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中叶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华资机器缫丝业正是在这个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它首先出现在广州，而后发展到上海、浙江等地，它的发展标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国自明中叶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至清中叶产生了工场手工业，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 意即：即使没有外资入侵所产生的客观加速作用，中国也会慢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时期肯定推迟，不可能在19世纪70年代就产生了。而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标志是华资机器缫丝业，可见它的产生不仅在国内有其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而且与外资入侵也相关。

一

明中叶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

首先，它为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准备了雇佣劳动的条件，并提供了熟练工人。

明代苏杭的丝织业中已广泛存在着大户“呼织”，小户“趁织”的松散的雇佣关系，明后期出现比较固定的雇佣劳动。到清前中期，则已是固定雇工为主了，同时也还保留着临时雇工，“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找。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粥后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2〕。可见丝织业的雇工， 来自竞争中失败的机户，绝少外地流民，也无学徒制度，因而必是熟练的织手。尽管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但自由雇工劳动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所以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一来到中国，就遇到了现成的劳动力市场。

其次，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为近代工业的建立准备了商品市场和运输条件。

生丝在鸦片战争前虽有少量外销，但主要还是内销，供手工织造丝织品之用。1840年前，内销生丝当不少于5.5万担〔3〕；外销虽少但呈上升趋势，从1880—1833年，生丝出口由1187担上升到8082担〔4〕。 战前生丝销售量中，内销占86%。商品市场主要在国内，并有了一定的运输条件。1840前，我国内河商运路线约达5万公里， 东西干线和南北水陆联运干线，以及沿海航线都已具近代规模。沿水路的商业城填和转运中心也大体完备了。这对我国近代工业的建立无疑是个十分重要的条件〔5〕。

第三，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和资本基础。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工场手工业日益遭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严重摧残，但它并没有完全被摧毁，“据我们考查36个传统手工业行业中，受摧残的有8个，而其余行业大多是有所发展的， 而且战后还出现了二十几个新的手工工业，并有16个行业已有部分手工工业采用了机械动力，开始向机器工业过渡”〔6〕。 中国的工场手工业所以未被全部破坏，一是由于这类行业为争取生存，在斗争中获得了存在发展；二是由于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大国，侵略者的商品力量不可能完全取代中国的所有手工业产品。因而有些手工业不但存活下来，而且还有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有些手工业如中国民族资本工矿业所使用的机器和生产技术，虽然是从外国移植进来的，但移植的成功，需要有适合其进行生产的条件，这种条件是外力无法强迫输入的，只能是由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本身所创造的。

此外，自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残暴地入侵中国，在客观上起了加速的作用，表现在中国近代商品市场的形成；外国侵略者在华非法设立近代工业企业盈利率刺激，一部分官僚、买办、商人等把通过剥削等手段积累的货币投资于民族工业企业；外国资本家为了获取利润向中国出售机器和生产技术等方面。这些所以是客观作用，是因为这同侵略者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主观愿望是相反的。这是资本主义侵略者“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7〕的结果。 所以外资的侵入，在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二

华资机器缫丝业19世纪70年代首先在广州产生的具体原因。

华资机器缫丝业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从广东开始的，其后上海、浙江等地区相继出现，到90年代中叶，又扩展到华北的烟台和华中的武汉。但中国近代机器缫丝业惟有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曾经有一段较兴盛的局面，这与此地的特殊条件是分不开的。

首先，珠江三角洲自然条件优越，有唯一的通商口岸和当地成熟的劳动及商品市场。

广东的自然条件比其它地区优越，广东地区一向是我国蚕丝业中心之一。这里气温高，雨量充足，一年四季都适宜于植桑养蚕，每年收茧可达六至八造〔8〕，为当地及附近地区缫丝厂提供充足的生产条件； 珠江三角洲地处水乡，水陆交通运输发达，有利于蚕丝运输贸易；珠江三角洲一带缫丝业历史悠久，有一定的坚实基础。早在清代康熙年间，广东生丝相继输出国外，销量日增，为广东的缫丝业开拓了日益扩大的国际市场，缫丝业进一步发展。1759年闭关，广州是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生丝出口便主要通过广州一地，又由于“广丝装学湖丝装，广州价比湖州美”〔9〕而成为对外贸易中的抢手货品， 市场上出现了“近日丝多价愈起，洋船采办来千里”〔10〕的现象，生丝贸易不断发展，从事蚕业获利倍丰，自然吸引了广东农民，故广东地区栽桑养蚕进一步发展。可见，鸦片战争前，尽管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国内外市场受到较大限制，但由于广东蚕桑业早已成为商品性的农业生产，手工缫丝业已相当发达，只是由于生产工具这一关尚未能突破，仍采用手工缫丝机进行生产，虽较便于分散作业，却不利于较大规模的协作生产。这就阻碍了缫丝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缫丝业技术比较专一，又经历了千百年的不断改进，是已有相当水平的，因而训练了一大批具有生产经验的生产者。就机器缫丝业和手工缫丝来说，主要是生产工具的差异较大，而操作技术的差异不很大，手工缫丝者只需略加培养便可成为熟练的机器缫丝工人。在广东，生产力和商品市场也优越的条件下，一旦引进先进技术，采用新式生产工具——机器进行生产，就可以一跃而成为近代机器缫丝工业。从而使缫丝业的发展来一个飞跃。

其次，70年代机器缫丝在国际市场上显优势，而中国手工缫丝的国际市场在缩小。

鸦片战争前，广州生丝出口频年上升，战后生丝出口仍保持逐步增加的趋势。据海关统计报告，1865年广州生丝出口共超过13000担， 1868年则达18000担，1872年又接近2万担〔11〕。这种逐年增加的数字有力地说明了国际生丝市场对广东生丝的需求量在不断扩大。然而70年代以来，中国生丝出口，尤其受日本机制丝冲击，有所下降，在国际生丝市场的竞争力日渐削弱。70年代以前，手车“所缫之丝，异常粗劣，其价亦贱，其成本轻，起丝亦少。”〔12〕生丝质量粗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生丝出口，而生丝历来又是广东出口的大宗商品，这引起了国内外人士注目。《捷报》1873年5月3日“中国人必须严重地意识到中国生丝在欧洲的真正地位，并且尽一切力量加以改进。”要维持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就必须改革旧的缫丝技术，采取新式生产工具进行缫丝生产，机器和技术的引进迫在眉睫，否则在国际市场上找不到出路。因而，中国部分较早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在国外近代工业机器缫丝业优越性的影响下，把机器缫丝业的先进技术引进中国，兴办机器缫丝厂，以维护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从而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机器缫丝业的发展。

第三，机器缫丝业投资小，效率高，利益大。

引进的缫丝机器经改进所需投资并不很大，　小机器每座投资不过1800—2200两银，和手工缫丝工场的投资相差不大〔13〕。陈启源创办第一家民族近代缫丝厂时曾“创设足踏机械，以人力代火力，所制生丝较之法国所产无多逊。”〔14〕显然投资小，设备简，容易掌握等是新式丝厂在广东能够不断发展的原因。再者，机器缫丝的生产率大大提高，“每一女工可抵十余人之工作”〔15〕，同时，机丝获利大，机器缫丝“丝条柔而价值高，其法尤良”，机器缫丝与手工比用茧差不多，而“售价之贵几过半”〔16〕，因此，广大豪绅富贾“唯利是图，经年获利颇厚，故机器缫丝年多一年，众人争相仿效，到处开设机器缫丝厂。”〔17〕这是机器缫丝业产生的重大原因。

三

中国机器缫丝业有其本身的特点以适应国情并得以生存发展。

首先，中国近代机器缫丝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纯粹商办的企业。

广东的丝厂，主要是由绅士、丝商、银号主投资，并得力于华侨资本。陈启源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既不同于买办商人黄佐卿在上海办的买办式丝厂，也不同于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在湖北办的官督商办丝厂。华资机器缫丝业是在帝国主义和洋务派官僚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工厂“惟系民间自行经理，并非由官设局劝办，亦未领用官帑”，其创始人均是“殷实绅士”〔18〕，即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由一部分地主豪绅及地主兼商人在新式技术传入的影响下自行兴办的，在其兴办过程中，没有外国资本主义与官僚势力的渗入。必须指出，近年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对洋务派评价越来越高，不少史学工作者认为洋务派搞的洋务运动为民族工业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实不然，而是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所获厚利刺激了洋务派兴办缫丝工厂，如张之洞在上《开设缫丝局片》中道：“近十年来，上海、广东等处商人，多有仿效西法，用机器缫丝者，较之人工所缫，其价值顿增至三倍，专售外洋，行销颇旺”。这是他派候补道刘保林去上海、广东等地“将机器缫丝办法考核详明”〔19〕后得出的结论。因此张之洞决定上奏朝廷，在湖北成立机器缫丝局。

其次，近代民族资本缫丝业是在机器缫丝占优势条件下的多种缫丝法并存发展。

机器缫丝之所以占优势，是因为机器缫丝较手工效率大大提高，机器缫丝“一日之作，可抵十工之用。”〔20〕而且机丝比手车丝匀称、光洁，质量好，因此售价也高，利润优厚。“若干年前广东人开始采用机器缫丝，……他们的缫丝已逐渐涌进了销售市场，现在已经占领了重要地位，其价格比用旧式方法缫的丝每担高出八十元”〔21〕。“其优点是丝经粗细均匀，改良了烧法，丝色洁净……”〔22〕因此，机器缫丝初兴之时，机丝代替手工丝出口，曾一时出现“土丝之利遂失的现象”〔23〕， 一度引起过手工缫丝者对机器缫丝厂的仇恨和破坏。 如“1881年，蚕茧欠收，市上无丝可买。机工为之停歇，咸归咎于机丝网利，群起而攻之。手工工人素性浮动，一倡百和，拆毁丝厂，与陈启源为难，幸得官兵弹压解散”〔24〕。但是，由于当时的“机器所缫丝斤质细而脆，以销外洋，颇获重利；若内地机房，既不肯出此厚值，因其丝过细，不甚坚韧，以织绸缎，故不相宜，仍以土车手缫为便”〔25〕。所以机丝只占取国际市场，未能占领国内市场。这样，机丝供出口，手缫丝供内销，互不干涉，正如吕学海说：“数十年来，汽机缫丝与足机并行不悖”〔25〕，手机所以流行，因“此种手机丝多销流于内地为织造纱绸之用”〔26〕。在广东，更是汽机、足机、手机并行，近代工业，工场手工业和散工制并存。这是中国近代工业的一大特色。以汽丝为主的多种缫丝法并存的现象说明：一方面，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下，在封建势力压迫下，民族资本相当弱小，虽引进技术却未能以机器代手工；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繁荣，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加速自然经济的分解过程。生丝国内市场的扩大，促使手工业的兴起；而国外市场的需求则便利了机器缫丝业的发展。

以上便是我对华资机器缫丝业产生的远因、近因、内因、外因、大背景和小范围等几个有利条件的简析，不足之处望广大同仁指正。

注释：

〔1〕《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89页。

〔2〕光绪《苏州府志》卷21，《风俗》。

〔3〕〔24〕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 第957、965页。

〔4〕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6页表14。

〔5〕〔6〕〔27〕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456、462、73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71页。

〔8〕《中华丛报》1840年第八号。

〔9〕〔10〕民国《龙山乡志》卷3，第14页。

〔11〕《贸易报告》1881年广州，第9、10页。

〔12〕民国《顺德县续志》卷1，第35页。

〔13〕《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分广州》，下册第77页。

〔14〕马君武《三十年来中国之工业》卷2，第44页。

〔15〕徐廉陛《不自慊斋漫存》卷6，南海出版社。

〔16〕陈启源《蚕桑谱》序，第3页。

〔17〕〔18〕《广东厘务总局奉查广东机器缫丝情况报两广总督件》，《清实录》光绪朝第1128页。

〔19〕张之洞《全集奏议》卷35，第21页。

〔20〕同〔15〕

〔21〕《捷报》卷40，1875年5月3日。

〔22〕《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分第256页广州》。

〔23〕考活《南中国缫丝业调查报告》第113页。

〔25〕民国《顺德县续志》卷24，第18页。

〔2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