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正史“断限”论争及其对《清史》体例断限的启示
制定史书体例须明确史书断限，时限明确，史书的体例章法、记叙范围、取舍详略才有定准，也便于处理与其它史书前后衔接。故刘知几《史通·限断篇》曰：“夫史之立约，其来尚矣。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 ‘粤若稽古帝尧’；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
正因为断限牵涉体例甚为紧要，古人修史常常首先在断限问题上发生纠纷。西晋统一后，陈寿撰《三国志》，仿《史记·周、秦本纪》例，列曹操入帝纪，而不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立纪。台湾学者雷家骥认为陈寿这样处理是出于回护的考虑。其实不然，陈寿的断限立意，是缘于对三国史和晋史修纂的通盘打算，其意图是将司马氏父子放入《晋书》“帝纪”，这样既体现了魏晋“正统”，又避免上、下两部断代史的重复。但陈寿的意图与构想并没有被贯彻到官修晋史中去。大约在武帝太康至惠帝元康年间，宫廷围绕《晋书》的断限问题，出现了两次大的争论。《晋书》卷40《贾充传附贾谧传》记述了争论的过程。曰：
先是朝廷立《晋书》限断，中书监荀勖谓宜以魏（少帝）正始（240）起年，著作郎王瓒欲引嘉平（290）以下朝臣入晋史，于是依违未有所决。惠帝立，更使议之。（贾）谧上议，请从泰始为断。于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张华、领军将军王衍、侍中乐广、黄门侍郎嵇绍、国子博士谢衡，皆从谧议。骑都尉济北侯荀峻、侍中荀藩、黄门侍郎华混以为宜用正始开元，博士荀熙、刁协谓宜嘉平起年。谧重执奏（王）戎、（张）华之议，事遂施行。
贾谧的“泰始为断说”，实出于潘岳。《晋书》卷58《潘岳传》曰：“谧《晋书》断限，亦岳之辞也。”
元康八年（298），陆机为著作郎，撰晋史，作《晋书限断议》，云：“三祖（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不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不称纪，则追王之义。”（《初学记》卷21引陆机《晋书限断议》）贾谧又请束皙驳难陆机《晋书》限断，似未驳倒。陆机仍为司马氏父子三人立纪，但在体例与方法上有所调整，书名称纪，而内容编排如传。故刘知几说：“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叙其事，竟不编年。”（《史通》卷2《本纪》）《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陆机《晋纪》四卷，除“三祖纪”外，还有“武帝纪”。
南朝齐建元二年（480），檀超、江淹、王俭、袁篆等又就南齐史的编修体例展开了一场讨论。《南齐书》卷52《文学·檀超传》记录了檀超与江淹呈上萧道成的修史体例及有关讨论情况，曰：
上表立条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立十志：律志、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晔,合州郡。班固五星载天文，日蚀载五行，改日蚀入天文志。以建元为始。帝女体自皇宗，立传以备甥舅之重；又立处女、列女传。诏内外详议。左仆射王俭议：“金粟之重，八政为先，食货通则国富民实，宜加编录，以崇务本。朝会志前史不书，蔡邕称先师胡广说汉旧议，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仪，无烦录。宜立食货，省朝会。洪范九畴，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宪章前轨，无所改革。又立帝女纪，亦非浅识所安。若有高德异行，自当载在列女，若止于常美，则仍旧不书。”诏曰：“日月灾隶天文，余如俭议。”
此外，袁篆也提出了关于国史体例的意见，主张日蚀应载五行志，处女有可称者宜附入有关传记之中，不宜立专传（见《南齐书》卷48《袁篆传》）。这次讨论的重点在“志”方面。江淹“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
北齐天保八年（557），魏收等人着手编撰《高祖本纪》，一开始就遇上了时间断限和史例问题，因此，围绕国史起元这一讼案引发了长达10多年的争论。这场争论主要在魏收与阳休之之间展开，魏收主张齐史起元应在“平四胡之岁”，即北魏永照元年（532）高欢率军击败尔朱兆、尔朱天光、尔朱度律、尔朱仲远等四人领导的契胡兵。而阳休之则认为应以天保建元。二说相持不下，并牵动朝廷上下。《北齐书》卷42《阳休之传》云：“魏收监史之日，立《高祖本纪》，取平四胡之岁为齐元。收在齐州，恐史官改夺其意，上表论之。武平中，收还朝，敕集朝贤议其事。休之立议从天保为限断。魏收存日，犹两议未决。收死后，便讽动内外，发诏从其议。”《隋书》卷42《李德林传》还记录了魏收与李德林往来书信讨论。李德林引经据典，对魏收的主张作了深入论证，指出：“唯可二代相涉，两史并书，必不得以后朝创业之迹，断入前史。若然，则世宗（高澄）、高祖（高欢）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传，不作齐朝帝纪，可乎？此既不可，彼复何证！”
在北齐国齐体例断限论争中，虽然阳休之“天保起元”的观点于武平三年（572）以后一度占了上风，但最终还是魏收、李德林取得了胜利。北齐后主时，李德林奉诏修国史，在编《齐书》的实践中，贯彻了魏收的主张，由李德林、李百药父子撰成的《北齐书》，有高欢、高澄二纪，保存了北齐一代完整史料，并成为北齐国史断限论争流传至今的成果。
古人关于国史编修体例与断限的论争对于《清史》编纂具有诸多启示：
第一，撰史首先要立法，创制凡例，古今一辙，了解古人发凡起例，确定时限的修史经验，可为我们今天的编修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第二，编纂《清史》，要完整记载有清一代的历史。欲保持完整，须有适当的体例断限，体例时限的当否主要体现在“纪传”方面。清代学者浦起龙说：“国史纪传为正，纪传断代为正。”（浦起龙：《史通通释》卷4《断限》按语）当然古人讲“正”，有一层“正统”的意识，但在“正统”背后，还有一层“完整断代史”的意思，我们不能因为旧史讲究封建正统，而将一些有用的东西一并抛弃。因此，《清史》“纪传”篇目的设置，必须从历史“完整”这一考虑出发。
第三，断代为史，必然涉及到上下两代历史的交叉与衔接问题，《清史》也面临这样的问题，顺治以前的历史与明史的交叉，光绪、宣统的历史与民国史的交叉。如何处理这些交叉问题？陈寿撰《三国志》，列“武帝纪”，完整地记载了汉魏之际的历史。他虽然不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设“传”，但在有关“纪”和“传”中，已经详细地记述了司马氏父子的史事。魏收《魏书》与李德林、李百药《北齐书》妥善处理东魏与北齐历史的衔接，等等，都为《清史》上下衔接提供了示例。《清史》对明代建州卫、清末孙中山与同盟会的记述，均可借鉴这些史例。
第四，体例与内容、写法的变通。陆机撰“三祖纪”，名曰“本纪”，内容与写法类似“传”。南朝齐王俭根据“崇本”的理念，立“食货志”，省“朝会志”，调整“志”的篇目，这说明历代修史，从未株守不变体例，都是根据时代要求与实际内容进行变通。我们今天修纂大型《清史》，更应该与时俱进，对纪传体进行大胆改造、创新，以体现当今时代的精神。
二、书法与体例
古人修史非常注意教化功用，故在叙述、称谓、语言文字等方面建立有严格的规范，这种规范也就是史书的“书法”。《左传宣公二年》载晋太史董狐记事当朝，曰：“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赵盾）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 以示于朝。宣子曰：‘ 不然。’ 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怡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臣杀君，不曰“杀”，而曰“弑”，以示惩戒。古代史官靠这样的“书法”（又称“笔法”），恪守职业道德，行使褒贬劝戒的职权。古代史书最典型的书法是孔子的“春秋笔法”，一字成褒贬，能使乱臣贼子惧。因此，历代史家撰史刻意仿效《春秋》。尤其是宋代史家，特别重视书法，如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把“褒贬义例”放在首要地位，并用《春秋》“义例”作为立论的原则，对五代历史进行评述。朱熹修《资治通鉴纲目》，认为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书法不够严密，故于《纲目》“凡例”一卷，大论“书法”。这种见解，历明、清不改。清康熙皇帝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乾隆皇帝御批通鉴纲目辑览，均以帝王身份倡导史书的书法义例。但又由于古代史官过分注重“书法”，以致到了有时史事考证不必求其极详，然书法则不可不求精密，片面强调义例与劝惩作用，却忽略了史事的真实，造成史迹失真。矫妄过正，亦当戒之。
注重书法义例，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传统与特点。这一史学传统对于大型《清史》的修纂仍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但在有关《清史》体裁体例的讨论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就史书体裁体例讲，本纪、世家、列传、载记、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等等，都有一定规范。清朝国史馆编撰“国史”、民国时期编修的《清史稿》，对帝王君臣、国家、疆域、民族、家族、官制等级、礼乐、律例、舆服，以及忠、孝、仁、义等观念意识，自有一套理念和价值标准，这些理念与价值标准通过撰史，在体裁体例及行文、语言、遣词造句中表现出来，诸如薨卒亡故、幸临巡狩、封赠迁转、弑杀诛戮等等，各为术语，各有特定含义。当然，这些东西已经不适合我们今天的史书编撰，但并不等于我们今天修史可以没有价值标准。因此，《清史》编纂必须建立新的书法规范。
我们今天修纂《清史》，虽然与古代正史编修所面临的时代要求大不相同，褒贬的对象、形式与评判标准也相去甚远，但并不是不存在书法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一问题不予足够重视，在动手编撰《清史》之前，不能做出一个大体明确的界定，必然在撰写过程会遇到种种问题，以致造成众手撰史，各行其是，为后期统稿留下层层麻烦。
再者，新的书法规范必须根据时代的要求，体现时代和民族的精神、国家意志以及民族复兴与中华文明再造的历史大势。许多学者包括著名学者都强调《清史》编修的真实。季羡林先生说：“我们第一步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把历史资料整理出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写，历史人物作了什么事情，就讲什么事情。”王锺翰先生也指出：“我们现在应坚持不加褒贬，根据事实来写。”当然，这种严谨的学风与态度应该肯定。但有一点须明确，历代正史的编纂者均强调“直书”，但“直书”并不能违背朝廷的修史义旨。《清史》的编撰宜借鉴古人修纂正史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实践，建立新的书法规范，作到求真与致用完美统一。
然而，《清史》编修如何规范新的书法，这既是一个以前不曾遇到的问题，又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建议召开一次专门的会议，就此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便有一个大体明确的界限。
关于《清史》体例的几点建议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座谈会”就有关论题均有宏见高论，此不赘述。仅就自己点滴之见，略作表述如下：
１.关于“纪”。可设13纪，包括清纪11，即序纪、顺治纪、康熙纪、雍正纪、乾隆纪、嘉庆纪、道光纪、咸丰纪、同治纪、光绪纪、宣统纪；南明纪1；太平天国纪1。
立“纪”须有四个条件：第一，政权首领称帝称王；第二，有年号纪年；第三，有一套完整的国家机器；第四，有一定的地盘。如果符合这四个条件，方可立纪，否则不予设纪。
关于志。修史之难，莫过于志，《清史》编纂也如此。戴逸先生说：“清代社会生活错综复杂，如何设志，应设若干，定何名称，方能经纬万端，囊括全史？”学者于此多有建议。至于志目分二级，还是设一级？有关讨论涉及不多。周伟洲先生提出设“典志”，分二级设目，较为允当。如果按一级设目，会有50多种或60多种志目，给人零散琐碎的感觉。二级设目，以简驭繁，纲目缕析，一代典志尽被囊括而且有整体感。典志类目的设置，前后应循一定的逻辑关系，应该按照“自然——器物——制度——社会——思想意识”这样一个顺序排列。依次为天文典、地理典、经济典、政务典、军事典、科技典、教育典、社会典、民族典、宗教典、邦交典、艺文典。典下各分若干志。（具体志目略）
３.戴逸先生《关于清史编纂体例的几点补充意见》提出20个问题，兹就天文志、地理志、艺文志及人物传的编撰提一些自己的看法。
“天文志”不可摈弃，一定要，而且必须要。理由：第一，天文重要，不能缺；第二，记载天文，乃正史传统，这一优良传统不能丢；第三，认为前代正史记天文有“天人感应”、“迷信色彩”，而主张废天文志，实乃片面看法；第四，如果新编《清史》无天文志，就无法列述天象变化及观象台、混仪等测天场所与器具。中国近300年天象变化在正史上成为空白，如此编纂出来的《清史》只能是一部残缺不全的史书；第五，更不能因“天文深奥，常人所难解”而不载天文。其实，对于科学和学术来讲，越深奥越难解的课题，其研究的价值往往越大。关于天文资料，可从相关档案中清理，还有大量的清代地方志中的天文资料，数不胜数。兹举一例以见其价值。清代湖北《竹溪县志》记同治元年极光现象，曰：
同治元年（1862）八月十九日夜，东北有星火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初出声则凄凄然，光芒闪烁。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饼乍破，倾出万斛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余没，没后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
同治十年二月四日，太阳大爆发，再次出现极光现象，清代《大荔县志》、《东光县志》、《光化县志》均有记载。1975年，北京天文台利用地方志材料编成《中国天象记录总表》。编纂《清史·天文志》，可全面开掘地方志的材料。
关于地理志。此志既要有文字，也要有图。绘制清代省府州县地图并不困难。现在各省市区县都有地方志办公室，可以由他们协助绘制，甚至一些省市县仍保存有清代地图。由于清代疆域、政区不断变化，因此，清代地图应有年代标志，一般以选取其全盛时期的地图为宜。而且，清代地方志，书前大多载有舆地图，也可根据这些材料重新绘制。
关于艺文志。清代文献，数量甚巨。1916年顾颉刚先生撰《清代著述考》，成稿本20册。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补》三巨册5万种。其实，有清一代之著述，并不止这些。然编《清史·艺文志》不可能尽将其著录，应全面搜集，然后商定取舍标准，择其主要且具代表者著录入志，以反映清代学术文化之梗概。
关于列传。列传于正史撰写较易，如果有难点，则在取舍，何人可入传，何人不可入传。此项如何处置，我的意见：先将文献中有关传记作一清理，如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载清初至咸丰朝500余人，附见600人；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收录200余人；缪荃孙《续碑传集》收入道光至光绪1111人的传记；陆心源《三续疑年录》，收录1200余人，还有《清史稿》等，尽将这些人物一一清列，作一大型人名索引，然后确立取舍标准，再将入传人物分类，按类分头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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