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存清代历史文献中，除大量的文字史料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以图像形式出现的史料，如舆图、纪事图、记实图等；19世纪中叶照相技术出现后，又留下不少关于事件、人物和事物的照片。本文统称为“画图”。
画图在历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郑樵在《通志》中就已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在今年春天召开的南北两次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炎会上，专家学者对“图”在新修清史中的地位，普遍给予了重视，并提出了不少颇有启发的建议。就笔者所闻所见，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国立档案馆、大英图书馆、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法国吉美东亚艺术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以及某些私人收藏的清代画图，就达万余件。本文旨在有限了解基础上，就其现状、成因以及在新修清史中的使用体例，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一 清代画图的类别
清代画图所反映的内容极为丰富，从社会到自然，从朝中到边塞，小至一砖一木，大至天下要事，无所不绘。为了解这数以千万计的画图概貌，笔者从所知画图中择部分有代表性者，依历史研究中的一般分类，大致将其归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建筑、人物和天文、地域和水道10类，其中前7类属社会范畴，后3类属自然范畴。为便于说明和使用，每类又可依据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合计分为40 个小类。下面借助这个框架，对清代画图所放映的内容做一简单说明。
（一）有关政治方面画图，可分为礼制与民族2小类。
礼制类如《康熙南巡图》、《康熙万寿庆典图》、《孔尚任引驾图》、《雍正祭先农图》、《雍正临雍讲学图》、《乾隆八旗阅阵图》、《乾隆皇朝礼器图》、《乾隆皇后祭先蚕图》、《乾隆南巡图》、《嘉庆谒西陵后巡五台山路程图》、《慈禧五旬庆寿点景图》；民族类如《顺治会唔五世达赖图》、《万法归一图》、《皇清职贡图》、《乾隆万树园赐宴图》、《丛薄围猎图》、《西域图册》、《慈禧太后会唔十三世达赖图》。
（二）经济方面的画图，可分为工业、手工业、农业、茶业、盐业、牧业、治河、交通、商贸及其它10小类。
工业类如《北洋机器制造局制各式机器图》、《广东海南儋州锡矿区图》、《贵州矿产舆图》、《湖北大冶县铁矿运道全图》、《京师工业学堂成绩初集》；手工业类如《康熙棉花种植加工织布漂染成衣图谱》、《康熙棉麻纺织机械图谱》、《乾隆制瓷图册》、《乾隆江宁汉府机房图》、《清代三百六十行》；农业类如《康熙耕织图》、《乾隆棉花图》、《乾隆京畿水田图》、《乾隆钦定授时通考》、《乾隆益象征农图》、《乾隆朝黑龙江东部屯垦图》；茶业类如《清代制茶图》；盐业类如《康熙滇南盐井图》、《嘉庆重修两浙盐法图》、《嘉庆淮南淮北盐场图》、《道光山西河东盐池图》、《光绪河东潞盐行销山陕豫三省府州县图》、《光绪四川自贡自流井五当全图》；牧业类如《同治五年蒙古车臣汗部落廿三旗游牧图》、《光绪十六年蒙古库伦所属恰克图东西卡伦恰克图境及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徒众各游牧图》；治河类如《康熙黄河御坝图》、《乾隆三十年江南河工图》、《嘉庆淮扬十一厅事宜图说》、《道光河工器具图说》、《同治黄河河工图》、《光绪山东黄河南岸十三州县迁民图说》；交通类如《康熙进藏路程图》、《光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光绪北洋铁轨官路山海关至大凌河全图》、《光绪庐汉铁路图》、《光绪黔省驿递道路图》、《光绪上海初行有轨电车图》、《光绪鄂省州县驿传全国图》、《光绪广东省河南各码头全图》（绘有广州城南大江两岸码头设置及炮台、府税馆、缉私机关等）、《光绪前后藏交通图》、《宣统滇越铁路总图》；商贸类如《乾隆广州十三行图》、《乾隆盛世滋生图》、《香港开埠图》；其它类如《乾隆畿辅义仓图》、《光绪十三年畿辅振溺图》、《光绪二十三年广东六门缉私地舆图》。
（三）军事方面的画图，可分为战场、布防、军器、演阵4小类：
战场类如《多铎率清军入南京图》、《荷兰殖民者降郑图》、《康熙北征督运图册》、《蔡毓荣围剿吴三桂》、《康熙抚远大将军西征图》、《乾隆十全武功图》、《道光平定回疆张格尔战图册》、《英军攻占镇江西门图》、《中英乍浦之战图》、《洪福瑱被擒图》、《李鸿章克复苏州战图》、、《英法联军入侵大沽炮台失失像》、《平定云南回民战图册》、《中法战像》、《董军门设计大破西兵图》、《天津北仓义和团民大破洋兵图》；布防类如《顺治京畿八旗防卫图》、《雍正防准噶尔驻兵图》、《清中期长江炮台总图》、《嘉庆湖北宣都灌湾脑白莲教全图》、《嘉庆平川楚教民四川达州官兵布防图》、《道光广东水师驻防图》、《道光广东炮台图册》、《平太平军扬州到江宁沿江布防图》、《光绪平壤城驻防图》、《光绪台湾澎湖海洋巡防图》、《光绪旅顺炮图》、《光绪新疆驻防图》；军器类如《光绪海军旗式及章服图说》、《光绪鱼雷图》、《光绪奏定陆军衣制图说》；演阵类如《清初湖北水操阵势全图》、《同治神机营合操阵势图》、《光绪渤海阅师图册》、《光绪陆军操法图》、《光绪铁舰快船八艘演阵图》。
（四）外交方面的画图。如《康熙五十六年出使琉球图册》、《康熙五十八年朝鲜国图》、《马嘎尔尼访华闻见图》、《英使马嘎尔尼避暑山庄觐见图》、《琦善与英人谈判图》、《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图》、《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图》、《光绪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上海城厢租界图》。
（五）文化方面的画图，可分为宗教、习俗、科技、戏曲及其它5小类。
宗教类如《乾隆六世班禅俗装像》、《乾隆三世章嘉加像》、《光绪全球人种宗教分布图》；习俗类如《雍正十二节令图》、《乾隆村市生涯图册》、《木兰秋狝图》、《乾隆台湾风俗物产图册》、《乾隆岁朝图》、《嘉庆出猎图》、《吸食鸦片图》、《光绪大婚图》、《光绪台湾内地番社图》、《新疆舆图风土考》；科技类如《乾隆皇朝礼器图》之天文仪器部；戏曲类如《道光戏曲图册》、《光绪升平署戏曲人物》；其它如《光绪十五年四川涪陵南川公业图说》（图绘学田、义卷、书院、恤嫠、养济院、育婴堂、乡学、济仓、文庙祭田等）。
（六）建筑方面的画图，可分为城市、宫殿、王府、衙署、坛庙、园林、名胜、陵墓8小类。
城市类如《乾隆盛京城阙图》、《乾隆京师生春诗意图》、《乾隆台湾郡城图》、《咸丰广东省城图》、《同治江宁省城图》、《同治武汉城镇合图》、《光绪四川省城街道图》；宫殿类如《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乾隆京城全图》、《紫禁城内各建筑图》；王府类如《怡亲王府图》、《西郊亲王府》、《郑亲王府图》、《醇亲王府图》；衙署类如《光绪西安将军衙门全图》；坛庙类如《康熙孔林图》、《康熙蒙古多伦诺尔善因寺》、《京师太庙、地坛、永慕寺、关帝庙》、《山东孔府孔林图》、《山西临汾尧舜禹庙图》；园林类如《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木兰围场图》、《圆明园四十景》、《三山五园及外三营图》、《西苑三海全图》、《南苑全图》；名胜类如《乾隆江南名胜图》、《嘉庆西湖全图》、《同治御题天下大峨嵋山胜景图》、《光绪申江胜景图》、《光绪金陵省城古迹全图》；陵墓类如清福、昭、东、西陵图。
（七）人物方面的画图，可分为帝后、名臣、名士3小类。
帝后类如《清代帝后朝服、便服像》；名臣类如《郑成功像》、《尚可喜像》、《吴三桂斗鹁图》、《达瓦齐像》、《关天培像》、《林则徐像》；名士类如《纳兰性德像》、《戴震像》。
（八）天文方面的画图。如《汤若望天球星宿图》、《南怀仁日食图》。
（九）地域方面的画图，可分为世界、中国、分省、地区、边界5小类。
世界类如《康熙满文东半球西半球图》、《康熙亚西亚洲图》、《康熙欧罗巴洲图》、《康熙南阿美利加洲图》、《光绪五洲列国图》；中国类如《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皇舆全图》、《乾隆十三排皇舆全图》《大清一统舆图》；分省类如《康熙福建舆图》、《康熙西藏全图》、《康熙四川全图》、《乾隆台湾地理全图》；地区类如《康熙四川至打箭炉图》、《康熙蒙古肯特山图》、《雍正滇东新辟苗疆图》、《乾隆西域舆图》、《乾隆土尔扈特及叶尔羌喀什噶尔阿玉锡图》、《光绪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图说》、《光绪四川卫藏沿边全图》、《光绪伊犁全境图》；边界类如《乾隆西藏廓尔喀交界图》、《同治腾越缅甸中外交界图》、《光绪伊犁中俄分界图》。
（十）水道方面画图，可分为江河、海界和运河3小类。
江河类如《康熙星宿海河源图》、《康熙长江全图》、《康熙嫩江松花江黑龙江水源图》、《康熙永定河河源图》、《康熙乌苏里江流域图》、《康熙牙鲁藏布江图》、《乾隆黄河源图》；海界类如《康熙澎台海图》、《康熙东洋南洋海道图》、《康熙广东沿海图》、《雍正浙江海塘图》、《光绪山东海疆全图》；运河类如《乾隆运河全图》、《同治山东运河图》。
二 画图在清代大量出现的原因
史学研究中重视画图作用的历史相当长久，但能产生上述门类丰富、数量众多的画图，却只有在清代。应该说，这是清代社会发展的某些特殊之处所导致的。
首先是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清代画图中，有许多江河图、河工图。清朝自康熙始，各代都极为重视治理江河。康熙治河能取得良好的成绩，除了亲视河工、用人得当、规划合理等政策适度外，一些技术性工作处理得好也是重要原因，河工图的绘制就是其一。1672年（康熙十一年），他要求臣下绘制河图，以后南巡，无不命河臣画图进呈，并将河图与实情相互参看。如1707年第六次南巡时，指责河督张鹏翮：“朕今乘骑从清口至曹家庙地方详看，……与尔等进呈图样迥乎不同，且所立标准开河，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冢。”[1]从而及时调整河工。
为根治水患，康熙还特派侍卫拉锡率员前往青海，寻找河源。由此而产生了清代第一幅河源图——《星宿海河源图》。此图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勘测黄河之源壮举的直接证据。
乾隆朝河图的绘制，同样是治河活动的产物。如1736年（乾隆元年），黄河水大涨，南河总督高斌与淮扬京员夏之芳就疏睿毛城铺以下河道发生争议，为申明已意，高斌特绘河工图呈进乾隆帝，帮助乾隆做出正确的判决。30年后，河道总督、高斌之侄高晋在其所绘《乾隆三十年江南河工图》上还提到此事。
其次，清廷的政治需求。
战后绘制记实性的纪功图，即紫光阁张挂功臣像，在乾隆朝渐成制度。它的创立就是画图与政治的结合。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开始修葺清朝阅视武进士的西苑紫光阁。其中一个内容，是绘制在平定西域之战中立有战功的大学士傅恒、定边将军兆惠以下100名功臣之像，这些画像几乎等人高大，又是记实性，很令观者特别是前来觐见的哈萨克部首领霍集斯产生敬畏感。而这正是乾隆皇帝绘制这批画的目的。
为实现政治目的而绘图还反映在晚清紫光阁张挂平太平天国、捻军等战图上。据载，1885年（光绪十一年），“紫光阁成。朝命征取粤匪、回、捻三案战迹并功臣真象，设功臣画馆于京师。”[2]曾国荃1886年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因被绘功臣像而对清廷的感激涕零之情[3]。从这个角度说，慈禧下令要绘制这批战图是达到了目的。但跨越三朝的三次战事的战图，在时隔20年后一次设馆绘制，动因绝不会是仅仅为了所谓的“循制纪功”，拢络有关臣子，更重要的，还是慈禧面临“归政”，欲利用西苑紫光阁的政治功能，以“归政”之身，行使太后垂帘之权。
第三，国际贸易的交往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力。
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促使传教士远行，将清朝与世界逐渐联系起来。以世界地图为例，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份绘有东西半球各国的世界地图，是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来的；而第一份为中国官方所确认的世界地图《满文东半球西半球图》，也是由清康熙时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所绘制。18世纪以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渠道，就不仅是传教士，更多的是中西贸易。西来的商人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就他们经销的茶、瓷、丝绸等商品，绘制了很多制做工艺图，如现存伦敦、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康熙棉花种植加工织布漂染成衣图谱》、《康熙棉麻纺织机械图谱》、《乾隆制瓷图册》、《制茶图》等，同时还绘制了大量的贸易画，如《三百六十行》、《中国民居》、《广州十三行》等。这些描绘中国社会生活的绘画，渐成为商品出现在欧洲市场上，成为欧洲民众认识中国的一扇窗口。而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的入侵，了解中国的需求也越来越强。一些在华西人士拍摄了很多照片，如在中国担任《泰晤士报》记者长达17年的莫理循，就留下了很多1894年后他亲历的在中国重大事件的照片记录。
第四，绘画以及相关的技术手段更为丰富。
清代画图不仅内容包罗万象，而且记实性突出，形象肖似逼真。以西洋焦点透视技法在中国的使用，对绘制记实性绘画图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一批身怀高超画艺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不少人成为清廷的御用画家，他们的技术成为清廷以画笔为重大事件作记录的重要手段。如1754年（乾隆十九年），额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因反对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等人间的争斗，归附清朝，到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那幅著名的表现乾隆接见杜尔伯特三车凌王公的《万树园赐宴图》，就是法国传教士画家王致诚奉命亲临盛典后所绘[4]。19世纪中期照相技术的发明，为写实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手段。现存于世的大量由西方人士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场景。
第五，清帝对记实性画图的偏爱。
清帝青睐于记实性绘画始自康熙，盛于乾隆。今天所能看到的清朝最早的大型记实性绘画，应为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开始绘制的表现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盛况的巨幅纪事画卷《南巡图》。据美术史学者研究说，此图的出现，是对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继承[5]。笔者以为，《南巡图》得以出现的条件，除了有这种艺术形式可以继承外，也与皇帝本人的需求有关。《南巡图》作者之一冷枚是钦天监五官正焦秉贞的学生。焦秉贞的西学素养相当深厚，他曾于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承圣意绘制表现农作与桑织过程的《耕织图》。图中人物虽不着清装，但它的特点带有“显著的西洋画派影响风格，特别是采用了透视画法，消失点放在视图前方，与中国传统画法有所不同。宫廷画家焦秉贞大概是受到钦天监西方传教士的画法影响。”[6]康熙也明确指出过焦秉贞的画，“深明测算，会悟有得，取西法而变通之。”[7]这些至少可以表明康熙皇帝确曾受西学影响而对记实性绘画产生了兴趣。
记实性绘画特别是战图的绘制到了乾隆时期大张其盛，与乾隆皇帝本人对此持长久不衰的热情相关。在当时传教士写给欧洲同仁的信中对此有直观的描述：“王致诚在热河50多天，用了40多天的时间作画，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他要完成22幅油画，4幅巨画，还要参加那么多的庆典和礼仪活动……他累得筋疲力尽，等他回到北京时又瘦又苍白，背也弯了，简直认不出来了。”[8]仅避暑山庄会见蒙古王公一个典礼，乾隆就要求画出那么多幅记实画，那么，我们对乾隆朝能够出现完整的所谓十全武功战图，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平定西域战图册》除彩绘画外还有铜版画。为追求真实逼真的效果，乾隆竟不惜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通过广东洋行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将画稿送至法国制做铜版。为此，还“先付花边银五千两作定，如工价不敷，俟铜版带到之日照数找足。”因为是“钦定”之画，合同中特别调强“此系传办要件，务须雕刻工夫精致如式，办就依期带到，越速越好。”[9]
上述清代画图出现的种种原因，让我们得以从生动的画图中，贴近清代的的历史。
三 画图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
清代画图是清代历史留下的遗迹，当然是清史研究资料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文字记录更直接，因为它常常是一种“写照”。比如反映江河湖海的《黑龙江江源图》、《永定河河源图》、《旅顺海岛图》等，虽然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绘制未必准确，但是比起对此类事物的文字描述，可能更直观、易解、准确。又如就研究战法和兵器来说，众多的战图对兵器、阵法、防御设施的描绘，应当远比文字的记述直观、易解、准确。再如对于清代重要人物的描绘，用画像来表现跟单纯用文字来描述，必然有很大的差异。由于画图的上述特征，它对清史研究的价值，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支持。
（一）在某些方面，无图无以立史。
有些领域的研究，似乎是离不开画图的。清代艺术史研究的作用自不必说，另外像地学史、边疆史、环境史、矿业史、天文学史等，离开画图，也难以叙述清楚。如在研究清代天文学、地理学和地图技术、清代自然环境的变迁如黄河改道、以及清代民俗、边疆风俗时，像《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说》、《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山东水泉图》、《淮扬水利全图》、《西域图册》等大量的画图，就成为必须使用的史料。
（二）画图可以弥补文字史料的不足或提供佐证。
清代对某些史实的记载，因种种原因过于简略，影响研究的深入。有的画图却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有的则可成为历史事件的重要物证。
如对清代统一台湾问题的研究，康熙朝绘《福建舆图》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一幅绘制精细、篇幅巨大（640*640厘米）的地图。图上所绘福建城镇、山川、道路、关隘、城堡、山寨、岛屿、口岸等，形象细致。图中绘有台湾府及台湾、诸罗、凤山3县。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图中对厦门的标识为“厦门所”。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完成了对台湾的统一，第二年在台湾设府、县，三年后又将厦门的行政称谓“所”改为“厅”。显然，这幅《福建舆图》，可与清朝统一台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字记载相互印证。
再如18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所谓“中学西渐”问题。这在国内的历史文献中仅有少量记载，如果我们看到欧洲贵族的卧室里装饰着中国人物的丝绸壁纸，餐具上绘有着中装洋人的图案，对中国文化在欧洲影响的认识，肯定会有更深的感受。当年西传的中国植物，像杜鹃花，今天在欧洲已广为种植，最初则是传教士们先绘制成图，再移植欧洲的。至今在巴黎吉美东亚艺术博物馆还保存着植物学家、传教士汤执中等人为法国皇家科学院画的中国花卉图。这些都是佐证中学西渐的重要文献史料[10]。
（三）画图帮助解读文字史料。
由于有些画图为特定的需要绘制，有时可为我们解读文字记载提供帮助。
1729年（雍正七年）——1735年（雍正十二年），是清廷分西路北路对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用兵，实现多民族国家统一征战的重要时期。据文献记载，两路用兵共10余万，但具体部署情况并不清晰。故宫博物院藏《雍正皇舆十排全图》详尽地记载了当时的兵力部署：此图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上自北冰洋，下至海南岛，东北临海，东南至台湾，西抵波罗的海里加湾。图上长城以内的重要关隘、卫、堡、城、镇、营、汛处，均被贴有黄签，并注有驻扎官兵人数。如“大同镇标及各处分协，马兵四千三百一十三名，步兵五千三百三十七名，守兵八千五百七十八名，共一万八千二百二十八名，内派往北路一千一百名，现存一万七千一百二十八名。”“甘州、凉州、肃州、宁夏、西宁、大通、安西等七处提外协标属及各处分协，共兵六万八千三百九十名，内派往西路一万四千五百名，现存五万三千八百九十名”等等。借助此图，我们对当时的用兵情况及清朝在西北防务，就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
（四）画图为一些史实的研究提供线索。
画图有时还可以为研究提供线索。如对康乾时期北京的商贸研究，一般大都关注丝茶瓷等大宗门类，《万寿庆典图》所绘京城沿街场景，却告诉我们，“仁德堂南北川广地道药材店”、“福建烟发行”、“成衣铺”、“南北菜局”、“新丰号倾销银铺”、“广聚号信实通商银铺”等行业也是十分活跃兴旺的。这些均可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着眼点。还有的画图产生的本身，就为某些课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了线索。如国家图书馆藏《御赐四川全图》。此图上题有“御赐四川全图。四川巡抚臣年羹尧敬装。康熙戊戌年四月八日，积雪斋恭题”的款识。据载，这件图于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就已送达朝廷[11]。但是，年羹尧的“敬装”年却为戊戌年，即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这一年，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因察觉到策妄阿拉布坦在西藏策略动叛乱，上疏朝廷请亲赴松潘协理军务，而受到康熙皇帝“治事明敏”的嘉奖。为此，康熙还以巡抚无督兵责，“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12]年羹尧是清代一位重要人物。“敬装”《四川全图》一事，对了解他当时的境遇、心情和他与康熙的关系，应当有一定的帮助。
四 关于新修《清史》中画图的体例
2002年国家启动了纂修《清史》的工程。鉴于清图数量与品类的丰富，及当前传统文本与电子文本的出版与阅读情况，国内专家大都倾向“在今天新修清史中，图的比重要加大，应该包括舆图、人物图、器物图、军事图、职贡图、生产图和生活用具图，既有传统画法的图版，也有近代西洋式油画，又有近代照片。此外，还可以增加相应的经济区域图、交通建设图、民族分布图等。图可以单独成部，也可以图随文走，在相应的部分做插图。还有学者提出，图录部分可以改为<图说>，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形象地展现历史面貌。”[13]对于新修《清史》中画图的体例，我们的意见如下：
（一） 在新修《清史》中，设“图录”部件，以绘图、遗址和器物照片，表现清代政治军事史。
现存画图中，对清代重大军政活动，基本都有如反映。如反映清入关之初军政的《崇祯皇帝自缢图》、《九边图》、山海关一片石遗址、《多尔衮像》、《吴三桂像》、《史可法像》、《多铎入南京图》、《郑成功像》、《荷兰殖民者投降图》、《五世达赖觐见顺治图》，反映平三藩之战的《蔡毓荣南征图》、《董卫国纪功图》，反映平准之战的《首征噶尔丹福全出征图》、《范承烈北征督运图》，反映俘获准部首领达瓦齐的《平定准噶尔战图》，平定伊犁大小和卓木之乱的《平定回部战图》等所谓乾隆十全武功战图，反映平息西藏动乱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军西征图》，反映西北蒙藏回等少数民族进入清代多民族国家的《万法归一图》（是图为土尔扈特部渥巴锡见乾隆）、《丛薄围猎图》（布鲁特部即今柯尔克孜族首领见乾隆）《木兰图》、《塞宴四事图》（蒙古各部首领见乾隆），反映清中期治理黄河海塘的康熙乾隆《南巡图》，反映康熙时与琉球关系的《册封琉球图》，反映马嘎尔尼使团来华的《中国闻见图》、《热河觐见图》，反映道光时期平息新疆张格尔之乱的《平定回疆战图》，反映鸦片战争的《广东东印度公司商行图》、《广东水师驻防图》、《虎门炮台图》、《琦善与英人谈判图》等。进入晚清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日俄战争、甲午之战、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等，除有绘图记录外，还有大量照片，如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清军尸横遍地的照片，被焚毁的失去佛香阁的万寿山的照片，太和殿里耀武扬威的八国联军官兵照片等等。这种“文献”比文字记叙更能真切地反映晚清中国任人宰割，面临被瓜分局面的历史。
（二）对某些可用有形器物来描述的专史，最好随文附图，或文后附图，简说如下。
《礼乐志》。清礼乐如卤薄仪仗、中和韶乐、日月天地祭礼等，这些看似缺乏实际意义的繁纹缛礼，在当时，不但是重要的统治手段，也是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仪仗陈设的多少，祭祀对象的变化，祭器的改换或增减，都有社会变化的特定背景。但由于它们已远离了今天的生活，离开图象很多内容难以理解。
《地理志》。对于地理状况和行政划分，文字难以表述清楚。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名称和归属，清代变化很大，如在讲述清廷与蒙藏关系中有着重要意义的打箭炉时，若附以《康熙朝四川至打箭炉图》，很多问题可一目了然。
《舆服志》。清代衣冠之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别于历史上多数王朝。它除了像以往社会一样，以衣冠分辨等级外，还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的差别，其式样如披肩、马蹄袖、右衽、行袍、马褂等，色彩如明黄、杏黄、石青等，纹饰如云龙、麒麟、白鶡、八宝等，都是清代有别于历朝衣冠之处。这些变化，更多的含有民族压迫与文化趋同的内容，清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惨烈史实即是反映。
《宗教志》。清代宗教繁杂，既有传统的儒释道教，也有被视为国教的藏传佛教、满族原有的萨满教、外来的天主教和民间会道等数十种。笔者以为，此志除讲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外，宗教本身也应是它的重要内容。每种宗教所供神灵、所持法器、所遵仪规，各不相同。对此文字难以描述。而各自的神、器、法，不仅是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代表了它们得以产生的不同文化背景，可以成为今天认识不同宗教的重要途径。
《水利志》。现存大量清代河图，应在修此志时合理展现。如绘于1796年（嘉庆元年）的《河南安徽治理黄河图》，图上标明了河工及河水漫溢情况。文献记载，这一年黄河泛滥，河水北注山东金乡、鱼台，漾入昭阳、微山诸湖，并涌入运河，漫溢两岸，致使江苏山阳、清河多处被淹。当时的南河总督兰锡第通过导水入蔺家山坝，引黄河水由荆山桥分达宿迁诸湖，并漫口西南挑挖旧河，引泛滥的河水东趋入正河，“以较为得力”地缓解了这场水患。事后曾“绘图以闻”。[14]当然，笔者目前还不能判定这幅《河南安徽治理黄河图》就是兰锡第所绘之图，但是可以肯定，此图应与这场水患直接相关。无庸置疑，参照这幅画图研究当时的水灾和河工情况，会比仅凭文字材料要准确得多。
《科技志》。清代科技以天文学、算学、地学、气象学等为主。其中测绘学是当时发展比较突出的一个学科。这当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较好地借鉴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才。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首次为清廷制做了绘有各洲地理及物产的大型地球仪及各式天文仪，并实地勘测绘制了《万泉河道图》。这些为中国地学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此后，康熙又通过南怀仁延揽西方科技人才。经过近30年的人才培养、购置仪器、测定各地纬度、绘制局部地图和绘制全国地图，完成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地图，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这不但是17、18世纪中西交流及的反映，也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大事[15]。《科技志》在反映这种重大科技成果时，配以画图，必将相得宜彰。
《兵志》。此志中除军队沿革、建制、军费、战术等重要内容外，武器与训练也应是不容忽视的。清代军队，既有冷兵器时代的八旗军与绿营军，也有热兵器时代的新建陆军海军。武器的使用与变化，不但是时代变迁的一种标志，也是满民族从清初一个进取尚武的民族，走向衰落的反映。《皇朝礼器图》的军器部分与《演阵图》等，是对此的形象记录。
《民族志》。清代是形成我国56个多民族大家庭的最重要的时期。对不同民族来说，除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各具差异外，习俗的差别也很大。由于服饰是民族习俗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讲述不同民族习俗时，《皇清职贡图》、《云南民俗图》、《台湾民俗图》等，所描绘的不同民族的服饰和民俗，会远胜于文字。
《农业志》、《手工业志》。清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行业组织、生产流程及产品状况，无疑是此志的重要内容。由于生产流程的特殊性，宋代就有《耕织图》，明代又有以插图讲述生产的《天工开物》。清代《制茶图》、《制瓷图》、《耕织图》等，可视作茶瓷丝等生产过程的图解。此外，因生产工具与生产力水平直接相关，志书中也应包含这部分内容。如纺织机，据研究，“缎机之所以能织制缎织物，实由两个条件决定，即除须设置与缎纹枚数相等的综，还表现在织筘上。……缎织物甚为细密，这又需要增加织筘的齿数。缎机织筘齿数较之其它织机之筘均高，这是实现缎织物经丝细密的重要手段。”[16]可见，织机的结构对于清代纺织史，甚至经济史都应当有直接的意义。在目前清代织机已基本失缺的情况下，《康熙棉花种植加工织布漂染成衣图谱》、《康熙棉麻纺织机械图谱》等，应得到重视。
《营建志》。清代是我国城市和园林大发展时期。城市与园林建设的兴盛，不仅是清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当时经济实力与经济政策的体现。乾隆在大兴土木建园时，就多次讲过以工代赈之策。在进入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营建志》以及这些画图，对当前的遗产保护及环境变迁的研究，尤为可贵。
（三）主要人物传，可配以传主肖像和相关画图。
清代也是肖像画大发展时期。不仅皇室成员、达官贵人的肖像画品种与数量为历代王朝之最，即或名儒士子，甚至平民百姓的肖像画也相当可观。虽然现存清代人物像无法做到一传配一图，但采取一卷一图的形式，对于理解传主，也可以提供文字以外的信息。
上面对清代画图的分类及在新修清史中的地位作了简略阐述。说简略，是因为这仅是在笔者所见所闻范围内的举例性阐述，大量收藏和散落在海内外的画图还末闻末见。即使对所见所闻者，笔者目前也无能力作详尽的挖掘与分析。但仅从这些就不难看出，画图中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有的是从文献中无法得到或无法准确理解的。在这方面，它们比文字记载要更接近于直接的证据。另外，随着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历史学的表述方式也会产生重大改变。现在已经出版的大量《图史》、《图鉴》，可能就是这种改变的开端。因而在新修清史时，我们应该象对待文字史料一样，充分发掘、收集和利用画图史料，使它们在新纂修的《清史》和今后的研究、著述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 《清圣祖实录》卷228。
[2] 《汪雩跋庆宽仿戴熙山水卷》，转引自张弘星《流散在海内外的两组晚清宫廷战图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
[3] 转引自张弘星《流散在海内外的两组晚清宫廷战图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
[4] 《钱德明神父给德拉图尔的信——1754年10月17日于北京》，转引自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宫廷》，P20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5] 聂崇正《宫廷艺术的光辉——清代宫廷绘画论丛》，P91。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
[6] 《从北京到凡尔塞——中法美术交流》，P215。香港市政局，1997。
[7] 胡敬《国朝院画录》。
[8] 《钱德明信》，转引自《洋教士看中国宫廷》，P20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9] 《从北京到凡尔塞——中法美术交流》，P224。香港市政局，1997。
[10] 《从北京到凡尔塞——中法美术交流》，P267，香港市政局，1997。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转引自冯宝琳《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
[12] 《清史稿》卷295。
[13] 《光明日报》，2003年4月1日《理论周刊》。
[14] 《清史稿》卷126。
[15] 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5，P235，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
[16] 赵承泽、张琼《“改机”及其相关问题探讨》，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