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灭亡与其“官方隳裂，吏治窳敝”[1]分不开。清朝前期统治者深知这个教训、都在不同程度上整顿过吏治。其中，事功最显、影响最大的，是清世宗对吏治的整顿。
乾嘉时史学家章学诚说:“我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2]章氏对清世宗整顿吏治的评价不免有溢美近谀之辞，但也并非全是无中生有。他在位十三年，以综核名实督治天下，锐意研求封建治道，首严吏风士习，可谓极尽心力。无庸讳言，进一步探讨清世宗的吏治思想，对于评价雍正年间政治和清世宗本人，不是无益的。
治国首重吏治 用人之权不可旁落
所谓吏治，就是对官吏的培养、使用和考察，以及官吏的治绩和对官吏作用的认识，等等。清世宗不是开国之君，他治国，把吏治摆在施政的首位，这是因为，“天下至大，庶务至繁，断非人主一身所能经理，必赖内外臣工协力赞襄，”[3]因此，“人君图治，首在用人。”[4]但是，康熙末年积弊，关键是吏治废弛，用人不敷，这是清世宗即位后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当务之急。清世宗常把吏治与民生相提并论，对吏治不加以整顿，治国必将失去重要保证。
是主张“治人，”还是“治法，”这是我国封建时代篮法两家在政治思想方面一个重大分歧。虽然都是封建统治思想，一个是任德，一个是任法，二者侧重点截然不同。
清世宗是主张“有治人，无治法”[5]的。这是他对官吏作用的认识，是说人的因素至关重要。他的“治人”思想固然有继承性，更重要的，是基于对社会实践的认识。例如，当时民间多将膏腴之地栽种烟叶以图重利， “朕虑其抛荒农务，谕令有司善为劝导，使之务本。谕旨甚明，并非迫令一时改业也。今闻有将民间已种之烟叶竟行拔去者。此时既不能树艺五谷，而已种之物又复弃置，岂不农末两失?”[6]再如，地方建置社仓，以备荒歉不时之需。对此，清世宗三令五申，宜缓不宜急，宜劝百姓听其自为之，而不当以官法绳之。孰料湖广总督杨宗仁“望影摧情，而又欲速不达。令各州县应输正赋一两者纳社仓谷一石，且以贮谷之多少定牧令之殿。最近闻楚省谷石现价四五钱不等，是何异于一两正赋外收加四五钱火耗耶!”[7]前者是教条;后者是学古不通今，又利欲熏心，二者都是官不得其人，人不尽其职。显然，得人办理则无不允协;不得其人，虽条例画一，弊终难免。另外，督抚大吏都是封疆之寄,“专阔一方，设若不顾名节，贪得无厌，岂规矩准绳所能限量者?”[8]所以，清世宗对他们总是说“尔督抚权操一省，非比微员，其取予辞受，岂可以法绳而数限耶!况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朕但向尔等责成一‘好’字而已。”[9]
“日久法弛”和“法久弊生”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清世宗一再强调“治人”思想的原因。他认为“凡立法行政，孰可历久无弊?”[10]应该说，这个认识在当时是相当深刻的。雍正年间,实行耗羡归公和养靡银是整顿吏治、杜绝贪污纳贿的一项重大改革，清世宗一方面将其誉之为“通权达变之善策，”[11]认为是权宜得中之道，但是，他也估计到会出现不妥之处，声称“朕亦不能保其将来无弊否也。”[12]不以创行万世良法自居，较比其他封建帝王，总还算略高一筹。
强调“治人，”并不是否认有“治法。”清世宗认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朕谓有治人，即有治法，法有因时制宜者。譬如人有疾病，因症投药，病愈即止。”[13]承认有治法的前提，是有治人;法不但有因时制宜者，还有因人而宜者，这就是清世宗主张“治人”思想的全部内容。究其实质，无非是儒法合流、王霸道杂之，是封建帝王传统的统治术。“总之，为政以得人为要。用得其人，自能因地制宜，顺时敷教。若不得人，纵奇策神术，徒美听闻耳，于事何济?”[14]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从而把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推向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的顶峰，是以清世宗的用人行政为标志的。至于清高宗,只是守成而已。可以说,清朝入关以来，能够强烈地表现封建集权政治特点的,还没有象清世宗那样一以贯之者。他以古为镜，从汉宣帝综核名实，到汉光武帝务勤吏治，直到唐太宗书守令姓名于御屏，朝夕省览，以此来证明古代所谓贤主未有将用人大节视为籩豆之事,“是以治天下,莫大于用人理财二端。理财一事自应付之臣下，至用人之权不可旁落。今试以铨选之权付之大臣，大臣敢膺此任乎?无论稍存容私徇情之见者，固不可一日当此重任，即秉公持正之人，于用舍黜陟之际，不为怨府，即为祸源矣。”[15]
“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而总揽万机，全在一人之裁决。”[16]总结雍正朝用人行政，并无揽权怙势、有亏臣节之人，但是，也没有出现象王安石、张居正那样有影响有作为的大政治家，并非是历史的偶然性造成的。两宋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特别是明清，皇权恶性膨胀，窒息了人们的思想，也扼杀了人们的聪明才智。官场中唯有默启宸衷，才能有所附骥，形成了整个时代的政治生活特点。不错，雍正年间是有一番气象，但那只是在古老的封建堡垒里修补老例，并没有超越雷池一步。纵使清世宗也曾热衷于君臣联谊、同堂合宴，以示君臣一体之意，也只能令人付之一笑而已。
用人唯当辨其可否 察吏贵于严明不懈
清世宗说:“从古帝王之治天下，皆言理财用人。朕思用人之关系，更在理财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患财之不理、事之不办乎?”[17]敷政之道，以用人为先,标准则是任人唯贤，“用人唯当辨其可否，”[18]这是清世宗吏治思想的一个特点。唯期官得其人，人尽其职，不拘限成例，也不限定资格，象督抚重臣，“即府县等员官阶尚远者，果有真知灼见，信其可任封疆大僚，亦准列于荐牍之内。”[19]以实心任事之员，“由县令而荐历司道以至擢任督抚者,颇不乏人。”[20]不但突破历阶而进常规，还“不当论其为满为汉也。”[21]“凡秉公持正、实心办事者，虽疏远之人而必用;有徇私利己、 坏法 乱政者，虽亲近之人而必黜。”[22]清世宗审阅文武官员履历时，发现有人贪图官位，开载年龄多有不实，指出:“国家用人，惟论其才力之可以历事任职与否，原不以年龄之老少为重轻。如老成望重之人宜于居官服政，年岁虽多，精神尚健，即属可用之员;若年岁未老而志气萎靡，则不可用。”[23]在吏治问题上，他讨厌徒务纸上空言的腐儒、俗儒， “殊不思吏治乃一篇真文章也。”[24]每当地方官缺出，苟不得其人，清世宗都亲自将吏兵二部月折翻阅再四，必得其人，方释然于手中，“此为君之难，实不可以言语形容者也。”[25]
清世宗即位后,深以人才不济为念,“急欲得人，”[26]“凡所以延访擢用之道，无不备至。如现任官员及候补候选科目诸人，每特令荐举，遴选引见，广开录用之途，冀收群策之力。” [27]他号召内外 大 臣“以人报国，”[28]尽以人事君之道;但 反对以朝廷景能授职之典，视为用情市恩之地。一方面，“务须有猷、有为、有守之人方可推荐，不得冒滥。”[29]另方面，又恐 人才闲散，“无如英髦罕觏，即能公之一字者，亦不易获。朕只得随才器使，量能授职，徐观后效耳。”[30]或有人地不相宜者，更繁调简，务令人才疏通，“从不予定成见于中，唯随人随事度其是非而措置耳，此外无他技能。”表示出加意旁求、多方录用的精神。[31]
此外，清世宗有关日常培养 官吏的思想，也值得注意。田文镜任河南巡抚时，奏请将侯选州县分发各省学习，以俾吏治。清世宗说:“盖自古迄今，大抵中材居多，欲求出类拔萃之贤，世不屡觏。故理国之道贵储材有素。”培养人才，“首先以厚风俗为要务。”[32]风俗既端，斯趋向有方,又何愁人材不蔚起?朝廷重视翰林之选，“所以培馆阁之材，储公辅之器也。”[33]象河防这样差遣，仅凭科目出身不行，成才还需要讲求身体力行，经练熟谙，备悉利弊，“是通晓河务之员不可不予为储备也。”[34]封建治道，“究其要领，总在察吏安民。”[35]安民，就是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等让步措施，以缓和社会矛盾;察吏，就是“进贤”和“退不肖，”澄清吏治，以加强统治力量。清世宗认为“自古安民必先察吏，此不易之 经 也。”[36]“治平之术唯在察吏，余无二法。”[37]尽管这是治标的办法，确是切中时弊的。
“察吏贵于严明不懈，”[38]清世宗吏治思想另一个特点。得人、用人多是博采舆论，但以舆论为凭，巧宦又常给人以做象，不免被徇隐欺罔。同时，察吏若只根据当地衿绅士商爱戴与否，也不行。有些官吏偷情安闲，以因循塞责为平稳之路，持禄保身为巧宦之术，即使能令人人感戴，“亦所谓乡原，德之贼也。”[39]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试用之以观其后，周咨博采，兼听并观。被保荐人员虽经引荐面询，但日后改易操行，不许存回护之念，姑息从事。“试之而不称其职，自当速行更换，”[40]避免旷官废事，多占员缺，以阻塞后人升补之路。用人未当，“即朕亲信重臣，亦不妨 指 出。”[41]清世宗拣选之人，“倘或若辈倚恃拣选及凭仗请托而不实力奏公，尔等又念系拣选之员，此为姑容，则为害不浅,大失朕命往之意矣!” [42]藩臬赴新任，清世宗多准其具折奏事，“各省自督抚以下，州县以上，声名优劣，但有所知，密以奏闻。即不甚确实，亦属无妨，朕自能访察真情。” [43]以此通达下情，也旁观两司的居心制行。从以上可知，清世宗察吏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又表现了“法在必行”[44]的特点。
察吏严明不懈，并非苛刻搜求细事，以参劾详揭为能。“天下人才难得。倘过于苛刻摧残，则因细故微瑕而至于放废终身者不少矣!”[45]督抚有责任甄别属员 优劣，进贤和退不肖，关系重大。清世宗 要求他们 “进贤勿避嫌，退不肖勿避怨。”“若知其”贤而不言，是谓蔽贤;知其不肖而不言，是谓党恶。”[46]更应该注意的是，“凡为督抚者，当为国家爱惜人才。而于 参劾之间，尤当加意慎重。若误去一干员，其过更在误荐劣员之上。”[47]总之，遇好官则当爱重保护之，遇中才则当劝导扶掖之，遇劣员则当惩治罢黜之，“以此督课属员，有不观感兴起者，无此情理也。”[48]由此又可见， “察吏之道，公明二者缺一不可。”[49]
惩贪奖廉 黜奢崇俭
雍正正年间，从清查户部钱粮、地方逋欠到查补各地仓谷，从实行耗羡归公、养廉银到严林衙门部费、私派陋规和各省门差牙帖，从查核冒销兵偏、驿站钱粮到禁止私立儒户、宦户名目、包揽诡寄等，都与惩贪有关。他戒饬官吏“以循良为楷模，以贪墨为鉴戒。”[50]同时，又指出“操守清廉乃居官之大本。故凡居官者，必当端其操守以为根本,乃可以勉为良吏。”[51]他以“清、慎、勤”三字赞许河督齐苏勤，以“有猷,有为、有守”三条勉励封疆大吏。吏部侍郎兼管祭酒事孙嘉淦触怒清世宗而拟斩，只因该人 “不爱钱”又令到银库行走。 封建官吏的 “廉”与“贪”本是相对而言，但二者毕竟有是非之别。清世宗对官吏的要求是，“取与之际，任尔自为，但 须 还朕一'是’字而已。”“取所当取而不伤乎廉，用所当用而不涉于滥。固不可睃削以困民，亦不必矫激以沽誉。”[52]“朕生平所取，唯在适中得当而已。”[53]总之，一任权宜，节慎为之，便不失为“好官。”
据王氏《东华录》乾隆朝记载，时人谓“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这是说雍正年间吏治较比康熙年间好。“清”是对不清而言，无不清也就无所谓“清。”章氏说:“今观传志碑状之文，叙雍正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 除积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 于循吏传矣。不知彼时逼于功令，不得不然。千万人之所同，不足以为盛节，岂可见阉寺而颂其不好色哉!”[54]显然，清官作为一种被净化了的政治偶像，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出现，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有的。
“世之论人者，莫不以奢为骄汰，以俭为美德者。”[55]对于一位有识有为 的 封建统治者，可以认识到奢与俭的社会作用。清世宗说:“治风俗之道莫要于厚风俗，而厚风俗之道必当崇俭而去奢。若诸臣以奢为尚，又何以训民俭乎?”“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俭一端关系民生风俗者至大”。[56]他希望四海之内“道德一而风俗同。”[57]
清入关后，八旗文武官员尤 以 奢侈相尚，“不念从前 积 累之维 艰，不顾 向后日用之难继，任意糜费，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58]盛京本是湾朝创业之地，当地风气更加引起清世宗的忧虑:“迩来盛京诸事隳废，风俗日流日下。朕前祭陵时，见盛京城内酒肆几及千家，平素但以演戏饮酒为事，稍有能干者，俱于人参内谋利。官员等亦不以公务为事，衙门内行走者甚少，其聚会往来，不过彼此相请食祭肉嬉戏而已，司官竟有终年不一至衙门者，党官亦置若罔闻。”[59]诸如此类吏风士习,清世宗无不加意整顿。他训斥八旗文武官员悛改陋习，严禁八旗官员兵丁酗酒、赌博、赴园馆、斗鸡和鹌鹑、蟋蟀。凡是因斗牌赌博而被革职者，与贪污罪同样永不叙用;派往地方的钦差大臣如有骄奢放纵者，照溺职罪查办。他告诫八旗子弟各习其业，文则务求用世之实学，武则予储阃外之良材，且各崇俭戒奢，安分循礼，“与其恣情纵意，博一日之豪华，何如量入为出,谋百年之生计。”[60]
他更为宗室人员担忧:“朕尝叹明代宗室，年久繁衍，失于训教，末流猥 鄙， 至不可言。诚恐朕之宗室，日流日下，不知前鉴，深用为忧，是以极筹保全之道。”[61]为此，特设宗学、觉罗学，以敦本尚实。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清世宗与其同时代人或其前辈相比，确实做 到了“勤俭”二字。近人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62]时人称他“万几之暇，罕御声色。”[63]都不为过誉。他从未去承德避暑山庄，也未到过江南巡幸。他谒陵祭祖，见沿途安放许多水缸，非常不满:“地方官职司民牧，当以休养百姓为务。若止以洒道清尘为迎合朕心之举，错谬已甚。銮舆所过，即略有尘土亦复何碍?伊等于此等处过于用心，转被朕之谴责，何不以此用之于民生吏治，重受朕之嘉奖耶!”[64]诸 如广东等进献象牙席之类东西，他认为“皆开风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恶而不取也。”[65]他认为督抚等“行一利民之政，胜于献希世之珍也;荐一可用之才,胜于贡连城之宝也 [66]至于有指称“万寿”建立经坛，或聚集梨园喧哗靡费者，或诵经立碑、盖造龙亭以申颂祝之意者，他一概罢斥，“朕居子臣之位四十年，于臣庶情形皆所亲见，是以不肯复为。”[67]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度，也就是一定的数量界限。封建剥削也是这样，是受当时客观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和阶级斗争制约的。如果超过一定的界限，封建王朝的统治就会陷于崩溃。一个清醒的统治者是可以认识到这一点的。清世宗说:“朕思孟子言治国之道，首称取于民有制。所谓有制者，即一定额征之数也。”[68]一定额征之数，即明文规定的正项钱粮，是法定的封建剥削权利，这是封建王朝赖以存在的经济支柱。同时，清世宗又说“财有用度，”[69]讲究“撙节之道，”[70]体现了统治阶 级的长远利益和战略需要。取之有制和用之有节是有作为的统治者实现“安民”的主要措施，是统治秩序稳定的基本保证，也是封建王朝得以振兴的重要前提。正项钱粮以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加派勒索,无一定额征之数,多是被官吏中饱私囊。在封建秩序相对稳定时期，前者不容易使社会矛盾激化，后者扰民最重,往往形成矛盾的焦点。无论是吞食前者， 抑或巧取后者，都是封建法定剥削权利之外的不法行为，历来为封建王法所难容。清世宗说:“从来察吏之道，莫先于奖廉惩贪。盖贪黩之风不息，则上亏国课，下剥民膏，其为吏治人心之害者甚大，不止关系钱粮而已。” [71]“廉者奖，贪者惩，满与汉 无 二法也。”[72]贪餐横取和奢侈靡滥是剥削阶级本性，但不等说在所有统治者个人身上都能够得到充分暴露。特别是在以重农抑商为其统治思想的封建社会，操守廉洁尽管不是剥削阶级的美德懿行，却由于历史的传统和教育，作为一种普遍的观念和社会道德，已为众多的人们接受，也时而在统治者个别人物身上得到反映。这是清世宗惩贪奖廉和黜者崇俭思想的阶级实质和社会根源。
为政务实，反对乡原
清世宗留心政务，讲求事功，激扬赏罚，久而不衰。他自称“朕非大言不惭，肆志傲物，徒以威尊凌下之庸 主也。”[73]不可不谓“好名图治。”但他并不尚虚名， “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坑恶虚名。[74]他即位伊始,便针对康熙末年弊端指出:“今或以逢迎意指为能，以沾名市誉为贤，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肖官吏滥列荐章，而朴素无华、敦尚实治者反抑而不伸，是岂风励属员之道乎?”[75]他鼓励以 实心 效实力，为清朝久治长安出把汗，“朕望天下督抚董率有司，屏弃虚文，敦尚实政。平时则劝农教稼，辟地垦荒，崇俭 黜奢，储粮积粟，以立其根本。”[76]直隶原巡抚李维钧力革地方积弊，在驿路两旁植柳以利行旅，很受清世宗称道:“天下督抚皆当如此留心，扩而充之，何虞吏治不肃、民生不遂也!”[77]《啸亭杂录》作者说:清世宗居藩邸时, “凡藩屏外任者,上皆命将其省封域、产殖、丰庶、贫啬等情，具载一小册呈览，是以天下利弊如指诸掌。”[78]正因为如此,他即位后很快扭转了康熙末年“库帑亏绌，日不暇给”局面，至雍正末积蓄达三千万，“仓庾亦皆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真善为政理也。”[79]日人稻叶君山也 说:“帝承康熙疏节阔目之后，稍加清理，遂创定清朝财政之基础。至后日盛运期之财政，实帝之所赐也。譬如农事，康熙为之开垦，雍正为之种植，而乾隆得以收 获 也。”[80]帝之所赐的观点不足取，但后者比喻颇为贴切。
官场风气颓败，除上述表现，还有“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81] “迩来士大夫好云名实兼收。所谓名者官员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习俗薄，朕甚悯焉。”[82]这种人内聚贿而外干誉,满上欺下，可恶更甚于贪黩彰闻之流，为治世君主所摈弃。“朕观古之纯臣载在史册者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实至而名亦归之，故曰名者实之华也。”[83]“果能洁己爱民，奉公尽职，此所谓实也。治行称首，民歌舆颂，此所谓名也。实至而名随之，如本立而华茂焉。”[84]清世宗以如此封建名实观为指导，注重综核名实，端本清源，对整顿吏风士习不无积极作用。
乡原与上述名实观互为表里，这种人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因循瞻顾，善于迎合，实为害群之马，洁己沽誉之巧宦。清世宗说自己“不敢言恶圣人之所恶，但知乡原之当深恶耳。”[85]
操守廉洁是居官立身之本，但是，“封疆大吏职任甚钜，洪范所称有猷有为有守三者并重，则是操守者不过居官之一节耳。安民察吏，兴利除弊，其道多端。倘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伤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贻害甚大。[86] “若但知洁己而不知奉公，国家亦安用此木偶为也。”[87]清世宗认为，对于“清官”是应该具 体 分析的，那种操守虽 清 但“若保全贪官污吏以博长厚之名，纵容地棍土豪以沽安静之誉,此大有害于人心吏治者也。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大凡在任时贴德政之歌谣，离任时具保留之呈牒，皆非真正好官也。”[88]这种认识真可谓入木三分，对于我们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 面目是大有裨益的。
清世宗要求官吏能够不避权势，有所必为，整纲饬纪，克尽大臣之责，“尔之取重及见轻于朕，正在此等处。”[89]他 反对以籍结为老成，以退诿为谨慎，认为“上古君臣都俞吁啡，至今传为盛事。”[90]在原云贵总督杨名时奏折批示中也说:“古有君臣契合而虚怀论道者，往复驳诘必求合乎至当而后已。朕每于史册中睹其流风余韵，不禁为之向慕焉。今我君臣万里谈心，宁非人间乐事乎!”[91]令人疑惑的是,“君臣万里谈心”的余音未落，杨名时已经被戴上“大欺大伪大巧大诈”的帽子，看来在他这样独断专任的君主面前是使不得“披肝露胆，极言直谏”的。“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善事，有何系吝?”[92]话是这样说,做起来并非容易。
《啸亭杂录》说，“宪皇帝时,求谏甚切 ”是作者不懂得清世宗的性格特点和权术罢了。但《清史稿》说清世宗“不肯戮谏臣，”倒是事实。孙嘉淦当初以检讨陈三事，多有犯忌之处，清世宗不但没有杀他反而“服其阳;”谢济世以谏官劾田文镜很惹他震怒， “朕岂不知诛戮谏官史书所戒,然审其缓急，权其轻重，诛戮谏官之过小，而酿成人心世道之害大也。”[93]最后仍以遣戍军营了事。
至于陆生楠被军前正法，确实暴露了君权的淫威，但毕竟是个别的。相比之下，明初御史王朴与明太祖辨是非而遭戮，大理寺少卿李仕鲁数言得失竟被捽搏而死，平遥训导叶伯巨直陈三事,实乃忠荩之言,却不免死于狱中。直言贾祸，洪武年间屡见不鲜。明太祖惩元季之弊，以猛治国，驭下用重典，未免失之忍;清世宗鉴于乃父为政先之宽，以法治国，察吏严明不懈，为历代中主所罕见。惜其身处封建末世，大势已去，纵有神差鬼使为之谋，也无济于事。
清世宗即位后，首颁敕谕十一道，戒饬督抚提镇以下文武官吏，严绝贪污纳贿，肃清乡原恶习，凡地方细故无不上达，使玩忽职守者得以知警。可以说，清世宗对地方官吏的重视和整顿，也是其吏治 思想的 重要内容。
清代督抚权重，总辖一省或二三省军民政务，有“封疆大吏”之称，清世宗把他们比作古代诸侯，“实主生民，社稷所 关甚巨。”[94]他们不但关系到国家隆替，“抑大法小廉，必端本于大吏之倡率，”[95]因此而慎重其选，“若得有猷有为有守者二十余人，分布寰区之内，俾各莅政临民，敷宣教化，则天下大治计日可期矣。”[96]而知府有承上率下之责,以“察吏安民”为要务,也关系吏治民生，不可掉以轻心。“督抚统辖全省，地方辽阔，属员多至百数十员，察核贤否，自难人人确当，所赖者汝等府道耳。一府所属其多者不过十余州县，耳目易于周知。如能与督抚同心协力，则举劾悉当，吏治自然肃清。”[97]至于州县官，与民生休戚最为切近，号称“亲民之官。”“得其人，则一县之事，无有不理;不得其人，则一县之事，必多废弛。”[98]但是，“膺斯任者，类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练习于平时，而欲措施于一旦，无怪乎徬徨瞻顾，心志茫然，”为此，他指示总督田文镜、李卫等人各抒居官行政所见,缮录诸条,他亲加披览,颁发州县官各一套,以为指南。总之,“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抚其栋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县其基址也。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县。苟州县之品行不端，犹基不立，则室不固，庸有济乎?”[99]
清世宗认为，他的思想和政策“皆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继志述事，率由旧章。当时圣谕之所启迪包涵者，朕则阐扬而详发之，其中间有因革损益先后不同者，则因时制宜，化裁变通之道也。”[100]
清世宗的吏治思想也带有这种继承性和连续性，与清圣祖并非判若两途。但是，由于两人的经历、处境不同，性格作风也有差异，所以，在吏治思想方面也不尽相同。其中，树立“君臣大义”的思想，清世 宗尤为突出。他认为，为人臣者义当唯知有君，“凡事悉准天理，尊君亲上。善则归君，过则归己，人臣之义当如是也。”[101]围绕“尊君亲上，”他特别强调“国法所在，恩威当自朕出。”“朝廷威福之柄，匝下得而操之，有此理乎?”[102]他希望大小官吏都能够 “存忠君为国之实心，务立身行道之大本。”[103]可见,“尊君亲上”是其吏治思想的核心，目的是巩固和加强皇权，大树特殊是威。句行阻僻兵人看，都化该正心则。他翦除政敌,无论骨肉，打击朋党不遗余力，整顿吏治费尽苦心。在一次君臣同堂合宴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尔诸臣亦当公忠体国，视君上如元首腹心。若悠悠忽忽，安于习俗，而不知奋发鼓励,尔诸臣自待居何等耶!况朕在藩邸阅历四十余年，人情世态无不周知，亦非可以欺隐蒙蔽者。如年羹尧、隆科多营私挟诈，深负朕恩,不旋踵而事事败露。尔诸臣自度才干伎俩，未必能如彼二人。若营私自便，稍有不检，不唯薄待其身，兼惧罹于国法，尚可立身朝端、为 众人之表率耶!”[104]他认为“君臣之间唯以推诚为贵，”[105]标榜自己“从不尚权谲，”[106]那么，类似这样的君臣同堂合宴难道也是 “以诚待人”吗?如此心口互异、言行不一之处在清世宗并不少。还是列宁同志说得对:“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107]这是我们在评价清世宗的吏治思想时应当遵循的原则。
注释
[1]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十三。
[2]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十。
[3] 《清世宗实录》卷52。
[4] 《清世宗实录》卷32。
[5] 《清世宗实录》卷59。
[6] 《清世宗实录》卷22，
[7] 《朱批御旨》第一册
[8] 《朱批御旨》第二册
[9] 《朱批御旨》笫四十册
[10] 《清世宗实录》卷22.
[11] 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九。
[12] 《清世宗实录》卷22，
[13] 《清世宗实录》卷153，
[14] 《清世宗实录》卷83，
[15] 《清世宗实录》卷20，
[16] 《清世宗实录》卷45，
[17] 《清世宗实录》卷74，
[18] 《清世宗实录》卷80，
[19] 《清世宗实录》卷67，
[20] 《清世宗实录》卷74
[21] 《清世宗实录》卷74
[22] 《清世宗实录》卷62
[23] 《清世宗实录》卷49，
[24] 《朱批御旨》第三册
[25] 《清世宗实录》卷1，
[26] 《清世宗实录》卷56，
[27] 《清世宗实录》卷1，
[28] 《清世宗实录》卷54，
[29] 《清世宗实录》卷53.
[30] 《朱批御旨》第二册
[31] 《朱批御旨》第四十册
[32] 《清世宗实录》卷12，
[33] 《清世宗实录》卷137，
[34] 《清世宗实录》卷55.
[35] 《朱批御旨》第二册
[36] 《清世宗实录》卷59
[37] 《朱批御旨》第四十册
[38] 《朱批御旨》第三十五册
[39] 《朱批御旨》 第一册
[40] 《清世宗实录》卷7
[41] 《清世宗实录》卷32
[42] 《朱批御旨》《朱批御旨》第三册
[43]《朱批御旨》第四十册
[44] 《清世宗实录》卷94
[45] 《清世宗实录》卷12
[46] 《清世宗实录》卷71
[47] 《清世宗实录》卷94
[48] 《清世宗实录》卷71
[49] 《清世宗实录》卷91
[50] 《清世宗实录》卷67
[51] 《清世宗实录》卷57.
[52]《朱批御旨》第二册
[53] 《朱批御旨》笫五册
[54]《文史通义》内篇五十。
[55] 昭槤：《啸亭杂录》卷十
[56] 《清世宗实录》卷49
[57] 《清世宗实录》卷16
[58] 《清世宗实录》卷31
[59] 《清世宗实录》卷16
[60] 《清世宗实录》卷19
[61] 《清世宗实录》卷127
[62] 《明清史讲义》下册。
[63] 昭槤：《啸亭杂录》卷一。
[64] 《清世宗实录》卷57
[65] 《清世宗实录》卷55
[66] 《清世宗实录》卷56
[67] 《清世宗实录》卷89
[68] 《清世宗实录》卷10
[69] 《清世宗实录》卷52
[70] 《清世宗实录》卷91
[71] 《清世宗实录》卷16
[72] 《清世宗实录》卷55
[73] 《朱批御旨》笫八册
[74] 《清世宗实录》卷3
[75] 《清世宗实录》卷151
[76] 《清世宗实录》卷17
[77] 《清世宗实录》卷46
[78] 昭槤：《啸亭杂录》卷一。
[79] 昭槤：《啸亭杂录》卷一。
[80]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卷。
[81] 《清世宗文集》卷一。
[82] 《清世宗文集》卷一。
[83] 《清世宗文集》卷一。
[84] 《清世宗文集》卷一。
[85] 《朱批御旨》第二册
[86] 《清世宗实录》卷156
[87] 《清世宗实录》卷94
[88] 《清世宗实录》卷7
[89] 《朱批御旨》第五册
[90] 《清世宗实录》卷9
[91] 《朱批御旨》第二册
[92] 《清世宗实录》卷51
[93] 《清世宗实录》卷56
[94] 《朱批御旨》第一册
[95] 《清世宗实录》卷84
[96] 朱批御旨》第四十册
[97] 《清世宗实录》卷67
[98] 《清世宗实录》卷85
[99] 《清世宗文集》卷一。
[100] 《清世宗实录》卷45
[101] 《清世宗实录》卷28
[102] 《清世宗实录》卷73
[103] 《清世宗实录》卷40
[104] 《清世宗实录》卷41
[105] 朱批御旨》第三册
[106] 朱批御旨》第一册
[107]《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21页。