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斯坦福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南加州大学、
夏威夷大学东亚图书馆和清史研究
斯坦福大学的东亚资料主要集中在胡佛图书馆的东亚藏书馆，其中主要是汉文和日文方面的资料。由于斯坦福大学总的研究方向是当代中国，关于清代或近代的文献不是很多。但也有一些大陆和台湾的档案文件，如1911年辛亥革命的海报等资料。该馆所收藏的康熙年间的《嵊县志》也为它处所未见。
在斯坦福大学，比较早的研究中国史学史和思想史的专家是尼维森（David Nivison）教授。主要代表作是《章学诚的生活和思想，1738—1801》（1966年），这是国际学术界对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比较早的研究性专著。哲学史教授施友忠（Vincent Y. G. Shih）出版了《太平天国思想史》（1967年）。斯坦福大学另一位有影响的中国学家是马若孟（Ramon H. Myer）。他是经济史研究专家，曾是美国《清史研究》的编辑。他关于晚清和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著作是《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1970年），对1890—1949年间的华北农村进行了考察，探讨传统农业步入近代化的问题，马若孟还是《剑桥中国史》第9卷清史卷第10章“经济发展”篇的撰著者。施坚雅（William G. Skinne）也是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成员，1966—1989年间供职于斯坦福大学，主要著作有《中华晚期帝国的城市》（1977年）等。施坚雅是人类学家，主要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他用跨学科的方式，形成了自己一套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式——“施坚雅模式”。“施坚雅模式”理论体系比较完整，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学界有相当大的学术影响。施坚雅促进了美国学界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并且是美国中国学界跨学科研究的积极倡导者。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就呼吁将社会科学引入中国学的研究，他本人也是积极而卓越的实践者。现在斯坦福大学进行清代历史研究的学者还有马修·素穆（Matthew Sommer），他的主要著作是《晚清帝国的性、法律和社会》（2000年）。这是一本对18世纪清代性观念演变进行分析和研究的专著。
在美国西部地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也是中国学的重镇。在50—60年代，有一批重要的中国学家在这里活动。张仲礼是50年代很有影响的华人学者之一，后回国工作。他的著作《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1955年）主要从制度史的角度对19世纪中国科举体制、法律基础和绅士阶层进行了全面研究。他所描绘的绅士阶层的内容，引起美国学术界关注。该书的导言称赞说：“张仲礼关于19世纪中国绅士的研究成果，在华盛顿大学正在从事的中国社会研究项目中占有核心地位。他的成果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而且对于那些总的来说留意于了解社会组织和社会发展的学者来说，都是有意义的。”萧公权（Hslao Kung-chuan）1959—1968年间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工作，著有《十九世纪中国乡村》（1960年）、《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世界研究》（1975年）。前书探讨的焦点是封建国家政权控制农村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权深入农村基层，但这样的政权控制，在19世纪已经普遍崩溃。目前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是两位学者，一位是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教授，进行宋代社会和文化研究；另一位是肯特·R·盖（Kent R. Guy），进行中华晚期帝国研究，包括清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史。肯特·R·盖是1981年哈佛大学博士，著有《乾隆晚期的学者和国家》（1987年），此书获1989年度美国亚洲协会列文森奖、美国历史协会太平洋分会年奖。他还撰写了有关中国法律文化的反思批评的文章。
南加州大学也建有东亚研究机构。傅斯（Charlotte Furth）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她是1965年斯坦福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也研究中国的性生活史和科学史。她的著作有《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和1970年出版的《丁文江：科学和中国新文化》。
在夏威夷大学历史系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是陆西华（Gertraude Roth Li）。她是1975年哈佛大学博士，通晓汉语、满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少数民族问题、国际教育问题，撰有论文《满汉关系》，收入史景迁主编的《从明到清》书中。研究的课题有《满族：满族资料阅读指导》、《满人与满州国建设》。她应邀参加《剑桥中国史》第9卷清史卷的撰写，承担清初部分的研究。夏威夷大学历史系的郭启涛（Guo Qitao）是年轻学者，199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明清和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宗教史，专以安徽南部徽州为研究对象，进行该地区明清社会、宗教和经济的研究。
（5）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圣地亚哥分校、
戴维斯分校、长滩分校、尔湾分校东亚图书馆和清史研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的历史比较早，1896年，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设立了汉文藏书馆，他将在江南制造局任职时所译的科技书全套100册带回，成为现在这套书最全的收藏本子。后江亢虎将自己的13，000册书赠该馆，成为该馆汉文藏书的基础。至20年代初，伯克利东亚馆已是全美校园中最好的东亚书库，现在仍是全美大学图书馆汉文资料收藏的重点单位之一。除历史类书籍外，该馆还收藏有17—20世纪绘制的中国地图两千余件，藏文的那塘版甘珠尔经籍1，400卷，还有科技和方志类书籍等。该馆有各类汉文拓片2100余件，佛经100多种，各类手稿7，000多部，其中相当部分是清代文本。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学和清史研究一直走在美国前沿。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是影响相当大的一位。他的主要著作有《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1955年）和《儒教的中国及其现代命运》（1958年）。列文森是费正清的学生，才华横溢，不幸过早去世，美国亚洲协会以他名字命名设立列文森图书奖。列文森的学术贡献在于，他是西方世界首次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提高到全新高度的学者，并以“传统—近代”模式响应费正清的“西方冲击论”。魏斐德（Frederic Evans JR. Wakeman）是60年代崛起的第二代中国学家，主要研究明清史，著有《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的华南社会动乱》（1966年），这是他的学术奠基作。与费正清对中国问题的整体研究不同，魏斐德强调对中国地方问题的探讨，而正是这种对地方史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差异性。魏斐德的清史研究著作还有《洪业》（1985年）等，《洪业》获1987年度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魏斐德担任过多年的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另两位有造诣的中国学家是叶文心（Yen Wen-hsin）和从事明清研究的姜士彬（David Johnson）。姜士彬很重视大众文化的研究，这些年的主要精力也在于此。他和黎安友、罗斯基等学者合作编著了《晚清帝国的大众文化》（1985年）。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东亚图书馆是1948年成立的。创始人里查德·C·鲁道夫（Richard C. Rudolph）当时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方语言系主任，1947年到中国和日本进行访问的途中，购买了10，000册书籍，回来组织了东亚图书馆。据截止到2003年4月1日的统计，该馆总藏书471，305卷，其中汉文藏书253，763卷，主要是关于考古、佛教、民俗、前近代史方面的著作。该馆的一个特色，是关于中国教育史资料的收藏。历史系韩玉珊教授曾向东亚馆捐赠了他所收藏的清代科举试卷（1646—1904）近500份。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还将他们在台湾和日本东京大学收集到的资料汇总，编辑成《明清科举档案资料》（1531—1910）。此外，该馆还收藏有关于明清科举制度的缩微胶卷。
该校集中了一些中国学研究的学者。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教授在清史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梁启超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1972年出版。针对列文森的研究，他说并没有感觉到列氏所强调的梁启超的所谓情感与理智的冲突问题。恰恰相反，梁启超无论在情感上与理智上，都依恋着他的传统，“特别是依恋着他得自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黄宗智指出，在梁看来，中西思想并非截然相悖，而是各为一个复杂的思想范畴，两者有许多相通之处。1985年，他出版了《中国华北的社会变迁和农民经济》，此书获美国历史协会的费正清奖；1990年，又出版《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获亚洲协会列文森奖。他提出了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过密化”理论。近来，黄宗智转向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他认为西方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研究理论有偏颇，其间还应有“第三领域”。黄宗智是《近代中国》的主编，思想活跃，每每提出重要理论问题，引起学术界关注。2002年，他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题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的文章，批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e）的《大分岔：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起美国和世界中国学界的关注。
洛杉矶分校另一位重要的清史学者是艾尔曼（Ben jamin A.Elman）。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华帝国晚期和近代的思想史、文化史（1000—1930）、中国教育史（1600—1900）和中国史学，主要著作有《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和教育，1600—1900》（合著，1966年）、《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1998年）、《从哲学到文献学：晚期中华帝国的思想和社会变化问题》（2001年）。艾尔曼还在1996年编制了《中国经典文学工具书录及使用练习》并发布于互联网上，其中有清代史学研究的专章，为全球研究中国清史的学者带来极大便利。目前该校清史研究专家还有波哈特（Kathryn Bernhardt），主要研究晚期帝国和近代中国，研究方向为中国妇女史和中国法制史，著有《中国的妇女和权力，960—1949》（1999年）等。她在1992年出版的《租金、税和农民抵制：长江下游地区：1840—1950》，获当年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图书奖。她是1984年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格莱恩（Richard Von Glahn）也是其中一位，主要研究10—18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史、大众宗教、城市史、大众社会运动、比较经济史、1000—1800年的全球经济综合问题，著有《财富之源：1000—1700年间中国的钱和货币政策》（1996年）。他即将出版的著作还有《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演变》（合著）、《全球视野中的钱币史，1500—1800》（合著）等。他是1983年耶鲁大学的博士。
加州大学是由数个分校组成的圣地亚哥分校在加州的最南端。这里有影响的专家要数周锡瑞（Joseph W.Eserick）教授。他主要研究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主要著作有《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1976年）、《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7年）。其中，《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获1987年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1989年的列文森奖。他还与玛里·兰金（Mary Rankin）合撰《地方精英和统治模式》（1990年）。他是美国中国学界的活跃骨干和史学批评家。最近他对何伟亚（James L.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提出批评。他对后现代主义现象表示异议，论文的题目是《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2000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由他主编的关于中国城市近代化问题研究的专著。
加州大学长滩分校进行晚清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家主要是鲍晓兰（Bao Xiaolan）教授。她还研究中国妇女史、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电影史、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移民史。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前辈学者有徐中约（Hsu，Immanuel Chung-yuch）教授，早在1959年，他就出版了《清代的思想倾向》。他是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晚清卷的撰稿者。现在该校的清史专家有马克·C·艾略特（Mark C. Elliott），他主要进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和机构史、中国和亚洲内部国家关系史、清代少数民族问题研究，著有《满人之路：中华帝国晚期的八旗和民族身份》（2001年）。现在正在研究的课题有“18世纪清朝边境的政治、战争和民族”、“20世纪的满族”、“清季满文档案”等。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清史研究一直比较强。开拓者有刘广京（Kwang-ching Liu）教授。1950年，他就和费正清合作编写了《近代中国，中文著作书目指南，1898—1937》。1962年，出版学术著作《英美轮船业在中国的竞争，1862—1874》。他还和费正清合作主编了《剑桥中国史》晚清卷。普赖斯（Don Price）也是这方面专家，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专著有《俄国和中国革命起源，1896—1911》（1974年）。曼素恩（Susan Mann）教授则在妇女史和性生活史方面有较多成果。她是1972年斯坦福大学的博士，主要研究明清史、东亚地区家庭和性关系史、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中国社会文化经济史。著有《地方商人和中国官僚，1750—1950》（1987年）和《历史的记录：18世纪中国的妇女》（1997年）。后书获亚洲协会1999年度列文森奖。她在《剑桥中国史》第9卷前清卷中撰第9章“妇女、家庭和性”。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学者主要有彭慕兰教授，1988年耶鲁大学博士。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清代与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比较研究，代表作是《大分岔：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2000年）。该书获得2000年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也是一本引起国际学术界很大学术争议的著作。他的主要观点认为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可能走上与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取向。他的观点受到黄宗智的批评，他们各自描绘了前近代中国的发展路径。彭慕兰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是《从中心到边缘：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1993年）。尔湾分校历史系的另一重要学者是王国斌（R. Bin Wong）教授，主要进行中国近代史和历史比较研究，著有《转变中国：历史变化和欧洲经验之局限》（1997年）等。他198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作为老师的史华慈教授对王国斌有很深印象，看好他的研究前景。他认为王国斌所写的关于清代食物供应的学术论文，奠定了其晚清经济史研究前沿专家的地位，建立在他对广阔学术问题的理解基础之上，也是对当代经济史前沿理论的敏锐捕捉。
（6）国会图书馆和美国中部、南部大学清史研究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美国最早收集中国图书的图书馆，也是中国之外最大中文书籍收藏馆之一。最初是在同治八年（1869年）收到清廷所送书籍，这是应美国政府要求回赠的图书，为10种，933册。该馆于1928年正式成立东方部。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是该馆的第一任主任。现在藏书总量为900，000册，除汉文外，还有满文、蒙文、纳西族和其他民族文字的著作。藏书涉及领域很广，主要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其中相当部分是清代档案资料，而明清之间的方志、家谱、各类抄本和稿本也颇丰。国会图书馆还珍藏有一批藏文的木刻版画和手稿，其中的一部分是柔克义（William Woodwillm Rockhill）1888年至1892年间在蒙古和西藏旅游时所获得，包括有木刻版画57件、手稿8件。此后，在1901年至1928年间，柔克义、劳费尔等学者又获得920件木刻版画和手稿。现在，国会图书馆也是西方世界最大的藏文献馆之一，所藏藏文文献涉及佛学、历史、地理、医学、乐谱、占星术、解说词、肖像学等诸多领域。
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到恒慕义馆长，他也可以说是美国清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恒慕义是1931年莱登大学博士，主编《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年》（30年代开始分两卷出版），50位东方和西方学者参加了工作。这部著作反映了美国早期汉学的特色，有800个人物传记。为撰写这部著作，主编恒慕义及其工作人员曾查阅1100多卷正史和数百卷“笔记”，行文也十分严谨。每位传主，都有姓名、号、字，出生年月、籍贯，主要经历和事迹，篇末有注释。胡适为这本著作撰写序言，称该书为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至少在目前来说，没有任何语言包括中文在内的著作可与之相匹，无论在对概念的理解方面，还是在陈述的客观性和其应用上”，是“研究现代中国早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同时代的重要学者还有拉铁摩尔（Owen J.Lattimore）。他曾于1928年至1929年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修，先后考察过新疆、内蒙古、东北，是当时唯一到过内蒙古、新疆、东三省等多处边境游历过的美国人，著有《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中国亚洲腹地边疆》（1940年）等。《中国亚洲腹地边疆》在逐一考察中国各时期边疆状况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该书被认为是具有“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对于西方人了解远东，“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贡献”，由此确立了在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地位。拉铁摩尔关于长城历史地位的理论，至今仍值得认真研究。
美国中南部地区的清史专家中，田纳西大学的郝延平（Hao Yen-P''ing）教授是应该注意的一位。他是1966年哈佛大学博士，代表作为《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间的桥梁》（1970年）。他也是费正清《剑桥中国史》晚清卷下册第三章“中国人对西方看法，1840—1895”的撰著者，现该校历史系的中国学研究，正由年轻学者威德塔（Hilde De Weerdt）接续。她已经做成文渊阁《四库全书》的网上查阅本。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罗威廉（William Rowe）教授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崛起的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专家，主要著作有：《汉口：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1984年）、《汉口：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会，1796—1895》（1989年）、《陈宏谋18世纪中国精英意识》（2002年）。他力主用“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等范畴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发生，也不认为自己是按照西方标准研究中国社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学者还有玛里·兰金和大卫·斯特朗（David Strand），前者是在1986年提出这一学术创意的，后者则在1989年撰写了相关论文。罗威廉认为，汉口商人的独立自治取代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其行会等民间组织扮演了重要的地方自治的角色。除了绅商之外，新兴的军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和其他阶层人士形成了庞大的市民阶级，他们反对政府干涉地方事务，追求自身既得利益，最终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罗威廉提出的问题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很大讨论，至今还是学术焦点。柯文认为，罗威廉的研究在克服了一种视中国无力自我转变而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之后，又无意中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变得有意义。
在北卡罗莱纳州大学，迈可·亨特（Michael Hunt）曾经出版过关于美国在东北的政策的研究著作《中美关系，1895—1911》（1973年）。现在比较有影响的专家是何伟亚（James L. Hevia）教授，他是1986年芝加哥大学的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全球发展史、18世纪以来中国和欧洲北美关系史。他的专著《怀柔远人》（1995年），获得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经典著作而名声大躁。该书也由于周锡瑞的批评而引起争议。他即将出版的著作有《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育》，这本著作在资料的搜寻上花了很大的工夫。
在美国的中南部，杜克大学的阿尔夫·德里克（Arif Dirilik）也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中国学家，现调奥尔冈大学工作。他的主要方向虽不是清史，但所阐发的后现代理论对美国的中国学有很大影响，包括清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总结评论文章很多。杜克大学新出版的《立场》（Position）杂志曾发表多篇回顾和评论美国中国学的理论文章。法克哈（Judith B. Farquhar）和何伟亚，曾在1993年《立场》杂志发表论文《文化与战后中国历史学》，他们对“文化”提出了新解说，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实际是“伴随近代民族国家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在欧美产生的”，“在价值、意向、思想等观念与行为之间关系上的这种假定”，“应当重新进行审视”。
德克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撰著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2000年），被认为是重要学术成果，获2002年美国亚洲协会列文森奖。作者主要研究近代中国、满汉关系、在美华人、美籍华人，以及中国的妇女和性问题。他是1970年哈佛大学博士。
以上是笔者对美国清史资料和清史研究的概括性介绍。从所叙述的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美国的清史资料收集和整理，虽不能和国内比，但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有些资料国内确实没有。在资料的收集和展示方式上，也很注意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要和特点。美国的清史研究，在方法上和理论上有相当大发展，与一百多年前的认识不可同日而语。耶鲁大学史景迁教授曾对笔者说，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清史、民国史研究相对突出，科技史、妇女史、大众问题研究、边疆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研究同步发展，继续呈现多学科交叉发展态势。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讲究史识、眼光和洞察力。我们在关注美国对我国清史研究的同时，要注意分析他们著作中的世界眼光和比较眼光，注意鉴别他们的理论、方法和前沿价值。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