,非常推崇南方的酒,但尚未有绍兴酒的名字,通常推举的是金华酒,也能看到苏州三百泉酒的名字”。“这时候的白酒不是现在的高粱酒,后者明代称作烧酒或者火酒。至于白酒盛夏也要温后喝,这白酒可能和《齐民要术》中的用法一样,指的是浊酒”。

刘公公送给西门庆的自酿木樨荷花酒,也还是以黄酒为酒基的配制酒,这些都与史料记载相一致。因此之故,明代的饮酒通常仍是习惯热饮(其实清代也还是如此。《红楼梦》第三十八回道黛玉“拿起那乌银梅花自斟壶来,拣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冻石蕉叶杯”,斟了半盏,“看时却是黄酒,因说道:‘我吃了一点子螃蟹,觉得心口微微的疼,须得热热的喝口烧酒。’宝玉忙道:‘有烧酒。’便令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


只是酒注自元代始已不再流行与温碗合为一副,器中酒冷,可以炉火随时烫热,明人习称为“盪”,有时候所谓“筛”,也是这样的意思。如《词话》第五十七回,西门庆又叫道:“开那麻姑酒儿盪来。”第三十五回,“把金华酒分付来安儿就在旁边打开,用铜甑儿筛热了拿来”。又第四十六回,书童道:“小的火盆上筛酒来,扒倒了锡瓶里酒了。”

明陆嘘云《世事通考·酒器类》因列有“既济炉”,其下注云:“即水火炉也。”明末话本小说《鼓掌绝尘》第一回记述几人道观饮酒的光景,曰许道士“唤道童把壶中冷酒去换一壶热些的来”,道童便“连忙去掇了一个小小火炉,放在那梅树旁边,加上炭,迎着风,一霎时把酒烫得翻滚起来”。

辽宁省博物馆藏明人《汉宫春晓图》中的一段,是三个女子在山石边摆了小桌投壶饮酒,旁边侍女捧着酒注,山石侧后的高桌一侧放着酒坛和炭篮,火炉上坐着酒瓶,炉前侍女持扇,“加上炭,迎着风,一霎时把酒烫得翻滚起来”,正是如此情景。


明佚名《汉宫春晓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常用的小火炉便是也用来烹茶的风炉,出现在明代绘画中的多是如此。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盪酒往往不把盛酒器直接放在炉火上加热(当然用酒壶直接加热是省便之法,这样例子也不少。《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六回,小玉与玳安说:“壶里有酒,筛盏子你吃?”于是“下来把壶坐在火上”。),而是置于注了汤亦即热水的容器,则与炉火直接接触的原是汤器,如此,在加热过程中方才对酒毫无损伤。

且看明李士达的一轴花卉图,画幅左下方一个火盆,盆中燃着的炽炭围了一个提梁壶,敞开的壶口露出一截斜插在里面的瓶颈(今藏嘉兴博物馆,此为参观所见并摄影。),这是盪酒的场景自无疑问。


明李士达花卉轴局部

嘉兴博物馆藏

《词话》中的酒事,多为西门庆家的酒事,那么也可以说是明代豪门富户之家的酒事。它当然无法与宫廷宴席相比,——不可能有彼之规模,也不可能有彼之排场,如《朱瞻基行乐图》所绘一个人的饭桌那样的排场。胸无点墨的暴发户,酒事中更不可能有士子才人的雅韵风流,文震亨《长物志》所倡言的度越俦俗之清奇又岂是西门大官人所能梦见。

袁宏道作《觞政》,以历代酒经、酒谱等为内典,庄子之文、屈子之赋、《史记》、《汉书》、陶集、白诗等有酒事并酒趣、酒韵者为外典,又特特举出《水浒传》与《金瓶梅》为逸典。《金瓶梅词话》自然不是“酒话”,不过西门庆在世的七十九回里倒有七十七回不曾离了酒,而为作者所驱遣的诸般酒事每每一石三鸟藏了布算,或草蛇灰线埋下线索,种种物理人情正可见明代酒事中的世相百态,辅“觞政”为“逸典”,袁中郎读《金》有得也。不过这里不是讨论小说,而是特欲借此一枝写实的笔去认识明代酒文化,因为此前任何一部书,关于酒事,都没有如此入微传神的细节刻画。

明代的饭桌是逢到吃茶点心、用酒饭的时候才临时摆下,并且可以依据主人的需要随处安放。如《词话》第三十四回,西门庆陪应伯爵在翡翠轩坐下,因令玳安放桌儿。又第三十六回,西门庆陪安进士游花园,“向卷棚内下棋,令小厮拿两桌盒,三十样,都是细巧果菜鲜物下酒”。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一个深宅大院里高起一座露台,上面支了布篷,下设酒桌,中间一具攒盒,四士围坐,一边立着两个童子,其中一人捧酒壶,栏杆旁的童子扇着风炉烹茶,是相类的情景。


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何等式样、何等大小的桌子,也要依人物多寡、人物的尊卑亲疏乃至就食地点临时择取。明宋诩《宋氏家规部》卷三“奉宾客”一节说道:“凡有贺谢多仪而来,必留,列卓,特致诚敬。”“凡有执贽而来,必留,列卓,特致诚敬,或馈以馔,或侑以币,视齿德尊贵隆以殊礼绝席。”“凡初识,留饮必列卓;凡常见,留饮必团坐。”“列卓宜丰(用官卓),团坐宜杀(用宴几,倪云林制,有长、中、短七卓,纵横共七十有六则)。”

杀”与“丰”相对言,减也。官卓即大桌,《词话》第五十五回道翟管家为西门庆洗尘,“不一时,只见剔犀官桌上列着几十样大菜,几十样小菜,都是珍羞美味”,正所谓“列卓宜丰”。而同书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迎请宋、蔡二巡按,“只见五间厅上湘帘高卷,锦屏罗列,正面摆两张吃看桌席,高顶方糖,定胜簇盘,十分齐整”,却是列桌的极尽丰美了。末后西门庆令手下把两张桌席,连台盘、执壶等金银器具都装在食盒内,共二十抬,一并送至二巡按的船上。如是体面的行贿与受贿实为酒事的一大妙用。当日蔡御史留下饮酒,席间西门庆央及蔡至两淮巡盐任上早放他几日盐引,蔡遂满口应承。

此前西门庆说动同官夏提刑共通贪赃枉法放走杀主夺财的苗青,也是先用了酒桌上的功夫。第四十七回,西门庆把夏提刑邀到家来,“门首同下了马,进到厅上叙礼,请入卷棚内宽了衣服,左右拿茶上来吃了。书童、玳安走上,安放桌席摆设”。“须臾,两个小厮用方盒拿了小菜,就在旁边摆下,各样鸡、蹄、鹅、鸭、鲜鱼,下饭就是十六碗。吃了饭,收了家火去,就是吃酒的各样菜蔬出来,小金把锺儿,银台盘儿,金镶象牙箸儿。饮酒中间,西门庆慢慢提起苗青的事来”。


小金把锺

北京朝阳区三里屯明墓出土

银台盘

大英博物馆藏

这里的“小金把锺儿,银台盘儿”,原是合成一副的金盏银台,同书第七十二回,西门庆往王招宣府中赴席,与林氏见过礼之后,“因见文嫂儿在傍,便道:‘老文,你取付台儿来,等我与太太递一杯寿酒。’⋯⋯文嫂随即捧上金盏银台”,即此。较之连同桌席一并送给巡按御史的金台盘成副虽然差了一等,却也不是家常所用,正如第四十九回西门庆陪着蔡御史月下饮酒,“于是韩金钏拿大金桃杯满斟一杯,用纤手捧递上去”,——酒器的使用总是用了心思的。

(文章节选自《物色:金瓶梅读记》,标题为编辑所拟)

作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以对明代社会生活巨细无遗的描写为后世称道。而从名物角度对《金瓶梅》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和专门研究,本书当是第一部。作者说:“《金瓶梅》开启了从来没有过的对日常生活以及生活中诸般微细之物的描写。”但《金瓶梅》书中铺设线索、结构故事的一器一物,究竟何器何物,样态如何,以前很少研究。

本书援引考古发现,查考相关文献,并以图证的方式一一道来,如冠帽首饰(金井玉栏杆圈儿、金头莲瓣簪子、珠子箍儿、金丝䯼髻、金厢玉观音满池娇分心……)、盒具(拜帖匣儿、螺甸大果盒、戢金方盒……)、床(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黑漆欢门描金床)、酒器茶具(银执壶、团靶钩头鸡脖壶、杏叶茶匙……)等诸般日常用具,均为作者的笔触所照亮,从而使我们辨识物色,见出明代生活长卷中若干工笔绘制的细节。

物色”一语出自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第四十六章,即“物之色”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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